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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不再辉煌，文学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纯文学市场低迷、销量萎缩、读者严重分流，成为纯文学面对的普遍问题。进入新世纪，纯文学期刊的订数从百万份的最高峰跌落到一两万甚至是几千、几百份的低谷。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在稳步发展与持续变异之中，一方面取得了不小实绩，一方面又显露出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不局限于文学本身，与文学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谈到文学的时代背景，评论家白烨说。
“中国文学国情论坛”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鲁迅文学院等学术机构20多位著名文学评论家的出席，让这次会议显得分外热闹。
会议主题为“文学现状的文化解读”——将文學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表征着文学对自身所处境遇的主动接受，也表征着文学视野的日渐开阔。
早已从象牙塔走出来的纯文学，面临的已不仅仅是十字街。
■ 文学，还有“黄金时代”吗？ ■
去年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访问时，突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此语一出，引起中国文学界一片哗然。“是到了对中国文学进行反思和定位的时候了！”一位作家在博客中写道。
用“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来描述文学在鼎盛时期的境况，似乎并不过分。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纯文学的“黄金时代”，然而此后的10余年间，文学从“失重”到“躲避”，从“边缘”到“失语”，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窘迫。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将文学的困境归结为“文学焦虑”：“当代文学所发生的异常深刻的变化，使文学超越了已往的模式，表现出‘多元并立’的景象，文学处在各种图像和声音的超级文化符号的挤压之中。”
不仅不再辉煌，文学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纯文学市场低迷、销量萎缩、读者严重分流，成为纯文学面对的普遍问题。进入新世纪，纯文学期刊的订数从百万份的最高峰跌落到一两万甚至是几千、几百份的低谷。
“不得不承认，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文学期刊向市场的大突围基本上宣告失败，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感慨：“近七八年来，文学期刊的面貌可谓旧貌换新颜：封面改了，版式改了，纸张改了，内容改了，冲破纯文学的清规戒律，倡导跨文体写作，鼓吹行走文学，强调作家立场，注重故事叙述。”可是，问题是，“山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市场依然故我。”他困惑道：“文学期刊怎么就到了这种姥姥不亲、舅舅不疼的地步？”
文学，一次次面临边缘化的切肤之痛。2001年初，著名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家希利斯·米勒来华讲学，其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以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宣告文学的终结。他尖锐地说：“过去150年间，新的电信统治的力量对传统话语方式进行征服和颠覆，文学的边缘化标志着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图像化生存成为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方式，根源于文化的“焦虑”浸透了20世纪的世界文学。
■ 文学，真的不再有“黄金时代”了吗？ ■
“应以理智的态度看待文学的落差”
一个月前，秉持对“文学性的坚持与坚守”的《收获》，步入知天命之年，这个被同行称作“傲立的文学标杆”的纯文学期刊，高调发布了它的发行量：12万册，一个令人精神一振的数字。
