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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科斯
在我最近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讲述了中国非凡的市场转变，中国工业革命的速度和规模取得其令人瞩目的成就。与英国18世纪以及美国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中国的工业革命在技术创新上稍逊一筹。这令人有些遗憾和不安，尤其虑及我们的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知识的驱动。作为中国企业家，你们是否认同我们的评价？你们认为自己在创新方面面临那些主要困难
徐乐江
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工业革命，因为称得上“革命”的一定要有具有影响世界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比如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发明带来的机械化，19世纪美国的工业革命是电力技术的发明带来电气化，20世纪日本的工业革命是微电子技术带来的信息化。反观今天的中国，尽管工业化轰轰烈烈，并且到了中后期，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没有伴随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反而带来的是资源的极度消耗和环境的极大破坏。
中国的工业化实际是制造业的聚集过程，加工与组装是制造业的主要形式，这种工业化的方式基本上无需新技术的支撑，只需传统技术的转移支撑。所以我们现在通常都认为中国是全球制造中心，从来没有人认为中国是新世纪的工业革命中心。
按照杰里米·里夫金教授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的描述，新的工业革命应该是能源革命，就是如何实现将分散的新能源通过突破性的传输技术进行归集。因此我不完全认同您说的中国在技术创新上的“稍逊一筹”，您这个评价是给中国留有面子的评价，实际不是“稍逊一筹”，而是“差距很大”。
创新能力不足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同样如此。就企业而言，我认为，影响创新能力的最大障碍还是体制和机制问题，主要体现在：
第一，中国尚未形成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热情。中国制造模仿成风、“山寨”成害、造假成灾与此有关。
第二，“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抑制了创新精神。我们虽然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际上千百年来中国人骨子里都崇尚做官。在中国对优秀科研人员的最高奖赏就是提拔为官员，中国的优秀人才都被吸引到了官员队伍中。
第三，急功近利的GDP 主义流失了技术创新的“水土”。创新需要“细水长流”，可能在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见不到成效，GDP 的政绩导向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增长。
第四，中国的民营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创新的实力。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偏好于服务大企业的体系，中国的民企融资困难，再加上大多集中在低端产业，竞争激烈，盈利状况普遍不佳，无法大手笔高投入从事研发。
就本人所在企业来说，我们深知作为传统产业的钢铁业目前正遭遇发展的瓶颈，突破这些瓶颈惟有技术创新。宝钢应该在中国钢铁企业中是最重视研发投入的，我们的研发经费的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在国内也是最高的（2.1%），我们依靠自身的努力研发出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产品，但与日本和韩国等全球优秀钢铁企业相比仍然差距明显。其原因就是我上面所讲的。
王石
如果仅仅将创新定义为科学、技术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管理创新，我当然认同科斯先生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的评论。中国乃至亚洲许多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的技术创新是有不足的。企业家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价值，如果科技领域的创新相比其他领域的创新并不能创造更多价值，那么企业家们就很难有动力去从事创新。
我不认为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创新方面面临太多困难。中国的一线城市的工资率正在迅速赶上发达国家，使得我们在竞争国际高级人才方面也不再处于劣势。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技术装备在过去20年中也取得了长足进步。30年来，中国企业家们也在制度、管理、物流等无法直接从西方学习的领域进行了很多创新。我相信企业家们面临的问题是，相比其他经营方式，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无利可图。中国是一个“山寨”大国，当局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一直意兴阑珊。就我的观察，这是中国目前创新面临的最大的障碍。问题不在于中国的企业家是否有能力创新，而是一系列制度安排是否让他们有动力进行科技创新。而不是集中在政府关系、库存管理、营销策略甚至公司金融等方面的创新。
