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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8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竞技体育战略发展的一个拐点。本研究采用文献法、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回顾了我国运动员群体成长环境的社会变迁，揭示了现阶段我国运动员群体的特征，即民族精神的弱化性、运动寿命的短暂性、职业声望的不稳定性和文化教育的边缘性。研究表明，后奥运时期必须将文化教育作为运动员群体的战略选择。因为，提高运动员群体的文化素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时代脉搏，强化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保证运动员群体退役出路的基础，解决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问题更是竞技体育良性运行的根本。
关键词：文化教育；运动员群体；成长环境；基本特征；竞技体育；战略抉择
中图分类号：G8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0)04-0011-05
1 后奥运会时期运动员群体面临的转变
2008年北京奥运会，运动员群体经历了盛大的狂欢：精彩的演绎、完美的谢幕，将永远载人中国体育发展的绵延史册。那一刻，国人对运动员群体的倾注达到了巅峰，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人民的体育情感，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对运动员群体文化素质的质疑，就不曾中断过；对运动员群体素质的批评动辄见诸报端。长期以来我国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问题也一直未得到实质上的突破。文化教育全面地、持续地影响着人的一生，处于我国社会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在以全面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在以实施义务教育免费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变革中，在运动员群体成长的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势下，长期被忽视的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问题自然被提到日程上来。在分析大量文献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运动员群体必将面临着以运动训练为主走向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战略转变(图1)。
2 我国运动员群体成长环境的社会变迁
2.1 政治环境的变迁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兼之国内长期的不稳定，经常处于挨打的被动局面，是一个落后国家。“东亚病夫”如影随形，笼罩着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灵。1949年之前，我国运动员参加三届奥运会，每次都铩羽而归，一牌未得。当时一家外国报纸刊出了这样的一幅漫画：奥运五环旗下，一群蓄着长辫、身穿长袍马褂、形容枯槁的中国人，扛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鸭蛋，画题为“东亚病夫”。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独立主权地位。竞技体育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语言，利用它发展同其它国家的友谊，可以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时，体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不仅能为外交服务，而且能够利用肢体语言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因此，展示竞技体育水平对于刚刚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中华民族来说显然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新中国的运动员群体便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酝酿产生了。
1952年2月18日，为准备参加第15届奥运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了《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通过行政体制和财政支持来集中有限的资源保障一支高水平的运动员队伍，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保持着1.5万人左右的体育精英。竞技体育专业训练体制成为历史必然的选择，这种竞技运动直接为特定的国家和阶级利益服务，执行政府或政治集团的意志，并以政府提供所需经费为条件，因而它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竞技运动体制。半个多世纪里，我国运动员群体从来不曾忘记为祖国争光的重托，取得得了各项国际荣誉，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中国利用竞技体育这一手段来表现国家实力、扩大影响、改善和促进国家之间的关系，增进友谊，提高国际声誉和国际地位，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国民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等。“乒乓外交”、“女排精神”、“申(承)办奥运”、夺冠军、破纪录，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体育热”、“爱国潮”，彰显了竞技体育的国家政治功能。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竞技体育发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由竞技体育所衍生的政治功能在逐渐淡化。
2.2 制度环境的变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便组建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了更好更系统地培养运动员，我国建立了从县级业余体校、省市体工队到国家队的“一条龙”训练和管理体制。1951年4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工作大队，并相继成立各大军区体工队。1953年，各、省、市、自治区都相继成立了体训班，即后来的省体工队。自此，从中央、军区到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逐步设立了体育训练班(以后改称体育工作队、体育学院运动系)。为更好地培养优秀运动员，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在参照前苏联的经验、完善竞赛制度和运动员等级制度的基础上，1956年起开始在全国建立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到1957年末，全国已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所属的92个市、20个县办起了159所业余体校，在校学生达1.7万多人。此后又在1962年提出：专、市、县体委也应办好一所或几所重点青少年业余体校，把业余训练工作切实地领导起来。在此基础上，各县体委的基层业余体校也红红火火地兴办了起来，在校运动员群体人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达到高峰。同时，为了参加重大国际赛事，并设置多个项目的国家常训队。自此，中国的竞技体育训练体制逐步形成“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三级训练网体系，军事化的训练体制成为我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基本制度。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三级训练体制”，具有相对封闭独立、专业化程度高、优势力量集中的特点，曾经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各项运动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为竞技体育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也为体育事业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号角吹响，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的体制发生着重大变革。