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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3年，社会上关于中国下一步走向及改革前景的争论，似有越来越多之势。是继续前行，还是退后一步，是疾步快走，还是放慢步伐，都未见达成共识。中国，又处在一个微妙而关键的路口。
置于绵延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社会的进与退，发展的快与慢，不应简单以“对”与“错”、“先进”与“落后”来衡量，但对一个国家而言，在一个具体的发展阶段，对进与退的战略判断和快与慢的现实把握，却是至关重要的。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忘记我们从何而来，也意味着背叛。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最近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不能忘记过去，“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搞清楚，改革开放是从哪里起步的？现在还能否重新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
中共中央曾出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清楚地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搞清楚这一点，就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政治混乱、经济发展缓慢和停滞状态，决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中国决不能重新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
有人之所以主张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除了一厢情愿将“文革”期间政治混乱、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的局面，粉饰成清明和谐的乌托邦式盛世，还因为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归咎于改革本身。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实际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并非由改革本身引起，并不是改革的产物，相反，它们恰恰是由于改革不深入、不全面、不彻底而“遗留”下来的，因此只能用改革的新办法，通过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改革范围，提升改革层次，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改革突破，在丰富、具体的改革实践中逐步解决。如果停止改革，重回改革之前，这些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而且只会导致积弊难返沉疴重重，酿成比当初改革之前还要糟糕的局面。
对于中国社会走向及改革前景，有分歧不可怕，短期内无法形成共识也不可怕。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争论，从一开始只能说达成了有限的共识，但改革还是坚定地迈出了步伐。从上世纪80年代的“姓社与姓资”之争，到90年代的“激进或渐进”之争，从改革初期的“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到现在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出现巨大变动和深刻调整，关于改革的争论从抽象的意识、观念层面逐渐转移到现实的权利、利益层面，要在改革的路径、操作及前景等方面都达成完整一致的共识，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争论、争取共识。不管是对劳教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还是对《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深化落实，都可以从有限的共识上起步。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也许在某个时期，改革的共识还会有所缩小，但从总体上看，只要改革遵循了合法的程序，坚持了正确的方向，使社会利益调整得更合理，社会结构不断优化，使越来越多社会成员增进了实际利益，那么改革的合法性就会不断巩固，人们对下一步改革的设想与预期就会更加明确，改革的共识就会不断扩大。
十字路口上的进退之际，如何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选择，需要政治家的责任感、胆识和眼光。
置于绵延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社会的进与退，发展的快与慢，不应简单以“对”与“错”、“先进”与“落后”来衡量，但对一个国家而言，在一个具体的发展阶段，对进与退的战略判断和快与慢的现实把握，却是至关重要的。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忘记我们从何而来，也意味着背叛。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最近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不能忘记过去，“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搞清楚，改革开放是从哪里起步的？现在还能否重新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
中共中央曾出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清楚地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搞清楚这一点，就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政治混乱、经济发展缓慢和停滞状态，决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中国决不能重新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
有人之所以主张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除了一厢情愿将“文革”期间政治混乱、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的局面，粉饰成清明和谐的乌托邦式盛世，还因为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归咎于改革本身。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实际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并非由改革本身引起，并不是改革的产物，相反，它们恰恰是由于改革不深入、不全面、不彻底而“遗留”下来的，因此只能用改革的新办法，通过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改革范围，提升改革层次，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改革突破，在丰富、具体的改革实践中逐步解决。如果停止改革，重回改革之前，这些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而且只会导致积弊难返沉疴重重，酿成比当初改革之前还要糟糕的局面。
对于中国社会走向及改革前景，有分歧不可怕，短期内无法形成共识也不可怕。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争论，从一开始只能说达成了有限的共识，但改革还是坚定地迈出了步伐。从上世纪80年代的“姓社与姓资”之争，到90年代的“激进或渐进”之争，从改革初期的“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到现在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出现巨大变动和深刻调整，关于改革的争论从抽象的意识、观念层面逐渐转移到现实的权利、利益层面，要在改革的路径、操作及前景等方面都达成完整一致的共识，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争论、争取共识。不管是对劳教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还是对《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深化落实，都可以从有限的共识上起步。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也许在某个时期，改革的共识还会有所缩小，但从总体上看，只要改革遵循了合法的程序，坚持了正确的方向，使社会利益调整得更合理，社会结构不断优化，使越来越多社会成员增进了实际利益，那么改革的合法性就会不断巩固，人们对下一步改革的设想与预期就会更加明确，改革的共识就会不断扩大。
十字路口上的进退之际，如何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选择，需要政治家的责任感、胆识和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