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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科春季例会上，万科总裁郁亮指着会场投影说：“这张PPT影响万科未来10年！”在这张PPT中，颜体楷书“事业合伙人”五字分外醒目。
万科探索事业合伙人制度，绿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两个数一数二的房企龙头，一个是民企，一个是国企，不约而同一进行了合伙人制度的探索。
楼市版的《中国合伙人》，显然也是一部中国企业历史上的励志大片。地产界的合伙人风暴或许即将到来。
一场有“预谋”的盛宴
3月17日晚间，绿地655亿元注资金丰投资预案正式出炉，张玉良酝酿已久的混合所有制形式改革也应运而生。
根据绿地注资金丰投资的方案，重组后的股权结构为：上海国资委系统旗下的上海地产集团与上海城投总公司分别持股25.67%和20.58%，上海格林兰代持28.83%，其他股东持股24.92%。
由43名绿地集团高层组成的上海格林兰投资，成为最大单一控股股东，而绿地总裁张玉良成为实际控制人。这个为上市突击成立的上海格林兰公司，一跃跳至台前，名正言顺升级为富豪群体。截至4月9日，金丰投资收盘价为8.78元，以此计算，上海格林兰所持股份的市值达到286.7亿元。
张玉良持有绿地2%的股权，其身价也达到数十亿元，远超万科教父王石。而按照上海国资委的规定，60岁为退休年龄， 57岁的张玉良终究跑赢了时间，成就了一场财富盛宴。
重组文件显示，上海格林兰成立于2014年1月，是为规范职工持股会而专门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暂无其他业务。有趣的是，格林兰，对应的英文应该是Greenland （通译为格陵兰），它正是绿地的英译。根据百度百科，Greenland还是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的外文名，而张玉良的别名就叫做格陵兰大王。
无独有偶，在集结万科全体高管的春季例会上，郁亮也开始了一场有“预谋”的盛宴，其高调宣布万科下一个十年的主题词是“事业合伙人”，把管理层和股东的打工与老板的关系，转变为合伙人的关系，打造数百名亿万富豪，这或许和绿地的举动不无关系。
郁亮在今年年初考察海尔后，受到互联网企业及海尔总裁张瑞敏的启发，设想：“把万科变成一个平台，就是所有万科人在里面，是一个能施展才华、发展事业的平台，而不是公司的平台，是公司为大家搭建的平台。”
“万科是典型的职业经理人制公司，但股权分散，对项目执行团队的激励措施都是不到位的，与业绩不成正比，所以导致高管离职。”北京誉翔安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王珂说。
职业经理人待遇和“老板”相比差距还是很大。2013年年报显示，王石税后所得报酬904万元，郁亮则仅为861万元。而在前几年间，万科高管大量出走，三年间大约有一半执行副总裁以及很多的中层管理人员离开，也因此引发了关于万科“中年危机”的大讨论。
为此，向来低调的郁亮也喊出了“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希望未来十年内可以打造200个亿万富翁”的豪言。
“所有权和管理权之争，是职业经理人壮大到一定程度上的必然现象。”华高莱斯北京公司副总经理公衍奎表示，绿地和万科的职业经理人经历这么多年，已经足够强大，要谋求更大的利益。
抵御“野蛮人”
郁亮推动事业合伙人制度，一大原因正是为了维护管理层地位，抵御恶意收购。股权的高度分散，导致公司极易被举牌或被恶意收购。同样股权分散的金地集团，今年以来遭遇险资接连举牌的案例一再引起业内关注。目前，生命人寿、福田投资及安邦财险仍在争夺第一大股东的位置。
与此相似，三十而立的万科虽有一支强劲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但却是一家没有实际控制人的公司，管理层持股极少，在董事会席位也不多，随时可能面临来自外部夺权的威胁。
万科2013年年报显示，万科第一大股东为华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仅14.7%，而包括王石、郁亮等高管在内的管理层持股总数，也不及万科最大的个人股东刘元生。