在竞技体育领域，运动员群体的退役安置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革。2007年，国家六部委联合印发《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体人字[2007]412号)，是我国运动员培养制度的一项重要变革。《办法》指出：“优秀运动员岗位与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工勤技能岗位并列管理，不划分岗位等级，不控制内部结构比例”。将优秀运动员群体纳入国家事业单位编制，解决了运动员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这一举措不仅确定了优秀运动员群体作为事业单位正式职工的身份，同时保障了优秀运动群体所享受的待遇和保障政策，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但《办法》同时也提出：“优秀运动员停止训练后，给予不超过一年的职业转换过渡期”、“优秀运动员退役时，按规定领取退役费或自主择业经济补偿金”。这个政策适应了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用人机制，不仅解决了运动员长期滞留的问题，而且打破了以往的退役安置政策。从此，运动员群体退役后的再就业问题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市场选择。对运动员群体而言，这无疑成为一种噩耗。由于体制优势，运动员群体在跨入体育这一领域时便成为了准城市居民或城市居 民或甚至跨入更高一级的发达城市。当已经熟悉和留恋城市中的人文环境和生活节奏等各种社会资源的便利时，退役后一般都不愿再回到原籍或农村，千方百计地希望能驻留在城市中。但除了体育之外，文化基础薄弱、没有其它专长的运动员群体在这种城市化的进程中成为了城市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生存的竞争压力造成了他们内心的焦虑和无助，与理想的价值追求相抵触。从某种意义上讲，运动员群体将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受损群体，如果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或许并不能享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2.3 家庭环境的变迁家庭是运动员群体成长的首要环境，是从事竞技体育训练的坚强后盾，因而家庭的强力支持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源泉。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在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有限的情况下，面对优厚的待遇，家长愿意将子女送入运动队，为竞技体育提供了充足的青少年后备力量，创造了我国竞技体育的辉煌成就。在当时，城乡和身份差异特别显著。由出生而决定的农业与非农业人口、由资历、学历和分配工作所决定的非农业人口中的工人与干部身份之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一次定终身的。从总体上来说，城市人的生活水平是大大高于乡下人的，持有户口的人在收入、消费、社会福利、就业等各个方面所享有的条件和待遇都是持有农村户口的人所不能比的。即使同在城市中的工人与干部身份，同样体现着巨大的利益差别，两种身份在工资、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上均有很大差异。处于发展初期的竞技体育却为广大工农子弟提供改变原有身份的这样一个机会。在当时的条件下，进人体校是一种改变身份的重要途径，除了在队里享受的待遇外。很多队员退役后还以工人或干部身份被分配到工厂、政府部门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安置。这种机会尽管比较少，但确实给他们改变人生道路提供了一种可能。获得一个城市户口，这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家庭而言是“山沟里飞出的凤凰”，是家庭的荣耀；获得一份正式工作，对城里人同样是梦寐以求的，早早立业就是对家庭的贡献。如果获得国家正式全日制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高等学校毕业的具有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等以上学历的学生，还可获得干部身份。竞技体育为具有运动天赋的农家子弟提供走向城市的通道，实现了由“农民”到“工人”或“干部”的跨越，获得了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这种体制弊端也日渐凸显，如运动训练与文化学习脱节、选拔路子越来越窄、运动员再就业难等等。特别是学训的分离，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很多青少年的文化学习作为代价的。这种代价使很多运动员退役后难以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即使获得机会也难以胜任。也正是这种代价使得很多家长由于担心子女的未来出路而不敢轻易将孩子送人体校参与竞技体育。随着国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读书、上大学则无疑是一个家庭最明智的选择。家长已不愿意支持子女从事竞技体育，即使支持其最终目的也仅是为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创造机会，以争取有限的教育资源，从而以期改变子女的未来，而不是希望子女能在竞技体育上获得多大成就。在今天这个越来越重视知识的时代，在许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家长绝对不愿再让孩子远离课堂，用孩子的未来作为赌注。竞技体育的人才选拔所面临的家庭环境的这种尴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长担心子女的文化素质得不到提高造成的。文化学习与运动训练的矛盾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可能成为阻碍竞技体育未来发展的最大症结。
3 现阶段我国运动员群体的基本特征
3.1 精神意识的弱化性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作为对外展示国力的一个窗口。“振兴中华、为国争光”始终是中国运动员群体所秉承的最高国家意志和崇高情怀。“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人生能有几回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乒乒精神”、“女排精神”等这些人生信条曾激励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豪迈壮志报国情，也曾鼓舞各行各业轰轰烈烈搞建设。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爱国情怀无时无刻不铭刻在每一代、每一个运动员的心目中。那种不甘落后、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雄心壮志，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国人凝聚力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种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也逐渐在淡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军事、体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惊人成就，已经或正在改变世界，超出了凭借竞技体育来打造国际地位的时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过渡的社会转型期，谋求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成为主要目标，“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呈现。在这种情况下，个性张扬将逐步取代和超越国家和集体的传统定势，运动员群体追求的个人成就与经济利益，通过拼搏实现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大步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张扬的个性、自由的主张、独立的思考，使整个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运动员群体也需要融入市场，追求完美自我。当众多运动员在公众场合表示父母成为其坚韧不拔向上的动力时，恰恰体现了国家精神意识的弱化。当然，这并不等于他们不爱国，也不等于他们缺乏民族精神，却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只有当每个人的社会价值都能够得以实现时，才更能显示出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我们早已超出需要用金牌来表明中国的地位的时代了，应该淡化金牌情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长期所依靠的竞技体育训练体制，运动员从小被送进体校，从此和社会隔绝，以放弃文化课作为代价专心训练，退役后缺乏一技之长，导致谋生困难。因此，当体制脱离社会，运动员群体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时，这种精神无疑将对运动员群体不再具有约束力和进发力。
