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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2月与“豆瓣阅读”签订专栏计划，班宇当年2月12日发表第一篇《野烤玉米》，之后双周更新一篇专栏，合计十篇，结集为《铁西疯食录》;2015年2月班宇在“豆瓣阅读”上初次发表小说，发表《铁西冠军》系列（含《铁西冠军》《车马炮》《我曾看见满天星斗》三个短篇），直到2018年班宇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冬泳》出版，他的作品经历了从网络文学走向严肃文学的过程，《收获》《当代》《上海文学》《作家》《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皆可觅得他的身影。《逍遥游》与短篇小说集《冬泳》迅速得到学术界与读者的反馈，不止于此，这种反馈还有来自娱乐圈的声音。著名唱作人宝石老舅以“蒸汽波”的独特风格，再次掀起复古的浪潮，殊不知《野狼disco》的歌词中“闪耀的灯球”与班宇笔下的“舞厅”无限重合，访谈之中宝石老舅曾多次表示受班宇作品影响很大。而知名艺人易烊千玺在机场手捧《冬泳》阅读的画面，更是直接将班宇送上畅销书作家的宝座。
当这位青年作家同时进入评论家和大众读者的视野后，随即而来的是定位与标签，“豆瓣ID坦克手贝塔”“铁西三剑客”“东北文艺复兴”“新伤痕写作”“80后作家”等。阅读班宇作品我们寻见这类定位与标签的足迹，“铁西区”“艳粉街”“工人村”与社会体制转型期的“下岗”潮，共同构筑了班宇小说世界的画卷，宛如时光机一般，将读者载回东北的九十年代至千禧年初，沿着历史的足迹找寻其中暗含的巨大隐喻，描摹着复杂的社会环境与精神困境。“与其说班宇在讲述东北往事，不如说班宇是将自己的记忆流畅地书写出来”，类似这种判断应该是基于班宇在小说之中对人物的处理，文本中人物之间呈现出言之不尽的真情，《逍遥游》中的许玲玲、《冬泳》中的隋菲、《枪墓》中的刘柳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班宇写作的第二件利器就是“语言”，李陀先生曾在《沉重的逍遥游——细读〈逍遥游〉中的“穷二代”形象并及复兴现实主义》一文中指出，“班宇大胆地断然拒绝了这种书面语言，他把大量的东北日常口语、俚语、谚语、土话，还有方言特有的修辞方式和修辞习惯，都融入了叙事和对话，形成一种既带有浓厚的东北风味，又充满着改革时代特有气息的叙述语言”。叙事策略与结局是我们期待这位青年作家更进一步的探索空间，班宇以叙述者“我”的聚焦视角、自由直接引语的话语模式，拉长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使“我”的叙述真实可信，形成冷峻的风格;在小说的最后，又往往让叙述者的可靠性失控，将读者带入魔幻的空间，在压抑的空间景观中追寻一分洒脱。
班宇新的短篇小说《于洪》，发表在芒种2019年第11期，他在叙事策略与结局的处理模式上做出了大胆尝试。这种新尝试体现在班宇将社会体制转型时期的观察放在了九十年代转业分配，以“我”作为第一叙事视角，等待转业安置展开情节。“等待”的过程是小说人物心态转变的过程，与以往部队生活相比现实社会满是心酸，“劳务市场，人山人海，各怀技术，斗志昂扬，但我一到那地方就泄气，张不开嘴，话一句都讲不出来，转了半圈儿就又回来。返程的车上，内心沮丧，反复在想，当兵这几年，没学到啥本事不说，就剩下这么一点儿精气神，怕是也要耗尽了。”现实与情感的追问使小说中“我”陷入反思，面对母亲期待的目光与人才市场的遭遇，“失落者”的形象浮出水面，抗洪一代的现实生活境遇为何如此艰难，这是班宇在小说开篇埋下的伏笔，为后面情节的“重合”与“反转”做了预设。
班宇在小说中设置三处“重合”，地点重合、时间重合、事件重合。地点重合：“于洪广场”“九路市场”“铁西商业大厦”“兴顺街”以及绕不开的“工人村”“艳粉街”。时间重合：“九八年抗洪”“沈阳的电话号升至七位”“千禧年”。地点与时间重合的设置基本与案件一致，使读者与真实的历史案件不期而遇，唤起曾经的记忆，直面令人深省岁月，在被搁置的历史维度下，有种无力感，但绝非宿命论，班宇在本篇小说中作出了改变。事件重合：小说中讲述的“四一〇大案”即是当年震惊全国的沈阳“3.8”大案，需要简单阐述一下案件始末，1999年孫德林、孙德松团伙抢劫载有300多万工资款的运钞车，犯案地点在于洪广场，藏匿地点在铁西区艳粉街附近，抢劫团伙先后用过刀，猎枪和手枪杀害16人，犯罪时间长达12年。相同的历史事件在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中也曾讲述过，而本篇小说《于洪》所呈现的是人物命运重组与变化，班宇的巧思始终停留在人物身上，对于真实事件进行艺术加工，搭建考验人性的窄门与高墙。