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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去年温家宝访问后，开通中韩军事热线的呼声在韩国一直很高，但最终被中方延后。至于原因，有人说中方碍于朝鲜不满，也有人说中方担心美日对此过敏。总之，无疾而终。由此大而化之扩展到政治领域，中韩的二人世界构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摆脱不了周边国家的阴影。
8月24日晚，随着鸟巢场内主火炬的熄灭，北京奥运会顺利闭幕。东邻韩国举国欢腾，他们的奥运代表团的表现不仅超乎赛前预计，更以金牌13枚、奖牌31枚的成绩创1988年汉城奥运会以来最佳。国民们自是喜不自禁，总统李明博阴沉的脸上也浮现出喜悦。就在短短半个月内，他的民意支持率从25％上升到了34％。正是有了北京奥运的“冲喜”，韩国人因牛肉风波、枪击游客等事件而滋生的抵触情绪淡化许多。不过，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闭幕翌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首尔，开始对韩国的国事访问。
胡主席在韩国仅逗留了一天半，却签署了囊括两国未来政治、经济、人文交流及和国际合作四大课题的《联合公报》，并开始用“战略合作伙伴”定义彼此。综观近几年的中韩关系，就像一台因疏于护理而变得病毒木马丛生、运转滞缓的旧电脑一般充满风险，而两国元首3个月内的互访则是修补系统漏洞、升级版本之举。可是，考虑到双方官方接触增多、称呼升格是伴随着民间走出了热恋期而嫌怨频生，这种关系升级就不像签署协议那样容易一蹴而就了，更何况随着朝韩关系渐趋紧张，中国的回旋余地也越来越小。
礼尚往来，近而不亲
当胡锦涛访韩的日程被中方公布后，许多人认为闭幕次日就访韩体现了中方对韩国的极度重视。事实上，韩国媒体也大都津津乐道于中方在访韩时机上的选择。倘若只是把目光死死盯在“奥运闭幕次日”这一点不放，当然不难得出上述结论。因为如此安排很容易给外界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胡锦涛主席早就希望能够早日来韩访问，只是因为抗震救灾和奥运等大事缠身未果，所以奥运一闭幕，就急着前来履约。再联系起美国总统布什选择在奥运前夕访韩，这一头一尾，两大国俨然形成唱和之势，算是给足了李明博面子。
不过，在笔者看来，不宜过分拔高胡锦涛此访对韩国的重视程度。
首先，访问持续时间过于简短。一般来说，访问时间的长短大体与双边关系的亲疏以及相互之间影响力的大小成正比。对此，韩方也有人认为胡锦涛访问时间太短，意犹未尽。中国外交部给出的解释是胡主席接下来要赶赴上合组织峰会，以致时间较紧。话虽如此，但仅仅一天半的逗留比之李明博明底在中国的4天行程，多少显得有些单薄。事实上，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高层互访比较频繁，而且访问时间少则三日，多则五天。正是通过一次次会晤，中韩关系才稳步发展，从当年的准敌国关系发展为合作伙伴。即便是胡锦涛本人，前两次访韩停留时间也分别达到5天和4天，但现在无论是温家宝总理还是胡锦涛主席，访韩时长都不超过两天，且皆非专访，而是见缝插针地安排在其他行程当中。从此次会谈内容看，双方只是确认了2003年卢武铉和今年5月李明博来访时与北京达成的共识，并以书面形式加以认可。看起来似乎可谈的东西并不多，然而，真的仅此而已吗?中韩关系近年来出现了诸多新问题，在现实中磕碰也不少，绝不至于无大事可谈。选择奥运闭幕次日访韩，短期内实现元首互访固然给人惊艳之感，但成果上未免打了折扣。所以，笔者只能理解为：中韩关系进一步退两步，已经退到连专访或多作停留都成了一种奢侈。
其次，从官方文件刚确立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看，这一定位类似中国在叶利钦第二任期中与俄罗斯确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略高于克林顿时期中美达成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带有先合作再培养感情的过渡意味。“伙伴关系”这一提法，始于1990年代初期，多用于形容那些非敌非友的重要国家和地区，现已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流。按照关系亲疏、影响力标准，其又可以分为两等六级，即普通等的合作伙伴、建设性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以及突出“战略性”的战略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所谓“战略”，主要看中国对它的需求有多高。譬如“战略伙伴”印度尼西亚，倘若不是因为地控马六甲海峡，恐怕只能归入睦邻友好国家之列。韩国作为东亚影响力较大国家，未获非洲、东盟、印度、印度尼西亚一样的“战略伙伴”头衔，只能说明其主要是在经贸和地区安全方面比较重要，论友好程度和中国公众认同感，未必强过那些普通的全面合作伙伴国。
