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中美贸易战又出新热点，美国宣布将对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长达7年的芯片禁售。中兴事件，掀起中美贸易战以来民间最为剧烈的一次争论，“无芯”之痛再次成为国人热议的话题。
2018年4月20日，全国政协委员、“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受邀出席全国政协举办的“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对策”双周座谈会，并作了题为《发挥国家体制优势，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强国》的发言。
两天后，出席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邓中翰在参加“数字经济·闽江夜话”活动时表示，希望国家在政策上给予自主创新企业更多的支持，使我国尽快成为芯片强国。
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是否存在新的泡沫？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上究竟有没有差距，差距有多大？我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劣势是什么，优势是什么，相应的发展策略应是什么？
这是采访开始时，邓中翰向本刊记者抛出的几个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自谷歌AlphaGo在围棋上战胜人类以及尤瓦尔·赫拉利写了《未来简史》等等之后，国际上对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存在过高的期望，存在一定的投资泡沫。当然，就像前几次高科技泡沫一样，给产业上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资金投入，从而加速技术发展。
第二个问题，邓中翰认为美国在人工智能发展上还是比中国领先很多的。在算法、芯片、技术、人才上，我们都不如美国。无论是围棋、无人驾驶，还是无人作战装备，我们都在追赶之中。
第三个问题，邓中翰认为，要加大产业资金投入，大力开发承载人工智能运行的自主芯片技术，把握以自主创新芯片来决胜人工智能新时代这一大方向，为中国人工智能稳步跻身全球领先水平掌舵护航。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技术要发展，必须要使用。要着力推进核心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1999年，邓中翰响应国家召唤回国，在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北京市政府的直接投资和大力支持下，和团队一起在中关村创建了中星微电子集团，承担“星光中国芯工程”，致力于我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研发、设计及产业化工作，申请了3000多项专利，将数亿枚芯片打入国际市场，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邓中翰建议，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强化国家标准的制订和执行。标准是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创造市场需求的最佳途径。我们要面向市场来创新发展，制定国家标准，推动技术升级，借助市场化应用促进行业发展。
“我们必须立足自主创新。”邓中翰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只有自力更生。在人工智能方面，跟跑、并跑、领跑要同时进行：第一，要在成熟技术路线上跟跑，追赶国际巨头；第二，要在市场旺盛的一些新兴领域与国际巨头并跑，争取弯道超车；第三，需要有换道超车的思维，敢于在国际前沿的无人地带来自主创新，制定标准，打造新动能、新模式和新的产业链，可以在前沿的“无人地带”领跑。
邓中翰说，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是公认的人工智能落地最快的场景之一，在也是最便于我们发挥体制优势的领域，是我国在人工智能上领跑的无人地带和突破口。他建议国家利用体制优势，推动系列国家强制标准的落地，扩大在人工智能这一重大应用领域的优势，自主创新，重点突破，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强国。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邓中翰准备了三个提案。
第一个提案是关于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下如何打造我们的芯片，从而能够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可以抓住先机；第二个提案是围绕着集成电路产业在上市融资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扶持，最近国家出台很多新的针对独角兽等等这些企业的优惠的金融证券资本市场的政策，“我希望国家能够对集成电路关系战略性的产业进行扶持，从而能够让更多的还没有达到在应用领域里面、在互联网领域里这么大规模的，但是在技术上领先、在技术上有突破、对国家有重要的战略支撑的企业能够早一点上市，得到国家的扶持”；第三个提案是围绕着我们在国家的信息安全，特别是围绕着城市型标准，在国标35114GB在标准下，能够进一步的将国内很多信息化的，包括摄像头安全性，还有其他公共安全的设备的安全性能够进一步的提升，需要加快、普及、实施。
邓中翰坦承，近年来，包括他在内的从海外留学归国、在中关村创业的科技人员都感到现在的机遇非常好，国家提供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机遇让我们能够将自己的科技成果应用于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并且能够取得一定的实际成果，确实非常感动。
这几年来，邓中翰在担任“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的过程中，带领她的团队将十几亿枚芯片打入到国际市场，进入到国际的品牌，徹底结束了中国没有芯片的历史。他率领团队与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合作、牵头推动了我国GB25724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国家标准的制定，为我们国家在十三五期间能够建成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程可控和全市可用的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邓中翰在两会现场接受采访
