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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是想像出来的。这是李勇先生大作《文化英雄、文学想像和身份焦虑》(《书屋》2001年第9期)的命意之一。他认为顾准“不同程度地被化妆，被抹涂，被传奇化了”，是“炒作”和“神化”出来的，“这样的文化英雄绝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已经从现实生活中，从历史的真实中被抽取出来，经过了净化处理，身上带上了美丽的光环”。
在缺少英雄的时代，能想像出几个英雄或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出几个英雄，都是非常值得赞许的。想像也要有现实生活的滋润，不可能凭空产生。此文不讨论这个问题，要讨论的是：顾准究竟是真实的人物还是想像出来的人物。我的看法与李勇先生相反，我认为顾准绝对是个真实人物。
李勇先生也认为《顾准文集》是一部学术著作。他还认为“这部以学术文集面目出现的著作到了公众手中，已经变成了一部叙述顾准文化英雄形象的文学性作品了”。此论令我困惑不解。学术著作怎么变成了文学作品呢?他认为是经过了加工。他写道：“《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则是顾准与其弟陈敏之通信的节选，其思想深邃，但文字却很生动活泼，我把它看成是经过加工的顾准的思想自传。”把任何人的手稿变成印刷品，都多少要做些技术处理，如统一体例，何处用汉字数字何处用阿拉伯数字等。就《顾准文集》中顾准对自己思想的表达而言，陈敏之先生不会作任何加工或节选，他也不可能做这方而的加工。顾准思想的博大缜密，思想表达的精确生动，不仅是不能加工的，也是不能模仿的。顾准的学识、胆识和才情是想像不出来的。顾准是想像出来的在根本上不能成立，是因为许多中国人还没有这样的想像力。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还被我们奉为圭臬的时候，顾准论证了货币、商品不能废除，价值规律仍然有效，向其提出了挑战。早在三十年前，顾准就论定了苏联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浪费和窒息的制度，关键是中央集权，便利了犯法分子和投机家，败坏腐烂了社会机体，成为苏联经济之癌。请问有几个中国人有这样的想像力呢?就顾准的理论思考而言，王元化先生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李锐先生说：“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李慎之先生认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精金美玉般的文章，“往往着墨无多，即已一语破的。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中国一流的学者均如是说，李勇先生认为能够想像出一个顾准，谈何容易。
李勇先生还有一个假设：“从开始全国只订八册，到第二年不到一年的时间猛增到3.45万册，这中间的戏剧性变化真的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忽然认识到顾准的学术价值了吗?说白了，那些拥有一本《顾准文集》的人是否真的读了顾准的文章?”此论太过武断。谁也不能说拥有《顾准文集》者都读过此书，但读过此书者确实有许许多多人充分认识到顾准的学术价值，被顾准的理论思维所震撼。关于顾准，早就有“炒作”一说，也有“以其遭遇其书亦风靡”一说，我以为都不值一驳。且引录一些人读《顾准文集》的印象吧。王元化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邵燕祥说：“在当代中国确还有先知先觉在，顾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陈乐民说：“如今这本文集，看着看着，竟不禁为之击节者再，有感于先得我心者再；读至痛切处甚至禁不住扼腕而叹。”沙叶新写道：“我真是惊异，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可怖日子里，作者顾准竟然不顾待罪之身，不畏斧钺鼎镬，放胆无忌，道世人所喋言， 风标特立，闯思想之禁区，写出了一篇篇锋芒毕露、勇猛果敢的论著。”林贤治认为：“一部《顾准文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实所言全在中国……作为个体思想的最沉实也最具挑战性的表达，顾准的著述，乃缘于某种现实使命。”似不必再引录了。总之，人们激赏的主要不是顾准的经历和遭遇，他毕竟死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床上，有许多人的经历和遭遇比他更凄凉更惨烈，是他的理论探索震撼着许多人的思想。至于顾准的亲属、朋友、故旧、熟人及与顾准毫无瓜葛的人在文章中也赞赏其人格，笔端充满感情，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没有感情的文章能是好文章吗?这与商业上的炒作风马牛不相及。
李勇先生有一点说对了，即人们渴望着顾准这样的思想家(他用的词是“文化英雄”)。可是当这样一位思想家出现的时候，他却认为这是想像出来的，不是真实存在的。还有一点李勇先生说得也多少有些根据，即顾准的学术成就“被有意无意忽略了”。探讨评价顾准者主要都是阐述他的学术成就。我说李勇此说多少有些根据，因为还存在着这样的事实：比如顾准研究了人类政治制度的演进史；他精辟分析了民主集中制；他还对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提出质疑和批判等等，对这些方面却很少有探讨和评说。丁东说得对：“顾准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而又值得深入研究的思想家。”是思想文化界没有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或是没有人认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吗?当然不是，是因为缺少这样的平台和园地。我这话不是想像出来的。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在缺少英雄的时代，能想像出几个英雄或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出几个英雄，都是非常值得赞许的。想像也要有现实生活的滋润，不可能凭空产生。此文不讨论这个问题，要讨论的是：顾准究竟是真实的人物还是想像出来的人物。我的看法与李勇先生相反，我认为顾准绝对是个真实人物。
