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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9日，陈光标在接受BBC专访时说，“我这个人不像一些富豪喜欢收藏字画、黄金、古董。我就喜欢收藏荣誉证书。我做好事喜欢表扬，由于我这点虚荣心，给了骗子一个机会。因为我已经是‘中国首善’‘亚洲首善’，正好就缺一个‘世界首善’，（骗子）就掌握了我这个心理。”
陈光标用金钱制造“好事”（他称之为“慈善”），用“好事”换取可以收藏的“荣誉”（物化为“证书”），在他自己和不少赞同他的人们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常用的辩词是，“就算是作秀，也是用真金白银在作秀”， “在少有真金白银做慈善的当下，我们更需要的是宽容”。
陈光标说，与雷锋相比不过就是少了一个题词。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年代里，做好事的正当性和道德意义并不来自“真金白银”，而是来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彻底利他”曾经被称为“雷锋精神”，这是对“好事”的一种极端看法。它不允许做好事有一丝一毫“利己之心”。以此标准，追名逐誉是一种私利，为了满足虚荣心做好事，再好的事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这是革命政治时代圣人式的乌托邦“好事”理想。
随着革命政治被市场经济取代，对“好事”的看法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极端——彻底的功利主义。只要是用真金白银，让一些他人得到真金白银的好处，哪怕是为了“收藏荣誉证书”的自私目的，那也是一桩好事。这是一种生意经，它的“好”就是双方都得利，与行为内在的价值完全无关。
新的“好事”观念不过是社会价值观剧烈变化的冰山一角。它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真金白银的功利主义时代，也让许多人觉得，除了极端的利他和极端的功利，已经再没有别的选择。
其实，社会人际伦理有更好的选择，在人类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比这两种极端更好的礼物关系。“礼物”不是指人们在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时接受的物品或钱财，而是一个真诚赠予和回赠的人际伦理关系。在礼物关系中，慈善是一种对陌生人的赠予，回赠是来自接受礼物者的“感激”，而不是好事证书或其他形式的“荣誉”。如果把证书和荣誉当成慈善的目的和回报，那么，受助者便成为慈善表演的道具和群众演员。他们接受是不是慈善，而是参加表演，充当道具和群众演员所应得的报酬。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变相雇佣和被雇佣关系，而不是礼物的真诚赠予和回赠关系。
在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福利、慈善——高度商品化，人际关系高度功利化的今天，个人的利他行为应该用礼物的观念来帮助建设一个更人性化的社会。美国社会学家基尔 （David Cheal） 在《礼物经济》（The Gift Economy） 一书中将礼物经济和商品经济作了对比。他指出，礼物经济是一种能帮助建立和维持人际信任和友谊的道德关系。利他的赠予和受赠的感激是这种关系的基础。礼物关系往往是较小范围或者相当局部的关系。但是，这却是每个人社会经验中在最具感情成分的那一部分。除非我们在这些局部关系中学会和体验关爱、利他和信任，我们不会相信大社会中能有关爱、利他和信任。犬儒社会都是从个人道德关系的普遍失败而开始的。利他行为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在国家万能和市场万能的剧烈摇摆之外，看到另一种不同的社会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核心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而是作为人对人关爱的“礼物”。
加拿大社会学家戈德博 （Jacques T. Godbout）在《礼物的世界》（The World of Gift） 中认为，当代生活中的礼物关系以各种形式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品质和人际道德。没有对陌生人的礼物精神，就不可能有拯救病患者性命的血库。这甚至包括部分有报酬的献血，因为受血者是不需要向献血者以鲜血回报的。器官受捐赠者对捐赠者及其家属均无须回报。金钱介入器官捐赠往往就会和犯罪或侵犯人权沾上关系。免费的电脑软件分享、自由的信息和思想都是不同的现代礼物。现代网络更是无限扩展了广大人际礼物关系的可能。上网的信息和文章既没有稿费，也不算著作，成为一种真正的给陌生人的礼物。
真正的慈善应该是一种礼物，不是一桩真金白银的买卖。礼物是我们无法凭自己的力量去获得的东西，只有别人真诚地赠予我们的东西才算是礼物。作为动物，人是自私的。正因为自私，所以付出了真金白银，就以为有理由索取应得的“收益”，用作自我炫耀的荣誉。但是，人可以学习不那么自私的赠予，人是在学习摆脱彻底自私的过程中融入社会的。这个社会不应该只是一个被真金白银拴在一起的人群，而应该拥有多种多样的礼物关系，因为没有礼物关系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社会。