另外，今天距离伙伴关系的提出已经15年，战略级别的伙伴关系正变得愈发流行，相对应的则是其含金量的递减。其实，不仅是美俄这样的大国，世界上大凡有点大国潜质的国家基本上都位列其中。韩媒当中有人为中韩关系的等级高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而沾沾自喜，他们似乎忘记了，战略互惠关系本身就不是中方的创造，最早是出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之口，乃是中日外交妥协的产物。而中方欣然接受这一在中国外交术语中前所未有的词汇也恰恰说明文字游戏在外交活动中就像说话吃饭一样平常。倘若只是陶醉于华丽的外交字眼，无异于舍本逐末，买椟还珠。与其如此，不如先坐下来踏踏实实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再来谋求更高级别的头衔也不迟。目前，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经济领域已提前实现，但在政治领域还仅仅停留在美好想法上，能否实现取决于两国官民的共同努力。
看起来，胡锦涛此番访韩更像是对5月李明博访华的礼节性回馈，《联合公报》比之《联合声明》也没有多少新内容，只不过是把两国原定于2012年实现的年贸易额2000亿美元的中期目标提前到了2010年；与此同时，中韩FTA谈判也正式提上了日程。说到底，中韩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近，却已然演变成经热政冷，近而不亲的畸形关系。
感情再浅，生意是铁
政治上的近而不亲和民间的龃龉固然会影响双边关系，但实打实的利益纽带才是构成国与国关系的主导性硬件。回顾历史，中韩关系的发展也遵循了从经贸往来、人员流动到官方接触、政治建交的外交公式。早在1973年，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就在6·23宣言中宣布“对所有国家敞开大门”，并在政经分离原则下与非敌对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中韩关系最初就是从民间转口贸易起步，而中国官方首次进入韩国是在1980年的亚洲棒球协会理事会上。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体育官员、运动员和韩商扮演着两国人员交流的主角。
1987年，韩国公开表达了希望提升双边关系级别的意愿，同年中国政府也宣布扩大山东省和辽东半岛的经济开放程度，双方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各得其利。1988年，卢泰愚政府开始积极接近中国，并打出了“西海岸时代”的口号，以期和中国的“渤海经济圈”对接。因为经贸需求扩大，许多冷战时期的限制措施最后被迫一一取消，官方层面的 壁垒逐渐被打破。从这年起，中韩贸易额一路攀升，并在两国1992年建交和1994—1995年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后实现了大爆发——双边贸易额每年以30％40％的幅度增长，至1997年达到280亿美元，中国也因此一跃成为美日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至2007年，中国已超日越美，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韩国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韩建交16年来，经贸发展迅猛。实现2000亿美元的对华贸易额，日本花了34年的时间，而韩国到预期的2010年为止仅需18年。综合起来，主要原因还在于两国经济巨大的互补性以及因为地缘、历史沿革和文化亲缘而生的高度认同感。现在，由于争夺文化遗产，两国的公众认同受到动摇，两国产业结构同质化趋势也初见端倪，但短期内不至于影响中韩经贸往来。因为前者有的是时间来修补，至于后者，尽管韩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有些拖滞，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广阔市场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缓解双方因恶性经济竞争而产生的冲突。