3.2 运动寿命的短暂性运动员这一职业对运动员群体来说是用青春作为代价换来的。运动寿命是运动员的命脉，退役意味着运动寿命的终止和运动生涯的结束。我国很多运动员在义务教育阶段甚至学前阶段就进入了运动训练阶段，基层教练为了实现短期成绩目标，往往在训练中过早过大地采用与身心发育规律不相符的强力手段，导致运动员的运动能力增长空间大大缩小。另外，由于不重视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不能很好地领会教练员的训练意图，也不能有效地发挥自主能动性，影响其竞技水平的提高，最终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一项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1476名田径青少年运动员，能连续在全国比赛中保持前10名的，随着年限的增加，人数呈骤减的态势，其中之1～2a的有993人，占66.7％，而能保持5年以上的仅为17.4％，能保持8年以上的仅4.1％，绝大多数过早地结束了运动生涯。另外成材率不高也导致中国运动员群体的运动寿命较短。有人曾对全国和国际青少年比赛前3名选手进行了调查，成年后最终能进入全国前10名的仅有109人，成材率仅14.1％；能进入奥运会、亚运会前10名的分别只有17人和2人，成材率分别占2.2％和0.26％，这一状况令人担忧。诸多研究表明， 在我国田径、游泳、艺术体操、篮球、足球等许多项目中，我国优秀运动员的最佳竞技时段、运动寿命明显短于世界优秀运动员。运动员群体运动寿命的短暂意味着过早地退出运动生涯，除少数有幸进入到高校继续升学外，大部分尚处于年少的他们将分流到社会。当由于文化教育而产生的种种谋生难题困扰他们时，将直接影响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
3.3 职业声望的不稳定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对竞技体育的重视，运动员群体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体育运动本身，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小球转动大球”更是掀开了中美两国的友谊，对积极开展中国的外交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所有这些，都说明国家对运动员群体的重视程度，无疑也提高了运动员群体的社会声望。同时，国家也给予了运动员很高的待遇，也使得运动员这一职业得以稳定下来。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国家经济建设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国家给运动员提供了极高的待遇，如高质量的自助餐、服装、住宿和工资，而且在退役后也给他们提供工作和上学机会继而成为国家干部或正式职工，这在当时人们连吃饭、穿衣、住宿等都比较困难的条件下，无疑有着至高无上的荣誉。1984年奥运会上获得零的突破之后，中国运动员群体在国际舞台上连创佳绩，国人对运动员群体更是关注有加。这些条件在当时远远高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标准，是很多人可望不可及的，应该说这一阶段运动员群体的职业声望还是比较高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行了几次社会职业声望调查，从社会阶层结构模型粗略地来看，运动员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这一职业处于中层及上层社会地位(表1)。但从调查年份观察看，运动员的职业声望排序在呈逐年下降趋势。所有涉及的职业种类。
当运动员群体的运动生涯结束时，其职业声望便出现一个拐点，发生突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动人事制度不断深化，运动员群体的出路越来越难。同时，岗位竞聘对学历和能力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身处竞争如此激励的竞争社会，由于运动员从小置身于封闭式的制度环境，对社会环境不熟悉，仅在竞技体育方面的一技之长，在就业中显然处于劣势地位。正如某运动员所说：“专业化的训练使运动员只熟悉于自己的项目，一旦走出训练馆，既没有接受足够的文化，又不了解社会，退役后找工作四处碰壁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员群体的社会地位显然处于劣势，大部分运动员认为退役后的社会地位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形成了台上风光无限、台下生活拮据的“中国特色”的运动员群体，使运动员这一职业声望呈下降态势。当然，也有个别运动员的社会声望变化不大或呈上升趋势，如退役后仍然从事本专业，如当教练、体育政府管理人员等。总的来说，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我国运动员群体的社会声望呈现出由高到低的转化特征；从运动员群体的生命发展历程来看，由于成绩资本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渐渐不具优势，而且又没有储蓄更多教育资本，这种职业声望的突变便在意料之中。当一个职业发生群体性的向下流动趋势时，这种职业便会越来越失去吸引力。
3.4 文化教育的边缘性 在我国目前实行的训练体制中，随着竞技体育职业化和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竞争日益激烈，处于学龄期的运动员群体面临的成绩压力与日俱增，而视专业队为“终生就业”的社会思维惯性，人们很容易忽略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的提高。在现行训练体制下，有运动天赋的儿童从小进入当地的业余体校训练，如跳水、体操、游泳等小龄项目4～7岁即开始训练。由于目前我国训练的科学化程度还较低，很多运动队靠“耗时战”来提高运动成绩。有时1天训练时间高达8h以上，如此冗长的训练时间，留下的学习时间毕竟少得可怜。即使在有限的学习时间中，运动员由于身心疲惫，学习成了“放松”的另一种形式，上课睡觉是普遍现象。
随着教育的普及与深化，2008年秋，我国开始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化。然而，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水平却不尽人意。业内人士坦言“多数运动员都是小学水平，成绩越好，文化水平越低”。中国传统的社会意识中对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素质低这一现象已成为一个共识，正是由于所接受的文化教育较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成为运动员群体的社会标签。2000年公众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内部行为识别满意度调查结果表明，对文化素质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的仅为13.6％和4.7％，感到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高达22％和8.4％。虽然目前运动员大部分都在各级各类学校就学，但所获学历与实际水平却相去甚远。笔者2008年奥运会前后对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情况的调查显示(表2)，负秩次(学历水平>实际水平)为224个，正秩次为0个，正秩次之和与负秩次之和相差上万倍，说明运动员群体的学历水平与实际水平差异非常显著。这一显著性通过相关性检验也体现出来(表3)，Sig.为0.000，远远小于0.01的水平。即使目前处于主流方向“体教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实质上只是三级训练体制的变形”，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好学训矛盾。如此看来，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水平低成为不争的事实，他们成为了文化教育的边缘群体。
4 文化教育是我国运动员群体的战略选择
