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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经济运行都明显好于预期。欧元区内部财政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德国经济表现尤为强劲；美国的房地产、消费、以及就业市场均出现明显改善。而中国，硬着陆的风险也在降低。
回顾过去，不难发现，东西方在应对危机的哲学方面却有着很深刻的不同之处。欧美决策层往往注重先解决最深层矛盾，特别是德国，始终将欧元区财政框架重塑、债务国缩减赤字作为获得援助的必要内容。然而，如此苛刻的条件，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欧债危机的恶化。经济下滑，甚至衰退成为了改革必须承受之痛。
中国往往更加注重在增长中解决矛盾，先易后难。尽管经济增长强劲，但结构性问题矛盾更加突出。欧元区的整体债务情况为87%左右，远好于美国的100%，以及日本的233%。并且欧元区没有贸易顺差，靠内部无需通过海外救助便可以化解危机。但为何欧债问题越演越烈？关键就在于欧元区是货币同盟而非财政同盟这一内生缺陷。
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财政必须协调一致，将财政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国债负担率控制在60%以内，并且加入欧元区的国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考察。
然而，即便存在此规定，依旧“鱼龙混杂”，希腊通过数据造假，而进了欧元区。而一旦进入，其财政问题引发的危机却需要整个欧元区去救助，否则欧元区可能面临解体。
看到缺乏财政同盟是欧元区框架的内生缺陷，德国人自危机爆发以来，便希望能够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德国一直反对发行共同债券、反对欧洲央行过度介入，强调将债务国缩减赤字作为获得援助的必要内容等，都意在如此。
可以看到，经过了长期的艰苦谈判，德国人的努力已有所成效，欧元区正朝着财政一体化的路径迈进。1月底，德国、法国等25个欧盟成员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通过“财政契约”草案。这项旨在强化财政纪律的政府间条约有望在3月初的欧盟峰会上签署，以期避免债务危机重演。
而在财政重塑之余，目前欧洲经济数据也并不悲观。1月欧元区PMI终值从去年12月的46.9升至48.8，尽管该数据仍低于50的荣枯分水岭，但创下五个月来最佳表现。
德国经济表现突出，1月德国制造业PMI指数报51，高于去年12月的48.4。失业率由去年12月的6.8%降至6.7%，创1998年以来新低。这样来看，如果德法经济没有大问题，就有较大空间保持欧元区增长。
值得肯定的是，欧洲央行已经改变了早前的“动作过小”，转为更加积极，量化放松的态度也已经十分明显。去年年底，欧洲央行决定向欧元区银行提供4891.9亿欧元的贷款，有利于为银行提供流动性，试图避免大银行倒闭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另外，第二轮LTRO也有望在2月底启动，届时抵押品的标准可能放宽，期限也可能将延长。二级市场上，欧洲央行也正在研究国债购买计划的备选方案。
与欧洲人的做法不同，中国解决问题的哲学往往更类似于中医疗法。正如中国决策层在国际上的多次表态，要在经济增长中解决问题。而这一方式，也得到了国际上大部分国家的认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面对出口下滑、失业提高、经济下滑的影响，中国政府率先提出4万亿元救市政策，暂时缓解了危机。当然，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并未化解，只是有所拖延。
目前来看，中国硬着陆的风险不大。从三大需求来看，预计未来一定阶段，中国的消费仍有较大潜力，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工资呈现趋势性上涨；二是转移支付的加大；三是中国的消费率与金砖四国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而伴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区域政策与重点产业政策的落实、保障房建设、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加大，投资回落有限。进出口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进口与出口同样回落的局面，预计中国不会出现出口大幅下滑而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局面。总之，东西方化解危机的方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可以相互借鉴，避免过度而走向极端。
回顾过去，不难发现，东西方在应对危机的哲学方面却有着很深刻的不同之处。欧美决策层往往注重先解决最深层矛盾，特别是德国，始终将欧元区财政框架重塑、债务国缩减赤字作为获得援助的必要内容。然而，如此苛刻的条件，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欧债危机的恶化。经济下滑，甚至衰退成为了改革必须承受之痛。
中国往往更加注重在增长中解决矛盾，先易后难。尽管经济增长强劲，但结构性问题矛盾更加突出。欧元区的整体债务情况为87%左右，远好于美国的100%，以及日本的233%。并且欧元区没有贸易顺差，靠内部无需通过海外救助便可以化解危机。但为何欧债问题越演越烈？关键就在于欧元区是货币同盟而非财政同盟这一内生缺陷。
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财政必须协调一致，将财政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国债负担率控制在60%以内，并且加入欧元区的国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考察。
然而，即便存在此规定，依旧“鱼龙混杂”，希腊通过数据造假，而进了欧元区。而一旦进入，其财政问题引发的危机却需要整个欧元区去救助，否则欧元区可能面临解体。
看到缺乏财政同盟是欧元区框架的内生缺陷，德国人自危机爆发以来，便希望能够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德国一直反对发行共同债券、反对欧洲央行过度介入，强调将债务国缩减赤字作为获得援助的必要内容等，都意在如此。
可以看到，经过了长期的艰苦谈判，德国人的努力已有所成效，欧元区正朝着财政一体化的路径迈进。1月底，德国、法国等25个欧盟成员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通过“财政契约”草案。这项旨在强化财政纪律的政府间条约有望在3月初的欧盟峰会上签署，以期避免债务危机重演。
而在财政重塑之余，目前欧洲经济数据也并不悲观。1月欧元区PMI终值从去年12月的46.9升至48.8，尽管该数据仍低于50的荣枯分水岭，但创下五个月来最佳表现。
德国经济表现突出，1月德国制造业PMI指数报51，高于去年12月的48.4。失业率由去年12月的6.8%降至6.7%，创1998年以来新低。这样来看，如果德法经济没有大问题，就有较大空间保持欧元区增长。
值得肯定的是，欧洲央行已经改变了早前的“动作过小”，转为更加积极，量化放松的态度也已经十分明显。去年年底，欧洲央行决定向欧元区银行提供4891.9亿欧元的贷款，有利于为银行提供流动性，试图避免大银行倒闭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另外，第二轮LTRO也有望在2月底启动，届时抵押品的标准可能放宽，期限也可能将延长。二级市场上，欧洲央行也正在研究国债购买计划的备选方案。
与欧洲人的做法不同，中国解决问题的哲学往往更类似于中医疗法。正如中国决策层在国际上的多次表态，要在经济增长中解决问题。而这一方式，也得到了国际上大部分国家的认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面对出口下滑、失业提高、经济下滑的影响，中国政府率先提出4万亿元救市政策，暂时缓解了危机。当然，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并未化解，只是有所拖延。
目前来看，中国硬着陆的风险不大。从三大需求来看，预计未来一定阶段，中国的消费仍有较大潜力，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工资呈现趋势性上涨；二是转移支付的加大；三是中国的消费率与金砖四国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而伴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区域政策与重点产业政策的落实、保障房建设、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加大，投资回落有限。进出口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进口与出口同样回落的局面，预计中国不会出现出口大幅下滑而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局面。总之，东西方化解危机的方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可以相互借鉴，避免过度而走向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