还有人拿韩国巨大的对华贸易顺差说事，认为是韩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果。其实贸易往来是双赢的过程，顺差一方固然可喜，逆差一方收益同样巨大。过去30年里，韩国对日贸易一直是逆差，然而同期韩国经济却突飞猛进；美国现阶段对中国、日本、欧盟都存在巨额逆差，也没见其经济差到哪里去。在笔者看来，贸易逆差国与其归罪于对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如提高自身的产品质量和营销水平；信口说“韩国每年从中国赚走200亿美元，近年来韩国人的富裕主要是靠中国的市场和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来的”。也未免太占口头便宜了。
二人世界和三角恋爱
此次胡锦涛访韩，两国军事交流成为热点。其实，中韩最早的接触就与军事过节有关。在建交以前，老一辈的中国人对韩国最直观的印象除了朝鲜战争，恐怕就剩下军人叛逃中转站的角色了。在冷战期间，大陆出现过多起空军飞行员驾机叛逃台湾的事件。这其中，多数人是从南部沿海直接飞去台湾；而少数北方的飞行员因为飞机航程有限，叛逃风险很大，就把与中国仅一海之隔，且同属“自南世界”的韩国当成中转站：1961年邵希彦、高知学取道济州岛；1982年吴荣根取道汉城；1983年孙天勤取道汉城；1985年萧天润取道全罗北道；1986年郑莱田取道韩国。而1985年3月的鱼雷艇危机也是在两国克制的基础上获解决的。
时至今日，中韩之间当然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但作为友好邻邦，军事上零交流到底有些说不过去。用韩方的话来说，除了两军之间缺少沟通，海上利益纠纷也是一个原因。早在去年温家宝访问后，开通中韩军事热线的呼声在韩国一直很高，但最终被延后。至于原因，有各种说法，总之，无疾而终。由此大而化之扩展到政治领域，中韩的二人世界构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摆脱不了周边国家的阴影。
在朝鲜半岛，中国一直在努力维持朝韩两国之间的平衡。但是，这场三角恋爱并不轻松。相对而言，朝鲜比韩国更难伺候。在1992年中韩建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平壤对华态度都很冷淡，近10年内都没有高级别官方往来，而这段感情空白最后由韩国来填补。直到朝核六方会谈机制建立，极力维持区域稳定的中国才重获朝鲜的信任。可是，在六方会谈平台上，韩国又对中国产生了过高的期待，既希望中国对朝鲜施加影响，又想借中国之力改善自身在半岛事务以及美日韩同盟中相对弱势的地位。实际上，从地缘考虑，中国对朝鲜的需求不会减少；而对于韩国，中国的需求远远小于韩国对中国的需求。目前，朝核问题虽然再起波澜，但影响不大，倒是朝韩之间越闹越僵，近期发生的元贞华间谍案无疑是火上浇油。8月29日，韩国国防部决定在年底的《防卫白皮书》中将朝鲜列为公开威胁，也给中国出了难题。
在东亚区域，中日韩三国也构成一组同样不轻松的三角恋关系，许多时候都表现为2对1的局面，也就是说总有一个是被孤立的。对于实力最弱并经常骑墙的韩国，中日并没有刻意地去联手制约，但现在中日达成初步和解，韩国却与日本就历史和岛屿问题扯不清，与中国也有许多话不放到桌面上谈，这就显得韩国一方很孤立了。追根溯源，韩国因历史文化积淀和前任政府有意引导而生成的过度民族主义要负上很大责任。如果不能有效改善这一局面，韩国只会进一步孤立下去。近日，韩国《朝鲜日报》刊登了几封读者来稿，对中国奥运期间的厌韩风潮感到疑惑的同时也提出自省。有自省精神是好事，可是，对于邻国这非一日之寒的反感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果不是反应迟钝，那只能说平时自我感觉实在太好了。
说到这里，又该说到老生常谈的人文交流问题了。在突出国家品牌的全球化时代，作为国家名片和公关手段的人员文化交流，虽然在中日韩三国的官方文件中经常出现，但收效似乎并不明显。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交流的小众化和泛官方化，每年公派交流的人确实不少，问题是这些学者、文人的影响力如同他们的身份一样小众化，可能只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在大众眼中甚至还不如二三流的电影演员有名；二是交流的分散性，今天A大学访问B研究所，明天甲商会访问乙联合会，却不能汇聚成一个响亮的声音。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中国的民间团体远不如日韩同行那样发达。如果不能改变交流的性质，突出交流的公共性，而仅仅着眼于扩大人员交流规模或送两只熊猫、一对朱鹮，终究还是事倍功半。