郁亮旧事重提20年前的“君万之争”，警示“野蛮人”已经三五成群来敲门。在1988年万科的股改之际，王石曾经也拥有和张玉良一样使自己和管理层创富的机会，但王石选择了放弃大部分股份，进而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1994年，“君万之争”上演，以君安证券为首的几个股东联合“逼宫”，企图夺取公司控制权，后来因君安阵营有人临阵倒戈，且出现了“老鼠仓”，万科才化险为夷。
“20年后，门口的野蛮人还在，只不过已经不姓君。野蛮人三五成群来敲门，职业经理人的弱点是：弹铗而歌的食客很难变成图穷匕见的死士，与野蛮人肉搏凶多吉少”，作为万科喉舌的《万科周刊》近期撰文如此称。
郁亮透露，已经有几家机构直接联系万科，预示万科面临控制权被夺的风险，“我们现在肥得流油，而买下万科需要多少钱呢？200亿就够了。”
对此，一系列意味深长的动作随之展开。3月10日增持100万股万科股票，接近其全年年薪。万科第一大股东华润股份也随后于3月19日和20日增持其总股本数0.24%，股权比例达到15%。
这是6年来华润股份首次增持万科，不插手万科经营事务的大股东，选择在当前这个节点增持背后的意图实则耐人寻味。王石近期表示华润并非想夺万科的控制权，而是向资本市场“示威”，“华润现在增持，是一种姿态，让其他企业不要‘动脑筋’了，告诉他们不会占到便宜。”
张玉良虽无“门口野蛮人”之忧，但也并不轻松。上海国资委通过两大国有股东强势控股绿地，为摘掉“红帽子”，张玉良团队为此努力了20多年，这场持久的博弈，也一度被视为绿地公司治理的硬伤。
2003年前后，曾是中国管理层收购最活跃的时期。美的、TCL等知名企业几乎于此时完成了管理层控股，而绿地职工持股会也在彼时持股达到峰值的58.77%。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2012年，上海国资委牵头对绿地股权做出厘定，上海地产集团和上海城投总公司合计持股60.68%，职工持股会权益被稀释。 眼看着绿地做大，国有资本不会轻易放弃，而张玉良这么多年经营下来，也不可能会空手让人，与其如此相争，还不如各退一步，共享利益。混合所有制最终成为打开绿地治理困局的“解药”。
今年年初，以平安创新资本为首的五家财务投资人投资120亿元入股绿地，持股约20%。引进5家财务投资人之后，职工持股会、上海地产集团和上海城投总公司的股份分别被摊薄至20%-30%，持股最高的职工持股会也没超过30%。
“背靠背”
除了对控制权的争夺，为管理层创收之外，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合伙人制度更有利于搭建利益共同体，进行长远发展，这即是郁亮所说的“背靠背”。
知名证券律师、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宋一欣表示，合伙人制多出现在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独立性较强的非上市公司。近年来，在互联网领域出现了合伙人制度，如阿里巴巴、小米等。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就曾担忧，大部分公司在失去创始人文化以后，会迅速衰落蜕变成一家平庸的商业公司。为此，阿里早早援引合伙人制度，合伙人并不享有公司大部分股权，但可提名大多数董事，再由股东会投票表决是否委任。若股东否决合伙人提名董事人选，合伙人可再另行提名人选。这意味着持有阿里少量股权的管理层，可以控制多数董事会席位。
三十而立的万科，需要布局新的十年。“我们需要搭建更大的舞台，通过事业合伙人的机制吸引并保有更多优秀的人才。万科现在的架构是最适合做平台式架构的公司。”郁亮说。
“万科的规模扩张即将进入天花板了，以郁亮为代表的管理层在逐渐稳定并壮大后，需要把优秀职业经理人转化为公司合伙人，获得长远发展。”睿信智成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郝炬认为，职业经理人如意追求短期目标而牺牲企业长远发展，合伙人制度可以利益与风险共担，发挥管理层的主动性。
“目前确实正在探索推进合伙人事业制度，但短期内不会马上实现，期间还需要公司上下探讨”，万科董秘谭华杰表示，尤其在万科“小股操盘”轻资产运作情况下，钱不再重要，但人特别重要。
对于混合所有制，张玉良近期表示，这既是确保国有资本的主导地位，又发挥混合所有制市场化、灵活高效的优势，使得绿地在体制与机制改革创新方面走在了上海及全国国企的前列。绿地在借壳金丰投资打通A+H股双平台后，对于企业管理层的激励制度预计将更加灵活自主。
