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派了个文工团进京作汇报演出，并且特别为这次演出创作了歌曲《江西是个好地方》。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江西老表的演出，叉在演出后专门接见文工团的主要成员。
周恩来称赞整个演出很不错。尤其是《江西是个好地方》这支歌。曲好、词好，唱得也好。他说，江西确实是个好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一个瑞京(金)就了不得，苏区时有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做“南京北京，不如瑞京(金)”。江西老表听了总理的话，感到很温暖，也很自豪。遗憾的是，激动之余，他们竟弄不清总理说的是瑞京，还是瑞金，因为对于江西老表来说，“京”和“金”两个字的发音都是一样的。
后来有人到瑞金，参观了叶坪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细读了塔基碑刻上周恩来的题词。其落款为：“一九三四年列宁逝世纪念日周恩来于瑞京。”这才悟到周总理当年说的是瑞京。
二
其实，以瑞京代称瑞金，除了周恩来使用过外，还为更早些的《红色中华》所用。《红色中华》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后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少共苏区中央局合办的机关报，其权威毋庸置疑。
经查阅，《红色中华》在1933年7月3日出版的第92期头版上首次出现瑞京，这比周恩来使用瑞京一词早了半年多。截至1934年9月4日第229期第2版上最后一次出现瑞京，《红色中华》共在39期、48个版面上使用过这一名称。用得最多的一期报纸是1934年5月30日出版的第195期，这期4个版面中有3个都有瑞京字样。
另外，《红色中华》使用瑞京，还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瑞京与瑞京县并用。如《红色中华》第92期头版一篇报道的标题《瑞京各区委“八一”宣传鼓动工作的革命的竞赛》，与正文中的“瑞京县委宣传部为要完成中央局关于……”这种现象表明，瑞京仍属县级建制，这与瑞金为当时中央直属县的情况吻合。
二是瑞京与瑞金混用。有文章标题中用瑞京，正文中用瑞金，如第158期第2版《瑞京整理少先队工作的进行》中：“喘金发展少先队组织……”第159期第1版《瑞京争取了首先完成》中：“瑞金县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有标题中用瑞金，正文中用瑞京的，如第102期第7版《瑞金反革命地主豪绅的阴谋》中：“我们瑞京政治保卫分局……”第140期第1版《瑞金在开展突击运动中河东区首先超过数目》中：“瑞京模范师的红军家属……”有主标题中用瑞京，副标题中用瑞金的，如第92期头版主标题《瑞京各区委……》，副标题《在“八一”运动要把全瑞金创造一个新气象》。有同一文章正文部分瑞京和瑞金混用的，如第124期第2版《武阳下州两区庆祝野营演习大会》中：“瑞金武阳下州两区完全接受了中革军委动员武装部及瑞京县苏军事部的计划……”
由此可知，《红色中华》上瑞京和瑞金这两个名称混用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没有规律可循。我们无法把这种现象归诸某种政治原因抑或技术原因。这除了混用的普遍性外，还因为那些文章既有群众(如该报基层通讯员，瑞金某个群众团体或群众集会)所写，也有像朱德那样的高层领导署名。
三
应当怎样看待瑞金也被称做瑞京这个客观事实呢?
笔者以为，瑞金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即为首都(当年称做赤都瑞金)。按中国传统说法，即是京城。有人兴之所至，动议将瑞金称做瑞京，乃顺乎人心，合乎常理之事，而且这一叫法跟原来的叫法没有语音障碍——在瑞金方言，以至在客家话中，“金”与“京”都是一个音。官方也罢，民间也罢，对这个动议自然无不乐从。
于是，用原称还是用新名，官方便采取了两种都认可的态度，这就形成了上述种种现象。不过。问题是中央政府既系“临时”性质，则其首都为临时所在，也是不难想见的。从长远看，以瑞金做国都，终非长久之计。因此，这条动议似乎不宜写入官方正式文件尤其是法律文件中。
总之，瑞金一度又称瑞京，是个客观事实，是历史的产物。它的产生，首先在于政治因素，此外还有传统因素、语言因素和心理因素。这后者，便是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共产党人，对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中央政权及其所在地的由衷热爱。这种心理，在瑞金人民身上表现得更加强烈。
至今珍藏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里的几件文物，就是一种证明。其一为当年的油印传单，题目是《为保卫苏区武装上前线去》，落款是“瑞京县赤卫军政治部(1934年)5月1日”。其二为苏区发行的国家银行储金券[州字第五百四十二号]，券面正面上方空白处写有“瑞京下区竹阳乡三村杨世星领伍角”的毛笔手书字样。