案件的主犯李德文（孙德林）、李德武（孙德松）两兄弟在本篇小说中仅作为情节发展的背景，班宇要描述的是“我”“三眼儿”“陈红”三者所建立的关系。叙述者“我”退伍后与曾经的战友“三眼儿”合伙在“于洪广场”卖烟，而“于洪广场”正是案发地，多条线索指向“三眼儿”有重大嫌疑，“三眼儿”无故失踪，这次失踪很显然是班宇埋下的伏笔，此刻“三眼儿”成为了谜团的中心，小说就此开启了的悬疑视角，当我们都在疑惑“三眼儿”是否参与作案之时，班宇安排“陈红”登场，“陈红”本是主犯李德文（孙德林）的前妻，案件爆发后隐匿起来，后以商人身份出现，不知情的“我”与“陈红”相恋并产下一子，直到发现“陈红”的真实身份——藏匿李德文（孙德林）赃款的人——正是“陈红”。人证、赃物、犯罪嫌疑人悉数到场，故事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唯有“三眼儿”的下落是小说仍保留的悬念。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三眼儿”的人物形象，一直被叙述者“我”所建构，“三眼儿”的人设是“在部队时期，三眼儿手欠，却从来不拿沈阳人的东西，只欺负那些别的地方来的，对我们还是很大方经常买烟，四处散，所以也说不好他到底咋想的”，“三眼儿”除了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一面还有义气的一面。“三眼儿”的消失，为小说悬疑部分增添神秘色彩，当所有证据都指向“三眼儿”时，不能忽略的问题是“所谓”证据或是线索的提供者，然而讯息的提供者正是叙述者“我”，“我”在于洪广场偶然间听到关于作案期间出现的摩托车，警察找到“我”询问“三眼儿”的消息，无意间联想到“三眼儿”在部队曾做过侦察兵，因纪律问题后被退回，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具备单兵作战素质，案发后第一时间逃匿，姐姐的婚礼也没有出现，以上的供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据面前似乎无法反驳，一系列的推理都验证了“三眼儿”的犯罪嫌疑，“三眼儿”出现了，班宇再次展示了驾驭故事的能力，安排“三眼儿”与“我”在医院门前的相遇，将“我”与“三眼儿”互换叙事视角，这样透过“三眼儿”的第一视角，班宇为读者讲述了故事的一个全新版本，完成了小说最为华丽的转变：作案人是“我”而并非“三眼儿”，退伍后等待专业分配的“我”，联络了案件主犯李德文（孙德林），谎称自己是李德文在军队的部下，相约在于洪广场被邀入伙，因在于洪广场买烟负责收集情报，李德文核实身份时，谎称自己是郝鹏飞也就是“三眼儿”，这样一来即便案发，自己也便于摆脱嫌疑，计划天衣无缝，百密一疏的是李德文并没有按照约定一同销赃，而是将赃物转移给了“陈红”，这也解释了“我”主动接近“陈红”的原因，最后“三眼儿”和“我”用匕首顶住“我”颈部一起走进医院。显然班宇还是留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究竟是“我”还是“三眼儿”参与了犯罪？我们不得而知。班宇给出的回答是：“这是一场面向寂灭人生的巡礼，也是一个限知视角下的悬疑故事。“我”在这里向你诉说“我”的生活、爱人、朋友，包括于洪广场的谋杀案，但你，是否应该相信“我”的诉说？”
小说的题目叫《于洪》，于洪亦有“御洪”之意，曾经奋勇抗战在一线的抗洪战士如何独自面对现实的巨浪，班宇为我们重新开辟了一种观察“小人物”的视角，故事依旧充满悬念，在生存境遇与精神困境面前，没有审判者，只有讲述者，正如小说中女主人公郝洁一生磨难，却将命运视为修行，在笔记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诗句：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郝洁的温暖与阳光，才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班宇，“如果非要拒绝什么，不能拒绝真情”，雷蒙德·卡佛这位美国“简约主义”大师对于写作和人生的参悟深深影响着班宇的创作，班宇将这份“真情”散落在小说的各个情节之中，晕染出人生苍凉的底色，拼凑出“小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于洪》亦可以被看作是再一次的东北经验的讲述，但对于那个时代的讲述不仅只属于东北，或许每个人都能从斑驳的故事中窥见自己的生活，或者身边人的生活。