入股与跟投
在具体做法上，万科设计了两个制度，股票机制及跟投制度。在股权上，将建立一个合伙人持股计划，也就是200多人的EP（经济利润）奖金获得者将成为万科集团的合伙人，共同持有万科的股票，未来的EP奖金将转化为股票。按照万科的设想，这200多人初期大约将持有万科10%的股票。
实际上，房企一直使用股权激励来留住人才，而事业合伙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升级版的股权激励。2013年末，万科总股本为1101496.89万股，其中高管股为2382.83万股，占比只有0.2%，如果要提升到10%，粗略计算，要在原基础上增加107766.87万股，是原有高管股的四五十倍之多。
正在快速推动的是跟投机制。3月28日，万科对外宣布目前已在着手准备建立项目跟投制度，对于今后所有新项目，除旧城改造及部分特殊项目外，原则上要求项目所在一线公司管理层和该项目管理人员，必须跟随公司一起投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员工可自愿参与投资。
除高管外，员工同样可以跟投，投资总额不超过该项目资金峰值的5%，且遵循市场化运作原则。项目所在一线跟投人员可以在支付市场基准贷款利率后，选择受让此份额。
郝炬认为，事业合伙人将推动“小股操盘”，这意味着万科在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项目时，可接受更低的股权比例，但项目由万科团队操盘，使用万科品牌和产品体系。
“从国外来看，小股操盘是一种很成熟的做法。”北京龙湖公司总经理宋海林表示，具体落地则需要一个过程，万科现在也是在学习。其坦言，龙湖也有一些做法是和万科的小股操盘接近的，但是真正的小股操盘还没有，未来会先合作，在合作的基础上考虑小股操盘。
跟投制度的具体方案目前仍在制定中。众所周知的是，与行业对手相比，万科一线公司有相当高的决策灵活度，并有同行羡慕不已的定价权。在此背景下，万科推进了“试错工作小组”，以推进制度创新。既然是“试错”，风险和问题也难免。
公衍奎认为，如果项目跟投失败，管理者个人承担风险很大的，也有可能影响公司管理水平。因此，万科在项目中失去控股权时，要如何保证对项目操作的控制权，仍需要合作双方设置合理的合作机制。
合伙制或深度酝酿
前有金地遭遇险资接连举牌，后有万科与绿地这两家中国数一数二的房企不约而同地推行“合伙人制”，似乎预示着地产界将要掀起合伙人风暴。
合伙人制讲求以人为核心。在宋一欣看来，智力型企业更加擅长，如广告公司、策划公司、会计师行、律师行等。反观房地产企业，过去更重视“钱”与“地”，而非“人”。这也导致高管频繁跳槽甚至下海创业，如中海、金地、万科等房企更是“出走”了一批能人。
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框架下，眼光长远的企业往往会拿出相当大的股份做一个股份池，预留给员工。如马云及他的合伙人们只拥有阿里巴巴集团约10%的股份 ，而万科也是10%的目标。
“高管持股占比仍然很小，股权激励也不理想。但合伙人制度能否在房企中推行开来，不能一概而论。”公衍奎认为，每个企业管理架构不同，典型的民企如香港的房地产公司和内地的恒大、万达等，老板即是控制人，国企代表如中海、保利等一直是国有控股，推行合伙人可能性小。而混合所有制的代表如万科、绿地、金地等，相对容易操作一些。
在公衍奎看来，除了管理架构外，合伙人制度必须是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才行，如万科的置业经理人就已经足够强势。但不管是央企还是民企，确实应该让管理层、实际操盘者能够有更先进的、更合理的考核激励模式来运作。
“万科的合伙人制度我们也在关注。”北京龙湖公司总经理宋海林表示，龙湖员工持股面不低，从上市开始集团也做了很多工作，在能看得到的范围内，龙湖会第一时间去做研究并分享。
绿地的做法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地产国资改革的一个方向。由于高效益高利润的央企不多，如果给管理层经营管理决策上更大的权限，显然有助于国企在市场经营中的灵活性。
宋一欣表示，尽管绿地此举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市场化的举动，有可能成为未来地产国资改革的一个方向。但博弈一直会继续，国内管理层收购成功案例少。且房地产企业毕竟是一个资金型企业而非智力型，合伙人制度短期内还难以看出重大影响。