8月24日晚，随着鸟巢场内主火炬的熄灭，北京奥运会顺利闭幕。东邻韩国举国欢腾，他们的奥运代表团的表现不仅超乎赛前预计，更以金牌13枚、奖牌31枚的成绩创1988年汉城奥运会以来最佳。国民们自是喜不自禁，总统李明博阴沉的脸上也浮现出喜悦。就在短短半个月内，他的民意支持率从25％上升到了34％。正是有了北京奥运的“冲喜”，韩国人因牛肉风波、枪击游客等事件而滋生的抵触情绪淡化许多。不过，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闭幕翌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首尔，开始对韩国的国事访问。
胡主席在韩国仅逗留了一天半，却签署了囊括两国未来政治、经济、人文交流及和国际合作四大课题的《联合公报》，并开始用“战略合作伙伴”定义彼此。综观近几年的中韩关系，就像一台因疏于护理而变得病毒木马丛生、运转滞缓的旧电脑一般充满风险，而两国元首3个月内的互访则是修补系统漏洞、升级版本之举。可是，考虑到双方官方接触增多、称呼升格是伴随着民间走出了热恋期而嫌怨频生，这种关系升级就不像签署协议那样容易一蹴而就了，更何况随着朝韩关系渐趋紧张，中国的回旋余地也越来越小。
礼尚往来，近而不亲
当胡锦涛访韩的日程被中方公布后，许多人认为闭幕次日就访韩体现了中方对韩国的极度重视。事实上，韩国媒体也大都津津乐道于中方在访韩时机上的选择。倘若只是把目光死死盯在“奥运闭幕次日”这一点不放，当然不难得出上述结论。因为如此安排很容易给外界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胡锦涛主席早就希望能够早日来韩访问，只是因为抗震救灾和奥运等大事缠身未果，所以奥运一闭幕，就急着前来履约。再联系起美国总统布什选择在奥运前夕访韩，这一头一尾，两大国俨然形成唱和之势，算是给足了李明博面子。
不过，在笔者看来，不宜过分拔高胡锦涛此访对韩国的重视程度。
首先，访问持续时间过于简短。一般来说，访问时间的长短大体与双边关系的亲疏以及相互之间影响力的大小成正比。对此，韩方也有人认为胡锦涛访问时间太短，意犹未尽。中国外交部给出的解释是胡主席接下来要赶赴上合组织峰会，以致时间较紧。话虽如此，但仅仅一天半的逗留比之李明博明底在中国的4天行程，多少显得有些单薄。事实上，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高层互访比较频繁，而且访问时间少则三日，多则五天。正是通过一次次会晤，中韩关系才稳步发展，从当年的准敌国关系发展为合作伙伴。即便是胡锦涛本人，前两次访韩停留时间也分别达到5天和4天，但现在无论是温家宝总理还是胡锦涛主席，访韩时长都不超过两天，且皆非专访，而是见缝插针地安排在其他行程当中。从此次会谈内容看，双方只是确认了2003年卢武铉和今年5月李明博来访时与北京达成的共识，并以书面形式加以认可。看起来似乎可谈的东西并不多，然而，真的仅此而已吗?中韩关系近年来出现了诸多新问题，在现实中磕碰也不少，绝不至于无大事可谈。选择奥运闭幕次日访韩，短期内实现元首互访固然给人惊艳之感，但成果上未免打了折扣。所以，笔者只能理解为：中韩关系进一步退两步，已经退到连专访或多作停留都成了一种奢侈。
其次，从官方文件刚确立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看，这一定位类似中国在叶利钦第二任期中与俄罗斯确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略高于克林顿时期中美达成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带有先合作再培养感情的过渡意味。“伙伴关系”这一提法，始于1990年代初期，多用于形容那些非敌非友的重要国家和地区，现已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流。按照关系亲疏、影响力标准，其又可以分为两等六级，即普通等的合作伙伴、建设性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以及突出“战略性”的战略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所谓“战略”，主要看中国对它的需求有多高。譬如“战略伙伴”印度尼西亚，倘若不是因为地控马六甲海峡，恐怕只能归入睦邻友好国家之列。韩国作为东亚影响力较大国家，未获非洲、东盟、印度、印度尼西亚一样的“战略伙伴”头衔，只能说明其主要是在经贸和地区安全方面比较重要，论友好程度和中国公众认同感，未必强过那些普通的全面合作伙伴国。