80年代，堪称中国文学的风向标的《收获》、《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的发行量一度达到80多万份，这个数字一度被看作文学“黄金时代”的一个醒目标志。然而，就在当时，《收获》已故主编巴金敏锐地认识到这个过度膨胀的数字“是不正常的”，他主动提出降下发行量。“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对的。”在《收获》50华诞庆典中，副主编程永新说。
对于从文化的饥渴中走出来的人们，文学是最丰盈的乳汁。“我们应该以理智的态度看待文学期刊过去的和现在的发行量。过去的发行量，包含着人们对文学之外的激情的满足。今天的发行量，更客观更真实。”一位文学期刊主编说，“文学正在遭遇稀释和解构，面临的冲击是世界性的。”
“文学现在才是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前不久一次题为《阅读的重量》的演讲中说。在那个从文学贫瘠中走出来的时代，“作家可能被抬到了一种今天我看来不太正常的高度，文学最便捷地成为全民宣泄压抑了太久的感情的通道，读者集体性的阅读兴奋本身大于对文学品质的期待，才造就了那个时代作家的特殊地位。作家从80年代的尊崇到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位置降低，这是正常的。在如今一个多元并存的文化生态下，文学不再受宠，它与其他行业应该是平等的”。
对于新世纪以来多元语境中的文学境况，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也要有充分的准备。白烨认为：“文学境况的改变迅即而巨大，对其走势的把握和问题的捕捉，越来越不易，越来越重要。”
“文学，有能力温暖世界”
为争取更多的读者，寻求更多的支持和出路，从“理想”走向“现实”的文学进行了不少反省，也做出了不少改变。
文学期刊的变化最为明显。《小说选刊》、《花城》、《十月》、《当代》、《钟山》、《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都试图从包装到内容寻求突变，并试图以更多非文学栏目的“文化化”来摆脱经营困境。2006年新年伊始，被《小说选刊》第一期封面照片“吓了一跳”的不在少数，那个啃着一摞干馒头、开怀大笑的民工表明了文学正在降低姿态，求得民众的认同。
在百度上搜索“纯文学”，跳出来的网页竟有588000个之多。在各种纯文学期刊为面向市场而煞费苦心时，各种纯文学网站则在为纯文学搭建更广阔的平台。这些努力令人感动。
“有必要提提近年来的散文随笔和报告文学。”一位文学评论家说。关注现实，揭示生活，摹写人生的散文随笔和报告文学是近年来文学创作不可忽视的亮色。他认为：“在文学中，最能快速而有效地抵制大众文化的浮躁和浅薄，消解流俗文化的低俗和快餐化，提升普罗文化的精神层次，当是这些谈天说地、不拘一格、追古抚今的散文随笔。那些看似平常、随手拈来的文字，参与了时代文化的创造，折射了时代文化最为重要的内容，描述了时代精神的荦荦大端、万千气象。”文学评论家何西来说，报告文学从建设和谐新农村、描写英雄模范人物、民族关系融洽、人与自然和谐、道德伦理建设等题材与主题的分类综述中，真实而客观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经过近20年的摸索，人们已经对文学在市场中的定位有了充分的认识，也对文学的前景重拾信心。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认为，文学的境况已不再像前几年那样一片黑暗，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还会回归，文学应该有自身的市场前景。面对各种新媒体的冲击，“文学要走进大文化时代”，诗人雷抒雁强调。“近年来，文学在贴近现实、贴近群众、发扬现实主义传统，在向历史的纵深开掘，在图像时代的挤压下艰难突围，文学新人和新的作家群茁壮成长等方面，表现出了颇有成效的一面。”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张炯说：“对这些，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
文学走向“黄金时代”，不仅需要在文本上的努力，更需要伦理上的共识。文学创作和评论中的一个误区值得我们警醒：一提到真善美，就被诟病为矫情、虚伪、造作和浅薄。一方面，道德虚化和精神颓靡干扰着受众的审美判断；一方面，审美情愫的缺失也在加剧了道德的滑坡。“古人云：道德文章。文学的繁荣，不仅需要作家、文论家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贵山在谈到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原则时说。
文学迈向“黄金时代”，首先要回归正常的审美判断——同情、悲悯、慈爱、善良、真诚、宽容中来。“如果现代社会有点冷落文学，我想重要的责任可能不在读者，而在于写作者，在于是否有足够优秀的作品给读者分享。”铁凝说，她坚信“中国文学一定会更好，一定还会有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世界”。
