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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贵州毕节5名流浪儿童在垃圾厢中被烧死、7名流浪儿童在兰考大火中丧生。隐报、瞒报收入或者弄虚作假骗取救助款物的行为时有发生，越来越暴露出现有社会救助政策已经无法适应现实要求，《社会救助法》的制定显得越来越迫切。
全国优秀律师、江苏瑞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玲作为30年来江苏省唯一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执业律师，今年，她带来了4条议案，2条建议。
刘玲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由于社会救助的政策很多，非常容易造成救助时，在诸多政策中挑选依据，使救助标准不统一，以及对隐报、瞒报收入或骗保等现象没有与社会救助配套的惩戒机制，这是导致《社会救助法》迟迟未出的原因之一。”
在长期的调研中，刘玲发现，因为没有与社会救助配套的惩戒机制，隐报、瞒报收入或者弄虚作假骗取救助款物等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损害了社会救助的公正性。基层单位审核的意见，主管部门缺乏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核查方式，无法对申请人多元化的家庭收入进行准确核查，导致无法从根本上避免错报、骗报，死人吃低保等问题的发生。
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均已将《社会救助法》纳入立法计划，但这部法律迟迟没有出台。
在刘玲看来，目前救助主体过于分散，难以形成力量优势。民政、教育、司法、人社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实施。如此引发两个方面的明显弊端：一方面是管理机构多，标准不一，各个救助主体之间互不衔接，无法形成合力，使政府在救助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不明显，综合救助能力减弱。
另一方面是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救助工作相互交叉，使有限的救助力量和资源出现浪费。
不仅如此，救助制度分布在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群众难以掌握，政府难以统管，容易使救助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偏低。救助工作存在着单一性、临时性、分散多头、既重复又遗漏等弊端。部门之间也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推诿的情况，少数部门缺乏社会责任感，不能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并且，运行机制头绪过多，形不成救助网络，各救助主体分别向各自的对象施救，救助方式各异、标准不一，容易出现应救未救或救非所求的现象，影响救助的实效性。
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救助公平化。刘玲呼吁，慈善机构和政府力量结合起来，这样便能使救助资金更加宽裕。在她看来，民间各种力量共同发力时，政府力量还是应该占主导地位，希望尽快制定出台《社会救助法》，能切切实实地救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全国优秀律师、江苏瑞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玲作为30年来江苏省唯一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执业律师，今年，她带来了4条议案，2条建议。
刘玲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由于社会救助的政策很多，非常容易造成救助时，在诸多政策中挑选依据，使救助标准不统一，以及对隐报、瞒报收入或骗保等现象没有与社会救助配套的惩戒机制，这是导致《社会救助法》迟迟未出的原因之一。”
在长期的调研中，刘玲发现，因为没有与社会救助配套的惩戒机制，隐报、瞒报收入或者弄虚作假骗取救助款物等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损害了社会救助的公正性。基层单位审核的意见，主管部门缺乏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核查方式，无法对申请人多元化的家庭收入进行准确核查，导致无法从根本上避免错报、骗报，死人吃低保等问题的发生。
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均已将《社会救助法》纳入立法计划，但这部法律迟迟没有出台。
在刘玲看来，目前救助主体过于分散，难以形成力量优势。民政、教育、司法、人社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实施。如此引发两个方面的明显弊端：一方面是管理机构多，标准不一，各个救助主体之间互不衔接，无法形成合力，使政府在救助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不明显，综合救助能力减弱。
另一方面是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救助工作相互交叉，使有限的救助力量和资源出现浪费。
不仅如此，救助制度分布在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群众难以掌握，政府难以统管，容易使救助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偏低。救助工作存在着单一性、临时性、分散多头、既重复又遗漏等弊端。部门之间也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推诿的情况，少数部门缺乏社会责任感，不能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并且，运行机制头绪过多，形不成救助网络，各救助主体分别向各自的对象施救，救助方式各异、标准不一，容易出现应救未救或救非所求的现象，影响救助的实效性。
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救助公平化。刘玲呼吁，慈善机构和政府力量结合起来，这样便能使救助资金更加宽裕。在她看来，民间各种力量共同发力时，政府力量还是应该占主导地位，希望尽快制定出台《社会救助法》，能切切实实地救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