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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虽仍以“文学史”命名，但它突破了传统文学史对文学历史客观性的强调，凸显文学史的情节叙事过程。文学史不再以某一历史时间节点作为现代文学的起止点，而是从发生学的视角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看作是复杂的话语实践空间;它不再刻意强调文学史的客观性，而是将个体主观回忆与评论、文学观念的论争等引入文学史书写实践，突出文学史的主观性;它打破传统文学史的起承转合式书写，将几个时间并置，以文本化的文学事件的内在逻辑为线索，将直线历史拉至立体的空间，展现多元景深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史观;话语空间;历史图景
2017年，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称为“哈佛版”文学史）出版。它与此前出版的《新编法国文学史》《新编德国文学史》《新美国文学史》等同属哈佛大学出版公司的文学史系列。这部文学史虽以“文学史”命名，但其思维框架早已超越传统的文学史理念，这也就有了“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的追问。①它虽是按照编年的形式来编著，但不再是传统的“仅仅依据总的趋势、类型以及各种属性来安排材料，搞一个编年史一类的事实堆积”，或者“根据伟大作家的年表，直线型地排列材料，遵照‘生平与作品’的模式予以评价”，②而是罗列170多个时间点，在每一个或者几个时间点下收录与这些时间相关的文章（共161篇），由此组成了一部庞杂的文学史著作。文学史家们自觉审视文学史观，从文学史起止点、文学史的情节性与文学史时间并置等多方面探索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
一
文学史的起止问题历来是文学研究者讨论的重点之一。在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谱系中，此前研究者往往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有相对明确的起源时间，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设定在文学革命，③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试图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推至晚清文学。④“哈佛版”文学史不再强调固定的现代文学起点，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试图探明“现代文学”为何物、“现代文学”是在什么情境下开始发生、“现代文学”起源问题是如何被言说与塑造等。
“哈佛版”文学史从1635年开始写起，正文第一部分还设置了1932年、1934年两个时间，并选用李奭学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多重缘起》⑤一文详细说明这三个时间里发生的与现代文学起源相关的事件：1635年杨廷筠将“wenxue”定义为“literature”;1932年，周作人在北京做了关于现代“文学”起源的演讲，之后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1934年，嵇文甫出版著作《左派王学》;其中周作人与嵇文甫都是将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文学的起源推至晚明时期。由此可见，这三个时间均非现代文学作品生产的时间，而是“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被引入中国（1635年）及“现代文学”起点问题被叙述的时间（1932年、1934年）。文学史以此为开端，开宗明义地点出现代文学的概念及其起源是被建构的。
自夏志清开始，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多以西方现代性去观照中国现代文学，这在一定时期打开了重释中国文学与历史的空间。早期研究者要么秉持“冲击-回应”说，要么强调“在中国发现历史”，这背后都蕴含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多强调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⑥“哈佛版”文学史在长时段中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不仅观察中国如何遭遇世界，也将“世界带入中国”。⑦首先，文学史家强调中国历史事件是如何被西方文本化，并且参与到西方现代社会的构建。如在“1650年”时间条目下，文学史介绍了1650年崇祯自杀事件传入到荷兰的过程;这一事件被荷兰戏剧家改编为戏剧，并塑造为西方现代社会的“他者”，以此反衬西方世界的“现代”。⑧其次，文学史还关注中国与西方语言文化的互动。如在“1807年”条目下，文学史家讲述了1807年英國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来到中国的故事，他不仅将新的语法与句法结构介绍到中国，将新的文学形式翻译到中国，而且将中国语言与文化翻译到西方世界。⑨文学史以语言与文化的互译作为开端，并且从多重视角书写这种文化互译过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提供新方向。再者，文学史还介绍中国知识分子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转变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写作方法、中国有志之士借用或化用西方文化因子践行自己对社会的构想。如文学史在“1847年”这一时间条目下，介绍中国近代第一位公派留学生容闳。容闳在西方教育的浸染下写出了堪称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和中美交流历史的经典文本——《西学东渐记》，书中介绍了很多西方思想。⑩在“1885年”这一时间条目下，文学史家关注到清末民初黄遵宪的海外履职与游历对他的世界观与写作方式的影响。11在“1843年”这一时间条目下，文学史家将目光聚焦到太平天国运动，并将这一历史事件看作是一个文学事件，重点关注洪秀全等人创造性利用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塑造一个理想世界。