孙子强
中国与当时英国和美国的工业革命环境不同，所以不能简单评价谁优谁劣。由于复杂的历史和内在的原因，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工业水平与当时发达国家的工业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从那时起，中国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使中国的工业水平逐步得到了改善与提高。现在中国在一些工业领域的水平，已经与发达国家的水平接近。所以，中国的工业已经意识到今后的发展需要自身的技术创新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现在中国的企业和政府都提出了技术创新的课题。
埃德蒙· 菲尔普斯
我曾主张亚洲国家应努力推动自身经济中的创新率。这需要逐步提升那些旨在开发新产品和新方式的项目的深度和广度。在亚洲商界领袖们的心目中，推动亚洲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是在政府层面还是资金层面？究竟在何处
桑贾伊·瑞迪
我将根据印度的情况进行回答，因为这是我所熟知的市场。
我认为，创新更大程度上关乎文化和思维模式。这是教不会的，但必须反复灌输，假以时日方能实现。创新文化发轫于大学，但可惜印度的情况并非如此—印度教育更偏重于职业而非创业，侧重于需要时间的技术培训。印度要想有更多的创新，学界需要加大对于创新和研究的关注，同时需要产业界与学界双向的沟通与协作。目前二者各自为战，其结果是基于市场的创新颇为罕见。
此外，尽管目前印度并未出现重大的技术产品创新，但产品传送领域正发生着重大创新，让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市场。印度是一种典型的金字塔式经济，目前市场的主体部分来自于金字塔底层（占68%的人口），正推动着创新。例如，联合利华（Unilvever）的Shakti，以农村家庭妇女为物流网络，降低了物流成本。还有一种名为Amul的乳业合作机制，直接与310万农村养殖户合作，在缩减物流渠道和成本的同时，也增强了养殖户的自主权。 经济学上，创新概念的起源为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通俗说，是企业家对旧有的一切所进行的替代和颠覆，包括技术、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受访亚洲企业家普遍认为，创新在亚洲并无教育或文化上的先天藩篱；甚至亚洲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后发优势，令亚洲的企业家善于利用欧美西方国家的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化。亚洲企业原发创新能力的最大障碍，“恐更多还是在于体制和机制问题”。
张跃
目前人心浮躁，导致短视，而推动创新需要远见。
王石
排除市场过小的城市香港、城市国家新加坡等，以及缅甸、朝鲜等在制度上尚无法让企业家存在的国家。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亚洲国家，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以促进创新。
创新需要得到保护。产权制度和相关的司法独立至关重要。创新还需要促进沟通与交流，需要独立自治并且运转良好的学术机构。这些都需要对政府部门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我不认为亚洲国家的企业或者人民缺乏创新的能力，这更和集体主义的文化没有关系—日本应该算亚洲最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之一，但日本却是亚洲国家中最擅长创新的。
对于亚洲许多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必须更清晰一些。企业家每天都面临着不同的选择，就如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如果和政界人士搞好关系就能拿到垄断权益，那么创新，即使成功的收益很高，考虑到风险等因素，其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诱惑就远不如前者。
另外，大企业很难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推动革命性变革。历史告诉我们，革命性创新往往来自小企业，来自市场挑战者。这需要整个政治经济制度不能向大企业倾斜，而应对每一个市场竞争者都公平对待。这在亚洲很多国家都还未实现。
薛琦
Technology的中文是技术，习惯称之为科技，并不准确。因为科学源自于好奇心，是求知，而技术是求用，尤其是创新意指解决问题的能力。亚洲国家在创新方面并不落后于西方国家。
表1显示，在件数上美国占了近一半，亚洲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共超过三成；表2显示的是每百万人专利核准数，台湾却独占鳌头。
鸿海集团为全球民营制造业最大雇主，2012年员工为150万人，整个鸿海全球管理营运。为确保质量、准时交货，鸿海需要卓越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宜简化为加工。1、在深圳工厂的中央厨房为全亚洲最大，一次可供应6万人伙食；2、费时800天创建郑州厂房，招募员工30万人，每天生产超过20万部iPhone5手机。
某些领域如民用航空器、生物科技、纯科学等，欧美国家的确仍遥遥领先，但在工艺、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创新，亚洲国家表现毫不逊色。
