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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李垂谊在华尔街度过了无数个忙碌且没热情的的日与夜之后，开始想念另一个自己，在练习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里一大段的大提琴独奏时，那个充满生命力的自己。
李垂谊非常爱惜他的大提琴。当摄影师建议他把它从舞台搬到中山音乐堂室外拍照，让蓝天、古建筑、大提琴一起入画时，他犹豫了下，拒绝了。呵，不舍得。但又不好驳人家的面子，只好背大提琴外壳出去。
这是他的第三把大提琴。名为“加布里亚克伯爵”。大概四五年前，香港一个收藏家把自己珍藏的这把大提琴借给了李垂谊。琴大概诞生于1703年的威尼斯。按照它的名字，应该是19世纪一个公爵的物品。公爵一生富有，曾被拿破仑派驻各国。所以这把琴也跟随主人游历了世界。
李垂谊演奏的很多音乐也来自19世纪。他善于演奏浪漫时期的作品，自己也认为最擅长演奏的是舒曼、勃拉姆斯。笼统地讲，也是他在演奏19世纪勃拉姆斯作品时，重新发现了音乐所能给予的力量。
这种发现让他牺牲掉了另一种很多人渴望的生活：身着阿玛尼西装，飞奔在华尔街。有豪车和大大的房子。这本是最众望所归的一种选择。安全而荣耀。少年时期，当母亲逼迫自己练琴的时候，他对抗的方式就是长大了要读经济读历史读考古，反正不读音乐。他没想到的是，当他从音乐中逃离出来，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就读时，他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哈佛，李垂谊遇到一群非专业，却真正痴迷古典音乐的同学。这些人和他之前在所谓天才集中营“茱莉亚音乐学院”附中遇到的同学太不同了。音乐附中的同学大都是被动卷入音乐，更多关注的是技艺。而哈佛的同学们，非专业，却主动投入其中，他们从情感上去理解音乐。
其间，李垂谊还选修了关于音乐的通识课程。通过对音乐的解读，他之前那些对音乐的纯机械性的理解开始添加枝叶，生动起来。他开始了解音乐里边的东西。
“去哈佛之前，我并不觉得会拉大提琴是一件很酷的事，反而会觉得有些书呆子气。特别和会运动，会流行音乐的孩子相比。”但进入哈佛后，他突然觉得这件事酷起来。
曾经用来对抗父母安排的抵触心也开始消解，他开始主动买唱片，开始发现音乐的美妙。
毕业后，作为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生，进入华尔街一家跨国公司做咨询顾问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选择。这甚至是他童年的愿望。但现实是，在华尔街的日子，很多个夜晚，很多个凌晨十二点，他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却头脑空白。他觉得自己完全没有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他开始想念另一个自己，在练习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里一大段的大提琴独奏时，那个充满生命力的自己。
因为这个感觉异常强烈，并且持续，以至于他必须做出改变。他找到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劳伦斯·莱瑟，向他征求意见。因为这个老师也是从哈佛大学数学系毕业后重新拉回了大提琴，所以对李垂谊又理解又同情。最后他郑重其事地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现在回头看，李垂谊认为最煎熬的时期是做出这个决定后的最初日子。当时，他已懈怠很久，所以拉琴，手指都已经不灵活了。煎熬首先来自手指的生理性疼痛。这一次，他需要从头开始，不能再像童年时期的自己。以前在茱莉亚音乐附中时，他每天练琴不会超过1小时，而现在他每天会拉8小时。但其实，从华尔街回来的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更没有想要成名。只是觉得，即便以后，只是在乐团拉拉琴，或者去做个音乐老师，也是可以的，沉浸其中就是好的。何况当时自己才20出头，完全可以来一场冒险。
李垂谊祖籍福建厦门。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的母亲，去香港后，生下了三个孩子，分别取名垂音、垂丹、垂谊。在母亲安排下，两个姐姐分别学了钢琴和小提琴。李垂谊出生后，等待他的是大提琴。“因为这样，一家人就可以组成弦乐三重奏，做家庭乐团”，这是做音乐的母亲的设计。