【作者简介】胡哲，文学博士，现任辽宁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东北大学人文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辽宁省文学院特邀评论家，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研究、城市文学研究、网络文艺与文化产业研究。在 《当代作家评论》 《文艺争鸣》《小说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曾获辽宁省优秀美学成果一等奖。
当这位青年作家同时进入评论家和大众读者的视野后，随即而来的是定位与标签，“豆瓣ID坦克手贝塔”“铁西三剑客”“东北文艺复兴”“新伤痕写作”“80后作家”等。阅读班宇作品我们寻见这类定位与标签的足迹，“铁西区”“艳粉街”“工人村”与社会体制转型期的“下岗”潮，共同构筑了班宇小说世界的画卷，宛如时光机一般，将读者载回东北的九十年代至千禧年初，沿着历史的足迹找寻其中暗含的巨大隐喻，描摹着复杂的社会环境与精神困境。“与其说班宇在讲述东北往事，不如说班宇是将自己的记忆流畅地书写出来”，类似这种判断应该是基于班宇在小说之中对人物的处理，文本中人物之间呈现出言之不尽的真情，《逍遥游》中的许玲玲、《冬泳》中的隋菲、《枪墓》中的刘柳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班宇写作的第二件利器就是“语言”，李陀先生曾在《沉重的逍遥游——细读〈逍遥游〉中的“穷二代”形象并及复兴现实主义》一文中指出，“班宇大胆地断然拒绝了这种书面语言，他把大量的东北日常口语、俚语、谚语、土话，还有方言特有的修辞方式和修辞习惯，都融入了叙事和对话，形成一种既带有浓厚的东北风味，又充满着改革时代特有气息的叙述语言”。叙事策略与结局是我们期待这位青年作家更进一步的探索空间，班宇以叙述者“我”的聚焦视角、自由直接引语的话语模式，拉长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使“我”的叙述真实可信，形成冷峻的风格;在小说的最后，又往往让叙述者的可靠性失控，将读者带入魔幻的空间，在压抑的空间景观中追寻一分洒脱。
班宇新的短篇小说《于洪》，发表在芒种2019年第11期，他在叙事策略与结局的处理模式上做出了大胆尝试。这种新尝试体现在班宇将社会体制转型时期的观察放在了九十年代转业分配，以“我”作为第一叙事视角，等待转业安置展开情节。“等待”的过程是小说人物心态转变的过程，与以往部队生活相比现实社会满是心酸，“劳务市场，人山人海，各怀技术，斗志昂扬，但我一到那地方就泄气，张不开嘴，话一句都讲不出来，转了半圈儿就又回来。返程的车上，内心沮丧，反复在想，当兵这几年，没学到啥本事不说，就剩下这么一点儿精气神，怕是也要耗尽了。”现实与情感的追问使小说中“我”陷入反思，面对母亲期待的目光与人才市场的遭遇，“失落者”的形象浮出水面，抗洪一代的现实生活境遇为何如此艰难，这是班宇在小说开篇埋下的伏笔，为后面情节的“重合”与“反转”做了预设。
班宇在小说中设置三处“重合”，地点重合、时间重合、事件重合。地点重合：“于洪广场”“九路市场”“铁西商业大厦”“兴顺街”以及绕不开的“工人村”“艳粉街”。时间重合：“九八年抗洪”“沈阳的电话号升至七位”“千禧年”。地点与时间重合的设置基本与案件一致，使读者与真实的历史案件不期而遇，唤起曾经的记忆，直面令人深省岁月，在被搁置的历史维度下，有种无力感，但绝非宿命论，班宇在本篇小说中作出了改变。事件重合：小说中讲述的“四一〇大案”即是当年震惊全国的沈阳“3.8”大案，需要简单阐述一下案件始末，1999年孫德林、孙德松团伙抢劫载有300多万工资款的运钞车，犯案地点在于洪广场，藏匿地点在铁西区艳粉街附近，抢劫团伙先后用过刀，猎枪和手枪杀害16人，犯罪时间长达12年。相同的历史事件在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中也曾讲述过，而本篇小说《于洪》所呈现的是人物命运重组与变化，班宇的巧思始终停留在人物身上，对于真实事件进行艺术加工，搭建考验人性的窄门与高墙。案件的主犯李德文（孙德林）、李德武（孙德松）两兄弟在本篇小说中仅作为情节发展的背景，班宇要描述的是“我”“三眼儿”“陈红”三者所建立的关系。叙述者“我”退伍后与曾经的战友“三眼儿”合伙在“于洪广场”卖烟，而“于洪广场”正是案发地，多条线索指向“三眼儿”有重大嫌疑，“三眼儿”无故失踪，这次失踪很显然是班宇埋下的伏笔，此刻“三眼儿”成为了谜团的中心，小说就此开启了的悬疑视角，当我们都在疑惑“三眼儿”是否参与作案之时，班宇安排“陈红”登场，“陈红”本是主犯李德文（孙德林）的前妻，案件爆发后隐匿起来，后以商人身份出现，不知情的“我”与“陈红”相恋并产下一子，直到发现“陈红”的真实身份——藏匿李德文（孙德林）赃款的人——正是“陈红”。