此外，创投在亚洲资本市场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意味着亚洲新创事业资金来源不虞匮乏，亚洲资金提供者也愿意承担创新风险。
埃德蒙· 菲尔普斯
如果说障碍不在于政府或是资金层面，主要困难是不是终端用户不愿意弃旧从新呢？抑或企业家不愿意从事这样的项目？是怕冒失败的风险？还是亚洲人不愿意标新立异，去尝试不同的路径？或者是缺乏创意
孙子强
亚洲的市场对创新产品的接受程度与发达国家是相似的，特别是在社会的基础设施方面（如高速铁路、大型机场、电讯设施），亚洲许多国家都是领先国际水平的。影响亚洲国家创新的主要障碍是国家间创新水平的差别。由于工业发展的历史积累存在差别，影响了亚洲国家创新成果的市场价值。这可能导致了通过购买技术来实现产品水平的提高，比通过自己的创新成果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更加有效和节约成本。相对来说，亚洲国家的终端用户受保守习惯的影响更少些，更愿意尝试创新的事业。亚洲的企业家善于利用国际的创新成果实现产品的产业化。现在的资源共享的国际环境中，对创新的理解应该跨越国家或地区的限制，应该看到创新成果的应用实践在亚洲国家取得了好的成绩。
薛琦
东西方对教育的态度大相径庭，亚洲主张勉而行之，西方则倾向自由发展。教育态度是否影响创新能力，尚无定论。
因教育、文化、制度不同，使得欧洲、美国、亚洲之产业发展各具特色。欧洲的工艺技术（如瑞士表）、时尚等领域独步全球，美国则是在科技业表现不凡，亚洲在IT、汽车、家电等制造方面特别突出，各有所长。
由于亚洲经济发展起步较晚，要先求有，再求好，相较之下，在某些部门竞争力、创新力较弱，可以理解，但追赶的速度及力道不容忽视。
王石
所谓亚洲人的文化中害怕冒失败的风险，不愿意标新立异，甚至缺乏创意，是很难说得过去的—亚洲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与欧洲并没有深入的交流，但无论艺术、文化、科技、宗教、思想，近代以前的亚洲都不比欧洲差太多。只是近代以来，我们并没有创制出有效的制度以在全社会激励更多的创新。
桑贾伊·瑞迪
的确，在亚洲地区创意稀缺，尤其是那些可以转换成可行商业模式的创意。我认为有两大原因：
一方面，“需求乃创造之母”这句名言非常适用于印度。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仍受到内部需求大幅增长的驱使，即人均能源、矿产和食物消费。这些经济体要赶上西方国家还有很长的道路。除了保持增长，还没有促使这些国家突破思维定式的切实需求。只有一旦这种增长陷入停滞，人们迫切需要商业创新时，印度才会出现真正的创新。
另一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想法需要矫正与孵化，其成功率通常较低。这需要有高风险资本，但在印度市场中不易获得，在旧有商业模式仍能产生丰厚回报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同时，印度缺乏把握创新想法付诸实施，以及经受失败并重整旗鼓的制度。就此而言，专项资源投入以及产业界、学界和政府的长期承诺会有所助益。
在我最近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讲述了中国非凡的市场转变，中国工业革命的速度和规模取得其令人瞩目的成就。与英国18世纪以及美国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中国的工业革命在技术创新上稍逊一筹。这令人有些遗憾和不安，尤其虑及我们的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知识的驱动。作为中国企业家，你们是否认同我们的评价？你们认为自己在创新方面面临那些主要困难
徐乐江
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工业革命，因为称得上“革命”的一定要有具有影响世界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比如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发明带来的机械化，19世纪美国的工业革命是电力技术的发明带来电气化，20世纪日本的工业革命是微电子技术带来的信息化。反观今天的中国，尽管工业化轰轰烈烈，并且到了中后期，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没有伴随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反而带来的是资源的极度消耗和环境的极大破坏。
中国的工业化实际是制造业的聚集过程，加工与组装是制造业的主要形式，这种工业化的方式基本上无需新技术的支撑，只需传统技术的转移支撑。所以我们现在通常都认为中国是全球制造中心，从来没有人认为中国是新世纪的工业革命中心。
按照杰里米·里夫金教授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的描述，新的工业革命应该是能源革命，就是如何实现将分散的新能源通过突破性的传输技术进行归集。因此我不完全认同您说的中国在技术创新上的“稍逊一筹”，您这个评价是给中国留有面子的评价，实际不是“稍逊一筹”，而是“差距很大”。
创新能力不足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同样如此。就企业而言，我认为，影响创新能力的最大障碍还是体制和机制问题，主要体现在：
第一，中国尚未形成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热情。中国制造模仿成风、“山寨”成害、造假成灾与此有关。
第二，“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抑制了创新精神。我们虽然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际上千百年来中国人骨子里都崇尚做官。在中国对优秀科研人员的最高奖赏就是提拔为官员，中国的优秀人才都被吸引到了官员队伍中。