后来，李垂谊在美国长大。因为非自己的主观意愿，所以少年时期，他对练琴充满了反感，和母亲争吵不断。可即便如此，在11岁时，他还是考入了被称为 “天才集中营”的茱莉亚音乐学院附中。这是所非全日制的学校。从周一到周五，李垂谊像所有中学生一样背包上学，周末则进入茱莉亚练琴。尽管并不勤奋，但他的成绩还是大提琴专业第一，甚至拿过几次比赛冠军，并且在纽约林肯中心开过独奏会。
那个时候，他是颇有天分的少年。但时隔多年，他发现人在舞台上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小时候，更像是玩票，所以表演毫无压力，而现在，感受复杂起来。他不敢懈怠。
茱莉亚音乐附中让他学会可以自然练琴， “像唱歌一样”。而不是为了炫技，让你练得别扭。从数学专业拉回大提琴的老师劳伦斯·莱瑟教会李垂谊有逻辑地分析音乐。之后，他追随瑞典大提琴家赫尔蒙森钻研琴技。这个老师有个比喻就是拉琴时，左手更像大脑，右手更像嘴巴。如果只懂得怎么练左手，不懂得练右手，就会导致你不能把握出来的声音是何种音色。再后来，他在一些大师班上追随过一个80多岁的美国大提琴家。有时候会去他家里拉琴。他告诉李垂谊：拉琴最终是表达感情的。所以即便一个简单的曲子，你也要找到它的高潮，然后好好琢磨怎么从一个音滑落到另一个音，从而构成美丽的句子和段落。
这些理念有些是相互冲撞的，但却在李垂谊体内聚合。他喜欢被崭新的东西冲刷的感觉。
连接
很快李垂谊就开始赢得名声。在他重新拉回大提琴的第四年，他作为首位香港大提琴家，连续勇夺世界三大大提琴比赛的奖项 ─ 2000年第五十五届日内瓦国际音乐大赛，2001年纽约南堡格、2002年赫尔辛基国际保尔路大提琴大赛。2004年，在国际最高水准的杨尼格洛国际大提琴大赛中，30岁的李垂谊获得该项赛事的冠军，这是中国大提琴家在国际音乐赛事上所取得的最高荣誉。很多权威杂志赞扬李垂谊是 “奇迹”，是“处理不同情绪间微妙变化的大师”。 很多人去追问他拿奖的诀窍，他的总结是：我拿那些奖项，没什么诀窍。但记得有一次，我得了第一名，裁判们跟我说的话，我到现在还很受用。他们说，很多参加比赛的人，演奏的时候非常小心地要把所有学到的技巧都展示出来，而且力求拉得很标准，只有我，他们觉得是在听一个艺术家演奏，他们不一定觉得我拉的每个曲子都很完美，但他们觉得我的曲子里有着自己的声音，我是在用心拉，而不是用脑子。
在跟随大师学习的时候，他发现他们也是有拉错的时候的，但是不妨碍他们投入到音乐中，这给了他启发。大提琴前辈中他最喜欢卡萨尔斯。因为觉得：他最注重音乐，没怎么让技巧主宰他的音乐，是个很真心的音乐家。
“演奏不同于竞技，它需要情感的参与。只有发乎内心，音乐才会真的降临。”他如此总结。现在重回音乐中的李垂谊仍然避免不了与琐事打交道，尽管有不称心的种种，他知道自己还是把那个在华尔街苦闷的年轻人打捞了出来。
12月初，时隔四年后，他带着他心爱的“加布里亚克伯爵”大提琴重回北京，在中山音乐堂举办了自己的音乐会。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在为返场音乐做练习。演奏的是王立平作曲的《红楼梦》。
王立平和自己母亲是中央音乐学院同学，是几十年老友，所以很小的时候，他就对这组哀婉动人的曲子有特殊的情感。五年前，他把它改编成大提琴作品演出。
“很奇怪，音乐带来的那种连接。好像可以一下子和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历史，情感连接上。”
现在他定居在柏林。在美国学完大提琴后，他跑到欧洲。因为这里可以免学费，而且有很多音乐风格。偶尔到亚洲演出，他会感受到那种物质层面的日新月异，热气腾腾，但紧张又激烈。而在欧洲，在柏林，是另一种氛围。他想套用柏林市长的一句话形容柏林。就是“贫穷而性感”。在他看来，柏林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有些混乱，却丰富，生机勃勃，很像自己童年时期的纽约。
平时除了工作，他喜欢结交非音乐圈的朋友，譬如画家、记者、做网站的朋友。他们让他看到世界的其他维度。当他告诉朋友们自己要去哪里演出，可能就有记者朋友说她刚刚采访了德国总理。他觉得在一个有丰富维度的生活里，音乐才可能不一样：贝多芬、莫扎特的作品，那些旋律是固定的，但很棒的音乐家会创造，会用你觉得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演奏。李垂谊觉得，这种新鲜很可能就是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事、看了一本书、一张画，或者交往了一个朋友，总之是有感而发，这些不是呆在琴房里可以练出来的。
