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高仓健，也会有一个王仓健、李仓健
上世纪80年代，高仓健的出现，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我们将诸多情感“包装”在了他身上。
80年代是一个乌托邦，“老百姓的意愿、知识分子的意见，跟执政者的意志三者几乎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有过，但是时间都不是很长的。电影院放的，报纸看到的，在街上看到的，政府老百姓跟读书人想的全部在一起，可以想这个是多么怀念的一个时代。”评论家许子东说。
那时的年轻人，如今已经老了，当他们回忆起曾经的光辉岁月，高仓健是一个绕不开的符号。辞旧迎新，告别革命，迎接新生活，高仓健就是这个新生活的象征。
许子东说：“如果高仓健要联系到民族主义的话，说明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不代表狭义的对外抗拒或者是简单的仇日。大部分的中国人真的喜欢什么人，并不一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简单，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也是外国人。”
1976年，高仓健主演的《追捕》是文革后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部外国电影，看惯了喋喋不休的说教的中国观众发现一个几乎面无表情的男人也能让人理解和感动，这种发现是震撼性的，是一个找到新大陆式的发现，使得中国人对原来所坚信不疑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而要去解放他们的信条发生了怀疑。
姜文评价高仓健：“他打开了一代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窗口。”
当时，人们从一个禁锢的时代中走出，对“个性”的需求非常强烈，高仓健的冷峻面孔、深沉性格，刚好能够满足这种渴望。他的银幕形象，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种激进的形象，与烟尘滚滚、勇于尝试的八十年代非常贴合。
实际上高仓健在日本最为人赞的电影并不是《追捕》，而是《幸福的黄手绢》，几乎没有故事情节，除了有一个当时还只刚出道的武田铁矢在里面不断的插科打诨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看点，但是高仓健的演技使得这部电影成了经典之作。
《追捕》在日本还能被人记住只是因为这是高仓健从东映退社之后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他摆脱原来的暴力团形象之后的第一部电影，其艺术价值并不高，但在中国《追捕》因为有特殊的历史原因而被永远铭记。
两个时代的对接：
从高仓健到都教授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性，是高仓健，还是都教授？
从高仓健到都教授，从硬汉到小鲜肉，三十年，沧海桑田。
上世纪80年代，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田晓霞发觉自己爱上孙少平之后，陷入了长长的思索：“现在，女同学们整天都在谈论高仓健和男子汉。什么是男子汉？困难打不倒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孙少平就是小说版的高仓健。
36年前，高仓健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国少男少女心目中的偶像。有关他的鸭舌帽在大街上随处可见，而像他一样款式的风衣在一个服装厂生产了十万件之后，半个月就卖完了。上海的女大学生会写信到远在日本的他的家乡跟他说，如果你是一位猎手，我愿意让你穿透我的心灵。而更重要的是他在银屏上所树立的那种冷峻和沉默，竟然会成为所有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集体审美。
1981年，唐国强出演《孔雀公主》中的王子，柔情似水，相貌精致，肤色白皙，容貌罕见地俊美，“奶油小生”的称谓流传甚广。没想到，第二年，日本电影《追捕》大火，国人审美一边倒向硬汉风，“奶油小生”竟成反面教材。
当时，姜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名落孙山，以至很多年后仍然耿耿于怀：“那时候北影的男生都是按照高仓健的标准招收的，我自然不在范围之列。”
高仓健出现让大家耳目一新，是硬汉，不是帅哥，沧桑，忍辱负重，极符合80年代的审美。而今，在韩国所谓的都教授等的影响下，奶油小生遍地丛生，小鲜肉、小时代成为消费的对象。
60后喜欢岩石之美，70后喜欢苍松之美，80后喜欢修竹之美，90后喜欢花朵之美。F4开启了“花样男子”时代，可如今再形容男人的美，“花样”都不够味了。于是，又有了个新词，“小鲜肉”。
高仓健早已远去，他的时代回到我们的记忆深处。他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审美，并以他的方式，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
所谓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外如此：不论那个时代中人是生是死，时代已经自顾自地走过去了，他们的离去，是一首脆薄如弦的挽歌。
“君子”高仓健：古老东方的礼仪和“士”之精神传承