第三，急功近利的GDP 主义流失了技术创新的“水土”。创新需要“细水长流”，可能在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见不到成效，GDP 的政绩导向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增长。
第四，中国的民营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创新的实力。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偏好于服务大企业的体系，中国的民企融资困难，再加上大多集中在低端产业，竞争激烈，盈利状况普遍不佳，无法大手笔高投入从事研发。
就本人所在企业来说，我们深知作为传统产业的钢铁业目前正遭遇发展的瓶颈，突破这些瓶颈惟有技术创新。宝钢应该在中国钢铁企业中是最重视研发投入的，我们的研发经费的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在国内也是最高的（2.1%），我们依靠自身的努力研发出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产品，但与日本和韩国等全球优秀钢铁企业相比仍然差距明显。其原因就是我上面所讲的。
王石
如果仅仅将创新定义为科学、技术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管理创新，我当然认同科斯先生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的评论。中国乃至亚洲许多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的技术创新是有不足的。企业家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价值，如果科技领域的创新相比其他领域的创新并不能创造更多价值，那么企业家们就很难有动力去从事创新。
我不认为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创新方面面临太多困难。中国的一线城市的工资率正在迅速赶上发达国家，使得我们在竞争国际高级人才方面也不再处于劣势。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技术装备在过去20年中也取得了长足进步。30年来，中国企业家们也在制度、管理、物流等无法直接从西方学习的领域进行了很多创新。我相信企业家们面临的问题是，相比其他经营方式，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无利可图。中国是一个“山寨”大国，当局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一直意兴阑珊。就我的观察，这是中国目前创新面临的最大的障碍。问题不在于中国的企业家是否有能力创新，而是一系列制度安排是否让他们有动力进行科技创新。而不是集中在政府关系、库存管理、营销策略甚至公司金融等方面的创新。
孙子强
中国与当时英国和美国的工业革命环境不同，所以不能简单评价谁优谁劣。由于复杂的历史和内在的原因，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工业水平与当时发达国家的工业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从那时起，中国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使中国的工业水平逐步得到了改善与提高。现在中国在一些工业领域的水平，已经与发达国家的水平接近。所以，中国的工业已经意识到今后的发展需要自身的技术创新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现在中国的企业和政府都提出了技术创新的课题。
埃德蒙· 菲尔普斯
我曾主张亚洲国家应努力推动自身经济中的创新率。这需要逐步提升那些旨在开发新产品和新方式的项目的深度和广度。在亚洲商界领袖们的心目中，推动亚洲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是在政府层面还是资金层面？究竟在何处
桑贾伊·瑞迪
我将根据印度的情况进行回答，因为这是我所熟知的市场。
我认为，创新更大程度上关乎文化和思维模式。这是教不会的，但必须反复灌输，假以时日方能实现。创新文化发轫于大学，但可惜印度的情况并非如此—印度教育更偏重于职业而非创业，侧重于需要时间的技术培训。印度要想有更多的创新，学界需要加大对于创新和研究的关注，同时需要产业界与学界双向的沟通与协作。目前二者各自为战，其结果是基于市场的创新颇为罕见。
此外，尽管目前印度并未出现重大的技术产品创新，但产品传送领域正发生着重大创新，让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市场。印度是一种典型的金字塔式经济，目前市场的主体部分来自于金字塔底层（占68%的人口），正推动着创新。例如，联合利华（Unilvever）的Shakti，以农村家庭妇女为物流网络，降低了物流成本。还有一种名为Amul的乳业合作机制，直接与310万农村养殖户合作，在缩减物流渠道和成本的同时，也增强了养殖户的自主权。 经济学上，创新概念的起源为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通俗说，是企业家对旧有的一切所进行的替代和颠覆，包括技术、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受访亚洲企业家普遍认为，创新在亚洲并无教育或文化上的先天藩篱；甚至亚洲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后发优势，令亚洲的企业家善于利用欧美西方国家的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化。亚洲企业原发创新能力的最大障碍，“恐更多还是在于体制和机制问题”。
张跃
目前人心浮躁，导致短视，而推动创新需要远见。
