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今年81岁了。人过了80岁就有个觉悟，觉得自己自由多了。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讲话没有什么顾忌。”仲夏时节，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的家中，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乐黛云对记者笑言。
年过八旬的她依然精神极佳，语速飞快，不时随口大段引述鲁迅的早期文章。她喜欢和年轻人交流，会用iPad，除了腿脚不甚灵便，在她身上，丝毫看不出年过耄耋的岁月痕迹，而言语和思想中的锋芒，经过岁月的沉淀，又更有了种冷峻的力量。
从少年时代起，乐黛云便钟爱鲁迅，崇拜屠格涅夫笔下的革命女性，一腔热忱投身社会活动。而今，她依然关注着她毕生研究的中外文化交流课题，站上讲台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于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她不惮直言批评其“肤浅”。就在不久前，“没有什么顾忌”的乐黛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引起各方热议的文章，她尖锐地指出中国文化界有些人面向世界时态度不大对：要么逢迎西方思想和外国读者，要么就是大国主义。她提倡中国人应对自己的文化自觉而且热爱，对他人的文化同情而且了解，一言以蔽之，中国应向世界贡献思想。一字一句，都显示出一位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文化的担当。
被鲁迅影响了的人生观
1931年，乐黛云出生于贵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教授外国文学，母亲读过杭州艺专，都很开明。当时的贵阳作为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大批学者、知识分子，文化气氛浓厚。少时的乐黛云是个“反叛者”，迷恋文学，而她最喜爱的作家，就是鲁迅。“他早期的很多篇章，比如散文诗集《野草》中的《过客》、《影的告别》，对我人生观的形成影响很深。明明知道前面是坟墓，但还是要往前走，不能停下来。”她回忆道。
1948年，17岁的乐黛云怀着“北上参加革命”的热忱，独自一人搭上一辆运货的大卡车，坐在大木箱中间一路颠簸来到重庆，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北大入学考试。原本报考英文系的她，因入学考试作文赢得了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先生的喜爱，被录取到了中文系。
乐黛云坦言，在北大“没怎么念书”。入学后第一年就是迎接新中国成立，地下党组织学生动员教师留在大陆，乐黛云被选定动员沈从文。“那时候很幼稚，我还给他做了很多保证，可是仔细想想我凭什么给他做保证呢？”说及此事，乐黛云感慨颇多。
大学第二年，正逢土地改革，年仅19岁的她被分到江西吉安，担任土改工作组组长，负责一个村庄的土改工作，也就是按照《土地法》的规定“划成分”。
在土改中，一个裁缝的命运引发了她对这场运动的不安和怀疑。那位70多岁的裁缝终生未娶，一辈子在上海辛勤工作、省吃俭用，存下钱来就送回家乡买地，还周济村民，修路架桥，只求晚年安稳。不料在土改前3年，他的土地刚好凑够了被划为“地主”的标准。乐黛云试图挽救他的命运，却遭到严厉批判，被说成有“小资产阶级劣根性”。
直到在北大的第四年，她才“算是读了点书”。毕业留校时，恩师王瑶教授力劝她不要研究现代文学，因为“政策不断变，今天这个对，明天那个错，还不如读读李白杜甫”。但出于对鲁迅的偏爱，乐黛云还是选择了现代文学。
“她（乐黛云）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阔斧，绝不忸忸怩怩，绝不搞小动作。有这样禀性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中，能够不被溅上一身污泥浊水、戴上五花八门的莫须有的帽子，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这是多年后季羡林先生对乐黛云的评价。
而事实上，她的确没能幸免。1957年，在愈演愈烈的政治风暴中，乐黛云被划为“极右派”，开除公职、党籍，下乡劳动改造5年。在北京远郊的农村，乐黛云背石头、修水库、垒猪圈，远离了讲台，远离了她热爱的现代文学。重大的打击下，她也未觉得痛苦潦倒。劳动时，她总是系上一条在人群里最扎眼、最鲜艳的头巾，“也算是表达一种反抗”。
开创比较文学学科，“仿佛郭襄开创了峨嵋派”
“文革”结束后，乐黛云被分配去负责北大留学生现代文学课的教学。为了讲好这门课，她开始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与欧美文学的关系，并发表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引起学术界关注。1981年，哈佛大学为她提供了进修访问一年的机会，时年50岁的她独自登上了到美国的飞机。一年后，她又得到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访问研究机会。
东西方鲜明的文化差异令她着迷。在一次讨论《小二黑结婚》时，一名美国学生的意见让她大吃一惊，那位女生最喜欢的人物是三仙姑。在一般中国人看来，这个40多岁、守寡多年还涂脂抹粉的农村妇女显然是个“坏女人”，但在这位美国女生看来，三仙姑有权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却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欺压，是个令人同情的角色。
回国后，乐黛云在多位教授的支持下，先在深圳大学，后在北大开创了比较文学学科。当时的学生们评价说，“仿佛郭襄开创了峨嵋派一样”。对于乐黛云的学术研究，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诚有一句非常精妙的概括，她做的是“有生命热度的学术”。
