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传播学在翻译中的应用为研究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角度。以《西风颂》两译本为例，从传播学角度讨论译者处于“中介”的位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各个传播要素的影响，包括原作者的创作目的、原文传播目的、译者的传播目的、译文的传播效果等。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传播学；西风颂
作者简介：邹利民（1985-），女，湖南衡阳人，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助教；何芳（1975-），女，湖南衡阳人，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湖南 衡阳 421000）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05-0143-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进行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夫拉姆·威尔斯在《翻译学： 问题与方法》（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一书中指出，过去的研究“迫使翻译学科研究忽视了翻译本身的许多特点，特别是有关信息传递性质的那些特点”。“翻译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10]传播学在翻译中的应用为研究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角度。
一、传播学与译者主体性
1999年，曾涛在通讯系统模型的启发下，建立了翻译传播模型：原作者—编码—文本—译者—解码—目标语读者。[1]拉斯韦尔在1948年提出传播学中5W传播模式：who—say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2]吕俊教授在《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中完善了5W模式：谁传播，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模式传播，向谁传播，传播的目的是什么，传播在什么场合下进行，传播的效果如何。[3]这七个因素概括了翻译活动的过程，并且七个因素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翻译活动是一个整体，参与其中的每个要素都会影响其他因素。
译者在翻译这样一种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处于中介地位，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既是解码者又是编码者。参与传播的各个要素的地位平等，都对信息的解码和编码产生影响。
二、《西风颂》两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
传播学强调传播过程各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作为原文本读者，译者对原文有个人的理解，在对原文本传播的信息进行解码的过程中会受到原文作者、原文本以及原文传播目的等要素的影响。作为译者，将原文本翻译成译本，这是另外一个传播过程，译者在这个过程中是作为传播者进行编码的。编码的过程会受到翻译目的、译文读者、翻译效果等要素的影响。
1.作为解码者的译者主体性
（1）原文作者影响下的译者主体性。译者对文章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再创作，但是译者对于原作者的喜好、个性、文字风格的揣摩直接影响到译者能否做到“忠实”地表达原文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原作者的思想、感情以及观点。
以《西风颂》的两译本为例，第一节中“leaves dead”，雪莱笔下的“秋风扫落叶”突出了“西风”对旧世界强大的破坏力。诗中激情澎湃，洋溢着乐观主义的精神，饱含雪莱对未来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查良铮在翻译“leaves dead”时保留了原文的字面意象，因为“落叶”本身已经是没有生命的，腐朽、没落，诗人借它来比喻英国的反动阶级。这是一个稳定意象，在东西方文化中人们都有这一心理认同，无须转换。而江枫将这一意象“leaves dead”转换为“万木萧疏”，给人们营造的是一种秋天的肃杀景象，意境是悲凉的。纵然“万木萧疏”也是“秋风扫落叶”的一种结果，但雪莱笔下的“秋风扫落叶”是突出了“西风”对旧世界的强大的破坏力，表达了诗人对革命到来的一种热切的渴望之情而不是一种悲凉的心境。此处查良铮翻译较“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信息。
