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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至2009年这60年，是一段激越之旅，铸就了无数传奇。蓦然回首中，普通百姓的看病经历和感受，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乡居民家庭生活和健康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迁。
60年来，中国人正通过越来越多的健康信息，不断更新着健康观念，同时也拥有更多的健康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20世纪50年代－人多力量大
回顾60年前，我国刚刚解放，经历战火的风霜后，百废待兴，人民终于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日子。
迎接来了和平，大家不用再继续颠沛流离了。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重型工业同样急需发展。发展需要劳动力去支撑。，于是，大家迫不及待地希望补充劳动力，繁殖下一代是当时最直接的方法，人们都响应号召多生育，坚信人多力量大。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的医疗水平不发达，接生的设备当然也很落后。农村里很多孩子都还是“接生婆”帮忙接生的，准备的东西主要有热水、剪刀、布、婴儿衫。如果产妇是顺产，“接生婆”就轻松很多，只是在旁边给产妇打气和一些善后工作；但如果是难产，“接生婆”有独特的“手法”推腹催生。
产科医生只是在大医院里面才有，但接生设备也是挺落后的，只是一些基本的清洁用具。剖宫产当时并不盛行，只是在某些具备相关医疗条件的医院，在产妇难产时才进行的接生方式，并不像现在，为了避免痛楚就进行剖宫产。那时人口数字上升得也比较快，很快就上升到4.5亿人口左右。
20世纪60年代－农村人看病难
农村人看病难的问题在60年代一样存在。
因为生产队缺乏技术设备。“放下锄头拿起针头”的赤脚医生可能对你的病无能为力。因此，你不得不到县城医院里去接受治疗，又因为你是农民，无法享受当时城里人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所以，你还得支付挂号费用和部分医疗费用。然而，这部分医疗费用就会给公社的资金造成巨大压力，因此，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往往对这种送县治疗的病人名额进行限制，同时，公社里的赤脚医生往往担任“把关人”的角色，由他们来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进一步治疗，谁可以去县城，谁不能去。
另一方面，在60年代以前，中国医疗资源也是向城市倾斜的。新兴的医疗设备、新培养的医务人员、卫生部的资金，都主要流向城市。这必然造成加剧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低水准。直到1965年，毛泽东批评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之后，医疗人员和设备大规模下乡运动才开始展开，但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准仍然极为有限。
20世纪70年代－中医吃香的年代
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医技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药品也没有现在丰富。特别是在乡下，中医大夫(老百姓叫草药郎中或者先生)格外吃香，老百姓对那些上了年纪、鹤发童颜的老中医非常尊敬：如果老先生的医术是家里几代祖传，脉又把得准，又有几个看家的绝方子，那地位一点不次于县官。老中医受传统医学熏陶，修身养性，都具备了良好的职业道德。他们把医术看成是仁术，望、闻、问、切一丝不苟，辨证施治反复斟酌。尤其是那些心系苍生的老中医，不图名不唯利，“宁可架上药蒙尘，但愿世上无病人，”对贫困患者，一把草药能治好，绝对不会开一包开好了草药方子，怎样煎药，如何服用，应该忌什么口。都要嘱咐好几遍。几乎所有的中医诊所，都会给病人免费提供砂锅、药壶。有的老中医怕病人煎煮失当，还要亲自帮助病人熬药，守在病人身旁观察服药后的反应，根据药效情况及时做出药味及用量调整。
那个年代对一个老中医的评价，除了口口相传，最能服人的便是坐堂诊所里病人赠遥的一面面锦旗、一块块牌匾“华佗再世”“妙手回春”等赞语，绝对是病家的有感而发，老中医们也当之无愧