瑞京一名虽然没有正式载人典籍，但它的历史影响是永存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派了个文工团进京作汇报演出，并且特别为这次演出创作了歌曲《江西是个好地方》。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江西老表的演出，叉在演出后专门接见文工团的主要成员。
周恩来称赞整个演出很不错。尤其是《江西是个好地方》这支歌。曲好、词好，唱得也好。他说，江西确实是个好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一个瑞京(金)就了不得，苏区时有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做“南京北京，不如瑞京(金)”。江西老表听了总理的话，感到很温暖，也很自豪。遗憾的是，激动之余，他们竟弄不清总理说的是瑞京，还是瑞金，因为对于江西老表来说，“京”和“金”两个字的发音都是一样的。
后来有人到瑞金，参观了叶坪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细读了塔基碑刻上周恩来的题词。其落款为：“一九三四年列宁逝世纪念日周恩来于瑞京。”这才悟到周总理当年说的是瑞京。
二
其实，以瑞京代称瑞金，除了周恩来使用过外，还为更早些的《红色中华》所用。《红色中华》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后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少共苏区中央局合办的机关报，其权威毋庸置疑。
经查阅，《红色中华》在1933年7月3日出版的第92期头版上首次出现瑞京，这比周恩来使用瑞京一词早了半年多。截至1934年9月4日第229期第2版上最后一次出现瑞京，《红色中华》共在39期、48个版面上使用过这一名称。用得最多的一期报纸是1934年5月30日出版的第195期，这期4个版面中有3个都有瑞京字样。
另外，《红色中华》使用瑞京，还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瑞京与瑞京县并用。如《红色中华》第92期头版一篇报道的标题《瑞京各区委“八一”宣传鼓动工作的革命的竞赛》，与正文中的“瑞京县委宣传部为要完成中央局关于……”这种现象表明，瑞京仍属县级建制，这与瑞金为当时中央直属县的情况吻合。
二是瑞京与瑞金混用。有文章标题中用瑞京，正文中用瑞金，如第158期第2版《瑞京整理少先队工作的进行》中：“喘金发展少先队组织……”第159期第1版《瑞京争取了首先完成》中：“瑞金县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有标题中用瑞金，正文中用瑞京的，如第102期第7版《瑞金反革命地主豪绅的阴谋》中：“我们瑞京政治保卫分局……”第140期第1版《瑞金在开展突击运动中河东区首先超过数目》中：“瑞京模范师的红军家属……”有主标题中用瑞京，副标题中用瑞金的，如第92期头版主标题《瑞京各区委……》，副标题《在“八一”运动要把全瑞金创造一个新气象》。有同一文章正文部分瑞京和瑞金混用的，如第124期第2版《武阳下州两区庆祝野营演习大会》中：“瑞金武阳下州两区完全接受了中革军委动员武装部及瑞京县苏军事部的计划……”
由此可知，《红色中华》上瑞京和瑞金这两个名称混用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没有规律可循。我们无法把这种现象归诸某种政治原因抑或技术原因。这除了混用的普遍性外，还因为那些文章既有群众(如该报基层通讯员，瑞金某个群众团体或群众集会)所写，也有像朱德那样的高层领导署名。
三
应当怎样看待瑞金也被称做瑞京这个客观事实呢?
笔者以为，瑞金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即为首都(当年称做赤都瑞金)。按中国传统说法，即是京城。有人兴之所至，动议将瑞金称做瑞京，乃顺乎人心，合乎常理之事，而且这一叫法跟原来的叫法没有语音障碍——在瑞金方言，以至在客家话中，“金”与“京”都是一个音。官方也罢，民间也罢，对这个动议自然无不乐从。
于是，用原称还是用新名，官方便采取了两种都认可的态度，这就形成了上述种种现象。不过。问题是中央政府既系“临时”性质，则其首都为临时所在，也是不难想见的。从长远看，以瑞金做国都，终非长久之计。因此，这条动议似乎不宜写入官方正式文件尤其是法律文件中。
总之，瑞金一度又称瑞京，是个客观事实，是历史的产物。它的产生，首先在于政治因素，此外还有传统因素、语言因素和心理因素。这后者，便是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共产党人，对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中央政权及其所在地的由衷热爱。这种心理，在瑞金人民身上表现得更加强烈。
至今珍藏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里的几件文物，就是一种证明。其一为当年的油印传单，题目是《为保卫苏区武装上前线去》，落款是“瑞京县赤卫军政治部(1934年)5月1日”。其二为苏区发行的国家银行储金券[州字第五百四十二号]，券面正面上方空白处写有“瑞京下区竹阳乡三村杨世星领伍角”的毛笔手书字样。
瑞京一名虽然没有正式载人典籍，但它的历史影响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