（2）原文传播目的影响下的译者主体性。原作者的创作目的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应该了解原文的创作目的，这样才能站在原作者的立场上忠实地再现原文表达的观点和感情。《西风颂》全诗气势磅礴，目的在于激发革命者反抗黑暗、向往光明的激情。
《西风颂》中的“wild west wind”和“Wild Spirit”，江枫分别译成“狂野的西风”和“不羁的精灵”，查良铮则译成“狂暴的西风”和“不羁的精灵阿”都表达出了原文的语气和强烈的情感。对于“My spirit！ Be thou me，impetuous one”，查良铮译成“奋勇者呵，让我们合一”，语言简练，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江枫的译本“竟是我的魂魄，我能成为剽悍的你”，则感情色彩相对弱一些。1958年查良铮在翻译《西风颂》时的境遇与雪莱创作原诗的背景十分相似，在翻译本诗的过程中译者能感同身受地把握住原文的传播目的，与作者达到共鸣。
（3）原文本影响下的译者主体性。原文本是译者翻译的根本，也是译者翻译的源泉。从翻译操作层面来看，译者对文本的解读是一个倾听文本声音，并和文本不断对话的过程。[4]《西风颂》是一首典型的旧体诗，各有五小段，意思相互连贯。雪莱在他的十四行诗中运用了抑扬格，三行一旋廻，韵式是ABA BCB CDC DED EE。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是完全自由的，总是会受到这种或那种因素的限制。译者的受动性首先来自于原作者。一个好的译者必须把原文放在最首要位置。江枫和查良铮在翻译《西风颂》时精挑细选词语力争符合原诗的韵式。译文和原韵都较为接近，表现了原诗的激情和气势，顿数、字数大致相等，诗行整齐。节奏起伏有效，紧随原诗，时而激昂热烈，时而浅唱低吟。
2.作为编码者的译者主体性
（1）译文读者影响下的译者主体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除了受到原作者、原文本的影响外，译文的读者也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要让读者接受译作。这是翻译的最后环节，也是翻译活动能被接受的关键。”[5]“比如同样一篇文章，译文是供学者研究还是供一般读者欣赏，采用的方法就有所不同，贴近原文的直译更受研究者的青睐，而语言顺畅的意译更受一般读者的欢迎。”[3]42 江枫认为雪莱的抒情诗形象生动、语言清新、音韵优美、感情真挚而充沛，闪耀着崇高的思想光辉。在进行诗歌翻译时，江枫认为译诗应该力求形神皆似，形似而后神似。例如译文中的语气词翻译和颜色词翻译，江枫仔细斟酌词语意义，赋予词语以原诗的抒情色彩和情绪；同时四字结构的使用也使行文铿锵有力。此外，对句式的变换使用使译作内容丰富，排比的运用也恰到好处的再现了原诗的意象，如“不羁的精灵”、“四合的夜幕”等。江译的《西风颂》再现了原诗的风格和情绪，具有浓厚的诗意和流畅的艺术美。
在查良铮所处的时代，国内政治动荡不安，他自己也生活在人生的谷底。为了鼓励受苦受难的同胞，他把诗歌当做武器直抒胸臆，他选择强有力的西风形象去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改革动力，因此他的译本用词充满了力量。在简短的句式、平实而有感染力的词语中，读者能感受到西风狂扫落叶的气势和力量。译者善用短小的词语组合增强译诗的节奏感，如“你无形，但枯死的落叶被你横扫”，“黑暗的冬床上，它们就躺在那里/像是墓中的死穴，冰冷，深藏，低贱”，“这被岁月的重轭所制服的生命/原是和你一样：骄傲、轻捷而不驯”。译诗第二部分的第一节，“没入你的急流，当高空一片混乱/流云象大地的枯叶一样被撕扯/脱离天空和海洋的纠缠的枝干”，一系列动词的使用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仿佛亲眼看到雪莱笔下的西风是如何改造天地万物，破坏而又创造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部分中，“呵，但愿你给予我/狂暴的精神！奋勇者呵，让我们合一”，流畅自然的语言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希望拥有勇者的力量以奋起反抗现实的压迫。由此可见，不同译者预设的读者不同，决定了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影响到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2）译文传播目的影响下的译者主体性。目的论指出，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有目的的，翻译也是如此。[6]翻译的目的直接影响着翻译的过程和翻译的文本。目的不同，同一个文本、不同的译者也会译出不同的版本。在传播学中，传播的目的是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接影响到翻译的效果，因此在传播学视角下研究译者的主体性，必然要分析传播目的对传播者的影响。例如：
Even from the dim verge.
Of the horizon to the zenith' sheight，
The locks of the approaching storm.