陈光标用金钱制造“好事”（他称之为“慈善”），用“好事”换取可以收藏的“荣誉”（物化为“证书”），在他自己和不少赞同他的人们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常用的辩词是，“就算是作秀，也是用真金白银在作秀”， “在少有真金白银做慈善的当下，我们更需要的是宽容”。
陈光标说，与雷锋相比不过就是少了一个题词。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年代里，做好事的正当性和道德意义并不来自“真金白银”，而是来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彻底利他”曾经被称为“雷锋精神”，这是对“好事”的一种极端看法。它不允许做好事有一丝一毫“利己之心”。以此标准，追名逐誉是一种私利，为了满足虚荣心做好事，再好的事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这是革命政治时代圣人式的乌托邦“好事”理想。
随着革命政治被市场经济取代，对“好事”的看法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极端——彻底的功利主义。只要是用真金白银，让一些他人得到真金白银的好处，哪怕是为了“收藏荣誉证书”的自私目的，那也是一桩好事。这是一种生意经，它的“好”就是双方都得利，与行为内在的价值完全无关。
新的“好事”观念不过是社会价值观剧烈变化的冰山一角。它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真金白银的功利主义时代，也让许多人觉得，除了极端的利他和极端的功利，已经再没有别的选择。
其实，社会人际伦理有更好的选择，在人类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比这两种极端更好的礼物关系。“礼物”不是指人们在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时接受的物品或钱财，而是一个真诚赠予和回赠的人际伦理关系。在礼物关系中，慈善是一种对陌生人的赠予，回赠是来自接受礼物者的“感激”，而不是好事证书或其他形式的“荣誉”。如果把证书和荣誉当成慈善的目的和回报，那么，受助者便成为慈善表演的道具和群众演员。他们接受是不是慈善，而是参加表演，充当道具和群众演员所应得的报酬。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变相雇佣和被雇佣关系，而不是礼物的真诚赠予和回赠关系。
在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福利、慈善——高度商品化，人际关系高度功利化的今天，个人的利他行为应该用礼物的观念来帮助建设一个更人性化的社会。美国社会学家基尔 （David Cheal） 在《礼物经济》（The Gift Economy） 一书中将礼物经济和商品经济作了对比。他指出，礼物经济是一种能帮助建立和维持人际信任和友谊的道德关系。利他的赠予和受赠的感激是这种关系的基础。礼物关系往往是较小范围或者相当局部的关系。但是，这却是每个人社会经验中在最具感情成分的那一部分。除非我们在这些局部关系中学会和体验关爱、利他和信任，我们不会相信大社会中能有关爱、利他和信任。犬儒社会都是从个人道德关系的普遍失败而开始的。利他行为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在国家万能和市场万能的剧烈摇摆之外，看到另一种不同的社会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核心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而是作为人对人关爱的“礼物”。
加拿大社会学家戈德博 （Jacques T. Godbout）在《礼物的世界》（The World of Gift） 中认为，当代生活中的礼物关系以各种形式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品质和人际道德。没有对陌生人的礼物精神，就不可能有拯救病患者性命的血库。这甚至包括部分有报酬的献血，因为受血者是不需要向献血者以鲜血回报的。器官受捐赠者对捐赠者及其家属均无须回报。金钱介入器官捐赠往往就会和犯罪或侵犯人权沾上关系。免费的电脑软件分享、自由的信息和思想都是不同的现代礼物。现代网络更是无限扩展了广大人际礼物关系的可能。上网的信息和文章既没有稿费，也不算著作，成为一种真正的给陌生人的礼物。
真正的慈善应该是一种礼物，不是一桩真金白银的买卖。礼物是我们无法凭自己的力量去获得的东西，只有别人真诚地赠予我们的东西才算是礼物。作为动物，人是自私的。正因为自私，所以付出了真金白银，就以为有理由索取应得的“收益”，用作自我炫耀的荣誉。但是，人可以学习不那么自私的赠予，人是在学习摆脱彻底自私的过程中融入社会的。这个社会不应该只是一个被真金白银拴在一起的人群，而应该拥有多种多样的礼物关系，因为没有礼物关系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