尽管每一次演出都不是完美的，这让人遗憾，却不会让人厌倦。曾经对于音乐的逃离让他发现了自己对于音乐的认识，并从对抗父母的形式中解放出来，主动投入其中。这种看似弯路的选择却让他与音乐建立了更为真挚的关系。
李垂谊非常爱惜他的大提琴。当摄影师建议他把它从舞台搬到中山音乐堂室外拍照，让蓝天、古建筑、大提琴一起入画时，他犹豫了下，拒绝了。呵，不舍得。但又不好驳人家的面子，只好背大提琴外壳出去。
这是他的第三把大提琴。名为“加布里亚克伯爵”。大概四五年前，香港一个收藏家把自己珍藏的这把大提琴借给了李垂谊。琴大概诞生于1703年的威尼斯。按照它的名字，应该是19世纪一个公爵的物品。公爵一生富有，曾被拿破仑派驻各国。所以这把琴也跟随主人游历了世界。
李垂谊演奏的很多音乐也来自19世纪。他善于演奏浪漫时期的作品，自己也认为最擅长演奏的是舒曼、勃拉姆斯。笼统地讲，也是他在演奏19世纪勃拉姆斯作品时，重新发现了音乐所能给予的力量。
这种发现让他牺牲掉了另一种很多人渴望的生活：身着阿玛尼西装，飞奔在华尔街。有豪车和大大的房子。这本是最众望所归的一种选择。安全而荣耀。少年时期，当母亲逼迫自己练琴的时候，他对抗的方式就是长大了要读经济读历史读考古，反正不读音乐。他没想到的是，当他从音乐中逃离出来，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就读时，他变成了另一个人。
转折
在哈佛，李垂谊遇到一群非专业，却真正痴迷古典音乐的同学。这些人和他之前在所谓天才集中营“茱莉亚音乐学院”附中遇到的同学太不同了。音乐附中的同学大都是被动卷入音乐，更多关注的是技艺。而哈佛的同学们，非专业，却主动投入其中，他们从情感上去理解音乐。
其间，李垂谊还选修了关于音乐的通识课程。通过对音乐的解读，他之前那些对音乐的纯机械性的理解开始添加枝叶，生动起来。他开始了解音乐里边的东西。
“去哈佛之前，我并不觉得会拉大提琴是一件很酷的事，反而会觉得有些书呆子气。特别和会运动，会流行音乐的孩子相比。”但进入哈佛后，他突然觉得这件事酷起来。
曾经用来对抗父母安排的抵触心也开始消解，他开始主动买唱片，开始发现音乐的美妙。
毕业后，作为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生，进入华尔街一家跨国公司做咨询顾问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选择。这甚至是他童年的愿望。但现实是，在华尔街的日子，很多个夜晚，很多个凌晨十二点，他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却头脑空白。他觉得自己完全没有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他开始想念另一个自己，在练习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里一大段的大提琴独奏时，那个充满生命力的自己。
因为这个感觉异常强烈，并且持续，以至于他必须做出改变。他找到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劳伦斯·莱瑟，向他征求意见。因为这个老师也是从哈佛大学数学系毕业后重新拉回了大提琴，所以对李垂谊又理解又同情。最后他郑重其事地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归来
现在回头看，李垂谊认为最煎熬的时期是做出这个决定后的最初日子。当时，他已懈怠很久，所以拉琴，手指都已经不灵活了。煎熬首先来自手指的生理性疼痛。这一次，他需要从头开始，不能再像童年时期的自己。以前在茱莉亚音乐附中时，他每天练琴不会超过1小时，而现在他每天会拉8小时。但其实，从华尔街回来的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更没有想要成名。只是觉得，即便以后，只是在乐团拉拉琴，或者去做个音乐老师，也是可以的，沉浸其中就是好的。何况当时自己才20出头，完全可以来一场冒险。
李垂谊祖籍福建厦门。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的母亲，去香港后，生下了三个孩子，分别取名垂音、垂丹、垂谊。在母亲安排下，两个姐姐分别学了钢琴和小提琴。李垂谊出生后，等待他的是大提琴。“因为这样，一家人就可以组成弦乐三重奏，做家庭乐团”，这是做音乐的母亲的设计。
后来，李垂谊在美国长大。因为非自己的主观意愿，所以少年时期，他对练琴充满了反感，和母亲争吵不断。可即便如此，在11岁时，他还是考入了被称为 “天才集中营”的茱莉亚音乐学院附中。这是所非全日制的学校。从周一到周五，李垂谊像所有中学生一样背包上学，周末则进入茱莉亚练琴。尽管并不勤奋，但他的成绩还是大提琴专业第一，甚至拿过几次比赛冠军，并且在纽约林肯中心开过独奏会。