怀念高仓健，并不仅限于我们对80年代的追忆，更久远的，是一种精神，古老的，东方的礼仪和君子之风，即“士”。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古老东方，士的传统悠远。
张艺谋说，高仓健除了银幕硬汉的形象，还集孝义礼于一身，默默奉献，默默承受，有一种“士”的精神。“日本人认为他是一个神，在云端，我在他身上看到那种‘士’的精神，那种古典，就是让你吸一口气起鸡皮疙瘩的感受，真的不是装的。”
早在2000年拍摄《英雄》时，张艺谋就向高仓健发出邀请，请他出演无名。高仓健看完剧本后毫不客气地说：“这不是我想演的电影。你记住了，我跟你的合作，绝不是仅仅为了合作。我是想表达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情感，我现在很愿意去演一个表达人与人之间真实情感的东西。这种打打杀杀的，虽然有很豪华的大场面，但我不感兴趣。”
5年后，张艺谋带上了这些年一直在寻找的题材——《千里走单骑》，又一次前往日本，希望能打动高仓健。《千里走单骑》讲述了一对日本父子与中国的不解之缘，高仓健生动演绎了一个父亲，他为了在儿子生命最后时刻表达爱意和忏悔，走上了一段自我心灵的救赎之旅。这一次，高仓健抓住了他想要的那种情感。
每次商讨剧本，张艺谋都亲自前往日本。当他告辞时，无论是离开东京这样的大都市或是某个偏僻小镇，临走上车前的最后一秒钟回头时，都会看到高仓健从某个角落里走出来，远远地朝自己鞠躬告别。
朋友向张艺谋解释：高仓健是个大明星，日本人都知道。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总是站在一些角落里，向张艺谋送别——或是车库，或是大堂的拐角，或是某个通道的僻静处。两人语言不通，他只想以如此方式默默目送张艺谋的车远去，有时甚至会在那里站一个小时。而他这样做并不想让张艺谋知道，可每次张艺谋都知道，后来他甚至都能猜到了。
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士为知己者亡。“2008年，奥运会开幕前，他专门给我送来一把刀。”张艺谋回忆说，在日本，送刀的意义是最崇高的，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情义表达。“那把刀，听翻译说，比北京的一套房子都贵。日本那几个国宝级的锻造师打的刀，在日本是不可以出境的，他拿到特批后，跟谁都不打招呼，突然出现在北京，把刀送给我。”
回日本后，东京下大雪，高仓健驱车几个小时到郊区一个寺庙为张艺谋祈愿。寺庙那天清场，只做这一个道场，老和尚带着一群和尚念经。几万个铃铛，在风中哗哗响。高仓健一个人，孤独地站在大殿里将近两个小时。
无形当中，高仓健给了人们一个机会，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过去，代表了政治上的无奈，审美上的旧梦，一种道德精神的追忆。钱钟书去世，冰心获悉后，叹息不已，说：“中国现代不缺少知识分子，缺少的是士。”高仓健去世了，我们对士的概念有了新的解读。
上世纪80年代，高仓健的出现，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我们将诸多情感“包装”在了他身上。
80年代是一个乌托邦，“老百姓的意愿、知识分子的意见，跟执政者的意志三者几乎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有过，但是时间都不是很长的。电影院放的，报纸看到的，在街上看到的，政府老百姓跟读书人想的全部在一起，可以想这个是多么怀念的一个时代。”评论家许子东说。
那时的年轻人，如今已经老了，当他们回忆起曾经的光辉岁月，高仓健是一个绕不开的符号。辞旧迎新，告别革命，迎接新生活，高仓健就是这个新生活的象征。
许子东说：“如果高仓健要联系到民族主义的话，说明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不代表狭义的对外抗拒或者是简单的仇日。大部分的中国人真的喜欢什么人，并不一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简单，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也是外国人。”
1976年，高仓健主演的《追捕》是文革后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部外国电影，看惯了喋喋不休的说教的中国观众发现一个几乎面无表情的男人也能让人理解和感动，这种发现是震撼性的，是一个找到新大陆式的发现，使得中国人对原来所坚信不疑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而要去解放他们的信条发生了怀疑。
姜文评价高仓健：“他打开了一代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窗口。”
当时，人们从一个禁锢的时代中走出，对“个性”的需求非常强烈，高仓健的冷峻面孔、深沉性格，刚好能够满足这种渴望。他的银幕形象，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种激进的形象，与烟尘滚滚、勇于尝试的八十年代非常贴合。
实际上高仓健在日本最为人赞的电影并不是《追捕》，而是《幸福的黄手绢》，几乎没有故事情节，除了有一个当时还只刚出道的武田铁矢在里面不断的插科打诨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看点，但是高仓健的演技使得这部电影成了经典之作。
《追捕》在日本还能被人记住只是因为这是高仓健从东映退社之后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他摆脱原来的暴力团形象之后的第一部电影，其艺术价值并不高，但在中国《追捕》因为有特殊的历史原因而被永远铭记。
两个时代的对接：