4.1 提高运动员群体的文化素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时代脉搏构建和谐社会，民生成为时代的主题，彰显着对人性的关怀，使得“以人为本”成为时代发展的强音。无论可持续发展观还是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和宗旨都是“以人为本”。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自由王国”里，由于先进生产力和社会交往的高度发展，社会成员自身素质的普遍提高，旧的分工模式将被淘汰。人们将摆脱那种终身固定于某种职业分工、使人的才能受到束缚抑制的桎梏，每个人都可以结合社会的需要和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地选择和变换工作，全面地发挥自身的能力，既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又使自己成为真正全面发展的新人。为此，竞技体育的发展也必须以运动员为本，使运动员在结束竞技生涯回归社会后再现活力，避免出现众多因基本生话拮据而变卖象征荣誉与成就的金牌的悲剧。运动员在完成了对竞技运动的贡献后，再次回归社会参与财富创造，如何重塑运动员的社会价值便成为体育人深思的问题。然而，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得运动员退役时面临重重困难。当人们为“训练重要还是学习重要”这一伪命题而喋喋不休时，一批一批运动员的生命价值已在不知不觉中消耗殆尽。显然，忽视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不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也违背奥林匹克宗旨。当竞技体育不再以追求短期的金牌效益为唯一目的，而以体现“以人为本”的文化教育作为发展战略目标时，我国竞技体育一定会迈上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因此，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应以运动员群体为中心，将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与运动训练统筹兼顾，培养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时代发展脉搏。
4.2 强化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水平是保证运动员群体退役出路的基础近年来，运动员退役安置、保障等问题突出，也是体育管理部门和运动员个人比较关注的棘手问题。国家制定和出台了相关办法与规定，如《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自主择业退役经济补偿办法》、《关于做好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工作的意见》等等，都在积极有效地为妥善安置退役运动员做努力。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与体育行政部门，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解决运动员群体的退役安置问题，但收效甚微。1998－2002年调查数据显示，组织分配占待分配人数比例，由25.67％下降到7.63％，上大学的人数占待分配人数的比例，也由7.93％下降到2.21％。宏观政策和各种措施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少部分层次高、影响大、成绩突出的运动员，而对解决绝大多数运动员群体的退役问题还相当困难。即使运动员得到了安置，但生存状况令人担忧。随着社会媒体曝光率的提高，退役运动员的生存窘境不时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变革，打破了传统的单位终身制度，国企改制、事业聘用，灵活的用人机制加快了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依靠计划分配和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对退役运动员进行安置将会面临巨大挑战，即使对运动员进行安置，也可能出现不能胜任工作的局面。退役运动员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综合素质长期在低位徘徊，适应市场选择的能力存在先天不足，二次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优秀运动员退役后被带有严重“计划性色彩”地安置，也不能保证其最终就业，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使得组织安置力度越来越弱。自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落实了企业用人自主权。2009年，我国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取得积极进展，聘用制度推行范围继续扩大，全国事业单位签订聘用合同人员的比例达到了80％；2010年，我国将加快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法规体系建设，继续推行聘用制度，争取在全国全面建立聘用制度。《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体人字[2007]412号)，实施后，政策安置将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唯有从根本上提高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才能充分保证他们退役后的自然分流与合理就业。
4.3 解决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问题更是竞技体育良性运行的根本从运动员群体产生的社会环境来看，无论政治环境还是家庭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入口的萎缩、出口的窘境，使得竞技体育的吸引力逐渐弱化，而其根源则属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跟不上去。当循环不能通畅时，竞技体育的发展自然受到制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竞技体育良性运行的根本还必须解决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如果还是按现行“重训练，轻文化”的训练体制环境培养，自然不可能再吸引家长和学生，也不可能得到社会的支持。有关体育后备人才的研究资料表明，我国竞技体育已存在一定的断层、后备队伍萎缩等危机。资料显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1996年有308282人，到1999年减至153508人，近50％；少儿体育学校由2679所减少到1782所，约占33％，运动员也由306869人减少到185184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运动员群体的文化素质低，得不到家长和社会的支持。与其说世纪之交的县级体校合并至教育系统是体制上使然，不如说是竞技体育忽视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所付出的代价。运动员群体在当今的市场竞争中，由于文化素质较低，技能单一，往往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家长并不鼓励孩子从事竞技体育，即使子女得到体校的青睐，也往往遭到谢拒。家长更不能容忍孩子放弃学业，过早进入运动队从事专业训练。如果说在国家不断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义务教育实行免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大背景下，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素质低下，必然加剧后备力量的短缺，这种格局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竞技体育良性发展的瓶颈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制度的变革已经触及各个领域，知识经济、学习社会已在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面前吹响了号角，如果仍坚持以运动训练作为运动员群体首要发展的惯性思维，势必付出巨大代价，而这种代价在市场经济的自我淘汰机制中可能无法挽回。因此，唯有切实地将文化教育作为运动员群体的战略选择，竞技体育才能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追求更好生活条件和更高社会地位是每个人得以前进的动力，而当这种动力受到限制时，人们自然会转而寻求其它的发展途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必须重视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从内部催生自身发展的动力，从外部形成强大的社会引力，培元固本方能生生不息。从竞技体育的长远发展来看，强化运动员群体的文化素质，是为了更好地拓展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空间。因此，2008年奥运会后，唯有从战略发展的高度解决好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问题，才能获得竞技体育获得良性运行的条件和机制。