20世纪80年代－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20世纪80年代，病人看病时的感受基本上和20世纪70年代前差不多，医生会问这问那，生怕漏掉一点疾病信息而给病人造成误诊，，开药的时候，哪种药好用又便宜，就开哪种、有APC绝不开索密痛、安乃近；药片能解决了，绝不开注射液。那时医生看病，一把听诊器、一个血压计、一支体温表，即可诊断清楚，很少出现误诊现象。医院里影像检查设备也就一台×光机而已，不需要透视的患者，医生决不会乱开单子、对于有的患者把×光机看得很神秘。医生还会认真地告诉他们，经常照射对身体是有害的医生给身体不便的老年患者测量血压时，帮着脱衣袖；给小孩诊断时寓诊于乐，又摇铃铛又扮鬼脸冬天出诊，医生先要用手掌把听诊器听筒捂热，然后再放到患者身上，生怕凉着患者、病人看完了病取了药，医生还不忘叮嘱几句，告诉他们服药注意事项，发现不良反应及时跟医生说。责任心极强的医生，碰到了患者会主动问吃了他开的药有没有效果。有的医生还打电话给病人或家属了解患者治疗状况，或者骑上自行车跑几十里到患者家中去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个年代，医生看病行医着实是“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说到20世纪80年代，绝对不能忘记赤脚医生的功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赤脚医生撑起了那个年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保健工作，遗憾的是，这个被世界卫生组织肯定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网络，到了20世纪90年代彻底断裂。
20世纪90年代－日新月异的医疗手段
20世纪90年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型医疗设备层出不穷。病人看病，因为仪器多了，大大减轻了医生问诊的繁琐。在开药时，医生会主动跟病人说，给你开点“好药”吧。由于医生的引导，凡是到了医院，病人也会主动央求医生给开点好药。于是，以消炎药(抗生素)为主的“好药”，大行其道。确切地说。滥用抗生素就是从这个年代开始而一发不可收拾的。一旦患上大病就得找好医生。要找好医生就得走后门托关系。开始先是请医生吃饭，送礼品，后来发展为送红包，送红包的劣习大概就是从那时逐渐兴起的。20世纪90年代初，乡镇医院基本上还能正常运转，农村一些常见病也能对付，到了末期，受医疗市场化的强烈冲击，乡镇卫生院日渐势微，老百姓无论大病小病一律往县级以上的医院跑。大医院人满为患，小(乡镇)医院门可罗雀。
21世纪初－看病难看病贵
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医院要求科室与业务量挂钩，科室要求医生与工资效益挂钩，业务绩效考核的标准是多劳多得。为了创收，为了提成，普通感冒有部分医生会开几百元的药。那些能够享受国家报销医药费的患者，医生还会在主要药物之外加开一些营养品，更有甚者，连生活用品也能在医院里买到。各种各样仪器检查，先进而昂贵的药物，很多老百姓感受到了看病难，看病贵。
盲目地追求经济利益，让医院的公益性大大降低。但是，如果把医患矛盾的板子，全部打在医院、医生的身上，显然不公平。 2010年代之后，看病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我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
傅斯年的悲剧
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50年傅斯年因招生问题对峙会场，散会后突发脑溢血死亡。
当“秀才”遇见了“兵”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在台湾，傅斯年出席农复会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据在现场的人回忆说，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
午饭后稍事休息，傅斯年又于下午2时许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参议会上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
大约到了5点40分左右，参议员郭国基突然蹦起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这郭国基好勇斗狠，在日本留学时，郭氏就开始率领一帮乌合之众，打起“苍天已死，国基当立”的大旗或明或暗地闹事。
后来，郭国基又一跃成为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气焰凶妄，举止轻狂，江湖上人送外号“郭大炮”。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竟与这样一个流氓恶棍在议会大厅遭遇了。
招生问题大动肝火
