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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睡前，我是一定要上闹钟的；跟人家有约会，比如约九点到某某地方，我计算好路上的时间，再预留几分钟提前量，把闹钟调到八点半；单位三点有个会，我一边忙着手头的活儿，一边把闹钟调到两点五十五分……据不完全统计，我一天差不多要上四五次闹钟。
其实，我的生物钟已经进化到跟时钟差不多地准确。早晨八点要出门，七点四十分我一定准时醒来，洗漱二十分钟，掐着点走进电梯。知道三点钟开会，一过两点五十，脑子里就开始敲铃铛。周围的朋友都认为我守时，办事具有职业精神，殊不知，我自认为这是个毛病。身边有些人，无论干什么都姗姗来迟，特别沉得住气，天大的问题在他们那里都不是问题，任你在楼下摁坏汽车喇叭，人家像没听着似的梳洗打扮，你急得火烧眉毛，他那里一步三摇。我是真佩服这样的人。你次次准时又能怎么样，该挨骂还是挨骂。人家姗姗来迟又怎么样，照样该吃吃该喝喝，也没见少了骨头断了筋。
按照多年前的价值观，我的表现可以称之为“上进”、“积极”，对立面则是“懒散”、“消极”、“不靠谱”。但按近几年的价值观，后者可视为“慢生活”。我认为这是好事，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可以包容多种生活方式甚至工作方式并存，而不是只肯定单一的所谓“积极”。旅澳作家蔡成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一个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找到一个邮递员的职位，工资不低，每小时16澳元，工作轻松，每天只需给二十多幢高不过四层的公寓楼送信。他用最短的时间把活儿干完，但他被辞退了，上司给出的理由是，你干活儿太快，你要是多干几份活儿，别人就会失业。在那里，工作似乎只是人们生活的必需，而非养家的渠道。这些看来离我们还很遥远的故事，也许就是我们不久的未来。
在我的面前，时间是一块土地，上面划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格。我严格地在这些格子里跳来跳去，不能睡到自然醒，不能随性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悲催地跟自己较劲儿，与“慢生活”背道而驰……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被自己规划的生活。无论大事小情，只有上了闹钟，心里才踏实。时间于我分为两种：只有规划好的，才是时间；浪费掉的，都是生命。本来无意义的生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被赋予价值。我也知道这是自己对自己的狡辩。无意义就是无意义，赋予其价值，也是无意义的价值。这段时间的流行语是“有钱，任性”，我觉得有时间的人才是真正的任性。而我，不敢任性。
守时与懒散，可以互为“围城”吧？你羡慕我，我羡慕我，都是真心羡慕。但这种羡慕真的很“隔”，在一种生活中习惯了，再进入另外一种生活就难了。
想着这些问题的时候，仿佛听到时钟滴答滴答地响起来……不写了，我要按时去睡觉了。
其实，我的生物钟已经进化到跟时钟差不多地准确。早晨八点要出门，七点四十分我一定准时醒来，洗漱二十分钟，掐着点走进电梯。知道三点钟开会，一过两点五十，脑子里就开始敲铃铛。周围的朋友都认为我守时，办事具有职业精神，殊不知，我自认为这是个毛病。身边有些人，无论干什么都姗姗来迟，特别沉得住气，天大的问题在他们那里都不是问题，任你在楼下摁坏汽车喇叭，人家像没听着似的梳洗打扮，你急得火烧眉毛，他那里一步三摇。我是真佩服这样的人。你次次准时又能怎么样，该挨骂还是挨骂。人家姗姗来迟又怎么样，照样该吃吃该喝喝，也没见少了骨头断了筋。
按照多年前的价值观，我的表现可以称之为“上进”、“积极”，对立面则是“懒散”、“消极”、“不靠谱”。但按近几年的价值观，后者可视为“慢生活”。我认为这是好事，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可以包容多种生活方式甚至工作方式并存，而不是只肯定单一的所谓“积极”。旅澳作家蔡成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一个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找到一个邮递员的职位，工资不低，每小时16澳元，工作轻松，每天只需给二十多幢高不过四层的公寓楼送信。他用最短的时间把活儿干完，但他被辞退了，上司给出的理由是，你干活儿太快，你要是多干几份活儿，别人就会失业。在那里，工作似乎只是人们生活的必需，而非养家的渠道。这些看来离我们还很遥远的故事，也许就是我们不久的未来。
在我的面前，时间是一块土地，上面划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格。我严格地在这些格子里跳来跳去，不能睡到自然醒，不能随性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悲催地跟自己较劲儿，与“慢生活”背道而驰……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被自己规划的生活。无论大事小情，只有上了闹钟，心里才踏实。时间于我分为两种：只有规划好的，才是时间；浪费掉的，都是生命。本来无意义的生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被赋予价值。我也知道这是自己对自己的狡辩。无意义就是无意义，赋予其价值，也是无意义的价值。这段时间的流行语是“有钱，任性”，我觉得有时间的人才是真正的任性。而我，不敢任性。
守时与懒散，可以互为“围城”吧？你羡慕我，我羡慕我，都是真心羡慕。但这种羡慕真的很“隔”，在一种生活中习惯了，再进入另外一种生活就难了。
想着这些问题的时候，仿佛听到时钟滴答滴答地响起来……不写了，我要按时去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