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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有太多的“思想者”。他们大到操心国家大事，小到分析床笫之欢。不要误以为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就连说他们是意见领袖，都从其言论找不出一两个可以沉淀的观点。说到底，他们是现代传媒的产物。传媒的特点是高调、煽情。他们便闲置学理，专心修辞。微博更是如此，大V不是冷静的思考者，而是被网民民粹主义的潮流裹挟的一叶扁舟。“微博约架”暴露了公知们的粗鄙，但假装斯文就好吗？
怎么就假装斯文了？咱还拿微博说事儿。微博里所谓的思考者，发表的内容除了心灵鸡汤就是工具理性。这些摩登的思想泡沫忽悠着关注者。自称“我大概是20年来被攻击得最多的知识分子”的学者汪晖曾说：“在80年代，你只要顺着那个潮流走就会显得还是挺有思想的，可是90年代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思索，是不会有什么思想可言的。在潮流中，也意味着你被潮流裹挟；你以为占据了潮头，其实不过是随波逐流。”所以，与其假装斯文，不如有腔调。
那一阵复古热
有段时间，社会文化中掀起了以一阵“民国热”。学人们也不免缅怀，民国的知识分子老有腔调了。人们追怀民国时期不是没有原因，至少那时和现在一样混乱，同样处在儒学信仰的危机中。一旦儒学对社会人心的羁制力日渐衰微，那么上至知识分子，下至平民百姓的群体性文化失范现象便层出不穷。公知间相互谩骂、民间民粹主义盛行，哪个都令人惭怍。
如今，政治权威外强中干，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思潮与普遍而深刻的文化失范，依然是转型中国的三大症候。而民国时，近代中国倍受传统政治权威和传统价值体系的双重危机折磨，有些人却仍腔调十足。
黄远生二十一岁便高中光绪甲辰进士，是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辛亥革命后投身报业，短短几年里便蜚声于世，被视为“报界之奇才”。不过在旧中国，幸运的出名往往又是不幸运的渊薮。1915年秋，袁世凯有意借重黄远生的名声为其复辟声张，命黄作一篇赞颂帝制的文章。远生窘迫不堪，拖了七八天想不作，却又经不起袁府威逼催讨，终于写了一篇“似是而非”、自己以为“并非怎样赞成”帝制的文章加以搪塞。友人劝他如此应付不如不作。他面露难色地回答：“我们的情形，难道旁人不知道？横竖总有人体谅的。”他将那篇文章改了又改，分量轻了又轻。袁世凯看了当然不满意，命其重作。黄远生终于无路可退。在那“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他决然逃离北京，跑到上海隐居起来，声明“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
他在大时代中忏悔，挥笔录成《忏悔录》。一开首即诉说自我的不幸分裂：“似乎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灵魂虽还在，但早已成为躯壳的囚犯。“吾身如一狱卒，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这正是黄远生的悲哀所在。这也几乎是近代所有知识分子的悲哀。这是一种东方式的灵与肉冲突：独立人格之灵魂与个体生存之肉体的冲撞。人格与生存，在东方专制主义的严苛环境下，往往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你欲维护社会之正义、人格之尊严，就得时刻准备着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你欲苟全自己的肉体，就最好乖乖地交出那颗惹是生非的灵魂。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少年来所面临的就是如此严峻到近乎残酷的现实抉择。像鲁迅那样彻底超脱了生的执着的“特立独行”之士毕竟罕见，自甘堕落的行尸走肉之辈亦属少数，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企求在灵魂与肉体、正义与生存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寻得某种微妙的平衡。用一位近代人士的话说，就是“外圆内方”。
投机分子与坚守者
当我们回望中国千年历史，会发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古老文明的国度。但当我们回顾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时，会看到中国对传统文化保留之少，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周身四顾，我们又会发现对于形容文化断谷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无从下手。
前几天，几个畅销书的作者拿出鲁迅先生的《文摊秘诀十条》谈了谈。
一、须竭力巴结书坊老板，受得住气。
二、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
三、须设法办一份小报或期刊，竭力将自己的作品登在第一篇，目录用二号字。
四、须设法将自己的照片登载杂志上，但片上须看见玻璃书箱一排，里面都是洋装书，而自己则作伏案看书，或默想之状。
五、须设法证明墨翟是一只黑野鸡，或杨朱是澳洲人，并且出一本“专号”。
六、须编《世界文学家辞典》一部，将自己和老婆儿子，悉数详细编人。
七、须取《史记》或《汉书》中文章一二篇，略改字句，用自己的名字出版，同时又编《世界史学家辞典》一部，办法同上。
八、须常常透露目空一切的口气。
九、须常常透露游欧或游美的消息。
十、倘有人作文攻击，可说明此人曾来投稿，不予登载，所以挟嫌报复。