当时的台湾大学属台湾省政府拨款，故“郭大炮”便以地头蛇身份，怪叫着向傅斯年开起火来。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此事看起来简单，其实十分敏感、复杂、棘手。如台大之招生，尺度已尽量放宽，招生人数已达最大限度，但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辈纠集部分失意政客，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惹得傅氏极其恼火愤怒。
今日郭氏之质询，当然需由傅斯年亲自答复，于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郭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湾教授，多取台湾本地学生，否则便是与台湾人民作对云云。傅针对郭的无知狂妄予以反击，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规矩、计划与理想等，并称台大考试对台湾学生已尽量照顾。讲着讲着情绪激动起来。
最后他高声说道：“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讲完话时，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他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离得较近的议员刘传来赶紧跑上前来，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坐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做了枕头。从此傅进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来。
陈诚指挥抢救
刘传来本身是台大的医学教授，他是一面用冷毛巾贴其额，一面打电话通知台大附属医院和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傅原定当天晚上6点钟在他家中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台湾省政府和台湾大学合办“血清疫苗制造所”事宜。5点多钟，校长室秘书那廉君来到傅家，俞大以为众人在家里开会，自己不便打搅，准备外出去吃饭。不久，傅的司机老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呼喊：“校长不行了，校长晕倒了!”俞大、那廉君等急忙驱车赶到省议会厅。
大约6时30分左右，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台大医学院代院长叶曙、副教授王大杰亦赶到会场。经王大杰诊断，傅斯年得了脑溢血，当即采取急救措施，抽血300CC，这时血压尚高至190，7时30分左右，国防医学院院长卢致德、内科教授丁农、台大医学院教授林天赐、严智钟等亦闻讯赶到，诊断结果与前同，于是商议再抽血150CC。
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指令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代价抢救傅斯年的生命，并要陈诚每过半个小时打一次电话向自己报告傅斯年的病情。陈诚得令，竭尽全力组织台湾一流的医务人员抢救治疗。
病床上的傅斯年一动不动，西装已被剪开，头部堆满了冰块，医生、护士跑前跑后紧张地忙碌着。满脸焦虑之色的陈诚在会议室来回踱步，周围站立的一圈党政要人均不敢坐下，同样满脸焦虑、神态凝重地观望着来自病室的风吹草动。
晚上9时30分左右，傅斯年的血压渐降至180左右，体温亦降至38℃，情况稍有好转。至11时，血压又增至230，体温升至40℃。至11时23分，仰躺着的傅斯年突然睁开了眼睛，床前众人惊喜交加，以为傅斯年终于醒了过来。医师急忙走过来按了按脉，抬手合上了傅斯年的眼皮，一声不吭地退后低下了头。这时众人才真正地顿悟——傅斯年走了。门外的俞大会意，急步进来抱着傅斯年号啕大哭：“孟真呵，孟真(傅斯年字孟真)……”陈诚等人闻讯，冲出会议室向病房奔来。傅斯年就此与大家永别。
第二天，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当天台湾报界刊发消息，“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
校长死讯引起学生骚乱
12月21日，台湾大学宣布停课一天，悼念傅校长，并下半旗志哀，由各院系学生代表联合会组织学生排队前往极乐殡仪馆致唁。当学生们听说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活活气死的消息后，心中的悲痛立即转成愤怒，纷纷冲出灵堂，打着“失我良师”的白色横幅，向省议会厅涌去。