关键词：文化教育；运动员群体；成长环境；基本特征；竞技体育；战略抉择
中图分类号：G8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0)04-0011-05
1 后奥运会时期运动员群体面临的转变
2008年北京奥运会，运动员群体经历了盛大的狂欢：精彩的演绎、完美的谢幕，将永远载人中国体育发展的绵延史册。那一刻，国人对运动员群体的倾注达到了巅峰，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人民的体育情感，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对运动员群体文化素质的质疑，就不曾中断过；对运动员群体素质的批评动辄见诸报端。长期以来我国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问题也一直未得到实质上的突破。文化教育全面地、持续地影响着人的一生，处于我国社会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在以全面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在以实施义务教育免费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变革中，在运动员群体成长的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势下，长期被忽视的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问题自然被提到日程上来。在分析大量文献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运动员群体必将面临着以运动训练为主走向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战略转变(图1)。
2 我国运动员群体成长环境的社会变迁
2.1 政治环境的变迁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兼之国内长期的不稳定，经常处于挨打的被动局面，是一个落后国家。“东亚病夫”如影随形，笼罩着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灵。1949年之前，我国运动员参加三届奥运会，每次都铩羽而归，一牌未得。当时一家外国报纸刊出了这样的一幅漫画：奥运五环旗下，一群蓄着长辫、身穿长袍马褂、形容枯槁的中国人，扛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鸭蛋，画题为“东亚病夫”。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独立主权地位。竞技体育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语言，利用它发展同其它国家的友谊，可以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时，体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不仅能为外交服务，而且能够利用肢体语言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因此，展示竞技体育水平对于刚刚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中华民族来说显然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新中国的运动员群体便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酝酿产生了。
1952年2月18日，为准备参加第15届奥运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了《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通过行政体制和财政支持来集中有限的资源保障一支高水平的运动员队伍，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保持着1.5万人左右的体育精英。竞技体育专业训练体制成为历史必然的选择，这种竞技运动直接为特定的国家和阶级利益服务，执行政府或政治集团的意志，并以政府提供所需经费为条件，因而它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竞技运动体制。半个多世纪里，我国运动员群体从来不曾忘记为祖国争光的重托，取得得了各项国际荣誉，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中国利用竞技体育这一手段来表现国家实力、扩大影响、改善和促进国家之间的关系，增进友谊，提高国际声誉和国际地位，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国民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等。“乒乓外交”、“女排精神”、“申(承)办奥运”、夺冠军、破纪录，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体育热”、“爱国潮”，彰显了竞技体育的国家政治功能。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竞技体育发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由竞技体育所衍生的政治功能在逐渐淡化。
2.2 制度环境的变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便组建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了更好更系统地培养运动员，我国建立了从县级业余体校、省市体工队到国家队的“一条龙”训练和管理体制。1951年4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工作大队，并相继成立各大军区体工队。1953年，各、省、市、自治区都相继成立了体训班，即后来的省体工队。自此，从中央、军区到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逐步设立了体育训练班(以后改称体育工作队、体育学院运动系)。为更好地培养优秀运动员，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在参照前苏联的经验、完善竞赛制度和运动员等级制度的基础上，1956年起开始在全国建立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到1957年末，全国已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所属的92个市、20个县办起了159所业余体校，在校学生达1.7万多人。此后又在1962年提出：专、市、县体委也应办好一所或几所重点青少年业余体校，把业余训练工作切实地领导起来。在此基础上，各县体委的基层业余体校也红红火火地兴办了起来，在校运动员群体人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达到高峰。同时，为了参加重大国际赛事，并设置多个项目的国家常训队。自此，中国的竞技体育训练体制逐步形成“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三级训练网体系，军事化的训练体制成为我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基本制度。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三级训练体制”，具有相对封闭独立、专业化程度高、优势力量集中的特点，曾经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各项运动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为竞技体育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也为体育事业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号角吹响，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的体制发生着重大变革。在竞技体育领域，运动员群体的退役安置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革。2007年，国家六部委联合印发《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体人字[2007]412号)，是我国运动员培养制度的一项重要变革。