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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院选举惨败后，安倍坚持不辞职，并表示要反省。这种反省应该是“治国方针”上的，因此任务艰巨啊。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在７月２９日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遭到惨败。从在野党到自民党内部，要求安倍下台之声此起彼伏，舆论调查也显示对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明显下降。但安倍坚持不辞职，并表示：“该反省的地方我将反省。不过，我为改造国家的工作现在刚刚开始。为了推行改革政策，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今后我还必须继续肩负起总理的责任。”
有反省精神固然不错。那么，对于安倍来说，究竟有哪些“该反省的地方”？将如何“改造国家”？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国家”？这些问题也关系到安倍政权的前途与２００９年众议院选举的成败。本文通过分析日本民众、媒体的反应以及一些学者的论述，对日本大部分民众期待安倍“反省的地方”作如下归纳。
年金数据丢失
今年５月，日本媒体曝料，在由社会保险厅负责管理的年金中，居然出现了５０００万例只有缴纳年金款额而没有缴纳人的记载，媒体称之为“不着边际的缴款”。不久又发现早在１９８７年就有１４３０万例年金缴纳没有输入到电脑中去。公众对此怎能不义愤填膺！年金数据丢失实际上是前几任内阁积累下来的问题，而这个老问题暴露于安倍任内，某种意义上说也算安倍“运气不好”，不得不“代人受过”。安倍的失误在于当民主党议员去年就揭出年金问题时，其反应十分迟钝，表现出对国民的重大关切缺乏敏锐性和责任感。
贫富差距扩大
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和地方间差距主要是小泉改革造成的。很多民众认为小泉改革扩大了贫富差距，造成了弱肉强食的“差距社会”。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安倍“代小泉受过”的成分。安倍的失误在于：一方面在总体上继承了导致差距扩大的小泉版美式新自由主义路线，希望通过推行经济增长战略来逐步消除差距；一方面又让反对小泉邮政民营化改革、被认为是改革“抵抗势力”而退党的自民党议员纷纷复党，并在某些改革问题上对“抵抗势力”有所妥协。
用人不当
安倍最无法推卸的责任是在任用阁僚方面败笔连连，多名内阁大臣冒领事务所经费、频繁失言、被迫辞职甚至自杀。这反映出安倍“论功行赏”（在安倍竞选中立下的功劳）、唯亲唯朋的人事路线存在着致命的错误。
选举焦点定位不当
这次选举的结果表明，选民更关心的是民生问题。而安倍起初提出要将“修宪”作为这次参议院选举的“争点”，后来因为年金数据丢失问题被揭露出来，选民的关注点迅速转向养老金等与国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领域，安倍也不得不“随大流”将选举焦点从“修宪”改为“年金”。有媒体指出，根据过去选举的经验，临时改变选举“争点”加上有大臣自杀这两件事，会对自民党选举成败带来致命影响。结局果然不出所料。
安倍的亲信辩解说，由于曾被安倍定为这次选举最大“争点”的修改宪法、安保问题未成为争论的焦点，表明“参议院大选的结果并没有否定安倍的基本路线，国民对于安倍治国的基本方针还是支持的”。然而从选民的表现看，即便不冒出年金数据丢失问题，即便按照安倍的既定方针，将“摆脱战后体制”和“修改和平宪法”作为这次选举的最大“争点”，自民党也未必就能赢得这次选举。在当今日本进入少子、高龄化时代并陷入“差距社会”与“不安社会”的背景下，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社会显然才是广大国民的最大关切。
众所周知，战后日本通过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上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与居民收入差距都很小的国家之一。因为有过去的经验和比较在，国民对于差距扩大问题特别敏感。安倍总是通过描绘经济不断增长的前景来安抚人心，但广大国民、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更关心经济增长能否惠及那些尽管努力工作但却仍相对贫困的人们。人们担心那种强调“市场原理至上”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路线只会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为此，民主党提出的切切实实的“生活第一”口号远比安倍提出的政治色彩浓厚的“脱战后、修宪法”的高迈口号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曾经给战后日本带来数十年的和平、发展与繁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造就了号称“一亿总中流”的差距较小社会的“战后体制”与“和平宪法”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急于摆脱和修改？外界也评论说：“安倍首相虽极力主张修改放弃战争的宪法，在军事上分担更多的国际安全事务，但他的选民似乎未能与他产生共鸣。”
滥用执政党在国会中的“数量优势”
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安倍内阁在众参两院强行通过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和为修宪做准备的“国民投票法案”，同时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务省，把“海外派兵”作为自卫队的主要任务。安倍取得的这些“政绩”皆为战后６２年间历届内阁均未能实现的重大突破，然而，急于取得政绩的“成就感”促使安倍滥用执政党在国会中的数量优势，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强行通过”的霸道方式。面对这种“没有刹车的政治”，在野党忍无可忍，在参议院的委员会上居然大打出手，将“文斗”变成了“武斗”。尽管如此，国民当中很多人反而将同情给予了在野党方面，媒体、舆论界也对安倍屡屡行使“多数霸道”的做法感到不安和警觉，怀疑时时卖弄其“权贵家谱”、只认外祖父（即曾在战争期间担任大臣的岸信介，值得一提的是，安倍即使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场合，也不失时机地向布什总统“显摆”其外祖父与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合影）不认亲祖父（曾反对日本对外战争）、国家主义色彩浓厚的安倍首相“摆脱战前”是否有“回归战前”的复古味道。