学生们聚集在省议会厅门口，强烈要求气死傅斯年的郭国基出来述说昨日会场中质询之经过。郭国基隔着门缝看到学生们包围了参议会大厅，并听到学生们高声怒吼：“郭国基有种你出来，你出来……”冲在前方的学生喊叫着与参议会阻拦人员扭打在一起。躲在门后的郭国基见状，立即意识到事情严重，怕遭到对方的群殴与痛击，往日的张狂之气顿消，急忙溜出后门，老鼠一样逃窜了。
有人喊出了“杀郭国基以为傅校长报仇雪恨”等口号，此时阴风顿起，大雨骤降，风雨交织中现场更加混乱，愤怒的学生终不肯离去，继续冲击议会大厅，并与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
武则天“禁屠”趣闻
中国古代帝王中，不少人颇有佛缘，女皇武则天便是其中一位。武则天推崇佛教的目的，是想把佛教当作自己登上权力顶峰的思想武器。在强制性的全民崇佛运动中，有一道禁杀牲畜、禁捕鱼虾的命令，曾闹出了不少趣闻。
为了查验禁屠令的执行效果。武则天特命宰相娄师德下基层巡视。宰相视察工作，基层官吏自然要设宴接待。宴席上，首先送上来的是一盆羊肉。基层官吏解释说：这羊不是我们杀的，是狼咬死的。既然是狼咬死的，吃了当然不算犯禁。接着送上来的是一盘鱼。基层官吏又声明：这鱼也是狼咬死的。娄师德一听喷饭大笑：你咋这么笨呢，应该说这鱼是水獭咬死的才对。欢笑声中，美味佳肴很快成了腹中之物。
由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武则天的禁屠令在基层的执行状况估计不会太理想。后来，武则天大约也觉得这个禁令有点过分，因而在处理违禁案例时，对当事人十分宽容。
左拾遗张德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便偷偷地杀了一头羊宴请宾客。其中有个叫杜肃的人，饱吃一顿羊肉之后，居然写了一纸状文向皇帝告发张德。第二天上朝时，武则天对张德说：“你妻子生了一个男孩，可喜可贺啊。”张德向武则天拜谢。武则天又道：“可是羊肉从哪里弄到的呢?”张德赶紧叩头连称死罪。武则天道：“我禁止宰杀牲畜，是吉是凶难以预测。可是你邀请客人，也该有选择地交往。无赖之人，不能一起聚会。”然后拿出杜肃的状文给他看。杜肃卖友求功不成，反遭奚落，吓得直冒冷汗。武则天显然认为杜肃出卖朋友事大，而张德违犯禁屠令事小。由此可见，连武则天自己后来都不把禁屠令当回事了。
还有一桩趣事。一天，洛阳定鼎门外翻了一辆草车，藏在草车上的两只被杀的羊顿时露了馅。这无疑犯了禁屠令。目睹此事的护门人立即将线索报告御史彭先觉。彭先觉可能晚来了一步，没能抓到拉草车的人。便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上书给皇帝说：“合宫尉刘缅专门管理屠宰之事，他没有觉察到这件事，应罚他吃一顿棍棒，羊肉则可送给尚书省的官员们吃。”刘缅听说后很是害怕，赶紧做了一条加厚的裤子等着打屁股。没想到，第二天武则天在彭先觉的奏疏上批示：“御史彭先觉奏请杖打刘缅的意见不妥。羊肉应给刘缅吃。”消息传开，满朝官员皆拍手称快，只有彭先觉羞惭不已。
60年来，中国人正通过越来越多的健康信息，不断更新着健康观念，同时也拥有更多的健康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20世纪50年代－人多力量大
回顾60年前，我国刚刚解放，经历战火的风霜后，百废待兴，人民终于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日子。
迎接来了和平，大家不用再继续颠沛流离了。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重型工业同样急需发展。发展需要劳动力去支撑。，于是，大家迫不及待地希望补充劳动力，繁殖下一代是当时最直接的方法，人们都响应号召多生育，坚信人多力量大。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的医疗水平不发达，接生的设备当然也很落后。农村里很多孩子都还是“接生婆”帮忙接生的，准备的东西主要有热水、剪刀、布、婴儿衫。如果产妇是顺产，“接生婆”就轻松很多，只是在旁边给产妇打气和一些善后工作；但如果是难产，“接生婆”有独特的“手法”推腹催生。
产科医生只是在大医院里面才有，但接生设备也是挺落后的，只是一些基本的清洁用具。剖宫产当时并不盛行，只是在某些具备相关医疗条件的医院，在产妇难产时才进行的接生方式，并不像现在，为了避免痛楚就进行剖宫产。那时人口数字上升得也比较快，很快就上升到4.5亿人口左右。
20世纪60年代－农村人看病难
农村人看病难的问题在60年代一样存在。
因为生产队缺乏技术设备。“放下锄头拿起针头”的赤脚医生可能对你的病无能为力。因此，你不得不到县城医院里去接受治疗，又因为你是农民，无法享受当时城里人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所以，你还得支付挂号费用和部分医疗费用。然而，这部分医疗费用就会给公社的资金造成巨大压力，因此，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往往对这种送县治疗的病人名额进行限制，同时，公社里的赤脚医生往往担任“把关人”的角色，由他们来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进一步治疗，谁可以去县城，谁不能去。