［链接］
边缘与希望:对当代文学的深层思考
王学海
前不久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指责，引起国内文学文化界的震动和论辩，同时也促使我们向问题的更深层处思考和求索。数十年来，有关人士都在惊呼，文学已走在时代行进的边缘，显得冷落和黯然。但不管是純文学杂志的双月刊、单月刊和半月刊，或者由它们派生出来的增刊，每一期都会有数量依然可观的作品面世。
以《小说月报》的《全国报刊小说概览》为例，每两个月，至少有近80种文学期刊的约300部短篇和中长篇，约600多万字的小说，以洋洋大观之状呈送到读者面前。文学依旧以顽强而繁荣的姿态行进在强调经济发展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
但在这表面繁荣与顽强的内部，我们确实也感到了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缺憾：陈旧、平庸和不断地重复自己。笔者是数十年如一日钟爱文学的人，至今仍自费订阅《人民文学》等近二十种纯文学杂志，并随时在书报亭选择购买《小说选刊》等杂志。但在有限的阅读中，经常会碰到平淡无味或根本读不下去的作品，有的甚至还是头条稿。如有的作品讲百姓日常生活的小日子，进入的叙述琐碎冗长，出来的结果也自然平庸。写农村的护秋，虽然出于名家之手，但通读之后，便感觉作者的生活积累已没什么可写了，便拣个陈旧的题材加点色的刺激，来糊糊读者阅读的饥渴之口。描绘士兵的生活与内心，仍旧停留在表层与旧模式的流转之中，现代军人，特别是知识型军人对当兵及其士兵生活的当下思考认识，未见有新颖的描述。同样，对一些白领或中层阶级的描写，往往也只局限于浅表生活的休闲或忧患之中，那种典型性与个性及多面性，以及他们在时代（世界）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关系中如何思想与生活的内心深处多层面的艺术形象，极为少见。更多的是混杂的形象：于网络于臆想之间的任意编造加略缀新鲜词语的小说居多，借助克里斯蒂的惊险加悬念，或渗入一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乔伊斯的意识流、博尔赫斯的幻想的小说居多。即使一些名家的长篇，也经常听到偶尔涉及文学读本的人嘀咕：怪不得文学（小说）读的人越来越少，你们宣传的那么有名的作家，手法竟如此陈旧，让人实在读不下去。
说俗套，除了叙述语言与故事结构外，最明显的在于结局。当然这些小说有的显示了良好的写作功力，但这正如我在批评当下美术界的中国画画家一样，你的画技再好，哪怕再添上现代有科技含量的技法，也只是个画匠，真正的画师只有在你有创造含金量的境界中才能见出。同样，好的小说也只能是作家创造出真具审美境界之下才会诞生。否则，写得越多，也越危险，因为你很有可能从一个作家的立场滑向一个写手的角色。
小说的创作，并非单纯的故事结构与情节转换及其细节上的深凿细雕。就审美而论，它是在创作中如何使被描述中的生活原样的东西，在穿破表层向深层掘进中出其不意地变化。作家要叙说的，是上帝还没说完的话。譬如近年各个文学期刊出现的讲述农民进城打工的小说，如何地艰辛，如何地受到挫折，在作品中有淋漓尽致的描写，有的作品也伸张了些社会的正义。然而，大多数的作品，仅是停留在描述或故事的叙述之中，而未能有审美深层次的艺术表达。譬若故事发生地点，城市的问题，如原本只有七百平方公里、五六十万人口的小县城，因为经济的发达，一下涌来了二十万甚至相当于原人口一倍的打工者，他们固然成为了“新××人”，成为光荣的该发展着的城市的建设者。然而资源，这有限的区域有限的资源你想过没有，若干年后，当不断繁殖的人口再增至一倍甚至更多，当有限的资源无法再生，且生存的环境又因负重过多的人口出现严重的污染和早衰时，若原本有十棵树围着一个人，到后来只有十个人面对一棵树的时候，我们在当下应该叙说的又是什么？这是一根肉骨头被众多蚂蚁啃咬后的情景，作家们在描述城市的故事时，有没有作深层的全方位的扫描？而与此对应的，是跑光了青壮年的村庄，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落后，落后之中的荒芜与贫瘠在进一步加深，面对与前者繁荣相背的事实，或称之现实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作家的思想对此类似的社会现象，也表现出了极度的贫乏。我们刻画一个打工者进城后的巨大变化，并不在于他奇特的遭遇和变异的行为，而是要看到一个作家对他描述的主体的内心剖析，以及他身份变异过程中出现的对社会对世界影响和质疑的艺术具体化，对于多少打工的后来者及其我们将与他们共处的环境中，小说能为我们阐释当下的视阈之外，更要提供一个瞻望未来的视角。
