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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家人中，我是最有勇气的。当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了，我就自告奋勇到肉铺去，耍点小花招，诱使肉铺老板赊给我们一点羊肉片。被派到面包师那儿去的也是我，我左说右说，央求他继续让我家赊购。这类出门办事，总是得到真正的冒险乐趣，特别是当我成功的时候 （而我总是成功的），就高高兴兴地回家，跳着舞，手里拿着战利品，心里的欢欣就跟抢掠得手的强盗一样。
记得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母亲因为商店不肯收购她编织的一些东西而哭泣，我便从她手里接过篮子，把她织的帽子戴在头上，织好的连指手套戴在手上，挨家挨户兜售叫卖。东西全部卖掉了，带回家里的钱还比商店给的多上一倍。
由于进行舞蹈教学，我姐姐和我到过旧金山最富有的人家。对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我毫不羡慕，反而可怜他们。他们的生活狭隘而且愚蠢，使我万分惊讶。同这些百万富翁的孩子一比，在使生活过得有价值的每件事情上，我显然比他们富有一千倍。
慢慢的，我们作为舞蹈教师的名声传开了。我们称之为新的舞蹈体系，其实并不存在什么体系，只是随着幻想即兴表演，脑子里想出什么好点子，就教什么。我最早表演的舞蹈之一是朗费罗的诗《我向天空射出一支箭》。我常常背诵这首诗，教孩子们根据诗意做出舞姿和动作来。一到晚上，母亲给我们弹琴，我就即兴表演舞蹈。有一位可爱的老太太是我家的朋友，她常来我家消磨晚上的时间。她从前在维也纳住过，她说我使她想起了范妮·艾斯勒，她常常对我们讲述艾斯勒大获成功的故事，她总是说：“伊莎多拉将成为范妮·艾斯勒第二。”这些话激励了我的雄心壮志。她让母亲把我送到旧金山一个著名的芭蕾舞教师那里去，但是，这位教师的课我并不喜欢。当他让我用脚尖站立起来的时候，我问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因为这样美。”我说那很丑并且违反自然。上完三节课以后，我就不去上课了，永远也没有再回去。他称之为舞蹈的那些僵硬而陈腐的体操动作，只是扰乱了我的理想。我追求的是一种与此不同的舞蹈。我说不清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然而我探索着，走向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一旦找到钥匙，我就能够进入这个世界。
母亲有四个孩子，要是通过强迫教育，她本来可能把我们变成务实的公民。有时她也痛惜地说：“为什么必须四个孩子都干艺术，没有一个讲求实际的呢？”然而，正是由于她自己爱美和好动的精神使我们成了艺术家。母亲对物质生活毫不在意，教我们不要把财物放在眼里，像房子呀、家具呀、各式各样的用品呀，都不要放在心上。
离开学校以后，我成了非常好读书的人。我们当时住在奥克兰，有一所公共图书馆，尽管离家很远，我还是跑着步，或是跳着舞，跳跳蹦蹦上那里去。图书管理员是一位善良美丽的妇女，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女诗人，名叫艾娜·库尔勃里丝，她鼓励我看书，当我向她借好书的时候，她总是显得很高兴。后来我知道有一个时期父亲曾经和她热恋过。他显然是她终生钟情的对象，大概是这根看不见的命运之线把我引向她的。
那时我读了狄更斯、萨克雷、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还读了无数小说，有好有坏，有精华，也有糟粕——贪婪地什么都读，往往坐在白天搜集来的蜡烛头的亮光下通宵读书，直到黎明。那时我也写过一部小说，还自己编过一份报纸，所有社论、本地新闻、短篇小说，全都是我一人写的。另外还坚持记日记，为它发明了一种秘密文字，因为这时候我有了一个巨大的秘密，陷入了情网。
除了儿童班以外，姐姐和我还收了一些年纪较大的学生，她教他们跳当时叫作“交际舞”的东西，如华尔兹、玛祖卡、波尔卡等等。这批学生中有两个青年，一个是年轻的医生，另一个是药剂师。这位药剂师美得惊人，名字也挺漂亮——弗农。我当时才11岁，由于云鬓高耸，衣衫垂地，所以看起来要大一些。就像黎塔的女主人公一样，我在日记里写着我狂热地爱上了他，自己也相信的确如此。弗农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不知道。在那样的年纪，我实在不好意思去吐露我的爱情。我们一起去参加各种舞会，他几乎每个舞都和我一起跳。舞会以后，我迟迟不能入睡，直到凌晨还在写日记，叙述我极度狂喜的心情：“我在他的怀抱中飘飘荡荡。”他白天在大街上一家药房里工作，我常常为了经过他面前，不惜走上好几里路，有时候鼓足勇气走进店里对他说：“你好吗？”后来，我找到了他租住的那所房子，经常在晚上从家里跑出来，去看他窗口的灯光。这种激情一直延续了两年，受尽了相思之苦。临了，他宣布即将和奥克兰上流社会的一位姑娘结婚，我只敢在日记里写下失望的痛苦。现在还记得在他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看见他和一个蒙着白纱的貌不出众的姑娘一起走向祭坛时，我是一种什么心情。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直到最近，我在旧金山演出，有一天，一位白发苍苍，但看起来很年轻、漂亮的男子走进我的化妆室。我一下子认出了他，他就是弗农。我想，过了这么些年，总可以把年轻时候的热情告诉他，他可能会感到有趣。然而，他却异常害怕，马上就谈到他的妻子，就是那个貌不出众的姑娘。看来她还活着，他对她的眷恋之情始终不衰。