万科探索事业合伙人制度，绿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两个数一数二的房企龙头，一个是民企，一个是国企，不约而同一进行了合伙人制度的探索。
楼市版的《中国合伙人》，显然也是一部中国企业历史上的励志大片。地产界的合伙人风暴或许即将到来。
一场有“预谋”的盛宴
3月17日晚间，绿地655亿元注资金丰投资预案正式出炉，张玉良酝酿已久的混合所有制形式改革也应运而生。
根据绿地注资金丰投资的方案，重组后的股权结构为：上海国资委系统旗下的上海地产集团与上海城投总公司分别持股25.67%和20.58%，上海格林兰代持28.83%，其他股东持股24.92%。
由43名绿地集团高层组成的上海格林兰投资，成为最大单一控股股东，而绿地总裁张玉良成为实际控制人。这个为上市突击成立的上海格林兰公司，一跃跳至台前，名正言顺升级为富豪群体。截至4月9日，金丰投资收盘价为8.78元，以此计算，上海格林兰所持股份的市值达到286.7亿元。
张玉良持有绿地2%的股权，其身价也达到数十亿元，远超万科教父王石。而按照上海国资委的规定，60岁为退休年龄， 57岁的张玉良终究跑赢了时间，成就了一场财富盛宴。
重组文件显示，上海格林兰成立于2014年1月，是为规范职工持股会而专门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暂无其他业务。有趣的是，格林兰，对应的英文应该是Greenland （通译为格陵兰），它正是绿地的英译。根据百度百科，Greenland还是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的外文名，而张玉良的别名就叫做格陵兰大王。
无独有偶，在集结万科全体高管的春季例会上，郁亮也开始了一场有“预谋”的盛宴，其高调宣布万科下一个十年的主题词是“事业合伙人”，把管理层和股东的打工与老板的关系，转变为合伙人的关系，打造数百名亿万富豪，这或许和绿地的举动不无关系。
郁亮在今年年初考察海尔后，受到互联网企业及海尔总裁张瑞敏的启发，设想：“把万科变成一个平台，就是所有万科人在里面，是一个能施展才华、发展事业的平台，而不是公司的平台，是公司为大家搭建的平台。”
“万科是典型的职业经理人制公司，但股权分散，对项目执行团队的激励措施都是不到位的，与业绩不成正比，所以导致高管离职。”北京誉翔安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王珂说。
职业经理人待遇和“老板”相比差距还是很大。2013年年报显示，王石税后所得报酬904万元，郁亮则仅为861万元。而在前几年间，万科高管大量出走，三年间大约有一半执行副总裁以及很多的中层管理人员离开，也因此引发了关于万科“中年危机”的大讨论。
为此，向来低调的郁亮也喊出了“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希望未来十年内可以打造200个亿万富翁”的豪言。
“所有权和管理权之争，是职业经理人壮大到一定程度上的必然现象。”华高莱斯北京公司副总经理公衍奎表示，绿地和万科的职业经理人经历这么多年，已经足够强大，要谋求更大的利益。
抵御“野蛮人”
郁亮推动事业合伙人制度，一大原因正是为了维护管理层地位，抵御恶意收购。股权的高度分散，导致公司极易被举牌或被恶意收购。同样股权分散的金地集团，今年以来遭遇险资接连举牌的案例一再引起业内关注。目前，生命人寿、福田投资及安邦财险仍在争夺第一大股东的位置。
与此相似，三十而立的万科虽有一支强劲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但却是一家没有实际控制人的公司，管理层持股极少，在董事会席位也不多，随时可能面临来自外部夺权的威胁。
万科2013年年报显示，万科第一大股东为华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仅14.7%，而包括王石、郁亮等高管在内的管理层持股总数，也不及万科最大的个人股东刘元生。
郁亮旧事重提20年前的“君万之争”，警示“野蛮人”已经三五成群来敲门。在1988年万科的股改之际，王石曾经也拥有和张玉良一样使自己和管理层创富的机会，但王石选择了放弃大部分股份，进而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1994年，“君万之争”上演，以君安证券为首的几个股东联合“逼宫”，企图夺取公司控制权，后来因君安阵营有人临阵倒戈，且出现了“老鼠仓”，万科才化险为夷。