从高仓健到都教授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性，是高仓健，还是都教授？
从高仓健到都教授，从硬汉到小鲜肉，三十年，沧海桑田。
上世纪80年代，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田晓霞发觉自己爱上孙少平之后，陷入了长长的思索：“现在，女同学们整天都在谈论高仓健和男子汉。什么是男子汉？困难打不倒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孙少平就是小说版的高仓健。
36年前，高仓健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国少男少女心目中的偶像。有关他的鸭舌帽在大街上随处可见，而像他一样款式的风衣在一个服装厂生产了十万件之后，半个月就卖完了。上海的女大学生会写信到远在日本的他的家乡跟他说，如果你是一位猎手，我愿意让你穿透我的心灵。而更重要的是他在银屏上所树立的那种冷峻和沉默，竟然会成为所有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集体审美。
1981年，唐国强出演《孔雀公主》中的王子，柔情似水，相貌精致，肤色白皙，容貌罕见地俊美，“奶油小生”的称谓流传甚广。没想到，第二年，日本电影《追捕》大火，国人审美一边倒向硬汉风，“奶油小生”竟成反面教材。
当时，姜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名落孙山，以至很多年后仍然耿耿于怀：“那时候北影的男生都是按照高仓健的标准招收的，我自然不在范围之列。”
高仓健出现让大家耳目一新，是硬汉，不是帅哥，沧桑，忍辱负重，极符合80年代的审美。而今，在韩国所谓的都教授等的影响下，奶油小生遍地丛生，小鲜肉、小时代成为消费的对象。
60后喜欢岩石之美，70后喜欢苍松之美，80后喜欢修竹之美，90后喜欢花朵之美。F4开启了“花样男子”时代，可如今再形容男人的美，“花样”都不够味了。于是，又有了个新词，“小鲜肉”。
高仓健早已远去，他的时代回到我们的记忆深处。他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审美，并以他的方式，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
所谓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外如此：不论那个时代中人是生是死，时代已经自顾自地走过去了，他们的离去，是一首脆薄如弦的挽歌。
“君子”高仓健：古老东方的礼仪和“士”之精神传承
怀念高仓健，并不仅限于我们对80年代的追忆，更久远的，是一种精神，古老的，东方的礼仪和君子之风，即“士”。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古老东方，士的传统悠远。
张艺谋说，高仓健除了银幕硬汉的形象，还集孝义礼于一身，默默奉献，默默承受，有一种“士”的精神。“日本人认为他是一个神，在云端，我在他身上看到那种‘士’的精神，那种古典，就是让你吸一口气起鸡皮疙瘩的感受，真的不是装的。”
早在2000年拍摄《英雄》时，张艺谋就向高仓健发出邀请，请他出演无名。高仓健看完剧本后毫不客气地说：“这不是我想演的电影。你记住了，我跟你的合作，绝不是仅仅为了合作。我是想表达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情感，我现在很愿意去演一个表达人与人之间真实情感的东西。这种打打杀杀的，虽然有很豪华的大场面，但我不感兴趣。”
5年后，张艺谋带上了这些年一直在寻找的题材——《千里走单骑》，又一次前往日本，希望能打动高仓健。《千里走单骑》讲述了一对日本父子与中国的不解之缘，高仓健生动演绎了一个父亲，他为了在儿子生命最后时刻表达爱意和忏悔，走上了一段自我心灵的救赎之旅。这一次，高仓健抓住了他想要的那种情感。
每次商讨剧本，张艺谋都亲自前往日本。当他告辞时，无论是离开东京这样的大都市或是某个偏僻小镇，临走上车前的最后一秒钟回头时，都会看到高仓健从某个角落里走出来，远远地朝自己鞠躬告别。
朋友向张艺谋解释：高仓健是个大明星，日本人都知道。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总是站在一些角落里，向张艺谋送别——或是车库，或是大堂的拐角，或是某个通道的僻静处。两人语言不通，他只想以如此方式默默目送张艺谋的车远去，有时甚至会在那里站一个小时。而他这样做并不想让张艺谋知道，可每次张艺谋都知道，后来他甚至都能猜到了。
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士为知己者亡。“2008年，奥运会开幕前，他专门给我送来一把刀。”张艺谋回忆说，在日本，送刀的意义是最崇高的，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情义表达。“那把刀，听翻译说，比北京的一套房子都贵。日本那几个国宝级的锻造师打的刀，在日本是不可以出境的，他拿到特批后，跟谁都不打招呼，突然出现在北京，把刀送给我。”
回日本后，东京下大雪，高仓健驱车几个小时到郊区一个寺庙为张艺谋祈愿。寺庙那天清场，只做这一个道场，老和尚带着一群和尚念经。几万个铃铛，在风中哗哗响。高仓健一个人，孤独地站在大殿里将近两个小时。
无形当中，高仓健给了人们一个机会，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过去，代表了政治上的无奈，审美上的旧梦，一种道德精神的追忆。钱钟书去世，冰心获悉后，叹息不已，说：“中国现代不缺少知识分子，缺少的是士。”高仓健去世了，我们对士的概念有了新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