“哈佛版”文学史选用Andrew Schonebaum的《冲突的遗产：预期的现代性VS想象的乡愁》12一文将中国现代文学中内在矛盾的原因追溯至1792年。文章谈到1792年发生了两件对中国人关于现代性的所思所想与叙述影响重大的事情：一是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出版。前者是渴望实现一种预期的现代性，后者则塑造了一个虚幻的世界，让读者沉浸在自己未曾经历过的文化“乡愁”里。这两个起点预示着中国现代文学相互矛盾的两幅面容：一方面朝向未来、渴望向前进步;另一面反复向后“回转”，显现怀旧与颓废的面容。
如果说在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上，“哈佛版”文学史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讨论场域，那么关于现代文学终点的书写，文学史家则以未来时间为节点，回应此前关于现代文学的讨论，开启历史意义的契机。
“哈佛版”文学史首开范例，将小说叙事时间，也就是作家在小说虚构世界中所建构的时间纳入文学史编年范畴，并将其作为文学史终点时间。“2066年”是当代科幻作家韩松的《火星照耀美国》中虚构的时间，文学史家选用它作为文学史编年的终点，一方面是回应晚清科幻小说现代“乌托邦”想象。正如王德威认为，“乌托邦小说，从《新中国未来记》《月球殖民地》《乌托邦游记》到《新石头记》，设计理想国度、假托世外桃源，是为空间的位移。而更重要的，晚清作者自西方科幻小说里借来‘未来完成式’的叙述法，得以自未来角度倒叙今后应可发生的种种。”13晚清科幻小说构建了进步的、发展的世界，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火星照耀美国》同样借将来的叙事策略来想象未来世界，但与晚清科幻小说想象美好世界截然不同，它超越了民族国家想象，以“后人类”的故事揭示了晚清科幻小说所幻想世界的黑暗一面，构建了一个“反乌托邦”的空间。这个由文学虚构的时空，不同于政治、经济等界定的真实的时空，它介入到文学史，形成了以虚击实的对话关系。14另一方面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张英进看来，更集中地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恋物癖。从早期现代性、翻译现代性到都市现代性、社会主义现代性，乃至后社会主义的美学现代性，名目繁多，令人目眩。”15这种现代性背后是黑格尔式的进步历史观。“‘历史的终结’最终成为了这种黑格尔式的普遍主义历史观的最终归宿。”16“哈佛版”文学史以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幻小说为终点，试图突破传统的文学史观对文学史内核的规定，呼唤新的文学史观念。 二
19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受到后历史主义影响，不再将历史看作是客观真实的，而是认为历史是一种叙述。王德威曾谈到自己受到怀特的影响。17“哈佛版”文学史不再寻求在客观时间内客观地记载文学历史事实，而是有意识模糊历史与回忆、历史与虚构的界线，赋予时间以意义，以时间作为索引去组织材料、编织故事，进而完成情景化、意识形态化叙述，凸显文学史的情节性与主观性。
文学史家们不回避亲历者主观性回忆。如在介绍中国先锋小说时，文学史设定时间为“1987年9月”，即《收获》杂志第5期出版时间。正文部分直接选用了由美国汉学家罗鹏（Rojas Carlos）翻译的余华随笔《一九八七年
关键词：《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史观;话语空间;历史图景
2017年，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称为“哈佛版”文学史）出版。它与此前出版的《新编法国文学史》《新编德国文学史》《新美国文学史》等同属哈佛大学出版公司的文学史系列。这部文学史虽以“文学史”命名，但其思维框架早已超越传统的文学史理念，这也就有了“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的追问。①它虽是按照编年的形式来编著，但不再是传统的“仅仅依据总的趋势、类型以及各种属性来安排材料，搞一个编年史一类的事实堆积”，或者“根据伟大作家的年表，直线型地排列材料，遵照‘生平与作品’的模式予以评价”，②而是罗列170多个时间点，在每一个或者几个时间点下收录与这些时间相关的文章（共161篇），由此组成了一部庞杂的文学史著作。文学史家们自觉审视文学史观，从文学史起止点、文学史的情节性与文学史时间并置等多方面探索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
一
文学史的起止问题历来是文学研究者讨论的重点之一。在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谱系中，此前研究者往往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有相对明确的起源时间，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设定在文学革命，③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试图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推至晚清文学。④“哈佛版”文学史不再强调固定的现代文学起点，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试图探明“现代文学”为何物、“现代文学”是在什么情境下开始发生、“现代文学”起源问题是如何被言说与塑造等。
“哈佛版”文学史从1635年开始写起，正文第一部分还设置了1932年、1934年两个时间，并选用李奭学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多重缘起》⑤一文详细说明这三个时间里发生的与现代文学起源相关的事件：1635年杨廷筠将“wenxue”定义为“literature”;1932年，周作人在北京做了关于现代“文学”起源的演讲，之后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1934年，嵇文甫出版著作《左派王学》;其中周作人与嵇文甫都是将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文学的起源推至晚明时期。由此可见，这三个时间均非现代文学作品生产的时间，而是“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被引入中国（1635年）及“现代文学”起点问题被叙述的时间（1932年、1934年）。文学史以此为开端，开宗明义地点出现代文学的概念及其起源是被建构的。