文坛那股子桀骜成了文摊斤斤计较的市侩。这种退化让人见了直呼心酸。这都是表面的问题，不是真的失望。真的绝望是今天我们在骂的许多人、许多事，鲁迅都骂过。言归正传我们就事论事，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源于俄文，出现在19世纪的俄国。当时较之于西方还很落后的俄国社会中出现了一批上流社会的“叛徒”。他们接受西方教育，对俄国专制制度不满，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并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同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英国知识分子在学校里给政府提着不痛不痒的建议，德国知识分子在逻辑思辨里追寻内心的自由。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指那些以独立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
寻着周树人的文摊秘诀是可以扮演文化人的，但文化人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须得在道德和学理上具有批判力。然而，道德永远是—种时间伦理，而不是高谈阔论的对象。 中国当代学者，文艺思想家张中晓专注学理，很少探讨自己的苦难。而与张中晓同时蒙冤的王元化先生在《无梦楼随笔》的序言中替他说了“人的尊严越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是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张中晓坚信：“知识人的道德责任，在于坚持人类的良知。只有正直的人们，才不辜负正义的使命。”一个书生，可以被剥夺公民的身份，甚至求知的权利，却无法剥夺他内心的良知和对真理的执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命运愈是坎坷，生活愈是艰难，就愈加显得这意义的沉重。
张中晓只身坚守的，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道德责任，对知识的、真理的责任。这责任对于他来说早已不是外在的义务，而是一种自觉的内在信仰，一种只能如此的生存方式。知识分子研究学者萨义德曾说，“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
吵来吵去不过是“站队”问题
除开那些文化颇多禁忌的年岁，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论其实从来就没有断过。先秦时，孔子就和墨子吵过。孔子嫌墨子“小家子气”，墨子鄙视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盛唐时，诗歌有格、式之分。诗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诗学。文人雅士之间难免拌嘴。而真理并不是不辩自明的。如果问题总是被搁置，不被探讨，它就会逐渐被边缘化。然而，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之间争吵的不是知识性问题，而是立场问题。立场优先于知识，知识便被“站队”的混乱遮蔽了。
如今那些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骂战，也纯粹都是关于立场的争执，少有涉及对具体领域的见解。学界那些讨论中，多拾人牙慧之作，多语焉不详之作，多表明立场之作。专家变得过剩而不靠谱。而互联网这个剧场中，我们有“五毛（左派）”“汉奸（右派）”“国师（儒家）”之分。个中言论中立场分歧很容易引发民粹的狂欢。学者秦晖曾就曾表示，民粹主义最可怕的逻辑是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的人；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不惜一切的代价消灭。这使得今天的社交网络上充斥着语言暴力。
经历了80年代的文化新启蒙后，中国90年代面临着分歧更严重的现实与思潮。这时中国的市场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繁荣，但其经济转轨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已然进入利益分化和阶级分化的风险社会。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言，近年来中国收入持续增长的巨大成就似乎是通过加大不平等来实现的。
面对一个既非计划经济，又非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中的“自由”“平等”“公正”问题，新启蒙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分裂了。对改革之正当性的质疑、对中国问题的不同诊断，以及重建中国知识批判传统的不同路向，他们已无法简而化之。自由派从西方自由主义中寻求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思想资源，继续深入地批判极“左”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敦促推进中国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新左派是一个理论形态复杂的反自由主义联盟，从西方左翼批判理论汲取灵感，尝试重新构建反对资本主义的新左翼批判传统。学者甘阳细分派别，将中国“新左派”归为“自由左派”，以此与马列主义式的“老左派”区分开来。所以，不是不可以立场鲜明，而是立场是要有内容的。
然而，为了追求立场的黑白分明，面对复杂的社会局面，还是有人用左和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改革和保守等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范畴来界定观点。这显然已难以诊断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也是幼稚可笑的。我们不用假装斯文而不去争论，而是就便靠打架也要明辨事理，而不是单纯因为意见不合而大动干戈。社会的成熟不是靠分化，而是包容。