这就是我的初恋。我爱得发狂，相信从那以后，从没有停止过疯狂的恋爱。
（转载自《我没有钓住那条鱼》）
记得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母亲因为商店不肯收购她编织的一些东西而哭泣，我便从她手里接过篮子，把她织的帽子戴在头上，织好的连指手套戴在手上，挨家挨户兜售叫卖。东西全部卖掉了，带回家里的钱还比商店给的多上一倍。
由于进行舞蹈教学，我姐姐和我到过旧金山最富有的人家。对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我毫不羡慕，反而可怜他们。他们的生活狭隘而且愚蠢，使我万分惊讶。同这些百万富翁的孩子一比，在使生活过得有价值的每件事情上，我显然比他们富有一千倍。
慢慢的，我们作为舞蹈教师的名声传开了。我们称之为新的舞蹈体系，其实并不存在什么体系，只是随着幻想即兴表演，脑子里想出什么好点子，就教什么。我最早表演的舞蹈之一是朗费罗的诗《我向天空射出一支箭》。我常常背诵这首诗，教孩子们根据诗意做出舞姿和动作来。一到晚上，母亲给我们弹琴，我就即兴表演舞蹈。有一位可爱的老太太是我家的朋友，她常来我家消磨晚上的时间。她从前在维也纳住过，她说我使她想起了范妮·艾斯勒，她常常对我们讲述艾斯勒大获成功的故事，她总是说：“伊莎多拉将成为范妮·艾斯勒第二。”这些话激励了我的雄心壮志。她让母亲把我送到旧金山一个著名的芭蕾舞教师那里去，但是，这位教师的课我并不喜欢。当他让我用脚尖站立起来的时候，我问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因为这样美。”我说那很丑并且违反自然。上完三节课以后，我就不去上课了，永远也没有再回去。他称之为舞蹈的那些僵硬而陈腐的体操动作，只是扰乱了我的理想。我追求的是一种与此不同的舞蹈。我说不清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然而我探索着，走向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一旦找到钥匙，我就能够进入这个世界。
母亲有四个孩子，要是通过强迫教育，她本来可能把我们变成务实的公民。有时她也痛惜地说：“为什么必须四个孩子都干艺术，没有一个讲求实际的呢？”然而，正是由于她自己爱美和好动的精神使我们成了艺术家。母亲对物质生活毫不在意，教我们不要把财物放在眼里，像房子呀、家具呀、各式各样的用品呀，都不要放在心上。
离开学校以后，我成了非常好读书的人。我们当时住在奥克兰，有一所公共图书馆，尽管离家很远，我还是跑着步，或是跳着舞，跳跳蹦蹦上那里去。图书管理员是一位善良美丽的妇女，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女诗人，名叫艾娜·库尔勃里丝，她鼓励我看书，当我向她借好书的时候，她总是显得很高兴。后来我知道有一个时期父亲曾经和她热恋过。他显然是她终生钟情的对象，大概是这根看不见的命运之线把我引向她的。
那时我读了狄更斯、萨克雷、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还读了无数小说，有好有坏，有精华，也有糟粕——贪婪地什么都读，往往坐在白天搜集来的蜡烛头的亮光下通宵读书，直到黎明。那时我也写过一部小说，还自己编过一份报纸，所有社论、本地新闻、短篇小说，全都是我一人写的。另外还坚持记日记，为它发明了一种秘密文字，因为这时候我有了一个巨大的秘密，陷入了情网。
除了儿童班以外，姐姐和我还收了一些年纪较大的学生，她教他们跳当时叫作“交际舞”的东西，如华尔兹、玛祖卡、波尔卡等等。这批学生中有两个青年，一个是年轻的医生，另一个是药剂师。这位药剂师美得惊人，名字也挺漂亮——弗农。我当时才11岁，由于云鬓高耸，衣衫垂地，所以看起来要大一些。就像黎塔的女主人公一样，我在日记里写着我狂热地爱上了他，自己也相信的确如此。弗农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不知道。在那样的年纪，我实在不好意思去吐露我的爱情。我们一起去参加各种舞会，他几乎每个舞都和我一起跳。舞会以后，我迟迟不能入睡，直到凌晨还在写日记，叙述我极度狂喜的心情：“我在他的怀抱中飘飘荡荡。”他白天在大街上一家药房里工作，我常常为了经过他面前，不惜走上好几里路，有时候鼓足勇气走进店里对他说：“你好吗？”后来，我找到了他租住的那所房子，经常在晚上从家里跑出来，去看他窗口的灯光。这种激情一直延续了两年，受尽了相思之苦。临了，他宣布即将和奥克兰上流社会的一位姑娘结婚，我只敢在日记里写下失望的痛苦。现在还记得在他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看见他和一个蒙着白纱的貌不出众的姑娘一起走向祭坛时，我是一种什么心情。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直到最近，我在旧金山演出，有一天，一位白发苍苍，但看起来很年轻、漂亮的男子走进我的化妆室。我一下子认出了他，他就是弗农。我想，过了这么些年，总可以把年轻时候的热情告诉他，他可能会感到有趣。然而，他却异常害怕，马上就谈到他的妻子，就是那个貌不出众的姑娘。看来她还活着，他对她的眷恋之情始终不衰。
这就是我的初恋。我爱得发狂，相信从那以后，从没有停止过疯狂的恋爱。
（转载自《我没有钓住那条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