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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卢广瑞君（文中称作者）惠赠的大作《〈时代与人性〉——朱践耳交响曲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已一年多了，当时我就为作者把研究朱践耳（文中称作曲家）先生十一部交响曲的创作作为自己研究课题的勇气和前瞻眼光而惊叹。1990年，朱践耳已被列入英国剑桥《世界音乐名人录》，2001年起被列入《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大辞典》。《时代与人性》从哪里走进作曲家的心灵，从哪里走进作曲家11部交响曲作品的？我就带着这个问题拜读了它。
一、从文本诠释走进作品
就笔者所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人民音乐》和《音乐研究》上发表的研究音乐创作的文章，更多是就作品的结构、和声、对位等技巧问题进行分析；七八十年代，音乐创作的研究也进入与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背景以及作者的生活、思想的结合。这是音乐学学科发展的必然历程。《时代与人性》从何切入，侧重点在哪里？作者说：“本书的定位首先在于对文本的诠释”，何谓文本诠释？作者的界定是：一、作曲家的“作品中孕育着丰富的思想、情感和文化内涵”，并“有着内在一体性，形式和技法上也有着某种共性特征”，作品“充满着人性、民族性、时代性，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代表性，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总结”，这是从作品的内涵说的。二、对作曲家作品“形式结构和作曲技法”的诠释，以探求作曲家每一部作品的个性，这是从作品的作曲技法说的。 作品内涵作者把11部交响曲归纳为是“对文化、自由、真理的反思和探求”，通过“文革情结”来“思考人类的命运，揭示人性的问题”。笔者同意作者的这一观点，作曲家通过对“文革”的思考，更深层次地思索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传统。这里面有忧患，有悲剧，有批判，有哲理，也有希望。“命运”交响曲——《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是悲剧性的；《第三交响曲》《第五交响曲》是民族性的；《第四交响曲》《第六交响曲》《第七交响曲》和《小交响曲》是哲理性的；《第八交响曲》《第十交响曲》是英雄性、批判性的；《第九交响曲》是忧患和希望。作曲家把对国家、民族以至人类命运的关注都写在了11部作品中去了，显示了作曲家高视阔步的宽广胸怀。
恩格斯说过：愤怒出诗人。无忧、无怒、无爱、无憎，难以有振臂高呼的诗作，也难以有战鼓、旗帜的战歌。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作曲家当过兵、参加过解放战争，五十年代以来有过历次政治风云磨练的生活历程，锻就了他超越自我、气宇轩昂的人生态度，不囿于小我、不囿于自我的卑琐境地。生活对作曲家的印痕宽如大海，深如大洋！
作曲技法作者对11部交响曲作曲技法的分析比较细致。可以看出作曲家运用自由的十二音技法，生动地刻画出“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命运。首先是十二音技法，《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引子的动机由四个音laresol降la 构成，它四度、四度、小二度进行，由极强到弱再到极强，然后模进。将十二音分成三组，第一、二组结构相同，第三组逆行，这是十二音序列Ⅰ。其中还有十二音序列Ⅱ，这个因素在第一乐章各部分中多次反复出现。在第二、三、四乐章中作者对十二音技法也都做了比较详尽的论析，这里不赘。其次是对曲式结构的分析，并把它与作品的思想内涵结合起来，也分析得比较细。说明作者对十二音新技法是掌握的，这说明作曲“四大件”对作曲家、音乐学家都是需要的，只是作曲家在于运用；音乐学家在于分析、研究。音乐学家还需要通达、多闻的文史哲、人文学问去认识作曲家在作品中倾吐的心声；也说明重视音乐“形式”的分析，其实质是为了更好地把握音乐的“内容”，这种研究方法值得重视。
笔者欣赏作者从作品内涵与作曲技法两方面走进作曲家的作品中去，揭示了作曲家的心灵。这对专业作者说来有创作参考；对欣赏者说来是指路的一盏灯，有可读性、普及性。
二、从心灵沟通走进作品
音乐学家研究作曲家的创作就是作曲家的知交，对作曲家的生活、思想、感情有细致的了解，深切的感受，掌握更多为别人所不知悉的细节，也就是要有心灵的沟通，才能准确地、完整地、全面地，甚至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地诠释作曲家的文本。