怎么就假装斯文了？咱还拿微博说事儿。微博里所谓的思考者，发表的内容除了心灵鸡汤就是工具理性。这些摩登的思想泡沫忽悠着关注者。自称“我大概是20年来被攻击得最多的知识分子”的学者汪晖曾说：“在80年代，你只要顺着那个潮流走就会显得还是挺有思想的，可是90年代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思索，是不会有什么思想可言的。在潮流中，也意味着你被潮流裹挟；你以为占据了潮头，其实不过是随波逐流。”所以，与其假装斯文，不如有腔调。
那一阵复古热
有段时间，社会文化中掀起了以一阵“民国热”。学人们也不免缅怀，民国的知识分子老有腔调了。人们追怀民国时期不是没有原因，至少那时和现在一样混乱，同样处在儒学信仰的危机中。一旦儒学对社会人心的羁制力日渐衰微，那么上至知识分子，下至平民百姓的群体性文化失范现象便层出不穷。公知间相互谩骂、民间民粹主义盛行，哪个都令人惭怍。
如今，政治权威外强中干，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思潮与普遍而深刻的文化失范，依然是转型中国的三大症候。而民国时，近代中国倍受传统政治权威和传统价值体系的双重危机折磨，有些人却仍腔调十足。
黄远生二十一岁便高中光绪甲辰进士，是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辛亥革命后投身报业，短短几年里便蜚声于世，被视为“报界之奇才”。不过在旧中国，幸运的出名往往又是不幸运的渊薮。1915年秋，袁世凯有意借重黄远生的名声为其复辟声张，命黄作一篇赞颂帝制的文章。远生窘迫不堪，拖了七八天想不作，却又经不起袁府威逼催讨，终于写了一篇“似是而非”、自己以为“并非怎样赞成”帝制的文章加以搪塞。友人劝他如此应付不如不作。他面露难色地回答：“我们的情形，难道旁人不知道？横竖总有人体谅的。”他将那篇文章改了又改，分量轻了又轻。袁世凯看了当然不满意，命其重作。黄远生终于无路可退。在那“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他决然逃离北京，跑到上海隐居起来，声明“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
他在大时代中忏悔，挥笔录成《忏悔录》。一开首即诉说自我的不幸分裂：“似乎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灵魂虽还在，但早已成为躯壳的囚犯。“吾身如一狱卒，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这正是黄远生的悲哀所在。这也几乎是近代所有知识分子的悲哀。这是一种东方式的灵与肉冲突：独立人格之灵魂与个体生存之肉体的冲撞。人格与生存，在东方专制主义的严苛环境下，往往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你欲维护社会之正义、人格之尊严，就得时刻准备着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你欲苟全自己的肉体，就最好乖乖地交出那颗惹是生非的灵魂。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少年来所面临的就是如此严峻到近乎残酷的现实抉择。像鲁迅那样彻底超脱了生的执着的“特立独行”之士毕竟罕见，自甘堕落的行尸走肉之辈亦属少数，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企求在灵魂与肉体、正义与生存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寻得某种微妙的平衡。用一位近代人士的话说，就是“外圆内方”。
投机分子与坚守者
当我们回望中国千年历史，会发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古老文明的国度。但当我们回顾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时，会看到中国对传统文化保留之少，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周身四顾，我们又会发现对于形容文化断谷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无从下手。
前几天，几个畅销书的作者拿出鲁迅先生的《文摊秘诀十条》谈了谈。
一、须竭力巴结书坊老板，受得住气。
二、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
三、须设法办一份小报或期刊，竭力将自己的作品登在第一篇，目录用二号字。
四、须设法将自己的照片登载杂志上，但片上须看见玻璃书箱一排，里面都是洋装书，而自己则作伏案看书，或默想之状。
五、须设法证明墨翟是一只黑野鸡，或杨朱是澳洲人，并且出一本“专号”。
六、须编《世界文学家辞典》一部，将自己和老婆儿子，悉数详细编人。
七、须取《史记》或《汉书》中文章一二篇，略改字句，用自己的名字出版，同时又编《世界史学家辞典》一部，办法同上。
八、须常常透露目空一切的口气。
九、须常常透露游欧或游美的消息。
十、倘有人作文攻击，可说明此人曾来投稿，不予登载，所以挟嫌报复。
文坛那股子桀骜成了文摊斤斤计较的市侩。这种退化让人见了直呼心酸。这都是表面的问题，不是真的失望。真的绝望是今天我们在骂的许多人、许多事，鲁迅都骂过。言归正传我们就事论事，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源于俄文，出现在19世纪的俄国。当时较之于西方还很落后的俄国社会中出现了一批上流社会的“叛徒”。他们接受西方教育，对俄国专制制度不满，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并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同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英国知识分子在学校里给政府提着不痛不痒的建议，德国知识分子在逻辑思辨里追寻内心的自由。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指那些以独立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