另一方面，在60年代以前，中国医疗资源也是向城市倾斜的。新兴的医疗设备、新培养的医务人员、卫生部的资金，都主要流向城市。这必然造成加剧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低水准。直到1965年，毛泽东批评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之后，医疗人员和设备大规模下乡运动才开始展开，但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准仍然极为有限。
20世纪70年代－中医吃香的年代
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医技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药品也没有现在丰富。特别是在乡下，中医大夫(老百姓叫草药郎中或者先生)格外吃香，老百姓对那些上了年纪、鹤发童颜的老中医非常尊敬：如果老先生的医术是家里几代祖传，脉又把得准，又有几个看家的绝方子，那地位一点不次于县官。老中医受传统医学熏陶，修身养性，都具备了良好的职业道德。他们把医术看成是仁术，望、闻、问、切一丝不苟，辨证施治反复斟酌。尤其是那些心系苍生的老中医，不图名不唯利，“宁可架上药蒙尘，但愿世上无病人，”对贫困患者，一把草药能治好，绝对不会开一包开好了草药方子，怎样煎药，如何服用，应该忌什么口。都要嘱咐好几遍。几乎所有的中医诊所，都会给病人免费提供砂锅、药壶。有的老中医怕病人煎煮失当，还要亲自帮助病人熬药，守在病人身旁观察服药后的反应，根据药效情况及时做出药味及用量调整。
那个年代对一个老中医的评价，除了口口相传，最能服人的便是坐堂诊所里病人赠遥的一面面锦旗、一块块牌匾“华佗再世”“妙手回春”等赞语，绝对是病家的有感而发，老中医们也当之无愧
20世纪80年代－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20世纪80年代，病人看病时的感受基本上和20世纪70年代前差不多，医生会问这问那，生怕漏掉一点疾病信息而给病人造成误诊，，开药的时候，哪种药好用又便宜，就开哪种、有APC绝不开索密痛、安乃近；药片能解决了，绝不开注射液。那时医生看病，一把听诊器、一个血压计、一支体温表，即可诊断清楚，很少出现误诊现象。医院里影像检查设备也就一台×光机而已，不需要透视的患者，医生决不会乱开单子、对于有的患者把×光机看得很神秘。医生还会认真地告诉他们，经常照射对身体是有害的医生给身体不便的老年患者测量血压时，帮着脱衣袖；给小孩诊断时寓诊于乐，又摇铃铛又扮鬼脸冬天出诊，医生先要用手掌把听诊器听筒捂热，然后再放到患者身上，生怕凉着患者、病人看完了病取了药，医生还不忘叮嘱几句，告诉他们服药注意事项，发现不良反应及时跟医生说。责任心极强的医生，碰到了患者会主动问吃了他开的药有没有效果。有的医生还打电话给病人或家属了解患者治疗状况，或者骑上自行车跑几十里到患者家中去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个年代，医生看病行医着实是“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说到20世纪80年代，绝对不能忘记赤脚医生的功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赤脚医生撑起了那个年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保健工作，遗憾的是，这个被世界卫生组织肯定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网络，到了20世纪90年代彻底断裂。
20世纪90年代－日新月异的医疗手段
20世纪90年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型医疗设备层出不穷。病人看病，因为仪器多了，大大减轻了医生问诊的繁琐。在开药时，医生会主动跟病人说，给你开点“好药”吧。由于医生的引导，凡是到了医院，病人也会主动央求医生给开点好药。于是，以消炎药(抗生素)为主的“好药”，大行其道。确切地说。滥用抗生素就是从这个年代开始而一发不可收拾的。一旦患上大病就得找好医生。要找好医生就得走后门托关系。开始先是请医生吃饭，送礼品，后来发展为送红包，送红包的劣习大概就是从那时逐渐兴起的。20世纪90年代初，乡镇医院基本上还能正常运转，农村一些常见病也能对付，到了末期，受医疗市场化的强烈冲击，乡镇卫生院日渐势微，老百姓无论大病小病一律往县级以上的医院跑。大医院人满为患，小(乡镇)医院门可罗雀。
21世纪初－看病难看病贵
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医院要求科室与业务量挂钩，科室要求医生与工资效益挂钩，业务绩效考核的标准是多劳多得。为了创收，为了提成，普通感冒有部分医生会开几百元的药。那些能够享受国家报销医药费的患者，医生还会在主要药物之外加开一些营养品，更有甚者，连生活用品也能在医院里买到。各种各样仪器检查，先进而昂贵的药物，很多老百姓感受到了看病难，看病贵。