大家都知道制定标准是最为重要，很多大家公认的一流企业定标准，过去我们国家也希望定标准，但是往往遇到在信息产业里面我们没有核心的芯片，像我们3G当时的推迟也是因为我们有了标准但是没有芯片，所以这些年来我们通过芯片技术的积累、提升，申请了大量的专利，并且推出了我们核心的芯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的标准，推动了整个围绕着智能化的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为老百姓、为我们的社会提供平安城市、平安中国和立体化防控的体系，使得老百姓有更强的安全感，这也是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也是获得感的重要指标。 相对于国际很多暴恐事件、枪击惨案而言，中国的安全方面在世界上成了重要名片，“能够为这样的一个工程在技术上进行创新、突破、制定国家标准、创造芯片，也是我们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一个光荣的任务”。
邓中翰说，每年我们国家进口的最大物资不是石油天然气，也不是粮食，而是芯片，一年进口额多达2000多亿美元。“没有芯片的安全，就没有信息的安全，就没有国家的安全。”
邓中翰说，中央政法委、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公安部、财政部等九部委编制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十三五规划方案》，中星微电子与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作为联合组长单位牵头制定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技术要求》（GB/T25724，简称“SVAC国家标准”）和《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息安全技术要求》（GB35114）国家强制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天网工程、雪亮工程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联网共享应用标准体系》。该标准体系大量采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術，率先在实践中全面建设一个上亿摄像头的大的网络，给社会提供安全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信息化的手段。基于自主开发的、安全可控的芯片、算法、设备和软件，其技术总体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安防监控领域出台技术标准的国家。
邓中翰表示，在当下人工智能的时代，新一代的人工智能获得了包括业界我们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也专门出台了关于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规划和国家推进的计划，星光中国芯工程团队经过几年的努力，率先填补了国产芯片的空白，拿出了一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具有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计算的处理器，名为“NPU”，称之为星光中国智能一号，即将推出星光智能二号，功耗将比一号更低，计算和学习能力提高到一号的十六倍，所以“星光中国芯”在技术创新上不断的保持着自主创新。
用标准带动应用，以应用催生市场，从市场创造需求，再由需求引导技术创新与进步，是国际巨头实现技术领先和市场垄断的“铁律”。近年来，SVAC国家标准被广泛应用在天网工程、平安城市、雪亮工程、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数字边境等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在公共安全、信息安全、边防安全、社会稳定、城市建设、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并在技术上实现了“领跑”。
《中华儿女》：最近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对中国芯片出口地给予了全面的封锁。您作为一个从事芯片研究的工作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邓中翰：芯片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买不来的，必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自主创新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希望国家在政策上给予自主创新企业更多的支持，比如在金融资本、上市融资上给予更多支撑，在培养人才上给予更多重视，在税收上做些创新和调整，特别是能将研发费用放入成本中，这样税收更接近国际同行业的标准。总之，希望国家在政策上给予自主创新企业更多的支持，使我国尽快成为芯片强国。
《中华儿女》：我们知道您个人的成功，包括您的研发之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这样一个进程，您也看到了中国进步发展的大好机遇，您怎么来评价您自己的个人的经历跟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这样的关联？