那个时候，他是颇有天分的少年。但时隔多年，他发现人在舞台上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小时候，更像是玩票，所以表演毫无压力，而现在，感受复杂起来。他不敢懈怠。
茱莉亚音乐附中让他学会可以自然练琴， “像唱歌一样”。而不是为了炫技，让你练得别扭。从数学专业拉回大提琴的老师劳伦斯·莱瑟教会李垂谊有逻辑地分析音乐。之后，他追随瑞典大提琴家赫尔蒙森钻研琴技。这个老师有个比喻就是拉琴时，左手更像大脑，右手更像嘴巴。如果只懂得怎么练左手，不懂得练右手，就会导致你不能把握出来的声音是何种音色。再后来，他在一些大师班上追随过一个80多岁的美国大提琴家。有时候会去他家里拉琴。他告诉李垂谊：拉琴最终是表达感情的。所以即便一个简单的曲子，你也要找到它的高潮，然后好好琢磨怎么从一个音滑落到另一个音，从而构成美丽的句子和段落。
这些理念有些是相互冲撞的，但却在李垂谊体内聚合。他喜欢被崭新的东西冲刷的感觉。
连接
很快李垂谊就开始赢得名声。在他重新拉回大提琴的第四年，他作为首位香港大提琴家，连续勇夺世界三大大提琴比赛的奖项 ─ 2000年第五十五届日内瓦国际音乐大赛，2001年纽约南堡格、2002年赫尔辛基国际保尔路大提琴大赛。2004年，在国际最高水准的杨尼格洛国际大提琴大赛中，30岁的李垂谊获得该项赛事的冠军，这是中国大提琴家在国际音乐赛事上所取得的最高荣誉。很多权威杂志赞扬李垂谊是 “奇迹”，是“处理不同情绪间微妙变化的大师”。 很多人去追问他拿奖的诀窍，他的总结是：我拿那些奖项，没什么诀窍。但记得有一次，我得了第一名，裁判们跟我说的话，我到现在还很受用。他们说，很多参加比赛的人，演奏的时候非常小心地要把所有学到的技巧都展示出来，而且力求拉得很标准，只有我，他们觉得是在听一个艺术家演奏，他们不一定觉得我拉的每个曲子都很完美，但他们觉得我的曲子里有着自己的声音，我是在用心拉，而不是用脑子。
在跟随大师学习的时候，他发现他们也是有拉错的时候的，但是不妨碍他们投入到音乐中，这给了他启发。大提琴前辈中他最喜欢卡萨尔斯。因为觉得：他最注重音乐，没怎么让技巧主宰他的音乐，是个很真心的音乐家。
“演奏不同于竞技，它需要情感的参与。只有发乎内心，音乐才会真的降临。”他如此总结。现在重回音乐中的李垂谊仍然避免不了与琐事打交道，尽管有不称心的种种，他知道自己还是把那个在华尔街苦闷的年轻人打捞了出来。
12月初，时隔四年后，他带着他心爱的“加布里亚克伯爵”大提琴重回北京，在中山音乐堂举办了自己的音乐会。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在为返场音乐做练习。演奏的是王立平作曲的《红楼梦》。
王立平和自己母亲是中央音乐学院同学，是几十年老友，所以很小的时候，他就对这组哀婉动人的曲子有特殊的情感。五年前，他把它改编成大提琴作品演出。
“很奇怪，音乐带来的那种连接。好像可以一下子和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历史，情感连接上。”
现在他定居在柏林。在美国学完大提琴后，他跑到欧洲。因为这里可以免学费，而且有很多音乐风格。偶尔到亚洲演出，他会感受到那种物质层面的日新月异，热气腾腾，但紧张又激烈。而在欧洲，在柏林，是另一种氛围。他想套用柏林市长的一句话形容柏林。就是“贫穷而性感”。在他看来，柏林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有些混乱，却丰富，生机勃勃，很像自己童年时期的纽约。
平时除了工作，他喜欢结交非音乐圈的朋友，譬如画家、记者、做网站的朋友。他们让他看到世界的其他维度。当他告诉朋友们自己要去哪里演出，可能就有记者朋友说她刚刚采访了德国总理。他觉得在一个有丰富维度的生活里，音乐才可能不一样：贝多芬、莫扎特的作品，那些旋律是固定的，但很棒的音乐家会创造，会用你觉得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演奏。李垂谊觉得，这种新鲜很可能就是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事、看了一本书、一张画，或者交往了一个朋友，总之是有感而发，这些不是呆在琴房里可以练出来的。
尽管每一次演出都不是完美的，这让人遗憾，却不会让人厌倦。曾经对于音乐的逃离让他发现了自己对于音乐的认识，并从对抗父母的形式中解放出来，主动投入其中。这种看似弯路的选择却让他与音乐建立了更为真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