《办法》指出：“优秀运动员岗位与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工勤技能岗位并列管理，不划分岗位等级，不控制内部结构比例”。将优秀运动员群体纳入国家事业单位编制，解决了运动员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这一举措不仅确定了优秀运动员群体作为事业单位正式职工的身份，同时保障了优秀运动群体所享受的待遇和保障政策，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但《办法》同时也提出：“优秀运动员停止训练后，给予不超过一年的职业转换过渡期”、“优秀运动员退役时，按规定领取退役费或自主择业经济补偿金”。这个政策适应了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用人机制，不仅解决了运动员长期滞留的问题，而且打破了以往的退役安置政策。从此，运动员群体退役后的再就业问题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市场选择。对运动员群体而言，这无疑成为一种噩耗。由于体制优势，运动员群体在跨入体育这一领域时便成为了准城市居民或城市居 民或甚至跨入更高一级的发达城市。当已经熟悉和留恋城市中的人文环境和生活节奏等各种社会资源的便利时，退役后一般都不愿再回到原籍或农村，千方百计地希望能驻留在城市中。但除了体育之外，文化基础薄弱、没有其它专长的运动员群体在这种城市化的进程中成为了城市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生存的竞争压力造成了他们内心的焦虑和无助，与理想的价值追求相抵触。从某种意义上讲，运动员群体将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受损群体，如果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或许并不能享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2.3 家庭环境的变迁家庭是运动员群体成长的首要环境，是从事竞技体育训练的坚强后盾，因而家庭的强力支持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源泉。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在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有限的情况下，面对优厚的待遇，家长愿意将子女送入运动队，为竞技体育提供了充足的青少年后备力量，创造了我国竞技体育的辉煌成就。在当时，城乡和身份差异特别显著。由出生而决定的农业与非农业人口、由资历、学历和分配工作所决定的非农业人口中的工人与干部身份之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一次定终身的。从总体上来说，城市人的生活水平是大大高于乡下人的，持有户口的人在收入、消费、社会福利、就业等各个方面所享有的条件和待遇都是持有农村户口的人所不能比的。即使同在城市中的工人与干部身份，同样体现着巨大的利益差别，两种身份在工资、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上均有很大差异。处于发展初期的竞技体育却为广大工农子弟提供改变原有身份的这样一个机会。在当时的条件下，进人体校是一种改变身份的重要途径，除了在队里享受的待遇外。很多队员退役后还以工人或干部身份被分配到工厂、政府部门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安置。这种机会尽管比较少，但确实给他们改变人生道路提供了一种可能。获得一个城市户口，这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家庭而言是“山沟里飞出的凤凰”，是家庭的荣耀；获得一份正式工作，对城里人同样是梦寐以求的，早早立业就是对家庭的贡献。如果获得国家正式全日制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高等学校毕业的具有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等以上学历的学生，还可获得干部身份。竞技体育为具有运动天赋的农家子弟提供走向城市的通道，实现了由“农民”到“工人”或“干部”的跨越，获得了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这种体制弊端也日渐凸显，如运动训练与文化学习脱节、选拔路子越来越窄、运动员再就业难等等。特别是学训的分离，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很多青少年的文化学习作为代价的。这种代价使很多运动员退役后难以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即使获得机会也难以胜任。也正是这种代价使得很多家长由于担心子女的未来出路而不敢轻易将孩子送人体校参与竞技体育。随着国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读书、上大学则无疑是一个家庭最明智的选择。家长已不愿意支持子女从事竞技体育，即使支持其最终目的也仅是为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创造机会，以争取有限的教育资源，从而以期改变子女的未来，而不是希望子女能在竞技体育上获得多大成就。在今天这个越来越重视知识的时代，在许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家长绝对不愿再让孩子远离课堂，用孩子的未来作为赌注。竞技体育的人才选拔所面临的家庭环境的这种尴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长担心子女的文化素质得不到提高造成的。文化学习与运动训练的矛盾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可能成为阻碍竞技体育未来发展的最大症结。
3 现阶段我国运动员群体的基本特征
3.1 精神意识的弱化性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作为对外展示国力的一个窗口。“振兴中华、为国争光”始终是中国运动员群体所秉承的最高国家意志和崇高情怀。“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人生能有几回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乒乒精神”、“女排精神”等这些人生信条曾激励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豪迈壮志报国情，也曾鼓舞各行各业轰轰烈烈搞建设。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爱国情怀无时无刻不铭刻在每一代、每一个运动员的心目中。那种不甘落后、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雄心壮志，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国人凝聚力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种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也逐渐在淡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军事、体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惊人成就，已经或正在改变世界，超出了凭借竞技体育来打造国际地位的时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过渡的社会转型期，谋求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成为主要目标，“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呈现。在这种情况下，个性张扬将逐步取代和超越国家和集体的传统定势，运动员群体追求的个人成就与经济利益，通过拼搏实现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大步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张扬的个性、自由的主张、独立的思考，使整个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运动员群体也需要融入市场，追求完美自我。当众多运动员在公众场合表示父母成为其坚韧不拔向上的动力时，恰恰体现了国家精神意识的弱化。当然，这并不等于他们不爱国，也不等于他们缺乏民族精神，却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只有当每个人的社会价值都能够得以实现时，才更能显示出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我们早已超出需要用金牌来表明中国的地位的时代了，应该淡化金牌情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长期所依靠的竞技体育训练体制，运动员从小被送进体校，从此和社会隔绝，以放弃文化课作为代价专心训练，退役后缺乏一技之长，导致谋生困难。因此，当体制脱离社会，运动员群体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时，这种精神无疑将对运动员群体不再具有约束力和进发力。
