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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处于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即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作为西南联大的哲学教授，写下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六本书，统称为“贞元六书”。贞元六书构成冯友兰的哲学体系，该哲学体系称为“新理学”，意为对中国传统儒学的宋明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其中《新事论》（1940年）一书是将其哲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的产物。此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即“中国到自由之路”，用以表明此书的宗旨。由此可见，“自由”这一价值在冯友兰的心目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新事论》就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来阐释自由、平等、民主和博爱等价值，并指出中国社会通向这些价值实现的必由之路。
这条必由之路是什么？冯友兰答曰：通过工业革命，从以家庭为本位的生产制度转变为以社会为本位的生产制度，进而导致相应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转变。他说：“这个革命使人舍弃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脱离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经过这个革命以后，人用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行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制度。有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即有以家为本位底社会制度。以此等制度为中心之文化，我们名之为生产家庭化底文化。有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即有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制度。以此等制度为中心之文化，我们名之曰生产社会化底文化。”
我们看到，冯友兰所说的必由之路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发展之路几乎如出一辙，其深层的理论基础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于这种倾向和思路，冯友兰也就自然而然地谈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三种社会制度的共同点是以社会为本位，它们的区别点在于分配制度，即冯友兰所说的“支配家庭化”还是“支配社会化”。
冯友兰谈道：“生产社会化底社会亦有两类：一是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者，一是生产社会化支配亦社会化者。前者是普通所谓资本主义底社会，后者是普通所谓社会主义底社会。在此后者中，所谓社会化之社会，亦可以国为范围，或以天下为范围。以国为范围者即所谓国家社会主义。以天下为范围者，即所谓共产主义。”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三种社会制度的社会化程度依次上升：资本主义社会只是生产社会化；社会主义社会不仅生产社会化，而且分配（支配）社会化；共产主义社会不仅生产和分配都是社会化的，而且社会化的范围不限于国家，而是全世界。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共产主义相当于“大同世界”，在那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
需要提及，冯友兰的“新理学”主要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和发展，从总体上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较大的差异。正因为此，冯友兰本人不以马克思主义自居，他只是出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学术思考，得出以上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这恰好说明，以平等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具有普遍性的，不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作为奋斗目标，中国的一切向往自由平等的人们也可把它作为奋斗目标。不只现代的中国人可以其为目标，古代的中国人也可以其为目标；只是古代人不具备实现它的物质基础—工业化大生产，所谓“大同世界”無异于纸上谈兵、望梅止渴。
冯友兰强调，中国到自由之路就是到现代化之路，当务之急是进行工业革命，然后顺势而为，将家庭本位的社会制度转变为社会本位的社会制度，那种社会制度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冯友兰对共产主义的理想着墨不多，但其偏好之意已经跃然纸上。
冯友兰的这种政治哲学倾向为他以后的许多言行提供了一定的解释，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这位当代中国哲学大师的哲学体系和政治立场是十分重要的。
其中《新事论》（1940年）一书是将其哲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的产物。此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即“中国到自由之路”，用以表明此书的宗旨。由此可见，“自由”这一价值在冯友兰的心目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新事论》就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来阐释自由、平等、民主和博爱等价值，并指出中国社会通向这些价值实现的必由之路。
这条必由之路是什么？冯友兰答曰：通过工业革命，从以家庭为本位的生产制度转变为以社会为本位的生产制度，进而导致相应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转变。他说：“这个革命使人舍弃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脱离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经过这个革命以后，人用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行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制度。有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即有以家为本位底社会制度。以此等制度为中心之文化，我们名之为生产家庭化底文化。有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即有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制度。以此等制度为中心之文化，我们名之曰生产社会化底文化。”
我们看到，冯友兰所说的必由之路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发展之路几乎如出一辙，其深层的理论基础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于这种倾向和思路，冯友兰也就自然而然地谈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三种社会制度的共同点是以社会为本位，它们的区别点在于分配制度，即冯友兰所说的“支配家庭化”还是“支配社会化”。
冯友兰谈道：“生产社会化底社会亦有两类：一是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者，一是生产社会化支配亦社会化者。前者是普通所谓资本主义底社会，后者是普通所谓社会主义底社会。在此后者中，所谓社会化之社会，亦可以国为范围，或以天下为范围。以国为范围者即所谓国家社会主义。以天下为范围者，即所谓共产主义。”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三种社会制度的社会化程度依次上升：资本主义社会只是生产社会化；社会主义社会不仅生产社会化，而且分配（支配）社会化；共产主义社会不仅生产和分配都是社会化的，而且社会化的范围不限于国家，而是全世界。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共产主义相当于“大同世界”，在那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
需要提及，冯友兰的“新理学”主要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和发展，从总体上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较大的差异。正因为此，冯友兰本人不以马克思主义自居，他只是出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学术思考，得出以上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这恰好说明，以平等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具有普遍性的，不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作为奋斗目标，中国的一切向往自由平等的人们也可把它作为奋斗目标。不只现代的中国人可以其为目标，古代的中国人也可以其为目标；只是古代人不具备实现它的物质基础—工业化大生产，所谓“大同世界”無异于纸上谈兵、望梅止渴。
冯友兰强调，中国到自由之路就是到现代化之路，当务之急是进行工业革命，然后顺势而为，将家庭本位的社会制度转变为社会本位的社会制度，那种社会制度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冯友兰对共产主义的理想着墨不多，但其偏好之意已经跃然纸上。
冯友兰的这种政治哲学倾向为他以后的许多言行提供了一定的解释，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这位当代中国哲学大师的哲学体系和政治立场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