这里我们也听听作曲家朱践耳给作者卢广瑞的信中所呈现的创作思维、结构思维、哲学思维。在讨论《小交响曲》的一封信中，作曲家谈了分段标示；变奏结构、赋格结构、顶针格的民族曲式结构，结构中的对比思维；调式布局，雅乐与燕乐音阶的交替运用；四度叠置和声，平行四度复调处理的和声；复调中的模仿复调，对比性复调，倒影式复调；旋律既“始终保持清晰的调性”，但又采用“两种调式混合而成的九音为框架”，构成多调性、多调式的复合；主题采用“金蛇脱壳”一层一层地显示等。作者在作曲家关于西方赋格是主题（主调）、答题（属调）明确，其结构思维明显、精确、可数、可分析，新声部进入清晰可辨；而在《小交响曲》中，作曲家则让它模糊，让它“不知不觉地”、“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地”、“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不露痕迹地”、“随意而非刻意地”呈现出来思维的启迪下，在作曲家探索赋格结构中 “中国式的表达方式”的启迪下，作者在第五章第四节的“二”中，从“有与无”、“虚与实”、“隐与显”、“法与规”、“一与二”、“情与理”六个方面来探索“文本中的哲理性”；从音区、力度、运动逻辑、不协和性与戏剧张力、速度等五个方面来论析“文本中整体性的意境特征”。这六页（第105—111）文稿读后让人浮想联翩，音乐学不只是音乐文字，音乐学家的力作也是要有神来之笔，点睛之笔方能传世的。
三、从几点感受走进作品
读了《时代与人性》笔者认为：
1.要繁荣我国的交响音乐创作，除了培养优秀的作曲人才，积累深厚的生活感受外，深入的理论研究是提高音乐创作不可或缺的一环。卢广瑞先生的《时代与人性》不仅是研究朱践耳先生十一部交响曲的第一部专著，而且也是近年来少见的交响音乐创作的研究专著，它的出版对我国的音乐创作，对其他作曲家的交响音乐创作，无疑是“他山之石”，是一种有益的外力；他的研究成果是突出的，因此，引起了作曲界、音乐学界的注视，这就加强了作曲家与音乐学家的交流、沟通。当然，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言：朱践耳的交响曲“无论在形式、技法上，还是在音乐的思想、意象上都极其复杂，甚至难以定位”，这部专著，作为研究，仅是一种初探，在深度上，今后还大有进一步研究、补充的余地和需要。
2.要繁荣我国的交响音乐创作，把研究我国作曲家作品的论著、论文，在国际音乐学术研讨会上宣讲，以引起外国音乐界、音乐学界对我国创作现状、对我国作曲家的了解，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通道。《时代与人性》中附录了两篇作者出席国际音乐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分别是作者出席美国“当代世界哲学”学会年会的英文论文，和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举办的第十七届国际音乐学大会的英文论文。“国际音乐学协会”成立于1927年，每5年召开一次“国际音乐学大会”，是国际上级别高、权威性强的国际学术组织。广瑞君是第一位国内学者在“国际音乐学大会”上介绍当代中国作曲家作品的音乐学者，其开创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孙星群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金兆钧）
一、从文本诠释走进作品
就笔者所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人民音乐》和《音乐研究》上发表的研究音乐创作的文章，更多是就作品的结构、和声、对位等技巧问题进行分析；七八十年代，音乐创作的研究也进入与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背景以及作者的生活、思想的结合。这是音乐学学科发展的必然历程。《时代与人性》从何切入，侧重点在哪里？作者说：“本书的定位首先在于对文本的诠释”，何谓文本诠释？作者的界定是：一、作曲家的“作品中孕育着丰富的思想、情感和文化内涵”，并“有着内在一体性，形式和技法上也有着某种共性特征”，作品“充满着人性、民族性、时代性，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代表性，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总结”，这是从作品的内涵说的。二、对作曲家作品“形式结构和作曲技法”的诠释，以探求作曲家每一部作品的个性，这是从作品的作曲技法说的。 作品内涵作者把11部交响曲归纳为是“对文化、自由、真理的反思和探求”，通过“文革情结”来“思考人类的命运，揭示人性的问题”。笔者同意作者的这一观点，作曲家通过对“文革”的思考，更深层次地思索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传统。这里面有忧患，有悲剧，有批判，有哲理，也有希望。“命运”交响曲——《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是悲剧性的；《第三交响曲》《第五交响曲》是民族性的；《第四交响曲》《第六交响曲》《第七交响曲》和《小交响曲》是哲理性的；《第八交响曲》《第十交响曲》是英雄性、批判性的；《第九交响曲》是忧患和希望。作曲家把对国家、民族以至人类命运的关注都写在了11部作品中去了，显示了作曲家高视阔步的宽广胸怀。