3.2 运动寿命的短暂性运动员这一职业对运动员群体来说是用青春作为代价换来的。运动寿命是运动员的命脉，退役意味着运动寿命的终止和运动生涯的结束。我国很多运动员在义务教育阶段甚至学前阶段就进入了运动训练阶段，基层教练为了实现短期成绩目标，往往在训练中过早过大地采用与身心发育规律不相符的强力手段，导致运动员的运动能力增长空间大大缩小。另外，由于不重视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不能很好地领会教练员的训练意图，也不能有效地发挥自主能动性，影响其竞技水平的提高，最终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一项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1476名田径青少年运动员，能连续在全国比赛中保持前10名的，随着年限的增加，人数呈骤减的态势，其中之1～2a的有993人，占66.7％，而能保持5年以上的仅为17.4％，能保持8年以上的仅4.1％，绝大多数过早地结束了运动生涯。另外成材率不高也导致中国运动员群体的运动寿命较短。有人曾对全国和国际青少年比赛前3名选手进行了调查，成年后最终能进入全国前10名的仅有109人，成材率仅14.1％；能进入奥运会、亚运会前10名的分别只有17人和2人，成材率分别占2.2％和0.26％，这一状况令人担忧。诸多研究表明， 在我国田径、游泳、艺术体操、篮球、足球等许多项目中，我国优秀运动员的最佳竞技时段、运动寿命明显短于世界优秀运动员。运动员群体运动寿命的短暂意味着过早地退出运动生涯，除少数有幸进入到高校继续升学外，大部分尚处于年少的他们将分流到社会。当由于文化教育而产生的种种谋生难题困扰他们时，将直接影响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
3.3 职业声望的不稳定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对竞技体育的重视，运动员群体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体育运动本身，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小球转动大球”更是掀开了中美两国的友谊，对积极开展中国的外交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所有这些，都说明国家对运动员群体的重视程度，无疑也提高了运动员群体的社会声望。同时，国家也给予了运动员很高的待遇，也使得运动员这一职业得以稳定下来。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国家经济建设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国家给运动员提供了极高的待遇，如高质量的自助餐、服装、住宿和工资，而且在退役后也给他们提供工作和上学机会继而成为国家干部或正式职工，这在当时人们连吃饭、穿衣、住宿等都比较困难的条件下，无疑有着至高无上的荣誉。1984年奥运会上获得零的突破之后，中国运动员群体在国际舞台上连创佳绩，国人对运动员群体更是关注有加。这些条件在当时远远高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标准，是很多人可望不可及的，应该说这一阶段运动员群体的职业声望还是比较高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行了几次社会职业声望调查，从社会阶层结构模型粗略地来看，运动员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这一职业处于中层及上层社会地位(表1)。但从调查年份观察看，运动员的职业声望排序在呈逐年下降趋势。所有涉及的职业种类。
当运动员群体的运动生涯结束时，其职业声望便出现一个拐点，发生突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动人事制度不断深化，运动员群体的出路越来越难。同时，岗位竞聘对学历和能力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身处竞争如此激励的竞争社会，由于运动员从小置身于封闭式的制度环境，对社会环境不熟悉，仅在竞技体育方面的一技之长，在就业中显然处于劣势地位。正如某运动员所说：“专业化的训练使运动员只熟悉于自己的项目，一旦走出训练馆，既没有接受足够的文化，又不了解社会，退役后找工作四处碰壁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员群体的社会地位显然处于劣势，大部分运动员认为退役后的社会地位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形成了台上风光无限、台下生活拮据的“中国特色”的运动员群体，使运动员这一职业声望呈下降态势。当然，也有个别运动员的社会声望变化不大或呈上升趋势，如退役后仍然从事本专业，如当教练、体育政府管理人员等。总的来说，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我国运动员群体的社会声望呈现出由高到低的转化特征；从运动员群体的生命发展历程来看，由于成绩资本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渐渐不具优势，而且又没有储蓄更多教育资本，这种职业声望的突变便在意料之中。当一个职业发生群体性的向下流动趋势时，这种职业便会越来越失去吸引力。
3.4 文化教育的边缘性 在我国目前实行的训练体制中，随着竞技体育职业化和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竞争日益激烈，处于学龄期的运动员群体面临的成绩压力与日俱增，而视专业队为“终生就业”的社会思维惯性，人们很容易忽略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的提高。在现行训练体制下，有运动天赋的儿童从小进入当地的业余体校训练，如跳水、体操、游泳等小龄项目4～7岁即开始训练。由于目前我国训练的科学化程度还较低，很多运动队靠“耗时战”来提高运动成绩。有时1天训练时间高达8h以上，如此冗长的训练时间，留下的学习时间毕竟少得可怜。即使在有限的学习时间中，运动员由于身心疲惫，学习成了“放松”的另一种形式，上课睡觉是普遍现象。
随着教育的普及与深化，2008年秋，我国开始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化。然而，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水平却不尽人意。业内人士坦言“多数运动员都是小学水平，成绩越好，文化水平越低”。中国传统的社会意识中对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素质低这一现象已成为一个共识，正是由于所接受的文化教育较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成为运动员群体的社会标签。2000年公众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内部行为识别满意度调查结果表明，对文化素质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的仅为13.6％和4.7％，感到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高达22％和8.4％。虽然目前运动员大部分都在各级各类学校就学，但所获学历与实际水平却相去甚远。笔者2008年奥运会前后对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情况的调查显示(表2)，负秩次(学历水平>实际水平)为224个，正秩次为0个，正秩次之和与负秩次之和相差上万倍，说明运动员群体的学历水平与实际水平差异非常显著。这一显著性通过相关性检验也体现出来(表3)，Sig.为0.000，远远小于0.01的水平。即使目前处于主流方向“体教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实质上只是三级训练体制的变形”，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好学训矛盾。如此看来，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水平低成为不争的事实，他们成为了文化教育的边缘群体。
4 文化教育是我国运动员群体的战略选择