作品平庸与陈旧的背后，显示出创作者缺乏精神信仰，创作的思路跟着市场和利益在走。前辈作家们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殚精竭虑地进行创作的状态已显遥远，今天求数量和曝光率成众流之势。当作家用功利写作来应付读者的审美期待，用快捷浮泛的写作替代艺术创造，一个基本的问题就会重新冒出：你为什么写小说？我为什么读小说？作家与读者，彼此的文化追求和精神介入的价值该怎样衡定？小说艺术的审美，该谁来判断？
看似繁荣又新作不断的文学创作，由于作家自身知识结构的单薄，不少作品的故事结构、情节转换、人物刻画、细节描摹，乃至语言的运用，不断在重复自己的真是眼不鲜见，并呈现出当代文学集体的病相。病相的根源，在于作家游离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之外，缺乏与历史对话的宏大叙事能力，更没有意识到要把创作自觉地纳入全球化的当下语境之中，使它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着的有力的一部分。
文学创作就生活而引发，这是一个永远有待完成、有待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它是生活的实践、创作的实践（当然创作也是大生活之一种），但更是精神对生活的挑战及其超越。当我们拿起笔来面对生活时，生活就重新成为我们的思考对象，它也应该就成了虚构的生活。是的，我们曾经生活过，前辈们也为我们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生活的历史印痕。但当我们创作时，就不是简单地抄袭生活或复述生活。我们的肉身陷入生活中曾经迷茫过，但我们当下的创作思想却应该把生活重新打碎，在她重新的生成、流变、活力和诡秘中，进行永不停息的思考和批判，只有在不断地思考与批判中，生活在你的笔下才不会重复。这就像卡尔·马克思以商品为出发点，考证资本与人及其社会的关系，导出了剩余价值的发现，而马克斯·韦伯同样对资本主义分析，推出了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关系一样，我们的社会今天正处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下，有不断出新的生活，作家们应该把创作眼光宏观地放达于此，那些笔下人物的积极进取与内在分裂，那些心灵的大开大合与细微轻飏，只有放置于“特色”之下去多方位、多视角地描写，才不会让作品和自己重复，也才会产生蕴含新的发现、新的思想和新的语言的作品。时代的特征，才是生活的特色。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三点指责是：“1.以功利和游戏之心对待文学；2.不重视写作语言；3.缺少关注现实的勇气，不能成为民众的代言。”我想这是值得每个尊重艺术与现实的作家和批评家认真反思的。
（来源：搜狐文化）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在稳步发展与持续变异之中，一方面取得了不小实绩，一方面又显露出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不局限于文学本身，与文学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谈到文学的时代背景，评论家白烨说。
“中国文学国情论坛”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鲁迅文学院等学术机构20多位著名文学评论家的出席，让这次会议显得分外热闹。
会议主题为“文学现状的文化解读”——将文學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表征着文学对自身所处境遇的主动接受，也表征着文学视野的日渐开阔。
早已从象牙塔走出来的纯文学，面临的已不仅仅是十字街。
■ 文学，还有“黄金时代”吗？ ■
去年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访问时，突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此语一出，引起中国文学界一片哗然。“是到了对中国文学进行反思和定位的时候了！”一位作家在博客中写道。
用“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来描述文学在鼎盛时期的境况，似乎并不过分。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纯文学的“黄金时代”，然而此后的10余年间，文学从“失重”到“躲避”，从“边缘”到“失语”，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窘迫。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将文学的困境归结为“文学焦虑”：“当代文学所发生的异常深刻的变化，使文学超越了已往的模式，表现出‘多元并立’的景象，文学处在各种图像和声音的超级文化符号的挤压之中。”