寻着周树人的文摊秘诀是可以扮演文化人的，但文化人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须得在道德和学理上具有批判力。然而，道德永远是—种时间伦理，而不是高谈阔论的对象。 中国当代学者，文艺思想家张中晓专注学理，很少探讨自己的苦难。而与张中晓同时蒙冤的王元化先生在《无梦楼随笔》的序言中替他说了“人的尊严越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是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张中晓坚信：“知识人的道德责任，在于坚持人类的良知。只有正直的人们，才不辜负正义的使命。”一个书生，可以被剥夺公民的身份，甚至求知的权利，却无法剥夺他内心的良知和对真理的执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命运愈是坎坷，生活愈是艰难，就愈加显得这意义的沉重。
张中晓只身坚守的，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道德责任，对知识的、真理的责任。这责任对于他来说早已不是外在的义务，而是一种自觉的内在信仰，一种只能如此的生存方式。知识分子研究学者萨义德曾说，“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
吵来吵去不过是“站队”问题
除开那些文化颇多禁忌的年岁，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论其实从来就没有断过。先秦时，孔子就和墨子吵过。孔子嫌墨子“小家子气”，墨子鄙视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盛唐时，诗歌有格、式之分。诗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诗学。文人雅士之间难免拌嘴。而真理并不是不辩自明的。如果问题总是被搁置，不被探讨，它就会逐渐被边缘化。然而，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之间争吵的不是知识性问题，而是立场问题。立场优先于知识，知识便被“站队”的混乱遮蔽了。
如今那些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骂战，也纯粹都是关于立场的争执，少有涉及对具体领域的见解。学界那些讨论中，多拾人牙慧之作，多语焉不详之作，多表明立场之作。专家变得过剩而不靠谱。而互联网这个剧场中，我们有“五毛（左派）”“汉奸（右派）”“国师（儒家）”之分。个中言论中立场分歧很容易引发民粹的狂欢。学者秦晖曾就曾表示，民粹主义最可怕的逻辑是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的人；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不惜一切的代价消灭。这使得今天的社交网络上充斥着语言暴力。
经历了80年代的文化新启蒙后，中国90年代面临着分歧更严重的现实与思潮。这时中国的市场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繁荣，但其经济转轨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已然进入利益分化和阶级分化的风险社会。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言，近年来中国收入持续增长的巨大成就似乎是通过加大不平等来实现的。
面对一个既非计划经济，又非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中的“自由”“平等”“公正”问题，新启蒙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分裂了。对改革之正当性的质疑、对中国问题的不同诊断，以及重建中国知识批判传统的不同路向，他们已无法简而化之。自由派从西方自由主义中寻求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思想资源，继续深入地批判极“左”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敦促推进中国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新左派是一个理论形态复杂的反自由主义联盟，从西方左翼批判理论汲取灵感，尝试重新构建反对资本主义的新左翼批判传统。学者甘阳细分派别，将中国“新左派”归为“自由左派”，以此与马列主义式的“老左派”区分开来。所以，不是不可以立场鲜明，而是立场是要有内容的。
然而，为了追求立场的黑白分明，面对复杂的社会局面，还是有人用左和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改革和保守等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范畴来界定观点。这显然已难以诊断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也是幼稚可笑的。我们不用假装斯文而不去争论，而是就便靠打架也要明辨事理，而不是单纯因为意见不合而大动干戈。社会的成熟不是靠分化，而是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