邓中翰：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与改革开放深深的联系在了一起。我20岁的时候出国留学，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很重要的一个举措。30岁的时候应邀回国创新创业，到40岁的时候从事国家的战略任务的完成人，我觉得感受到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重大举措、每一个重要的改革，包括机制、包括在思维上的对我们有深刻的影响。我过去从一名学生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出国留学的政策，能够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去留学，拿了物理学的硕士、经济学的硕士、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的博士，掌握了很多后来非常有用的知识和本领，我觉得这一点在过去年龄比我更大的一些人是很难想象的在那个时代。之后，中国也进入到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在创新、在产业的发展上突飞猛进，我在硅谷创业成功之后感受到国家的吸引和号召，1999年就回到北京中关村开始承担“星光中国芯工程”，担任总指挥，并且做出中国的第一颗芯片通往国际市场，彻底结束了“无芯”历史，我就是这样的人生机遇也是离不开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我们不仅送留学生出去，还能吸引他们回来。
邓中翰院士为北京工业大学2016届毕业生拨穗
担任院士之后，又让我承担国家的天网工程、雪亮工程的标准的制定，这样的一个举动不仅仅是国家战略工程的需求，技术上也是国际前沿的无人地带，国际上没有这样的标准，通过我们芯片的创新、通过我们申请大量的专利、通过我们形成的这样一个国家的标准，能够在人生这样一个阶段为国家重大的建设和围绕着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科技创新事业做出这种贡献，是每一个科技工作者所梦想的。我们这些在新时代下成长发展起来的科技工作者赶上了改革开放，我们出去留学，回国创新创业，我们又担任国家重要工程的承担者，能够将钱学森这样的“两弹一星”的精神在我们的人生中能够贯彻实施感觉是非常幸福的。
《中华儿女》：如今归国创业形成了一种潮流，但是您是1999年回来的，当时这个创业的环境并不是那么兴盛，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初衷促使您回国创业的？
邓中翰：1999年我在硅谷创业成功后，应邀回国参加50年国庆观礼，在观礼台上心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为国家从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在工业、农业、教育、国防等各个领域取得的成绩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同时又很惭愧地扪心自问，国家的建设自己还没有参与，那时候国家非常希望能够在硅谷、在集成电路产业里面有自己的力量，所以在国家领导人的号召之下，两个星期后我就担任了“星光中国芯工程”的总指挥，为此回来之后就没有再回去，就留下来了，后来到2001年拿出第一枚芯片打入到国际市场，2004年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我们的公司也在美国的纳斯达克率先作为中国核心技术企业上市。就这样一路走来，正是一种不忘初心，在回国的过程中争取为国家做点事情。
《中华儿女》：在新时代里，您有什么新期望？
邓中翰：新时代我们一定要走新的发展理念指引的道路，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芯片的研发者，深刻的感觉到在新时代下我们的责任，也同时感觉到这是一种重大的机遇，我很希望我的创新能够在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人去努力实现我们的强国之梦。
2018年4月20日，全国政协委员、“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受邀出席全国政协举办的“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对策”双周座谈会，并作了题为《发挥国家体制优势，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强国》的发言。
两天后，出席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邓中翰在参加“数字经济·闽江夜话”活动时表示，希望国家在政策上给予自主创新企业更多的支持，使我国尽快成为芯片强国。
回应自主创新
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是否存在新的泡沫？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上究竟有没有差距，差距有多大？我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劣势是什么，优势是什么，相应的发展策略应是什么？
这是采访开始时，邓中翰向本刊记者抛出的几个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自谷歌AlphaGo在围棋上战胜人类以及尤瓦尔·赫拉利写了《未来简史》等等之后，国际上对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存在过高的期望，存在一定的投资泡沫。当然，就像前几次高科技泡沫一样，给产业上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资金投入，从而加速技术发展。
第二个问题，邓中翰认为美国在人工智能发展上还是比中国领先很多的。在算法、芯片、技术、人才上，我们都不如美国。无论是围棋、无人驾驶，还是无人作战装备，我们都在追赶之中。
第三个问题，邓中翰认为，要加大产业资金投入，大力开发承载人工智能运行的自主芯片技术，把握以自主创新芯片来决胜人工智能新时代这一大方向，为中国人工智能稳步跻身全球领先水平掌舵护航。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技术要发展，必须要使用。要着力推进核心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1999年，邓中翰响应国家召唤回国，在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北京市政府的直接投资和大力支持下，和团队一起在中关村创建了中星微电子集团，承担“星光中国芯工程”，致力于我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研发、设计及产业化工作，申请了3000多项专利，将数亿枚芯片打入国际市场，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邓中翰建议，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强化国家标准的制订和执行。标准是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创造市场需求的最佳途径。我们要面向市场来创新发展，制定国家标准，推动技术升级，借助市场化应用促进行业发展。