不仅不再辉煌，文学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纯文学市场低迷、销量萎缩、读者严重分流，成为纯文学面对的普遍问题。进入新世纪，纯文学期刊的订数从百万份的最高峰跌落到一两万甚至是几千、几百份的低谷。
“不得不承认，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文学期刊向市场的大突围基本上宣告失败，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感慨：“近七八年来，文学期刊的面貌可谓旧貌换新颜：封面改了，版式改了，纸张改了，内容改了，冲破纯文学的清规戒律，倡导跨文体写作，鼓吹行走文学，强调作家立场，注重故事叙述。”可是，问题是，“山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市场依然故我。”他困惑道：“文学期刊怎么就到了这种姥姥不亲、舅舅不疼的地步？”
文学，一次次面临边缘化的切肤之痛。2001年初，著名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家希利斯·米勒来华讲学，其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以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宣告文学的终结。他尖锐地说：“过去150年间，新的电信统治的力量对传统话语方式进行征服和颠覆，文学的边缘化标志着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图像化生存成为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方式，根源于文化的“焦虑”浸透了20世纪的世界文学。
■ 文学，真的不再有“黄金时代”了吗？ ■
“应以理智的态度看待文学的落差”
一个月前，秉持对“文学性的坚持与坚守”的《收获》，步入知天命之年，这个被同行称作“傲立的文学标杆”的纯文学期刊，高调发布了它的发行量：12万册，一个令人精神一振的数字。
80年代，堪称中国文学的风向标的《收获》、《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的发行量一度达到80多万份，这个数字一度被看作文学“黄金时代”的一个醒目标志。然而，就在当时，《收获》已故主编巴金敏锐地认识到这个过度膨胀的数字“是不正常的”，他主动提出降下发行量。“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对的。”在《收获》50华诞庆典中，副主编程永新说。
对于从文化的饥渴中走出来的人们，文学是最丰盈的乳汁。“我们应该以理智的态度看待文学期刊过去的和现在的发行量。过去的发行量，包含着人们对文学之外的激情的满足。今天的发行量，更客观更真实。”一位文学期刊主编说，“文学正在遭遇稀释和解构，面临的冲击是世界性的。”
“文学现在才是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前不久一次题为《阅读的重量》的演讲中说。在那个从文学贫瘠中走出来的时代，“作家可能被抬到了一种今天我看来不太正常的高度，文学最便捷地成为全民宣泄压抑了太久的感情的通道，读者集体性的阅读兴奋本身大于对文学品质的期待，才造就了那个时代作家的特殊地位。作家从80年代的尊崇到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位置降低，这是正常的。在如今一个多元并存的文化生态下，文学不再受宠，它与其他行业应该是平等的”。
对于新世纪以来多元语境中的文学境况，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也要有充分的准备。白烨认为：“文学境况的改变迅即而巨大，对其走势的把握和问题的捕捉，越来越不易，越来越重要。”
“文学，有能力温暖世界”
为争取更多的读者，寻求更多的支持和出路，从“理想”走向“现实”的文学进行了不少反省，也做出了不少改变。
文学期刊的变化最为明显。《小说选刊》、《花城》、《十月》、《当代》、《钟山》、《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都试图从包装到内容寻求突变，并试图以更多非文学栏目的“文化化”来摆脱经营困境。2006年新年伊始，被《小说选刊》第一期封面照片“吓了一跳”的不在少数，那个啃着一摞干馒头、开怀大笑的民工表明了文学正在降低姿态，求得民众的认同。
在百度上搜索“纯文学”，跳出来的网页竟有588000个之多。在各种纯文学期刊为面向市场而煞费苦心时，各种纯文学网站则在为纯文学搭建更广阔的平台。这些努力令人感动。
