皇权制度下忠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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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朝的时候,天子分封诸侯建国,故称封建。那时的分封,除了宗族,更多的是有功之臣。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听从丞相李斯的意见,推行皇权专制,不再分封,让儒生们很不高兴,认为这有违古礼。
  事实上这是非常明智的决策。刘邦坐天下后,大封同姓王,迫于形势,也分封过不少异姓王,如韩信、英布等,但是,不久后,都以各种理由给予取缔。临死前告诫群臣:“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刘邦死后,老婆吕后执政,硬给娘家人封几个王。但在吕后死后,吕姓王全部被血洗。汉代的所有王国,从此都是自家人了。只是人性不善,在权力面前,自家人同样不可靠,以后造反的吴王刘濞等人,是他们刘家的。
  说起这个刘濞,他是刘邦哥哥刘仲的儿子。吴国是块宝地,有铜矿可以开采,又有海水可以煮盐,所以人民十分富裕。到孝文帝刘恒时,吴王刘濞的太子到首都,与皇太子一起。两个堂兄弟在下棋时,发生了争执。因为吴太子没有礼让皇太子,皇太子就拿起棋盘将吴太子打死了。尸首被运回吴国。
  刘濞得到儿子的死讯,当然非常伤心,又无法发作,只好对下属发怒说:“我也是刘家人,儿子在长安死就在长安葬,送回去。”于是又将儿子尸首运回长安安葬。从此以后,刘濞就称病不再去长安尽藩臣之礼了。
  皇帝知道堂兄是因为儿子死了的缘故,并非真的生病。所以,以后凡是吴王的使臣到长安办事,都把他们关起来。吴王害怕起了,觉得自己不安全:现在的皇帝对自己不放心了,将来太子即位,他是打死自己儿子的人,还会给自己好果子吃?所以,就准备建立武装力量以自保。
  吴王在自己的地盘里,因为得山海之利,百姓无赋,很得民心。对王国内的读书人,他十分关照。不过也有点得意忘形了,别的郡国有犯人逃到吴国,他也拒绝交出。这样,吴王管理了吴国40多年,非常得当地民心。
  事实上,如何解决分封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一直是皇權政治的一大难题,从秦始皇开始,封建王朝折腾了一千多年,也折腾不出一个好结果来。撇开成败利钝不说,李斯的做法还是最好的,就是不立藩国,只因秦朝短命,这个榜样没人学。好像一个只活了三十岁的人,他即使有最好的健身方法,也一分不值一样。
  这时候,一个叫晁错的人物得到了重用。他是李斯一般的人物,只是没有遇上秦始皇这样的皇帝。他上书汉文帝,认为吴国有过,要削弱它。文帝宽厚,没照办。景帝即位后,晁错升为御史大夫,他对景帝说:“当年高祖分封藩国,是没有办法。现在吴王称病不朝,依古法是要杀头的。王国强大了,谋反是迟早的事,我们削不削都一样。现在削藩,它们反得早,灾难小。削得迟,灾难大。”
  景帝以为有理。于是,开始准备推行削藩政策:寻找罪名,减少封地。这边政令未出金马门,那边早就风闻了。看到他们一个个都被削弱,下一个当然将轮到自己,吴王刘濞知道自己的命运,所以派人去各王国联络,为了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他们提出起兵的口号是“诛晁错,清君侧”。这个口号,后来在明朝也被燕王朱棣用过。七国一齐动手,将王国内的汉朝官员二千石以下的全部杀死,一起造反。全国震动。
  七国之乱,是刘家内部的权力斗争,同百姓并无什么相干,不得人心。因为汉代政权建立以来,尽管上层咬得昏天黑地,但对下面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的政策,百姓生活得很安逸。人心思定,自然无造反的社会基础。叛乱尽管来势汹汹,三个月后,七国之乱基本平定了。
  在这场“七国之乱”中,最大的赢家是汉景帝。叛乱一结束,削藩就顺理成章,皇权更为巩固。最大的输家却是忠臣晁错,他一心为汉家稳定着想,最后却连自己的命也没有保住,被朝服斩于市,而且连累了全家人,被灭族。
  晁错的削藩策无疑是有利于国家安定的。但晁错为人峭直刻深,与同僚的关系都不大好。为了削藩,他一口气出台了三十个政策,引起了诸侯的恐慌。晁父特地从颖川赶来,埋怨儿子做了蠢事。晁错说,我这样做,是为了皇家安宁。晁父说,刘家安宁了,但是晁家危险了。这个老人回家后,怕儿子连累自己,就服毒自杀了。十天后,七国反。
  几天后,为了“清君侧”以堵七国之口,皇帝果然诛了晁错和全家族。当然,晁错的死依然没有换来七国的罢兵。最后,还是实力说了算。终汉两朝,藩王的外部危机从此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代之以宫廷内外戚或宦官的专权。
  每次读晁错列传,看到这位忠臣如此的下场,总不免为他抱不平,更为晁父伤心。晁家的鲜血成为向前滚动的历史车轮的润滑油。作为忠臣的晁错如此结局,值得吗?是改革政策过激、是人缘不好、还是自己的身份之故?如果他是一个皇族,也会被处死吗?
  在皇权制度下,与庸官与奸佞相比,忠臣其实也不安全。(赵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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