人证、赃物、犯罪嫌疑人悉数到场，故事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唯有“三眼儿”的下落是小说仍保留的悬念。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三眼儿”的人物形象，一直被叙述者“我”所建构，“三眼儿”的人设是“在部队时期，三眼儿手欠，却从来不拿沈阳人的东西，只欺负那些别的地方来的，对我们还是很大方经常买烟，四处散，所以也说不好他到底咋想的”，“三眼儿”除了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一面还有义气的一面。“三眼儿”的消失，为小说悬疑部分增添神秘色彩，当所有证据都指向“三眼儿”时，不能忽略的问题是“所谓”证据或是线索的提供者，然而讯息的提供者正是叙述者“我”，“我”在于洪广场偶然间听到关于作案期间出现的摩托车，警察找到“我”询问“三眼儿”的消息，无意间联想到“三眼儿”在部队曾做过侦察兵，因纪律问题后被退回，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具备单兵作战素质，案发后第一时间逃匿，姐姐的婚礼也没有出现，以上的供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据面前似乎无法反驳，一系列的推理都验证了“三眼儿”的犯罪嫌疑，“三眼儿”出现了，班宇再次展示了驾驭故事的能力，安排“三眼儿”与“我”在医院门前的相遇，将“我”与“三眼儿”互换叙事视角，这样透过“三眼儿”的第一视角，班宇为读者讲述了故事的一个全新版本，完成了小说最为华丽的转变：作案人是“我”而并非“三眼儿”，退伍后等待专业分配的“我”，联络了案件主犯李德文（孙德林），谎称自己是李德文在军队的部下，相约在于洪广场被邀入伙，因在于洪广场买烟负责收集情报，李德文核实身份时，谎称自己是郝鹏飞也就是“三眼儿”，这样一来即便案发，自己也便于摆脱嫌疑，计划天衣无缝，百密一疏的是李德文并没有按照约定一同销赃，而是将赃物转移给了“陈红”，这也解释了“我”主动接近“陈红”的原因，最后“三眼儿”和“我”用匕首顶住“我”颈部一起走进医院。显然班宇还是留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究竟是“我”还是“三眼儿”参与了犯罪？我们不得而知。班宇给出的回答是：“这是一场面向寂灭人生的巡礼，也是一个限知视角下的悬疑故事。“我”在这里向你诉说“我”的生活、爱人、朋友，包括于洪广场的谋杀案，但你，是否应该相信“我”的诉说？”
小说的题目叫《于洪》，于洪亦有“御洪”之意，曾经奋勇抗战在一线的抗洪战士如何独自面对现实的巨浪，班宇为我们重新开辟了一种观察“小人物”的视角，故事依旧充满悬念，在生存境遇与精神困境面前，没有审判者，只有讲述者，正如小说中女主人公郝洁一生磨难，却将命运视为修行，在笔记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诗句：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郝洁的温暖与阳光，才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班宇，“如果非要拒绝什么，不能拒绝真情”，雷蒙德·卡佛这位美国“简约主义”大师对于写作和人生的参悟深深影响着班宇的创作，班宇将这份“真情”散落在小说的各个情节之中，晕染出人生苍凉的底色，拼凑出“小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于洪》亦可以被看作是再一次的东北经验的讲述，但对于那个时代的讲述不仅只属于东北，或许每个人都能从斑驳的故事中窥见自己的生活，或者身边人的生活。
【作者简介】胡哲，文学博士，现任辽宁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东北大学人文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辽宁省文学院特邀评论家，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研究、城市文学研究、网络文艺与文化产业研究。在 《当代作家评论》 《文艺争鸣》《小说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曾获辽宁省优秀美学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