对自己的形象和口才过于自信
安倍及其谋士认为，安倍与最大在野党代表小泽一郎相比，不仅占有年龄优势，而且占有形象和口才优势（安倍的口才其实不佳，但至少胜过小泽）。因此，安倍在选举期间大力推动“党首辩论”，自信地要求选民“在我和小泽之间，谁更适合当首相”的问题上表态。外务大臣麻生则在一旁助威说：“比一比安倍与小泽两人的面孔，哪张面孔对女性更有魅力，这不是一目了然吗？”然而，在这次选举中，选民没有选择面孔而是选择了头脑，反映了小泉式的“剧场政治”不再灵验。
日本各界把美国式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的模式作为政治改革的榜样。在此次选举中，人们把很多选票投给了民主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期待日本能形成真正的两党制，防止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没有刹车的政治”将日本引向危险的道路。
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在批评安倍政治时使用了两个词：“国家主义”和“权力主义”。安倍模仿前首相小泉，无视日本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也想成为“大总统型的首相”，增加首相辅佐官，促使首相官邸“白宫化”，力图改变官厅之间的分权传统（即总理大臣与其他大臣之间是平级关系而不是上下关系），建立首相官邸主导的政府体制。然而，安倍设置和任命的首相辅佐官不但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反而引起了不必要的行政权力矛盾。
外交问题在这次参议院选举中未成为重要“争点”。但安倍首相在慰安妇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表态成为激起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决议案、要求日本在“强征慰安妇”问题上正式承认和道歉的重要原因。在朝核问题上，将“绑架问题”放在对朝外交首要位置的安倍又一次遭遇了美国的“越顶外交”（不理会安倍的强硬政策、越过日本与朝鲜直接谈判解决核问题）。对华外交方面，安倍致力于改善对华关系的政策得到了日本国内政界、经济界和舆论界的支持，但与此同时，安倍继续强化同美国的军事合作，明显具有剑指中国的倾向，同时又推动建立日美澳印“四国价值观联盟”以牵制中国，这反映了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和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政策的内在矛盾。
总之，从这次选举的选情看，安倍应该反省的正是他“改造国家”和建立“新的国家”的“治国基本方针”。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在７月２９日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遭到惨败。从在野党到自民党内部，要求安倍下台之声此起彼伏，舆论调查也显示对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明显下降。但安倍坚持不辞职，并表示：“该反省的地方我将反省。不过，我为改造国家的工作现在刚刚开始。为了推行改革政策，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今后我还必须继续肩负起总理的责任。”
有反省精神固然不错。那么，对于安倍来说，究竟有哪些“该反省的地方”？将如何“改造国家”？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国家”？这些问题也关系到安倍政权的前途与２００９年众议院选举的成败。本文通过分析日本民众、媒体的反应以及一些学者的论述，对日本大部分民众期待安倍“反省的地方”作如下归纳。
年金数据丢失
今年５月，日本媒体曝料，在由社会保险厅负责管理的年金中，居然出现了５０００万例只有缴纳年金款额而没有缴纳人的记载，媒体称之为“不着边际的缴款”。不久又发现早在１９８７年就有１４３０万例年金缴纳没有输入到电脑中去。公众对此怎能不义愤填膺！年金数据丢失实际上是前几任内阁积累下来的问题，而这个老问题暴露于安倍任内，某种意义上说也算安倍“运气不好”，不得不“代人受过”。安倍的失误在于当民主党议员去年就揭出年金问题时，其反应十分迟钝，表现出对国民的重大关切缺乏敏锐性和责任感。
贫富差距扩大
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和地方间差距主要是小泉改革造成的。很多民众认为小泉改革扩大了贫富差距，造成了弱肉强食的“差距社会”。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安倍“代小泉受过”的成分。安倍的失误在于：一方面在总体上继承了导致差距扩大的小泉版美式新自由主义路线，希望通过推行经济增长战略来逐步消除差距；一方面又让反对小泉邮政民营化改革、被认为是改革“抵抗势力”而退党的自民党议员纷纷复党，并在某些改革问题上对“抵抗势力”有所妥协。
用人不当
安倍最无法推卸的责任是在任用阁僚方面败笔连连，多名内阁大臣冒领事务所经费、频繁失言、被迫辞职甚至自杀。这反映出安倍“论功行赏”（在安倍竞选中立下的功劳）、唯亲唯朋的人事路线存在着致命的错误。
选举焦点定位不当
这次选举的结果表明，选民更关心的是民生问题。而安倍起初提出要将“修宪”作为这次参议院选举的“争点”，后来因为年金数据丢失问题被揭露出来，选民的关注点迅速转向养老金等与国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领域，安倍也不得不“随大流”将选举焦点从“修宪”改为“年金”。有媒体指出，根据过去选举的经验，临时改变选举“争点”加上有大臣自杀这两件事，会对自民党选举成败带来致命影响。结局果然不出所料。