盲目地追求经济利益，让医院的公益性大大降低。但是，如果把医患矛盾的板子，全部打在医院、医生的身上，显然不公平。 2010年代之后，看病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我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
傅斯年的悲剧
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50年傅斯年因招生问题对峙会场，散会后突发脑溢血死亡。
当“秀才”遇见了“兵”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在台湾，傅斯年出席农复会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据在现场的人回忆说，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
午饭后稍事休息，傅斯年又于下午2时许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参议会上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
大约到了5点40分左右，参议员郭国基突然蹦起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这郭国基好勇斗狠，在日本留学时，郭氏就开始率领一帮乌合之众，打起“苍天已死，国基当立”的大旗或明或暗地闹事。
后来，郭国基又一跃成为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气焰凶妄，举止轻狂，江湖上人送外号“郭大炮”。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竟与这样一个流氓恶棍在议会大厅遭遇了。
招生问题大动肝火
当时的台湾大学属台湾省政府拨款，故“郭大炮”便以地头蛇身份，怪叫着向傅斯年开起火来。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此事看起来简单，其实十分敏感、复杂、棘手。如台大之招生，尺度已尽量放宽，招生人数已达最大限度，但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辈纠集部分失意政客，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惹得傅氏极其恼火愤怒。
今日郭氏之质询，当然需由傅斯年亲自答复，于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郭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湾教授，多取台湾本地学生，否则便是与台湾人民作对云云。傅针对郭的无知狂妄予以反击，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规矩、计划与理想等，并称台大考试对台湾学生已尽量照顾。讲着讲着情绪激动起来。
最后他高声说道：“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讲完话时，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他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离得较近的议员刘传来赶紧跑上前来，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坐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做了枕头。从此傅进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来。
陈诚指挥抢救
刘传来本身是台大的医学教授，他是一面用冷毛巾贴其额，一面打电话通知台大附属医院和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傅原定当天晚上6点钟在他家中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台湾省政府和台湾大学合办“血清疫苗制造所”事宜。5点多钟，校长室秘书那廉君来到傅家，俞大以为众人在家里开会，自己不便打搅，准备外出去吃饭。不久，傅的司机老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呼喊：“校长不行了，校长晕倒了!”俞大、那廉君等急忙驱车赶到省议会厅。
大约6时30分左右，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台大医学院代院长叶曙、副教授王大杰亦赶到会场。经王大杰诊断，傅斯年得了脑溢血，当即采取急救措施，抽血300CC，这时血压尚高至190，7时30分左右，国防医学院院长卢致德、内科教授丁农、台大医学院教授林天赐、严智钟等亦闻讯赶到，诊断结果与前同，于是商议再抽血150CC。