恩格斯说过：愤怒出诗人。无忧、无怒、无爱、无憎，难以有振臂高呼的诗作，也难以有战鼓、旗帜的战歌。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作曲家当过兵、参加过解放战争，五十年代以来有过历次政治风云磨练的生活历程，锻就了他超越自我、气宇轩昂的人生态度，不囿于小我、不囿于自我的卑琐境地。生活对作曲家的印痕宽如大海，深如大洋！
作曲技法作者对11部交响曲作曲技法的分析比较细致。可以看出作曲家运用自由的十二音技法，生动地刻画出“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命运。首先是十二音技法，《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引子的动机由四个音laresol降la 构成，它四度、四度、小二度进行，由极强到弱再到极强，然后模进。将十二音分成三组，第一、二组结构相同，第三组逆行，这是十二音序列Ⅰ。其中还有十二音序列Ⅱ，这个因素在第一乐章各部分中多次反复出现。在第二、三、四乐章中作者对十二音技法也都做了比较详尽的论析，这里不赘。其次是对曲式结构的分析，并把它与作品的思想内涵结合起来，也分析得比较细。说明作者对十二音新技法是掌握的，这说明作曲“四大件”对作曲家、音乐学家都是需要的，只是作曲家在于运用；音乐学家在于分析、研究。音乐学家还需要通达、多闻的文史哲、人文学问去认识作曲家在作品中倾吐的心声；也说明重视音乐“形式”的分析，其实质是为了更好地把握音乐的“内容”，这种研究方法值得重视。
笔者欣赏作者从作品内涵与作曲技法两方面走进作曲家的作品中去，揭示了作曲家的心灵。这对专业作者说来有创作参考；对欣赏者说来是指路的一盏灯，有可读性、普及性。
二、从心灵沟通走进作品
音乐学家研究作曲家的创作就是作曲家的知交，对作曲家的生活、思想、感情有细致的了解，深切的感受，掌握更多为别人所不知悉的细节，也就是要有心灵的沟通，才能准确地、完整地、全面地，甚至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地诠释作曲家的文本。
这里我们也听听作曲家朱践耳给作者卢广瑞的信中所呈现的创作思维、结构思维、哲学思维。在讨论《小交响曲》的一封信中，作曲家谈了分段标示；变奏结构、赋格结构、顶针格的民族曲式结构，结构中的对比思维；调式布局，雅乐与燕乐音阶的交替运用；四度叠置和声，平行四度复调处理的和声；复调中的模仿复调，对比性复调，倒影式复调；旋律既“始终保持清晰的调性”，但又采用“两种调式混合而成的九音为框架”，构成多调性、多调式的复合；主题采用“金蛇脱壳”一层一层地显示等。作者在作曲家关于西方赋格是主题（主调）、答题（属调）明确，其结构思维明显、精确、可数、可分析，新声部进入清晰可辨；而在《小交响曲》中，作曲家则让它模糊，让它“不知不觉地”、“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地”、“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不露痕迹地”、“随意而非刻意地”呈现出来思维的启迪下，在作曲家探索赋格结构中 “中国式的表达方式”的启迪下，作者在第五章第四节的“二”中，从“有与无”、“虚与实”、“隐与显”、“法与规”、“一与二”、“情与理”六个方面来探索“文本中的哲理性”；从音区、力度、运动逻辑、不协和性与戏剧张力、速度等五个方面来论析“文本中整体性的意境特征”。这六页（第105—111）文稿读后让人浮想联翩，音乐学不只是音乐文字，音乐学家的力作也是要有神来之笔，点睛之笔方能传世的。
三、从几点感受走进作品
读了《时代与人性》笔者认为：
1.要繁荣我国的交响音乐创作，除了培养优秀的作曲人才，积累深厚的生活感受外，深入的理论研究是提高音乐创作不可或缺的一环。卢广瑞先生的《时代与人性》不仅是研究朱践耳先生十一部交响曲的第一部专著，而且也是近年来少见的交响音乐创作的研究专著，它的出版对我国的音乐创作，对其他作曲家的交响音乐创作，无疑是“他山之石”，是一种有益的外力；他的研究成果是突出的，因此，引起了作曲界、音乐学界的注视，这就加强了作曲家与音乐学家的交流、沟通。当然，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言：朱践耳的交响曲“无论在形式、技法上，还是在音乐的思想、意象上都极其复杂，甚至难以定位”，这部专著，作为研究，仅是一种初探，在深度上，今后还大有进一步研究、补充的余地和需要。
2.要繁荣我国的交响音乐创作，把研究我国作曲家作品的论著、论文，在国际音乐学术研讨会上宣讲，以引起外国音乐界、音乐学界对我国创作现状、对我国作曲家的了解，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通道。《时代与人性》中附录了两篇作者出席国际音乐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分别是作者出席美国“当代世界哲学”学会年会的英文论文，和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举办的第十七届国际音乐学大会的英文论文。“国际音乐学协会”成立于1927年，每5年召开一次“国际音乐学大会”，是国际上级别高、权威性强的国际学术组织。广瑞君是第一位国内学者在“国际音乐学大会”上介绍当代中国作曲家作品的音乐学者，其开创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孙星群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