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党史文汇》有个栏目叫《大众论语》，它专登各种短论。在《党史文汇》创刊２０周年纪念活动筹办期间，该刊编辑部主要负责人对我说，你是咱们《大众论语》的撰稿人，你应该为刊物写点东西。我答应了，从何写起？我想，就以《大众论语》这个栏目的设置谈起吧。
我记得大约是２００１年元月份，在此前后，电视上正在播出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这是个赞颂清代康熙年间一个叫于成龙的清官的剧目。该剧拍得不错，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看了也很感动，但感动之余，联系历史和现实，又想到很多，使我感触最深的是，为什么“清官戏”现在还有这么大的市场？这至少说明，人民群众“清官意识”还很重，民主和法制意识还较欠缺。于是，我提笔写了一段近２０００字的随想，并拿给当时的主编郄智同志看。我让他看，并不是投稿，只是作为我们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想交换一下对上述思考的问题的认识。但老郄看过后，却对我说，你将这段文字再细改一下，加个题目，我想在刊物上用，并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我同意了老郄的建议，并按他提的意见进行修改使其变成了“文章”，题为《由清官想开去》。但《党史文汇》作为一个党史刊物，过去没有登过这类议论或评论性的文章，要登，就须再设置一个栏目。那么，栏目的名字该叫什么？老郄和当时的副主编钟启元同志叫我到编辑部共同商量。大家想了几个，什么“语林”、“语丝”、“谈古论今”等等，都觉得不够妥贴。后来，钟启元同志提出，叫“大众论语”吧。她说，我们今后征稿，要落脚在“大众”上，一是要谈大众关心的事，谈和大众有关系的事，二是这个栏目要办成大众的论坛，文章也由众人来写。至于“论语”，孔夫子曾有一部，但那是圣人及其弟子的《论语》，而今，人民大众当家做主，大众也可以有自己的“论语”。这个主意，三人都觉得行。于是，我的这篇《由清官想开去》便见于２００１年《党史文汇》第二期，成为《大众论语》专栏的开篇之作（署名“屈戎”）。
自此以来４年间，《大众论语》陆陆续续推出不少佳作，笔者也为这个栏目写过十几二十篇文章，内容与其他文章一样，大都针对社会中及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热点甚至是敏感问题而发，有的不免有点尖锐，但这是由其内容决定的，否则，便失去了这个栏目存在的意义。
由于《大众论语》议论所涉及的范围较为宽泛，也较杂，所以，有的读者将其称之为“杂文专栏”，但我个人以为，这是不确的。如果说，所登文章就其内容之“杂”这一点说，叫它“杂文”似无不可，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杂文是以在其实践史中体现出独特的美学机制为特征的，就此而言，起码我的文章虽然也有自己的个性风格，但还不能说即已具备了杂文的美学特征。只是由于所议论的话题与现实比较切近，为大众所关注，因而多少有点社会批评和文化批判的意味。而杂文所致力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判，又必然是历史的批判。时弊常是某种历史积弊的重复或变相体现，为了深入揭示病源，必须找出历史因由，剖析新溃疡下的老病灶，因此，杂文作为批判艺术，经常要因时弊而观照史弊。有时是探源，有时是用作比照，驰骋古今中外，以增加论辩的力度，也增加了杂文的文化内容和丰富性，这也就是《党史文汇》办刊方针中提到的一条叫“现实课题历史分析”。笔者在为《大众论语》撰稿时，为了剖析现实问题，不免也要反观一下历史，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由于学识有限，往往达不到应有的深度，这是我引以为憾的。
上面谈到，自己的文章虽 还称不上真正的杂文，但行文中不免要触及一些人和事，甚至会触及到权力、权力集团等，因此，这类文章在《大众论语》发表了几篇以后，有些亲朋好友曾劝我不写这类文章也罢。他们是好心，也是以史为鉴，怕我引出什么麻烦来。事实上小小的波折也有，我的一篇《重新找回马克思之后》发表后，就引来过一些人的责难。但这篇文章被延安精神研究会主办的《中华魂》转载后，大概是因为该刊的权威性起了作用吧，以后也就没有再听到什么。我依仗新时期以来民主气氛日益浓厚，思想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大的形势，除心里感谢亲友们的好意外，还是坚持写下来，并且，只要这个栏目继续存在，我还要为它写稿。这一则因为这个栏目的设置之始与我有一定关系，二则，对于我们前进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公民，既然看到了，就有指出来并期望它解决的义务和责任——尽管自己的力量是那样的微小。
据编辑部的同志说，这几年来，这个栏目的文章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这使我这个作者也感到欣慰，也更增加了我写下去和进一步写好它的信心。
我之所以坚持写这类社会批评和文化批判的文章，并非因为自己在这方面有多大的才能要展示，也不是因为写这类文章给自己带来多大的乐趣，实在还有别的原因。我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后读完大学的，当时上学的经费是国家负担，我听说，当时一个大学生每年的费用需要２０－３０个农民劳动一年（至于需要几个工人兄弟劳动一年，没有人算过）。这使我对包括工人兄弟在内的劳动人民培养我们这些所谓“知识分子”感到歉疚。到走上社会，总觉得，对劳动人民的贡献大小是个人的能力问题，但决不能做损害他们利益的事，说损害他们利益的话，甚至，在别人制造一些貌似“理论”的东西而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构成侵害时，一旦对其有害的成份有所认识，就要站出来为人民群众说句公道话，这才觉得能安于良心。劳动人民用血汗供我上学，使我有了知识，使我能分辨是非。我现在能在“话语”方面和他们站在一起，也算对他们的些小报答吧。