“我们必须立足自主创新。”邓中翰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只有自力更生。在人工智能方面，跟跑、并跑、领跑要同时进行：第一，要在成熟技术路线上跟跑，追赶国际巨头；第二，要在市场旺盛的一些新兴领域与国际巨头并跑，争取弯道超车；第三，需要有换道超车的思维，敢于在国际前沿的无人地带来自主创新，制定标准，打造新动能、新模式和新的产业链，可以在前沿的“无人地带”领跑。
邓中翰说，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是公认的人工智能落地最快的场景之一，在也是最便于我们发挥体制优势的领域，是我国在人工智能上领跑的无人地带和突破口。他建议国家利用体制优势，推动系列国家强制标准的落地，扩大在人工智能这一重大应用领域的优势，自主创新，重点突破，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强国。
建言新时代的人工智能发展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邓中翰准备了三个提案。
第一个提案是关于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下如何打造我们的芯片，从而能够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可以抓住先机；第二个提案是围绕着集成电路产业在上市融资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扶持，最近国家出台很多新的针对独角兽等等这些企业的优惠的金融证券资本市场的政策，“我希望国家能够对集成电路关系战略性的产业进行扶持，从而能够让更多的还没有达到在应用领域里面、在互联网领域里这么大规模的，但是在技术上领先、在技术上有突破、对国家有重要的战略支撑的企业能够早一点上市，得到国家的扶持”；第三个提案是围绕着我们在国家的信息安全，特别是围绕着城市型标准，在国标35114GB在标准下，能够进一步的将国内很多信息化的，包括摄像头安全性，还有其他公共安全的设备的安全性能够进一步的提升，需要加快、普及、实施。
邓中翰坦承，近年来，包括他在内的从海外留学归国、在中关村创业的科技人员都感到现在的机遇非常好，国家提供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机遇让我们能够将自己的科技成果应用于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并且能够取得一定的实际成果，确实非常感动。
这几年来，邓中翰在担任“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的过程中，带领她的团队将十几亿枚芯片打入到国际市场，进入到国际的品牌，徹底结束了中国没有芯片的历史。他率领团队与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合作、牵头推动了我国GB25724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国家标准的制定，为我们国家在十三五期间能够建成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程可控和全市可用的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大家都知道制定标准是最为重要，很多大家公认的一流企业定标准，过去我们国家也希望定标准，但是往往遇到在信息产业里面我们没有核心的芯片，像我们3G当时的推迟也是因为我们有了标准但是没有芯片，所以这些年来我们通过芯片技术的积累、提升，申请了大量的专利，并且推出了我们核心的芯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的标准，推动了整个围绕着智能化的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为老百姓、为我们的社会提供平安城市、平安中国和立体化防控的体系，使得老百姓有更强的安全感，这也是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也是获得感的重要指标。 相对于国际很多暴恐事件、枪击惨案而言，中国的安全方面在世界上成了重要名片，“能够为这样的一个工程在技术上进行创新、突破、制定国家标准、创造芯片，也是我们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一个光荣的任务”。
创新中实现技术“领跑”
邓中翰说，每年我们国家进口的最大物资不是石油天然气，也不是粮食，而是芯片，一年进口额多达2000多亿美元。“没有芯片的安全，就没有信息的安全，就没有国家的安全。”
邓中翰说，中央政法委、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公安部、财政部等九部委编制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十三五规划方案》，中星微电子与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作为联合组长单位牵头制定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技术要求》（GB/T25724，简称“SVAC国家标准”）和《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息安全技术要求》（GB35114）国家强制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天网工程、雪亮工程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联网共享应用标准体系》。该标准体系大量采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術，率先在实践中全面建设一个上亿摄像头的大的网络，给社会提供安全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信息化的手段。基于自主开发的、安全可控的芯片、算法、设备和软件，其技术总体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安防监控领域出台技术标准的国家。