李勇先生也认为《顾准文集》是一部学术著作。他还认为“这部以学术文集面目出现的著作到了公众手中，已经变成了一部叙述顾准文化英雄形象的文学性作品了”。此论令我困惑不解。学术著作怎么变成了文学作品呢?他认为是经过了加工。他写道：“《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则是顾准与其弟陈敏之通信的节选，其思想深邃，但文字却很生动活泼，我把它看成是经过加工的顾准的思想自传。”把任何人的手稿变成印刷品，都多少要做些技术处理，如统一体例，何处用汉字数字何处用阿拉伯数字等。就《顾准文集》中顾准对自己思想的表达而言，陈敏之先生不会作任何加工或节选，他也不可能做这方而的加工。顾准思想的博大缜密，思想表达的精确生动，不仅是不能加工的，也是不能模仿的。顾准的学识、胆识和才情是想像不出来的。顾准是想像出来的在根本上不能成立，是因为许多中国人还没有这样的想像力。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还被我们奉为圭臬的时候，顾准论证了货币、商品不能废除，价值规律仍然有效，向其提出了挑战。早在三十年前，顾准就论定了苏联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浪费和窒息的制度，关键是中央集权，便利了犯法分子和投机家，败坏腐烂了社会机体，成为苏联经济之癌。请问有几个中国人有这样的想像力呢?就顾准的理论思考而言，王元化先生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李锐先生说：“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李慎之先生认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精金美玉般的文章，“往往着墨无多，即已一语破的。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中国一流的学者均如是说，李勇先生认为能够想像出一个顾准，谈何容易。
李勇先生还有一个假设：“从开始全国只订八册，到第二年不到一年的时间猛增到3.45万册，这中间的戏剧性变化真的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忽然认识到顾准的学术价值了吗?说白了，那些拥有一本《顾准文集》的人是否真的读了顾准的文章?”此论太过武断。谁也不能说拥有《顾准文集》者都读过此书，但读过此书者确实有许许多多人充分认识到顾准的学术价值，被顾准的理论思维所震撼。关于顾准，早就有“炒作”一说，也有“以其遭遇其书亦风靡”一说，我以为都不值一驳。且引录一些人读《顾准文集》的印象吧。王元化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邵燕祥说：“在当代中国确还有先知先觉在，顾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陈乐民说：“如今这本文集，看着看着，竟不禁为之击节者再，有感于先得我心者再；读至痛切处甚至禁不住扼腕而叹。”沙叶新写道：“我真是惊异，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可怖日子里，作者顾准竟然不顾待罪之身，不畏斧钺鼎镬，放胆无忌，道世人所喋言， 风标特立，闯思想之禁区，写出了一篇篇锋芒毕露、勇猛果敢的论著。”林贤治认为：“一部《顾准文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实所言全在中国……作为个体思想的最沉实也最具挑战性的表达，顾准的著述，乃缘于某种现实使命。”似不必再引录了。总之，人们激赏的主要不是顾准的经历和遭遇，他毕竟死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床上，有许多人的经历和遭遇比他更凄凉更惨烈，是他的理论探索震撼着许多人的思想。至于顾准的亲属、朋友、故旧、熟人及与顾准毫无瓜葛的人在文章中也赞赏其人格，笔端充满感情，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没有感情的文章能是好文章吗?这与商业上的炒作风马牛不相及。
李勇先生有一点说对了，即人们渴望着顾准这样的思想家(他用的词是“文化英雄”)。可是当这样一位思想家出现的时候，他却认为这是想像出来的，不是真实存在的。还有一点李勇先生说得也多少有些根据，即顾准的学术成就“被有意无意忽略了”。探讨评价顾准者主要都是阐述他的学术成就。我说李勇此说多少有些根据，因为还存在着这样的事实：比如顾准研究了人类政治制度的演进史；他精辟分析了民主集中制；他还对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提出质疑和批判等等，对这些方面却很少有探讨和评说。丁东说得对：“顾准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而又值得深入研究的思想家。”是思想文化界没有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或是没有人认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吗?当然不是，是因为缺少这样的平台和园地。我这话不是想像出来的。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