“20年后，门口的野蛮人还在，只不过已经不姓君。野蛮人三五成群来敲门，职业经理人的弱点是：弹铗而歌的食客很难变成图穷匕见的死士，与野蛮人肉搏凶多吉少”，作为万科喉舌的《万科周刊》近期撰文如此称。
郁亮透露，已经有几家机构直接联系万科，预示万科面临控制权被夺的风险，“我们现在肥得流油，而买下万科需要多少钱呢？200亿就够了。”
对此，一系列意味深长的动作随之展开。3月10日增持100万股万科股票，接近其全年年薪。万科第一大股东华润股份也随后于3月19日和20日增持其总股本数0.24%，股权比例达到15%。
这是6年来华润股份首次增持万科，不插手万科经营事务的大股东，选择在当前这个节点增持背后的意图实则耐人寻味。王石近期表示华润并非想夺万科的控制权，而是向资本市场“示威”，“华润现在增持，是一种姿态，让其他企业不要‘动脑筋’了，告诉他们不会占到便宜。”
张玉良虽无“门口野蛮人”之忧，但也并不轻松。上海国资委通过两大国有股东强势控股绿地，为摘掉“红帽子”，张玉良团队为此努力了20多年，这场持久的博弈，也一度被视为绿地公司治理的硬伤。
2003年前后，曾是中国管理层收购最活跃的时期。美的、TCL等知名企业几乎于此时完成了管理层控股，而绿地职工持股会也在彼时持股达到峰值的58.77%。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2012年，上海国资委牵头对绿地股权做出厘定，上海地产集团和上海城投总公司合计持股60.68%，职工持股会权益被稀释。 眼看着绿地做大，国有资本不会轻易放弃，而张玉良这么多年经营下来，也不可能会空手让人，与其如此相争，还不如各退一步，共享利益。混合所有制最终成为打开绿地治理困局的“解药”。
今年年初，以平安创新资本为首的五家财务投资人投资120亿元入股绿地，持股约20%。引进5家财务投资人之后，职工持股会、上海地产集团和上海城投总公司的股份分别被摊薄至20%-30%，持股最高的职工持股会也没超过30%。
“背靠背”
除了对控制权的争夺，为管理层创收之外，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合伙人制度更有利于搭建利益共同体，进行长远发展，这即是郁亮所说的“背靠背”。
知名证券律师、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宋一欣表示，合伙人制多出现在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独立性较强的非上市公司。近年来，在互联网领域出现了合伙人制度，如阿里巴巴、小米等。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就曾担忧，大部分公司在失去创始人文化以后，会迅速衰落蜕变成一家平庸的商业公司。为此，阿里早早援引合伙人制度，合伙人并不享有公司大部分股权，但可提名大多数董事，再由股东会投票表决是否委任。若股东否决合伙人提名董事人选，合伙人可再另行提名人选。这意味着持有阿里少量股权的管理层，可以控制多数董事会席位。
三十而立的万科，需要布局新的十年。“我们需要搭建更大的舞台，通过事业合伙人的机制吸引并保有更多优秀的人才。万科现在的架构是最适合做平台式架构的公司。”郁亮说。
“万科的规模扩张即将进入天花板了，以郁亮为代表的管理层在逐渐稳定并壮大后，需要把优秀职业经理人转化为公司合伙人，获得长远发展。”睿信智成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郝炬认为，职业经理人如意追求短期目标而牺牲企业长远发展，合伙人制度可以利益与风险共担，发挥管理层的主动性。
“目前确实正在探索推进合伙人事业制度，但短期内不会马上实现，期间还需要公司上下探讨”，万科董秘谭华杰表示，尤其在万科“小股操盘”轻资产运作情况下，钱不再重要，但人特别重要。
对于混合所有制，张玉良近期表示，这既是确保国有资本的主导地位，又发挥混合所有制市场化、灵活高效的优势，使得绿地在体制与机制改革创新方面走在了上海及全国国企的前列。绿地在借壳金丰投资打通A+H股双平台后，对于企业管理层的激励制度预计将更加灵活自主。
入股与跟投