“有必要提提近年来的散文随笔和报告文学。”一位文学评论家说。关注现实，揭示生活，摹写人生的散文随笔和报告文学是近年来文学创作不可忽视的亮色。他认为：“在文学中，最能快速而有效地抵制大众文化的浮躁和浅薄，消解流俗文化的低俗和快餐化，提升普罗文化的精神层次，当是这些谈天说地、不拘一格、追古抚今的散文随笔。那些看似平常、随手拈来的文字，参与了时代文化的创造，折射了时代文化最为重要的内容，描述了时代精神的荦荦大端、万千气象。”文学评论家何西来说，报告文学从建设和谐新农村、描写英雄模范人物、民族关系融洽、人与自然和谐、道德伦理建设等题材与主题的分类综述中，真实而客观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经过近20年的摸索，人们已经对文学在市场中的定位有了充分的认识，也对文学的前景重拾信心。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认为，文学的境况已不再像前几年那样一片黑暗，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还会回归，文学应该有自身的市场前景。面对各种新媒体的冲击，“文学要走进大文化时代”，诗人雷抒雁强调。“近年来，文学在贴近现实、贴近群众、发扬现实主义传统，在向历史的纵深开掘，在图像时代的挤压下艰难突围，文学新人和新的作家群茁壮成长等方面，表现出了颇有成效的一面。”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张炯说：“对这些，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
文学走向“黄金时代”，不仅需要在文本上的努力，更需要伦理上的共识。文学创作和评论中的一个误区值得我们警醒：一提到真善美，就被诟病为矫情、虚伪、造作和浅薄。一方面，道德虚化和精神颓靡干扰着受众的审美判断；一方面，审美情愫的缺失也在加剧了道德的滑坡。“古人云：道德文章。文学的繁荣，不仅需要作家、文论家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贵山在谈到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原则时说。
文学迈向“黄金时代”，首先要回归正常的审美判断——同情、悲悯、慈爱、善良、真诚、宽容中来。“如果现代社会有点冷落文学，我想重要的责任可能不在读者，而在于写作者，在于是否有足够优秀的作品给读者分享。”铁凝说，她坚信“中国文学一定会更好，一定还会有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世界”。
［链接］
边缘与希望:对当代文学的深层思考
王学海
前不久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指责，引起国内文学文化界的震动和论辩，同时也促使我们向问题的更深层处思考和求索。数十年来，有关人士都在惊呼，文学已走在时代行进的边缘，显得冷落和黯然。但不管是純文学杂志的双月刊、单月刊和半月刊，或者由它们派生出来的增刊，每一期都会有数量依然可观的作品面世。
以《小说月报》的《全国报刊小说概览》为例，每两个月，至少有近80种文学期刊的约300部短篇和中长篇，约600多万字的小说，以洋洋大观之状呈送到读者面前。文学依旧以顽强而繁荣的姿态行进在强调经济发展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
但在这表面繁荣与顽强的内部，我们确实也感到了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缺憾：陈旧、平庸和不断地重复自己。笔者是数十年如一日钟爱文学的人，至今仍自费订阅《人民文学》等近二十种纯文学杂志，并随时在书报亭选择购买《小说选刊》等杂志。但在有限的阅读中，经常会碰到平淡无味或根本读不下去的作品，有的甚至还是头条稿。如有的作品讲百姓日常生活的小日子，进入的叙述琐碎冗长，出来的结果也自然平庸。写农村的护秋，虽然出于名家之手，但通读之后，便感觉作者的生活积累已没什么可写了，便拣个陈旧的题材加点色的刺激，来糊糊读者阅读的饥渴之口。描绘士兵的生活与内心，仍旧停留在表层与旧模式的流转之中，现代军人，特别是知识型军人对当兵及其士兵生活的当下思考认识，未见有新颖的描述。同样，对一些白领或中层阶级的描写，往往也只局限于浅表生活的休闲或忧患之中，那种典型性与个性及多面性，以及他们在时代（世界）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关系中如何思想与生活的内心深处多层面的艺术形象，极为少见。更多的是混杂的形象：于网络于臆想之间的任意编造加略缀新鲜词语的小说居多，借助克里斯蒂的惊险加悬念，或渗入一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乔伊斯的意识流、博尔赫斯的幻想的小说居多。即使一些名家的长篇，也经常听到偶尔涉及文学读本的人嘀咕：怪不得文学（小说）读的人越来越少，你们宣传的那么有名的作家，手法竟如此陈旧，让人实在读不下去。
说俗套，除了叙述语言与故事结构外，最明显的在于结局。当然这些小说有的显示了良好的写作功力，但这正如我在批评当下美术界的中国画画家一样，你的画技再好，哪怕再添上现代有科技含量的技法，也只是个画匠，真正的画师只有在你有创造含金量的境界中才能见出。同样，好的小说也只能是作家创造出真具审美境界之下才会诞生。否则，写得越多，也越危险，因为你很有可能从一个作家的立场滑向一个写手的角色。