查译：从天穹最遥远而模糊的边沿直抵九霄的中天，到处都在摇曳，欲来雷雨的卷发（“直抵”、“摇曳”、“欲来雷雨”用词充满了力量）。[8]
江译：从那茫茫地平线阴暗的边缘，直到苍穹的绝顶，到处散布着迫切的暴风雨飘摇翻腾的发卷（增加了“飘摇翻腾”的修饰）。[7]
查良铮翻译《西风颂》是为了鼓励受苦受难的同胞，他把诗歌当做武器直抒胸臆，因此他的译本用词充满了力量。如“狂暴”、“横扫”、“纷纷逃避”等词都生动的表达了这种情感。江枫在翻译《西风颂》时，文学性多过政治性，所以他的措辞会更加优美和讲究。如“枯萎的思绪”、“播送宇宙”、“驱遣落叶催促新的生命”、“飑出”、“蔫黄，魆黑，苍白，潮红”等。
（3）翻译效果影响下的译者主体性。传播效果是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读者能否接受译本，译本是否能够达到相应的传播效果，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传播效果位于翻译传播的最后阶段，它是诸多传播要素相互作用的集合，是一切翻译传播活动的试金石。”[9]
江枫用典雅、准确、传神的词语传达出原文的思想内容，译出了许多佳句。“蔫黄，魆黑，苍白，潮红”（yellow，and black，and pale，and hectic red），色彩鲜明，对比强烈；此外，许多词语的翻译，准确而又富于诗意，如“漂流奔泻”（leave are shed），“在你清虚的波涛表面”（on the blue surface of thine airy surge），“苍穹的绝顶”（the zenith’sheight）等。
查良铮准确把握了原诗的精神，所译的作品准确而贴切，较好地传达了原作的革命精神。在这首诗里，他没有刻意去追求文采藻饰，也没有一点俗腻，读来平直顺畅，严谨而又不失自然。查良铮翻译的《西风颂》的最大特点是贴切、准确、顺畅。
传播效果是翻译传播的最后阶段，在译者追求不同的翻译效果的过程中，译者具体一定的创造性。
三、结束语
翻译就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传播过程的各个参与要素都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原作者的创作目的、原文传播目的、译者的传播目的、译文的传播效果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全面考虑各个因素，挖掘原文深层次的含义，体会原文作者的写作目的，充分发挥译者的能动作用，从而使译文能够全面、真实地传达原文的信息。
参考文献：
[1]曾涛.现代信息传递理论与翻译实践[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9，15（3）：103.
[2]路春艳，张洪忠.大众传播学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
[3]吕俊.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2）.
[4]刘华.对译者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的思考[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4）：126-127.
[5]仲伟和，周静.译者的极限与底线[J].中国科技翻译，2006，（1）：35-37.
[6]赵建华.《老残游记》两译本看译者主体性[D].兰州：兰州大学，
2010：16-17.
[7]江枫.雪莱诗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8]查良铮.雪莱抒情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9]孟伟根.关于建立翻译传播学理论的构想[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2）：86-90.
[10] 沃尔夫拉姆·威尔斯.翻译学：问题与方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孙晴）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传播学；西风颂
作者简介：邹利民（1985-），女，湖南衡阳人，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助教；何芳（1975-），女，湖南衡阳人，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湖南 衡阳 421000）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05-0143-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进行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夫拉姆·威尔斯在《翻译学： 问题与方法》（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一书中指出，过去的研究“迫使翻译学科研究忽视了翻译本身的许多特点，特别是有关信息传递性质的那些特点”。“翻译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10]传播学在翻译中的应用为研究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角度。
一、传播学与译者主体性
1999年，曾涛在通讯系统模型的启发下，建立了翻译传播模型：原作者—编码—文本—译者—解码—目标语读者。[1]拉斯韦尔在1948年提出传播学中5W传播模式：who—say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2]吕俊教授在《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中完善了5W模式：谁传播，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模式传播，向谁传播，传播的目的是什么，传播在什么场合下进行，传播的效果如何。[3]这七个因素概括了翻译活动的过程，并且七个因素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翻译活动是一个整体，参与其中的每个要素都会影响其他因素。
译者在翻译这样一种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处于中介地位，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既是解码者又是编码者。参与传播的各个要素的地位平等，都对信息的解码和编码产生影响。
二、《西风颂》两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