安倍的亲信辩解说，由于曾被安倍定为这次选举最大“争点”的修改宪法、安保问题未成为争论的焦点，表明“参议院大选的结果并没有否定安倍的基本路线，国民对于安倍治国的基本方针还是支持的”。然而从选民的表现看，即便不冒出年金数据丢失问题，即便按照安倍的既定方针，将“摆脱战后体制”和“修改和平宪法”作为这次选举的最大“争点”，自民党也未必就能赢得这次选举。在当今日本进入少子、高龄化时代并陷入“差距社会”与“不安社会”的背景下，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社会显然才是广大国民的最大关切。
众所周知，战后日本通过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上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与居民收入差距都很小的国家之一。因为有过去的经验和比较在，国民对于差距扩大问题特别敏感。安倍总是通过描绘经济不断增长的前景来安抚人心，但广大国民、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更关心经济增长能否惠及那些尽管努力工作但却仍相对贫困的人们。人们担心那种强调“市场原理至上”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路线只会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为此，民主党提出的切切实实的“生活第一”口号远比安倍提出的政治色彩浓厚的“脱战后、修宪法”的高迈口号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曾经给战后日本带来数十年的和平、发展与繁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造就了号称“一亿总中流”的差距较小社会的“战后体制”与“和平宪法”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急于摆脱和修改？外界也评论说：“安倍首相虽极力主张修改放弃战争的宪法，在军事上分担更多的国际安全事务，但他的选民似乎未能与他产生共鸣。”
滥用执政党在国会中的“数量优势”
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安倍内阁在众参两院强行通过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和为修宪做准备的“国民投票法案”，同时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务省，把“海外派兵”作为自卫队的主要任务。安倍取得的这些“政绩”皆为战后６２年间历届内阁均未能实现的重大突破，然而，急于取得政绩的“成就感”促使安倍滥用执政党在国会中的数量优势，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强行通过”的霸道方式。面对这种“没有刹车的政治”，在野党忍无可忍，在参议院的委员会上居然大打出手，将“文斗”变成了“武斗”。尽管如此，国民当中很多人反而将同情给予了在野党方面，媒体、舆论界也对安倍屡屡行使“多数霸道”的做法感到不安和警觉，怀疑时时卖弄其“权贵家谱”、只认外祖父（即曾在战争期间担任大臣的岸信介，值得一提的是，安倍即使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场合，也不失时机地向布什总统“显摆”其外祖父与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合影）不认亲祖父（曾反对日本对外战争）、国家主义色彩浓厚的安倍首相“摆脱战前”是否有“回归战前”的复古味道。
对自己的形象和口才过于自信
安倍及其谋士认为，安倍与最大在野党代表小泽一郎相比，不仅占有年龄优势，而且占有形象和口才优势（安倍的口才其实不佳，但至少胜过小泽）。因此，安倍在选举期间大力推动“党首辩论”，自信地要求选民“在我和小泽之间，谁更适合当首相”的问题上表态。外务大臣麻生则在一旁助威说：“比一比安倍与小泽两人的面孔，哪张面孔对女性更有魅力，这不是一目了然吗？”然而，在这次选举中，选民没有选择面孔而是选择了头脑，反映了小泉式的“剧场政治”不再灵验。
日本各界把美国式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的模式作为政治改革的榜样。在此次选举中，人们把很多选票投给了民主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期待日本能形成真正的两党制，防止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没有刹车的政治”将日本引向危险的道路。
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在批评安倍政治时使用了两个词：“国家主义”和“权力主义”。安倍模仿前首相小泉，无视日本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也想成为“大总统型的首相”，增加首相辅佐官，促使首相官邸“白宫化”，力图改变官厅之间的分权传统（即总理大臣与其他大臣之间是平级关系而不是上下关系），建立首相官邸主导的政府体制。然而，安倍设置和任命的首相辅佐官不但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反而引起了不必要的行政权力矛盾。
外交问题在这次参议院选举中未成为重要“争点”。但安倍首相在慰安妇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表态成为激起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决议案、要求日本在“强征慰安妇”问题上正式承认和道歉的重要原因。在朝核问题上，将“绑架问题”放在对朝外交首要位置的安倍又一次遭遇了美国的“越顶外交”（不理会安倍的强硬政策、越过日本与朝鲜直接谈判解决核问题）。对华外交方面，安倍致力于改善对华关系的政策得到了日本国内政界、经济界和舆论界的支持，但与此同时，安倍继续强化同美国的军事合作，明显具有剑指中国的倾向，同时又推动建立日美澳印“四国价值观联盟”以牵制中国，这反映了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和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政策的内在矛盾。
总之，从这次选举的选情看，安倍应该反省的正是他“改造国家”和建立“新的国家”的“治国基本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