邓中翰表示，在当下人工智能的时代，新一代的人工智能获得了包括业界我们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也专门出台了关于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规划和国家推进的计划，星光中国芯工程团队经过几年的努力，率先填补了国产芯片的空白，拿出了一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具有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计算的处理器，名为“NPU”，称之为星光中国智能一号，即将推出星光智能二号，功耗将比一号更低，计算和学习能力提高到一号的十六倍，所以“星光中国芯”在技术创新上不断的保持着自主创新。
用标准带动应用，以应用催生市场，从市场创造需求，再由需求引导技术创新与进步，是国际巨头实现技术领先和市场垄断的“铁律”。近年来，SVAC国家标准被广泛应用在天网工程、平安城市、雪亮工程、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数字边境等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在公共安全、信息安全、边防安全、社会稳定、城市建设、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并在技术上实现了“领跑”。
对话邓中翰
《中华儿女》：最近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对中国芯片出口地给予了全面的封锁。您作为一个从事芯片研究的工作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邓中翰：芯片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买不来的，必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自主创新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希望国家在政策上给予自主创新企业更多的支持，比如在金融资本、上市融资上给予更多支撑，在培养人才上给予更多重视，在税收上做些创新和调整，特别是能将研发费用放入成本中，这样税收更接近国际同行业的标准。总之，希望国家在政策上给予自主创新企业更多的支持，使我国尽快成为芯片强国。
《中华儿女》：我们知道您个人的成功，包括您的研发之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这样一个进程，您也看到了中国进步发展的大好机遇，您怎么来评价您自己的个人的经历跟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这样的关联？
邓中翰：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与改革开放深深的联系在了一起。我20岁的时候出国留学，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很重要的一个举措。30岁的时候应邀回国创新创业，到40岁的时候从事国家的战略任务的完成人，我觉得感受到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重大举措、每一个重要的改革，包括机制、包括在思维上的对我们有深刻的影响。我过去从一名学生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出国留学的政策，能够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去留学，拿了物理学的硕士、经济学的硕士、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的博士，掌握了很多后来非常有用的知识和本领，我觉得这一点在过去年龄比我更大的一些人是很难想象的在那个时代。之后，中国也进入到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在创新、在产业的发展上突飞猛进，我在硅谷创业成功之后感受到国家的吸引和号召，1999年就回到北京中关村开始承担“星光中国芯工程”，担任总指挥，并且做出中国的第一颗芯片通往国际市场，彻底结束了“无芯”历史，我就是这样的人生机遇也是离不开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我们不仅送留学生出去，还能吸引他们回来。
担任院士之后，又让我承担国家的天网工程、雪亮工程的标准的制定，这样的一个举动不仅仅是国家战略工程的需求，技术上也是国际前沿的无人地带，国际上没有这样的标准，通过我们芯片的创新、通过我们申请大量的专利、通过我们形成的这样一个国家的标准，能够在人生这样一个阶段为国家重大的建设和围绕着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科技创新事业做出这种贡献，是每一个科技工作者所梦想的。我们这些在新时代下成长发展起来的科技工作者赶上了改革开放，我们出去留学，回国创新创业，我们又担任国家重要工程的承担者，能够将钱学森这样的“两弹一星”的精神在我们的人生中能够贯彻实施感觉是非常幸福的。
《中华儿女》：如今归国创业形成了一种潮流，但是您是1999年回来的，当时这个创业的环境并不是那么兴盛，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初衷促使您回国创业的？
邓中翰：1999年我在硅谷创业成功后，应邀回国参加50年国庆观礼，在观礼台上心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为国家从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在工业、农业、教育、国防等各个领域取得的成绩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同时又很惭愧地扪心自问，国家的建设自己还没有参与，那时候国家非常希望能够在硅谷、在集成电路产业里面有自己的力量，所以在国家领导人的号召之下，两个星期后我就担任了“星光中国芯工程”的总指挥，为此回来之后就没有再回去，就留下来了，后来到2001年拿出第一枚芯片打入到国际市场，2004年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我们的公司也在美国的纳斯达克率先作为中国核心技术企业上市。就这样一路走来，正是一种不忘初心，在回国的过程中争取为国家做点事情。
《中华儿女》：在新时代里，您有什么新期望？
邓中翰：新时代我们一定要走新的发展理念指引的道路，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芯片的研发者，深刻的感觉到在新时代下我们的责任，也同时感觉到这是一种重大的机遇，我很希望我的创新能够在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人去努力实现我们的强国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