王石
排除市场过小的城市香港、城市国家新加坡等，以及缅甸、朝鲜等在制度上尚无法让企业家存在的国家。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亚洲国家，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以促进创新。
创新需要得到保护。产权制度和相关的司法独立至关重要。创新还需要促进沟通与交流，需要独立自治并且运转良好的学术机构。这些都需要对政府部门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我不认为亚洲国家的企业或者人民缺乏创新的能力，这更和集体主义的文化没有关系—日本应该算亚洲最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之一，但日本却是亚洲国家中最擅长创新的。
对于亚洲许多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必须更清晰一些。企业家每天都面临着不同的选择，就如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如果和政界人士搞好关系就能拿到垄断权益，那么创新，即使成功的收益很高，考虑到风险等因素，其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诱惑就远不如前者。
另外，大企业很难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推动革命性变革。历史告诉我们，革命性创新往往来自小企业，来自市场挑战者。这需要整个政治经济制度不能向大企业倾斜，而应对每一个市场竞争者都公平对待。这在亚洲很多国家都还未实现。
薛琦
Technology的中文是技术，习惯称之为科技，并不准确。因为科学源自于好奇心，是求知，而技术是求用，尤其是创新意指解决问题的能力。亚洲国家在创新方面并不落后于西方国家。
表1显示，在件数上美国占了近一半，亚洲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共超过三成；表2显示的是每百万人专利核准数，台湾却独占鳌头。
鸿海集团为全球民营制造业最大雇主，2012年员工为150万人，整个鸿海全球管理营运。为确保质量、准时交货，鸿海需要卓越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宜简化为加工。1、在深圳工厂的中央厨房为全亚洲最大，一次可供应6万人伙食；2、费时800天创建郑州厂房，招募员工30万人，每天生产超过20万部iPhone5手机。
某些领域如民用航空器、生物科技、纯科学等，欧美国家的确仍遥遥领先，但在工艺、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创新，亚洲国家表现毫不逊色。
此外，创投在亚洲资本市场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意味着亚洲新创事业资金来源不虞匮乏，亚洲资金提供者也愿意承担创新风险。
埃德蒙· 菲尔普斯
如果说障碍不在于政府或是资金层面，主要困难是不是终端用户不愿意弃旧从新呢？抑或企业家不愿意从事这样的项目？是怕冒失败的风险？还是亚洲人不愿意标新立异，去尝试不同的路径？或者是缺乏创意
孙子强
亚洲的市场对创新产品的接受程度与发达国家是相似的，特别是在社会的基础设施方面（如高速铁路、大型机场、电讯设施），亚洲许多国家都是领先国际水平的。影响亚洲国家创新的主要障碍是国家间创新水平的差别。由于工业发展的历史积累存在差别，影响了亚洲国家创新成果的市场价值。这可能导致了通过购买技术来实现产品水平的提高，比通过自己的创新成果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更加有效和节约成本。相对来说，亚洲国家的终端用户受保守习惯的影响更少些，更愿意尝试创新的事业。亚洲的企业家善于利用国际的创新成果实现产品的产业化。现在的资源共享的国际环境中，对创新的理解应该跨越国家或地区的限制，应该看到创新成果的应用实践在亚洲国家取得了好的成绩。
薛琦
东西方对教育的态度大相径庭，亚洲主张勉而行之，西方则倾向自由发展。教育态度是否影响创新能力，尚无定论。
因教育、文化、制度不同，使得欧洲、美国、亚洲之产业发展各具特色。欧洲的工艺技术（如瑞士表）、时尚等领域独步全球，美国则是在科技业表现不凡，亚洲在IT、汽车、家电等制造方面特别突出，各有所长。
由于亚洲经济发展起步较晚，要先求有，再求好，相较之下，在某些部门竞争力、创新力较弱，可以理解，但追赶的速度及力道不容忽视。
王石
所谓亚洲人的文化中害怕冒失败的风险，不愿意标新立异，甚至缺乏创意，是很难说得过去的—亚洲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与欧洲并没有深入的交流，但无论艺术、文化、科技、宗教、思想，近代以前的亚洲都不比欧洲差太多。只是近代以来，我们并没有创制出有效的制度以在全社会激励更多的创新。
桑贾伊·瑞迪
的确，在亚洲地区创意稀缺，尤其是那些可以转换成可行商业模式的创意。我认为有两大原因：
一方面，“需求乃创造之母”这句名言非常适用于印度。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仍受到内部需求大幅增长的驱使，即人均能源、矿产和食物消费。这些经济体要赶上西方国家还有很长的道路。除了保持增长，还没有促使这些国家突破思维定式的切实需求。只有一旦这种增长陷入停滞，人们迫切需要商业创新时，印度才会出现真正的创新。
另一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想法需要矫正与孵化，其成功率通常较低。这需要有高风险资本，但在印度市场中不易获得，在旧有商业模式仍能产生丰厚回报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同时，印度缺乏把握创新想法付诸实施，以及经受失败并重整旗鼓的制度。就此而言，专项资源投入以及产业界、学界和政府的长期承诺会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