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指令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代价抢救傅斯年的生命，并要陈诚每过半个小时打一次电话向自己报告傅斯年的病情。陈诚得令，竭尽全力组织台湾一流的医务人员抢救治疗。
病床上的傅斯年一动不动，西装已被剪开，头部堆满了冰块，医生、护士跑前跑后紧张地忙碌着。满脸焦虑之色的陈诚在会议室来回踱步，周围站立的一圈党政要人均不敢坐下，同样满脸焦虑、神态凝重地观望着来自病室的风吹草动。
晚上9时30分左右，傅斯年的血压渐降至180左右，体温亦降至38℃，情况稍有好转。至11时，血压又增至230，体温升至40℃。至11时23分，仰躺着的傅斯年突然睁开了眼睛，床前众人惊喜交加，以为傅斯年终于醒了过来。医师急忙走过来按了按脉，抬手合上了傅斯年的眼皮，一声不吭地退后低下了头。这时众人才真正地顿悟——傅斯年走了。门外的俞大会意，急步进来抱着傅斯年号啕大哭：“孟真呵，孟真(傅斯年字孟真)……”陈诚等人闻讯，冲出会议室向病房奔来。傅斯年就此与大家永别。
第二天，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当天台湾报界刊发消息，“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
校长死讯引起学生骚乱
12月21日，台湾大学宣布停课一天，悼念傅校长，并下半旗志哀，由各院系学生代表联合会组织学生排队前往极乐殡仪馆致唁。当学生们听说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活活气死的消息后，心中的悲痛立即转成愤怒，纷纷冲出灵堂，打着“失我良师”的白色横幅，向省议会厅涌去。
学生们聚集在省议会厅门口，强烈要求气死傅斯年的郭国基出来述说昨日会场中质询之经过。郭国基隔着门缝看到学生们包围了参议会大厅，并听到学生们高声怒吼：“郭国基有种你出来，你出来……”冲在前方的学生喊叫着与参议会阻拦人员扭打在一起。躲在门后的郭国基见状，立即意识到事情严重，怕遭到对方的群殴与痛击，往日的张狂之气顿消，急忙溜出后门，老鼠一样逃窜了。
有人喊出了“杀郭国基以为傅校长报仇雪恨”等口号，此时阴风顿起，大雨骤降，风雨交织中现场更加混乱，愤怒的学生终不肯离去，继续冲击议会大厅，并与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
武则天“禁屠”趣闻
中国古代帝王中，不少人颇有佛缘，女皇武则天便是其中一位。武则天推崇佛教的目的，是想把佛教当作自己登上权力顶峰的思想武器。在强制性的全民崇佛运动中，有一道禁杀牲畜、禁捕鱼虾的命令，曾闹出了不少趣闻。
为了查验禁屠令的执行效果。武则天特命宰相娄师德下基层巡视。宰相视察工作，基层官吏自然要设宴接待。宴席上，首先送上来的是一盆羊肉。基层官吏解释说：这羊不是我们杀的，是狼咬死的。既然是狼咬死的，吃了当然不算犯禁。接着送上来的是一盘鱼。基层官吏又声明：这鱼也是狼咬死的。娄师德一听喷饭大笑：你咋这么笨呢，应该说这鱼是水獭咬死的才对。欢笑声中，美味佳肴很快成了腹中之物。
由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武则天的禁屠令在基层的执行状况估计不会太理想。后来，武则天大约也觉得这个禁令有点过分，因而在处理违禁案例时，对当事人十分宽容。
左拾遗张德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便偷偷地杀了一头羊宴请宾客。其中有个叫杜肃的人，饱吃一顿羊肉之后，居然写了一纸状文向皇帝告发张德。第二天上朝时，武则天对张德说：“你妻子生了一个男孩，可喜可贺啊。”张德向武则天拜谢。武则天又道：“可是羊肉从哪里弄到的呢?”张德赶紧叩头连称死罪。武则天道：“我禁止宰杀牲畜，是吉是凶难以预测。可是你邀请客人，也该有选择地交往。无赖之人，不能一起聚会。”然后拿出杜肃的状文给他看。杜肃卖友求功不成，反遭奚落，吓得直冒冷汗。武则天显然认为杜肃出卖朋友事大，而张德违犯禁屠令事小。由此可见，连武则天自己后来都不把禁屠令当回事了。
还有一桩趣事。一天，洛阳定鼎门外翻了一辆草车，藏在草车上的两只被杀的羊顿时露了馅。这无疑犯了禁屠令。目睹此事的护门人立即将线索报告御史彭先觉。彭先觉可能晚来了一步，没能抓到拉草车的人。便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上书给皇帝说：“合宫尉刘缅专门管理屠宰之事，他没有觉察到这件事，应罚他吃一顿棍棒，羊肉则可送给尚书省的官员们吃。”刘缅听说后很是害怕，赶紧做了一条加厚的裤子等着打屁股。没想到，第二天武则天在彭先觉的奏疏上批示：“御史彭先觉奏请杖打刘缅的意见不妥。羊肉应给刘缅吃。”消息传开，满朝官员皆拍手称快，只有彭先觉羞惭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