自夏志清开始，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多以西方现代性去观照中国现代文学，这在一定时期打开了重释中国文学与历史的空间。早期研究者要么秉持“冲击-回应”说，要么强调“在中国发现历史”，这背后都蕴含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多强调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⑥“哈佛版”文学史在长时段中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不仅观察中国如何遭遇世界，也将“世界带入中国”。⑦首先，文学史家强调中国历史事件是如何被西方文本化，并且参与到西方现代社会的构建。如在“1650年”时间条目下，文学史介绍了1650年崇祯自杀事件传入到荷兰的过程;这一事件被荷兰戏剧家改编为戏剧，并塑造为西方现代社会的“他者”，以此反衬西方世界的“现代”。⑧其次，文学史还关注中国与西方语言文化的互动。如在“1807年”条目下，文学史家讲述了1807年英國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来到中国的故事，他不仅将新的语法与句法结构介绍到中国，将新的文学形式翻译到中国，而且将中国语言与文化翻译到西方世界。⑨文学史以语言与文化的互译作为开端，并且从多重视角书写这种文化互译过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提供新方向。再者，文学史还介绍中国知识分子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转变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写作方法、中国有志之士借用或化用西方文化因子践行自己对社会的构想。如文学史在“1847年”这一时间条目下，介绍中国近代第一位公派留学生容闳。容闳在西方教育的浸染下写出了堪称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和中美交流历史的经典文本——《西学东渐记》，书中介绍了很多西方思想。⑩在“1885年”这一时间条目下，文学史家关注到清末民初黄遵宪的海外履职与游历对他的世界观与写作方式的影响。11在“1843年”这一时间条目下，文学史家将目光聚焦到太平天国运动，并将这一历史事件看作是一个文学事件，重点关注洪秀全等人创造性利用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塑造一个理想世界。
“哈佛版”文学史选用Andrew Schonebaum的《冲突的遗产：预期的现代性VS想象的乡愁》12一文将中国现代文学中内在矛盾的原因追溯至1792年。文章谈到1792年发生了两件对中国人关于现代性的所思所想与叙述影响重大的事情：一是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出版。前者是渴望实现一种预期的现代性，后者则塑造了一个虚幻的世界，让读者沉浸在自己未曾经历过的文化“乡愁”里。这两个起点预示着中国现代文学相互矛盾的两幅面容：一方面朝向未来、渴望向前进步;另一面反复向后“回转”，显现怀旧与颓废的面容。
如果说在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上，“哈佛版”文学史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讨论场域，那么关于现代文学终点的书写，文学史家则以未来时间为节点，回应此前关于现代文学的讨论，开启历史意义的契机。
“哈佛版”文学史首开范例，将小说叙事时间，也就是作家在小说虚构世界中所建构的时间纳入文学史编年范畴，并将其作为文学史终点时间。“2066年”是当代科幻作家韩松的《火星照耀美国》中虚构的时间，文学史家选用它作为文学史编年的终点，一方面是回应晚清科幻小说现代“乌托邦”想象。正如王德威认为，“乌托邦小说，从《新中国未来记》《月球殖民地》《乌托邦游记》到《新石头记》，设计理想国度、假托世外桃源，是为空间的位移。而更重要的，晚清作者自西方科幻小说里借来‘未来完成式’的叙述法，得以自未来角度倒叙今后应可发生的种种。”13晚清科幻小说构建了进步的、发展的世界，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火星照耀美国》同样借将来的叙事策略来想象未来世界，但与晚清科幻小说想象美好世界截然不同，它超越了民族国家想象，以“后人类”的故事揭示了晚清科幻小说所幻想世界的黑暗一面，构建了一个“反乌托邦”的空间。这个由文学虚构的时空，不同于政治、经济等界定的真实的时空，它介入到文学史，形成了以虚击实的对话关系。14另一方面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张英进看来，更集中地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恋物癖。从早期现代性、翻译现代性到都市现代性、社会主义现代性，乃至后社会主义的美学现代性，名目繁多，令人目眩。”15这种现代性背后是黑格尔式的进步历史观。“‘历史的终结’最终成为了这种黑格尔式的普遍主义历史观的最终归宿。”16“哈佛版”文学史以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幻小说为终点，试图突破传统的文学史观对文学史内核的规定，呼唤新的文学史观念。 二
19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受到后历史主义影响，不再将历史看作是客观真实的，而是认为历史是一种叙述。王德威曾谈到自己受到怀特的影响。17“哈佛版”文学史不再寻求在客观时间内客观地记载文学历史事实，而是有意识模糊历史与回忆、历史与虚构的界线，赋予时间以意义，以时间作为索引去组织材料、编织故事，进而完成情景化、意识形态化叙述，凸显文学史的情节性与主观性。
文学史家们不回避亲历者主观性回忆。如在介绍中国先锋小说时，文学史设定时间为“1987年9月”，即《收获》杂志第5期出版时间。正文部分直接选用了由美国汉学家罗鹏（Rojas Carlos）翻译的余华随笔《一九八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