4.1 提高运动员群体的文化素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时代脉搏构建和谐社会，民生成为时代的主题，彰显着对人性的关怀，使得“以人为本”成为时代发展的强音。无论可持续发展观还是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和宗旨都是“以人为本”。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自由王国”里，由于先进生产力和社会交往的高度发展，社会成员自身素质的普遍提高，旧的分工模式将被淘汰。人们将摆脱那种终身固定于某种职业分工、使人的才能受到束缚抑制的桎梏，每个人都可以结合社会的需要和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地选择和变换工作，全面地发挥自身的能力，既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又使自己成为真正全面发展的新人。为此，竞技体育的发展也必须以运动员为本，使运动员在结束竞技生涯回归社会后再现活力，避免出现众多因基本生话拮据而变卖象征荣誉与成就的金牌的悲剧。运动员在完成了对竞技运动的贡献后，再次回归社会参与财富创造，如何重塑运动员的社会价值便成为体育人深思的问题。然而，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得运动员退役时面临重重困难。当人们为“训练重要还是学习重要”这一伪命题而喋喋不休时，一批一批运动员的生命价值已在不知不觉中消耗殆尽。显然，忽视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不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也违背奥林匹克宗旨。当竞技体育不再以追求短期的金牌效益为唯一目的，而以体现“以人为本”的文化教育作为发展战略目标时，我国竞技体育一定会迈上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因此，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应以运动员群体为中心，将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与运动训练统筹兼顾，培养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时代发展脉搏。
4.2 强化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水平是保证运动员群体退役出路的基础近年来，运动员退役安置、保障等问题突出，也是体育管理部门和运动员个人比较关注的棘手问题。国家制定和出台了相关办法与规定，如《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自主择业退役经济补偿办法》、《关于做好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工作的意见》等等，都在积极有效地为妥善安置退役运动员做努力。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与体育行政部门，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解决运动员群体的退役安置问题，但收效甚微。1998－2002年调查数据显示，组织分配占待分配人数比例，由25.67％下降到7.63％，上大学的人数占待分配人数的比例，也由7.93％下降到2.21％。宏观政策和各种措施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少部分层次高、影响大、成绩突出的运动员，而对解决绝大多数运动员群体的退役问题还相当困难。即使运动员得到了安置，但生存状况令人担忧。随着社会媒体曝光率的提高，退役运动员的生存窘境不时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变革，打破了传统的单位终身制度，国企改制、事业聘用，灵活的用人机制加快了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依靠计划分配和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对退役运动员进行安置将会面临巨大挑战，即使对运动员进行安置，也可能出现不能胜任工作的局面。退役运动员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综合素质长期在低位徘徊，适应市场选择的能力存在先天不足，二次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优秀运动员退役后被带有严重“计划性色彩”地安置，也不能保证其最终就业，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使得组织安置力度越来越弱。自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落实了企业用人自主权。2009年，我国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取得积极进展，聘用制度推行范围继续扩大，全国事业单位签订聘用合同人员的比例达到了80％；2010年，我国将加快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法规体系建设，继续推行聘用制度，争取在全国全面建立聘用制度。《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体人字[2007]412号)，实施后，政策安置将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唯有从根本上提高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才能充分保证他们退役后的自然分流与合理就业。
4.3 解决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问题更是竞技体育良性运行的根本从运动员群体产生的社会环境来看，无论政治环境还是家庭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入口的萎缩、出口的窘境，使得竞技体育的吸引力逐渐弱化，而其根源则属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跟不上去。当循环不能通畅时，竞技体育的发展自然受到制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竞技体育良性运行的根本还必须解决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如果还是按现行“重训练，轻文化”的训练体制环境培养，自然不可能再吸引家长和学生，也不可能得到社会的支持。有关体育后备人才的研究资料表明，我国竞技体育已存在一定的断层、后备队伍萎缩等危机。资料显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1996年有308282人，到1999年减至153508人，近50％；少儿体育学校由2679所减少到1782所，约占33％，运动员也由306869人减少到185184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运动员群体的文化素质低，得不到家长和社会的支持。与其说世纪之交的县级体校合并至教育系统是体制上使然，不如说是竞技体育忽视运动员群体文化教育所付出的代价。运动员群体在当今的市场竞争中，由于文化素质较低，技能单一，往往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家长并不鼓励孩子从事竞技体育，即使子女得到体校的青睐，也往往遭到谢拒。家长更不能容忍孩子放弃学业，过早进入运动队从事专业训练。如果说在国家不断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义务教育实行免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大背景下，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素质低下，必然加剧后备力量的短缺，这种格局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竞技体育良性发展的瓶颈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制度的变革已经触及各个领域，知识经济、学习社会已在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面前吹响了号角，如果仍坚持以运动训练作为运动员群体首要发展的惯性思维，势必付出巨大代价，而这种代价在市场经济的自我淘汰机制中可能无法挽回。因此，唯有切实地将文化教育作为运动员群体的战略选择，竞技体育才能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追求更好生活条件和更高社会地位是每个人得以前进的动力，而当这种动力受到限制时，人们自然会转而寻求其它的发展途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必须重视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从内部催生自身发展的动力，从外部形成强大的社会引力，培元固本方能生生不息。从竞技体育的长远发展来看，强化运动员群体的文化素质，是为了更好地拓展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空间。因此，2008年奥运会后，唯有从战略发展的高度解决好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问题，才能获得竞技体育获得良性运行的条件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