在具体做法上，万科设计了两个制度，股票机制及跟投制度。在股权上，将建立一个合伙人持股计划，也就是200多人的EP（经济利润）奖金获得者将成为万科集团的合伙人，共同持有万科的股票，未来的EP奖金将转化为股票。按照万科的设想，这200多人初期大约将持有万科10%的股票。
实际上，房企一直使用股权激励来留住人才，而事业合伙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升级版的股权激励。2013年末，万科总股本为1101496.89万股，其中高管股为2382.83万股，占比只有0.2%，如果要提升到10%，粗略计算，要在原基础上增加107766.87万股，是原有高管股的四五十倍之多。
正在快速推动的是跟投机制。3月28日，万科对外宣布目前已在着手准备建立项目跟投制度，对于今后所有新项目，除旧城改造及部分特殊项目外，原则上要求项目所在一线公司管理层和该项目管理人员，必须跟随公司一起投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员工可自愿参与投资。
除高管外，员工同样可以跟投，投资总额不超过该项目资金峰值的5%，且遵循市场化运作原则。项目所在一线跟投人员可以在支付市场基准贷款利率后，选择受让此份额。
郝炬认为，事业合伙人将推动“小股操盘”，这意味着万科在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项目时，可接受更低的股权比例，但项目由万科团队操盘，使用万科品牌和产品体系。
“从国外来看，小股操盘是一种很成熟的做法。”北京龙湖公司总经理宋海林表示，具体落地则需要一个过程，万科现在也是在学习。其坦言，龙湖也有一些做法是和万科的小股操盘接近的，但是真正的小股操盘还没有，未来会先合作，在合作的基础上考虑小股操盘。
跟投制度的具体方案目前仍在制定中。众所周知的是，与行业对手相比，万科一线公司有相当高的决策灵活度，并有同行羡慕不已的定价权。在此背景下，万科推进了“试错工作小组”，以推进制度创新。既然是“试错”，风险和问题也难免。
公衍奎认为，如果项目跟投失败，管理者个人承担风险很大的，也有可能影响公司管理水平。因此，万科在项目中失去控股权时，要如何保证对项目操作的控制权，仍需要合作双方设置合理的合作机制。
合伙制或深度酝酿
前有金地遭遇险资接连举牌，后有万科与绿地这两家中国数一数二的房企不约而同地推行“合伙人制”，似乎预示着地产界将要掀起合伙人风暴。
合伙人制讲求以人为核心。在宋一欣看来，智力型企业更加擅长，如广告公司、策划公司、会计师行、律师行等。反观房地产企业，过去更重视“钱”与“地”，而非“人”。这也导致高管频繁跳槽甚至下海创业，如中海、金地、万科等房企更是“出走”了一批能人。
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框架下，眼光长远的企业往往会拿出相当大的股份做一个股份池，预留给员工。如马云及他的合伙人们只拥有阿里巴巴集团约10%的股份 ，而万科也是10%的目标。
“高管持股占比仍然很小，股权激励也不理想。但合伙人制度能否在房企中推行开来，不能一概而论。”公衍奎认为，每个企业管理架构不同，典型的民企如香港的房地产公司和内地的恒大、万达等，老板即是控制人，国企代表如中海、保利等一直是国有控股，推行合伙人可能性小。而混合所有制的代表如万科、绿地、金地等，相对容易操作一些。
在公衍奎看来，除了管理架构外，合伙人制度必须是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才行，如万科的置业经理人就已经足够强势。但不管是央企还是民企，确实应该让管理层、实际操盘者能够有更先进的、更合理的考核激励模式来运作。
“万科的合伙人制度我们也在关注。”北京龙湖公司总经理宋海林表示，龙湖员工持股面不低，从上市开始集团也做了很多工作，在能看得到的范围内，龙湖会第一时间去做研究并分享。
绿地的做法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地产国资改革的一个方向。由于高效益高利润的央企不多，如果给管理层经营管理决策上更大的权限，显然有助于国企在市场经营中的灵活性。
宋一欣表示，尽管绿地此举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市场化的举动，有可能成为未来地产国资改革的一个方向。但博弈一直会继续，国内管理层收购成功案例少。且房地产企业毕竟是一个资金型企业而非智力型，合伙人制度短期内还难以看出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