另外，今天距离伙伴关系的提出已经15年，战略级别的伙伴关系正变得愈发流行，相对应的则是其含金量的递减。其实，不仅是美俄这样的大国，世界上大凡有点大国潜质的国家基本上都位列其中。韩媒当中有人为中韩关系的等级高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而沾沾自喜，他们似乎忘记了，战略互惠关系本身就不是中方的创造，最早是出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之口，乃是中日外交妥协的产物。而中方欣然接受这一在中国外交术语中前所未有的词汇也恰恰说明文字游戏在外交活动中就像说话吃饭一样平常。倘若只是陶醉于华丽的外交字眼，无异于舍本逐末，买椟还珠。与其如此，不如先坐下来踏踏实实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再来谋求更高级别的头衔也不迟。目前，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经济领域已提前实现，但在政治领域还仅仅停留在美好想法上，能否实现取决于两国官民的共同努力。
看起来，胡锦涛此番访韩更像是对5月李明博访华的礼节性回馈，《联合公报》比之《联合声明》也没有多少新内容，只不过是把两国原定于2012年实现的年贸易额2000亿美元的中期目标提前到了2010年；与此同时，中韩FTA谈判也正式提上了日程。说到底，中韩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近，却已然演变成经热政冷，近而不亲的畸形关系。
感情再浅，生意是铁
政治上的近而不亲和民间的龃龉固然会影响双边关系，但实打实的利益纽带才是构成国与国关系的主导性硬件。回顾历史，中韩关系的发展也遵循了从经贸往来、人员流动到官方接触、政治建交的外交公式。早在1973年，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就在6·23宣言中宣布“对所有国家敞开大门”，并在政经分离原则下与非敌对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中韩关系最初就是从民间转口贸易起步，而中国官方首次进入韩国是在1980年的亚洲棒球协会理事会上。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体育官员、运动员和韩商扮演着两国人员交流的主角。
1987年，韩国公开表达了希望提升双边关系级别的意愿，同年中国政府也宣布扩大山东省和辽东半岛的经济开放程度，双方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各得其利。1988年，卢泰愚政府开始积极接近中国，并打出了“西海岸时代”的口号，以期和中国的“渤海经济圈”对接。因为经贸需求扩大，许多冷战时期的限制措施最后被迫一一取消，官方层面的 壁垒逐渐被打破。从这年起，中韩贸易额一路攀升，并在两国1992年建交和1994—1995年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后实现了大爆发——双边贸易额每年以30％40％的幅度增长，至1997年达到280亿美元，中国也因此一跃成为美日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至2007年，中国已超日越美，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韩国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韩建交16年来，经贸发展迅猛。实现2000亿美元的对华贸易额，日本花了34年的时间，而韩国到预期的2010年为止仅需18年。综合起来，主要原因还在于两国经济巨大的互补性以及因为地缘、历史沿革和文化亲缘而生的高度认同感。现在，由于争夺文化遗产，两国的公众认同受到动摇，两国产业结构同质化趋势也初见端倪，但短期内不至于影响中韩经贸往来。因为前者有的是时间来修补，至于后者，尽管韩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有些拖滞，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广阔市场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缓解双方因恶性经济竞争而产生的冲突。