最后，感谢这么多年来《党史文汇》为我提供了一个报答父老乡亲的机会。
我记得大约是２００１年元月份，在此前后，电视上正在播出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这是个赞颂清代康熙年间一个叫于成龙的清官的剧目。该剧拍得不错，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看了也很感动，但感动之余，联系历史和现实，又想到很多，使我感触最深的是，为什么“清官戏”现在还有这么大的市场？这至少说明，人民群众“清官意识”还很重，民主和法制意识还较欠缺。于是，我提笔写了一段近２０００字的随想，并拿给当时的主编郄智同志看。我让他看，并不是投稿，只是作为我们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想交换一下对上述思考的问题的认识。但老郄看过后，却对我说，你将这段文字再细改一下，加个题目，我想在刊物上用，并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我同意了老郄的建议，并按他提的意见进行修改使其变成了“文章”，题为《由清官想开去》。但《党史文汇》作为一个党史刊物，过去没有登过这类议论或评论性的文章，要登，就须再设置一个栏目。那么，栏目的名字该叫什么？老郄和当时的副主编钟启元同志叫我到编辑部共同商量。大家想了几个，什么“语林”、“语丝”、“谈古论今”等等，都觉得不够妥贴。后来，钟启元同志提出，叫“大众论语”吧。她说，我们今后征稿，要落脚在“大众”上，一是要谈大众关心的事，谈和大众有关系的事，二是这个栏目要办成大众的论坛，文章也由众人来写。至于“论语”，孔夫子曾有一部，但那是圣人及其弟子的《论语》，而今，人民大众当家做主，大众也可以有自己的“论语”。这个主意，三人都觉得行。于是，我的这篇《由清官想开去》便见于２００１年《党史文汇》第二期，成为《大众论语》专栏的开篇之作（署名“屈戎”）。
自此以来４年间，《大众论语》陆陆续续推出不少佳作，笔者也为这个栏目写过十几二十篇文章，内容与其他文章一样，大都针对社会中及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热点甚至是敏感问题而发，有的不免有点尖锐，但这是由其内容决定的，否则，便失去了这个栏目存在的意义。
由于《大众论语》议论所涉及的范围较为宽泛，也较杂，所以，有的读者将其称之为“杂文专栏”，但我个人以为，这是不确的。如果说，所登文章就其内容之“杂”这一点说，叫它“杂文”似无不可，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杂文是以在其实践史中体现出独特的美学机制为特征的，就此而言，起码我的文章虽然也有自己的个性风格，但还不能说即已具备了杂文的美学特征。只是由于所议论的话题与现实比较切近，为大众所关注，因而多少有点社会批评和文化批判的意味。而杂文所致力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判，又必然是历史的批判。时弊常是某种历史积弊的重复或变相体现，为了深入揭示病源，必须找出历史因由，剖析新溃疡下的老病灶，因此，杂文作为批判艺术，经常要因时弊而观照史弊。有时是探源，有时是用作比照，驰骋古今中外，以增加论辩的力度，也增加了杂文的文化内容和丰富性，这也就是《党史文汇》办刊方针中提到的一条叫“现实课题历史分析”。笔者在为《大众论语》撰稿时，为了剖析现实问题，不免也要反观一下历史，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由于学识有限，往往达不到应有的深度，这是我引以为憾的。
上面谈到，自己的文章虽 还称不上真正的杂文，但行文中不免要触及一些人和事，甚至会触及到权力、权力集团等，因此，这类文章在《大众论语》发表了几篇以后，有些亲朋好友曾劝我不写这类文章也罢。他们是好心，也是以史为鉴，怕我引出什么麻烦来。事实上小小的波折也有，我的一篇《重新找回马克思之后》发表后，就引来过一些人的责难。但这篇文章被延安精神研究会主办的《中华魂》转载后，大概是因为该刊的权威性起了作用吧，以后也就没有再听到什么。我依仗新时期以来民主气氛日益浓厚，思想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大的形势，除心里感谢亲友们的好意外，还是坚持写下来，并且，只要这个栏目继续存在，我还要为它写稿。这一则因为这个栏目的设置之始与我有一定关系，二则，对于我们前进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公民，既然看到了，就有指出来并期望它解决的义务和责任——尽管自己的力量是那样的微小。
据编辑部的同志说，这几年来，这个栏目的文章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这使我这个作者也感到欣慰，也更增加了我写下去和进一步写好它的信心。
我之所以坚持写这类社会批评和文化批判的文章，并非因为自己在这方面有多大的才能要展示，也不是因为写这类文章给自己带来多大的乐趣，实在还有别的原因。我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后读完大学的，当时上学的经费是国家负担，我听说，当时一个大学生每年的费用需要２０－３０个农民劳动一年（至于需要几个工人兄弟劳动一年，没有人算过）。这使我对包括工人兄弟在内的劳动人民培养我们这些所谓“知识分子”感到歉疚。到走上社会，总觉得，对劳动人民的贡献大小是个人的能力问题，但决不能做损害他们利益的事，说损害他们利益的话，甚至，在别人制造一些貌似“理论”的东西而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构成侵害时，一旦对其有害的成份有所认识，就要站出来为人民群众说句公道话，这才觉得能安于良心。劳动人民用血汗供我上学，使我有了知识，使我能分辨是非。我现在能在“话语”方面和他们站在一起，也算对他们的些小报答吧。
最后，感谢这么多年来《党史文汇》为我提供了一个报答父老乡亲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