传播学强调传播过程各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作为原文本读者，译者对原文有个人的理解，在对原文本传播的信息进行解码的过程中会受到原文作者、原文本以及原文传播目的等要素的影响。作为译者，将原文本翻译成译本，这是另外一个传播过程，译者在这个过程中是作为传播者进行编码的。编码的过程会受到翻译目的、译文读者、翻译效果等要素的影响。
1.作为解码者的译者主体性
（1）原文作者影响下的译者主体性。译者对文章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再创作，但是译者对于原作者的喜好、个性、文字风格的揣摩直接影响到译者能否做到“忠实”地表达原文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原作者的思想、感情以及观点。
以《西风颂》的两译本为例，第一节中“leaves dead”，雪莱笔下的“秋风扫落叶”突出了“西风”对旧世界强大的破坏力。诗中激情澎湃，洋溢着乐观主义的精神，饱含雪莱对未来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查良铮在翻译“leaves dead”时保留了原文的字面意象，因为“落叶”本身已经是没有生命的，腐朽、没落，诗人借它来比喻英国的反动阶级。这是一个稳定意象，在东西方文化中人们都有这一心理认同，无须转换。而江枫将这一意象“leaves dead”转换为“万木萧疏”，给人们营造的是一种秋天的肃杀景象，意境是悲凉的。纵然“万木萧疏”也是“秋风扫落叶”的一种结果，但雪莱笔下的“秋风扫落叶”是突出了“西风”对旧世界的强大的破坏力，表达了诗人对革命到来的一种热切的渴望之情而不是一种悲凉的心境。此处查良铮翻译较“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信息。
（2）原文传播目的影响下的译者主体性。原作者的创作目的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应该了解原文的创作目的，这样才能站在原作者的立场上忠实地再现原文表达的观点和感情。《西风颂》全诗气势磅礴，目的在于激发革命者反抗黑暗、向往光明的激情。
《西风颂》中的“wild west wind”和“Wild Spirit”，江枫分别译成“狂野的西风”和“不羁的精灵”，查良铮则译成“狂暴的西风”和“不羁的精灵阿”都表达出了原文的语气和强烈的情感。对于“My spirit！ Be thou me，impetuous one”，查良铮译成“奋勇者呵，让我们合一”，语言简练，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江枫的译本“竟是我的魂魄，我能成为剽悍的你”，则感情色彩相对弱一些。1958年查良铮在翻译《西风颂》时的境遇与雪莱创作原诗的背景十分相似，在翻译本诗的过程中译者能感同身受地把握住原文的传播目的，与作者达到共鸣。
（3）原文本影响下的译者主体性。原文本是译者翻译的根本，也是译者翻译的源泉。从翻译操作层面来看，译者对文本的解读是一个倾听文本声音，并和文本不断对话的过程。[4]《西风颂》是一首典型的旧体诗，各有五小段，意思相互连贯。雪莱在他的十四行诗中运用了抑扬格，三行一旋廻，韵式是ABA BCB CDC DED EE。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是完全自由的，总是会受到这种或那种因素的限制。译者的受动性首先来自于原作者。一个好的译者必须把原文放在最首要位置。江枫和查良铮在翻译《西风颂》时精挑细选词语力争符合原诗的韵式。译文和原韵都较为接近，表现了原诗的激情和气势，顿数、字数大致相等，诗行整齐。节奏起伏有效，紧随原诗，时而激昂热烈，时而浅唱低吟。
2.作为编码者的译者主体性
（1）译文读者影响下的译者主体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除了受到原作者、原文本的影响外，译文的读者也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要让读者接受译作。这是翻译的最后环节，也是翻译活动能被接受的关键。”[5]“比如同样一篇文章，译文是供学者研究还是供一般读者欣赏，采用的方法就有所不同，贴近原文的直译更受研究者的青睐，而语言顺畅的意译更受一般读者的欢迎。”[3]42 江枫认为雪莱的抒情诗形象生动、语言清新、音韵优美、感情真挚而充沛，闪耀着崇高的思想光辉。在进行诗歌翻译时，江枫认为译诗应该力求形神皆似，形似而后神似。例如译文中的语气词翻译和颜色词翻译，江枫仔细斟酌词语意义，赋予词语以原诗的抒情色彩和情绪；同时四字结构的使用也使行文铿锵有力。此外，对句式的变换使用使译作内容丰富，排比的运用也恰到好处的再现了原诗的意象，如“不羁的精灵”、“四合的夜幕”等。江译的《西风颂》再现了原诗的风格和情绪，具有浓厚的诗意和流畅的艺术美。
在查良铮所处的时代，国内政治动荡不安，他自己也生活在人生的谷底。为了鼓励受苦受难的同胞，他把诗歌当做武器直抒胸臆，他选择强有力的西风形象去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改革动力，因此他的译本用词充满了力量。在简短的句式、平实而有感染力的词语中，读者能感受到西风狂扫落叶的气势和力量。译者善用短小的词语组合增强译诗的节奏感，如“你无形，但枯死的落叶被你横扫”，“黑暗的冬床上，它们就躺在那里/像是墓中的死穴，冰冷，深藏，低贱”，“这被岁月的重轭所制服的生命/原是和你一样：骄傲、轻捷而不驯”。译诗第二部分的第一节，“没入你的急流，当高空一片混乱/流云象大地的枯叶一样被撕扯/脱离天空和海洋的纠缠的枝干”，一系列动词的使用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仿佛亲眼看到雪莱笔下的西风是如何改造天地万物，破坏而又创造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部分中，“呵，但愿你给予我/狂暴的精神！奋勇者呵，让我们合一”，流畅自然的语言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希望拥有勇者的力量以奋起反抗现实的压迫。由此可见，不同译者预设的读者不同，决定了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影响到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2）译文传播目的影响下的译者主体性。目的论指出，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有目的的，翻译也是如此。[6]翻译的目的直接影响着翻译的过程和翻译的文本。目的不同，同一个文本、不同的译者也会译出不同的版本。在传播学中，传播的目的是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接影响到翻译的效果，因此在传播学视角下研究译者的主体性，必然要分析传播目的对传播者的影响。例如：
Even from the dim verge.