还有人拿韩国巨大的对华贸易顺差说事，认为是韩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果。其实贸易往来是双赢的过程，顺差一方固然可喜，逆差一方收益同样巨大。过去30年里，韩国对日贸易一直是逆差，然而同期韩国经济却突飞猛进；美国现阶段对中国、日本、欧盟都存在巨额逆差，也没见其经济差到哪里去。在笔者看来，贸易逆差国与其归罪于对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如提高自身的产品质量和营销水平；信口说“韩国每年从中国赚走200亿美元，近年来韩国人的富裕主要是靠中国的市场和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来的”。也未免太占口头便宜了。
二人世界和三角恋爱
此次胡锦涛访韩，两国军事交流成为热点。其实，中韩最早的接触就与军事过节有关。在建交以前，老一辈的中国人对韩国最直观的印象除了朝鲜战争，恐怕就剩下军人叛逃中转站的角色了。在冷战期间，大陆出现过多起空军飞行员驾机叛逃台湾的事件。这其中，多数人是从南部沿海直接飞去台湾；而少数北方的飞行员因为飞机航程有限，叛逃风险很大，就把与中国仅一海之隔，且同属“自南世界”的韩国当成中转站：1961年邵希彦、高知学取道济州岛；1982年吴荣根取道汉城；1983年孙天勤取道汉城；1985年萧天润取道全罗北道；1986年郑莱田取道韩国。而1985年3月的鱼雷艇危机也是在两国克制的基础上获解决的。
时至今日，中韩之间当然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但作为友好邻邦，军事上零交流到底有些说不过去。用韩方的话来说，除了两军之间缺少沟通，海上利益纠纷也是一个原因。早在去年温家宝访问后，开通中韩军事热线的呼声在韩国一直很高，但最终被延后。至于原因，有各种说法，总之，无疾而终。由此大而化之扩展到政治领域，中韩的二人世界构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摆脱不了周边国家的阴影。
在朝鲜半岛，中国一直在努力维持朝韩两国之间的平衡。但是，这场三角恋爱并不轻松。相对而言，朝鲜比韩国更难伺候。在1992年中韩建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平壤对华态度都很冷淡，近10年内都没有高级别官方往来，而这段感情空白最后由韩国来填补。直到朝核六方会谈机制建立，极力维持区域稳定的中国才重获朝鲜的信任。可是，在六方会谈平台上，韩国又对中国产生了过高的期待，既希望中国对朝鲜施加影响，又想借中国之力改善自身在半岛事务以及美日韩同盟中相对弱势的地位。实际上，从地缘考虑，中国对朝鲜的需求不会减少；而对于韩国，中国的需求远远小于韩国对中国的需求。目前，朝核问题虽然再起波澜，但影响不大，倒是朝韩之间越闹越僵，近期发生的元贞华间谍案无疑是火上浇油。8月29日，韩国国防部决定在年底的《防卫白皮书》中将朝鲜列为公开威胁，也给中国出了难题。
在东亚区域，中日韩三国也构成一组同样不轻松的三角恋关系，许多时候都表现为2对1的局面，也就是说总有一个是被孤立的。对于实力最弱并经常骑墙的韩国，中日并没有刻意地去联手制约，但现在中日达成初步和解，韩国却与日本就历史和岛屿问题扯不清，与中国也有许多话不放到桌面上谈，这就显得韩国一方很孤立了。追根溯源，韩国因历史文化积淀和前任政府有意引导而生成的过度民族主义要负上很大责任。如果不能有效改善这一局面，韩国只会进一步孤立下去。近日，韩国《朝鲜日报》刊登了几封读者来稿，对中国奥运期间的厌韩风潮感到疑惑的同时也提出自省。有自省精神是好事，可是，对于邻国这非一日之寒的反感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果不是反应迟钝，那只能说平时自我感觉实在太好了。
说到这里，又该说到老生常谈的人文交流问题了。在突出国家品牌的全球化时代，作为国家名片和公关手段的人员文化交流，虽然在中日韩三国的官方文件中经常出现，但收效似乎并不明显。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交流的小众化和泛官方化，每年公派交流的人确实不少，问题是这些学者、文人的影响力如同他们的身份一样小众化，可能只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在大众眼中甚至还不如二三流的电影演员有名；二是交流的分散性，今天A大学访问B研究所，明天甲商会访问乙联合会，却不能汇聚成一个响亮的声音。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中国的民间团体远不如日韩同行那样发达。如果不能改变交流的性质，突出交流的公共性，而仅仅着眼于扩大人员交流规模或送两只熊猫、一对朱鹮，终究还是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