小说的创作，并非单纯的故事结构与情节转换及其细节上的深凿细雕。就审美而论，它是在创作中如何使被描述中的生活原样的东西，在穿破表层向深层掘进中出其不意地变化。作家要叙说的，是上帝还没说完的话。譬如近年各个文学期刊出现的讲述农民进城打工的小说，如何地艰辛，如何地受到挫折，在作品中有淋漓尽致的描写，有的作品也伸张了些社会的正义。然而，大多数的作品，仅是停留在描述或故事的叙述之中，而未能有审美深层次的艺术表达。譬若故事发生地点，城市的问题，如原本只有七百平方公里、五六十万人口的小县城，因为经济的发达，一下涌来了二十万甚至相当于原人口一倍的打工者，他们固然成为了“新××人”，成为光荣的该发展着的城市的建设者。然而资源，这有限的区域有限的资源你想过没有，若干年后，当不断繁殖的人口再增至一倍甚至更多，当有限的资源无法再生，且生存的环境又因负重过多的人口出现严重的污染和早衰时，若原本有十棵树围着一个人，到后来只有十个人面对一棵树的时候，我们在当下应该叙说的又是什么？这是一根肉骨头被众多蚂蚁啃咬后的情景，作家们在描述城市的故事时，有没有作深层的全方位的扫描？而与此对应的，是跑光了青壮年的村庄，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落后，落后之中的荒芜与贫瘠在进一步加深，面对与前者繁荣相背的事实，或称之现实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作家的思想对此类似的社会现象，也表现出了极度的贫乏。我们刻画一个打工者进城后的巨大变化，并不在于他奇特的遭遇和变异的行为，而是要看到一个作家对他描述的主体的内心剖析，以及他身份变异过程中出现的对社会对世界影响和质疑的艺术具体化，对于多少打工的后来者及其我们将与他们共处的环境中，小说能为我们阐释当下的视阈之外，更要提供一个瞻望未来的视角。
作品平庸与陈旧的背后，显示出创作者缺乏精神信仰，创作的思路跟着市场和利益在走。前辈作家们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殚精竭虑地进行创作的状态已显遥远，今天求数量和曝光率成众流之势。当作家用功利写作来应付读者的审美期待，用快捷浮泛的写作替代艺术创造，一个基本的问题就会重新冒出：你为什么写小说？我为什么读小说？作家与读者，彼此的文化追求和精神介入的价值该怎样衡定？小说艺术的审美，该谁来判断？
看似繁荣又新作不断的文学创作，由于作家自身知识结构的单薄，不少作品的故事结构、情节转换、人物刻画、细节描摹，乃至语言的运用，不断在重复自己的真是眼不鲜见，并呈现出当代文学集体的病相。病相的根源，在于作家游离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之外，缺乏与历史对话的宏大叙事能力，更没有意识到要把创作自觉地纳入全球化的当下语境之中，使它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着的有力的一部分。
文学创作就生活而引发，这是一个永远有待完成、有待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它是生活的实践、创作的实践（当然创作也是大生活之一种），但更是精神对生活的挑战及其超越。当我们拿起笔来面对生活时，生活就重新成为我们的思考对象，它也应该就成了虚构的生活。是的，我们曾经生活过，前辈们也为我们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生活的历史印痕。但当我们创作时，就不是简单地抄袭生活或复述生活。我们的肉身陷入生活中曾经迷茫过，但我们当下的创作思想却应该把生活重新打碎，在她重新的生成、流变、活力和诡秘中，进行永不停息的思考和批判，只有在不断地思考与批判中，生活在你的笔下才不会重复。这就像卡尔·马克思以商品为出发点，考证资本与人及其社会的关系，导出了剩余价值的发现，而马克斯·韦伯同样对资本主义分析，推出了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关系一样，我们的社会今天正处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下，有不断出新的生活，作家们应该把创作眼光宏观地放达于此，那些笔下人物的积极进取与内在分裂，那些心灵的大开大合与细微轻飏，只有放置于“特色”之下去多方位、多视角地描写，才不会让作品和自己重复，也才会产生蕴含新的发现、新的思想和新的语言的作品。时代的特征，才是生活的特色。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三点指责是：“1.以功利和游戏之心对待文学；2.不重视写作语言；3.缺少关注现实的勇气，不能成为民众的代言。”我想这是值得每个尊重艺术与现实的作家和批评家认真反思的。
（来源：搜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