Of the horizon to the zenith' sheight，
The locks of the approaching storm.
查译：从天穹最遥远而模糊的边沿直抵九霄的中天，到处都在摇曳，欲来雷雨的卷发（“直抵”、“摇曳”、“欲来雷雨”用词充满了力量）。[8]
江译：从那茫茫地平线阴暗的边缘，直到苍穹的绝顶，到处散布着迫切的暴风雨飘摇翻腾的发卷（增加了“飘摇翻腾”的修饰）。[7]
查良铮翻译《西风颂》是为了鼓励受苦受难的同胞，他把诗歌当做武器直抒胸臆，因此他的译本用词充满了力量。如“狂暴”、“横扫”、“纷纷逃避”等词都生动的表达了这种情感。江枫在翻译《西风颂》时，文学性多过政治性，所以他的措辞会更加优美和讲究。如“枯萎的思绪”、“播送宇宙”、“驱遣落叶催促新的生命”、“飑出”、“蔫黄，魆黑，苍白，潮红”等。
（3）翻译效果影响下的译者主体性。传播效果是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读者能否接受译本，译本是否能够达到相应的传播效果，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传播效果位于翻译传播的最后阶段，它是诸多传播要素相互作用的集合，是一切翻译传播活动的试金石。”[9]
江枫用典雅、准确、传神的词语传达出原文的思想内容，译出了许多佳句。“蔫黄，魆黑，苍白，潮红”（yellow，and black，and pale，and hectic red），色彩鲜明，对比强烈；此外，许多词语的翻译，准确而又富于诗意，如“漂流奔泻”（leave are shed），“在你清虚的波涛表面”（on the blue surface of thine airy surge），“苍穹的绝顶”（the zenith’sheight）等。
查良铮准确把握了原诗的精神，所译的作品准确而贴切，较好地传达了原作的革命精神。在这首诗里，他没有刻意去追求文采藻饰，也没有一点俗腻，读来平直顺畅，严谨而又不失自然。查良铮翻译的《西风颂》的最大特点是贴切、准确、顺畅。
传播效果是翻译传播的最后阶段，在译者追求不同的翻译效果的过程中，译者具体一定的创造性。
三、结束语
翻译就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传播过程的各个参与要素都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原作者的创作目的、原文传播目的、译者的传播目的、译文的传播效果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全面考虑各个因素，挖掘原文深层次的含义，体会原文作者的写作目的，充分发挥译者的能动作用，从而使译文能够全面、真实地传达原文的信息。
参考文献：
[1]曾涛.现代信息传递理论与翻译实践[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9，15（3）：103.
[2]路春艳，张洪忠.大众传播学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
[3]吕俊.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2）.
[4]刘华.对译者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的思考[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4）：126-127.
[5]仲伟和，周静.译者的极限与底线[J].中国科技翻译，2006，（1）：35-37.
[6]赵建华.《老残游记》两译本看译者主体性[D].兰州：兰州大学，
2010：16-17.
[7]江枫.雪莱诗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8]查良铮.雪莱抒情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9]孟伟根.关于建立翻译传播学理论的构想[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2）：86-90.
[10] 沃尔夫拉姆·威尔斯.翻译学：问题与方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孙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