70岁时，乐黛云退休，用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来形容一点不夸张，可是当她第一次拿到退休工资时，“想到不再是教师，不再有自己的学生了，心中仍不免凄凄惶惶”。这时候，90岁的季羡林安慰她说：“70岁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我的很多书都是在70岁以后才写成的。”季老的话给了她无穷的动力，退休11年来，她从没有停下过工作。
乐黛云是幸运的，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思考社会，她始终有一个同行者——丈夫汤一介。两人在北大读书时认识，毕业时结婚，后都在北大任教。汤家是书香世家，汤一介的父亲、一代国学大师汤用彤，与陈寅恪、吴宓并称为“哈佛三杰”。汤一介自己也是哲学大家，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性格上，汤一介内敛沉静，乐黛云外向开朗，一动一静，相濡以沫60余年。汤一介这样描述两人的爱情：“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但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他们已将这一段话确定为他们将来的墓志铭。
年过八旬的她依然精神极佳，语速飞快，不时随口大段引述鲁迅的早期文章。她喜欢和年轻人交流，会用iPad，除了腿脚不甚灵便，在她身上，丝毫看不出年过耄耋的岁月痕迹，而言语和思想中的锋芒，经过岁月的沉淀，又更有了种冷峻的力量。
从少年时代起，乐黛云便钟爱鲁迅，崇拜屠格涅夫笔下的革命女性，一腔热忱投身社会活动。而今，她依然关注着她毕生研究的中外文化交流课题，站上讲台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于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她不惮直言批评其“肤浅”。就在不久前，“没有什么顾忌”的乐黛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引起各方热议的文章，她尖锐地指出中国文化界有些人面向世界时态度不大对：要么逢迎西方思想和外国读者，要么就是大国主义。她提倡中国人应对自己的文化自觉而且热爱，对他人的文化同情而且了解，一言以蔽之，中国应向世界贡献思想。一字一句，都显示出一位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文化的担当。
被鲁迅影响了的人生观
1931年，乐黛云出生于贵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教授外国文学，母亲读过杭州艺专，都很开明。当时的贵阳作为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大批学者、知识分子，文化气氛浓厚。少时的乐黛云是个“反叛者”，迷恋文学，而她最喜爱的作家，就是鲁迅。“他早期的很多篇章，比如散文诗集《野草》中的《过客》、《影的告别》，对我人生观的形成影响很深。明明知道前面是坟墓，但还是要往前走，不能停下来。”她回忆道。
1948年，17岁的乐黛云怀着“北上参加革命”的热忱，独自一人搭上一辆运货的大卡车，坐在大木箱中间一路颠簸来到重庆，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北大入学考试。原本报考英文系的她，因入学考试作文赢得了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先生的喜爱，被录取到了中文系。
乐黛云坦言，在北大“没怎么念书”。入学后第一年就是迎接新中国成立，地下党组织学生动员教师留在大陆，乐黛云被选定动员沈从文。“那时候很幼稚，我还给他做了很多保证，可是仔细想想我凭什么给他做保证呢？”说及此事，乐黛云感慨颇多。
大学第二年，正逢土地改革，年仅19岁的她被分到江西吉安，担任土改工作组组长，负责一个村庄的土改工作，也就是按照《土地法》的规定“划成分”。
在土改中，一个裁缝的命运引发了她对这场运动的不安和怀疑。那位70多岁的裁缝终生未娶，一辈子在上海辛勤工作、省吃俭用，存下钱来就送回家乡买地，还周济村民，修路架桥，只求晚年安稳。不料在土改前3年，他的土地刚好凑够了被划为“地主”的标准。乐黛云试图挽救他的命运，却遭到严厉批判，被说成有“小资产阶级劣根性”。
直到在北大的第四年，她才“算是读了点书”。毕业留校时，恩师王瑶教授力劝她不要研究现代文学，因为“政策不断变，今天这个对，明天那个错，还不如读读李白杜甫”。但出于对鲁迅的偏爱，乐黛云还是选择了现代文学。
“她（乐黛云）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阔斧，绝不忸忸怩怩，绝不搞小动作。有这样禀性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中，能够不被溅上一身污泥浊水、戴上五花八门的莫须有的帽子，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这是多年后季羡林先生对乐黛云的评价。
而事实上，她的确没能幸免。1957年，在愈演愈烈的政治风暴中，乐黛云被划为“极右派”，开除公职、党籍，下乡劳动改造5年。在北京远郊的农村，乐黛云背石头、修水库、垒猪圈，远离了讲台，远离了她热爱的现代文学。重大的打击下，她也未觉得痛苦潦倒。劳动时，她总是系上一条在人群里最扎眼、最鲜艳的头巾，“也算是表达一种反抗”。
开创比较文学学科，“仿佛郭襄开创了峨嵋派”
“文革”结束后，乐黛云被分配去负责北大留学生现代文学课的教学。为了讲好这门课，她开始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与欧美文学的关系，并发表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引起学术界关注。1981年，哈佛大学为她提供了进修访问一年的机会，时年50岁的她独自登上了到美国的飞机。一年后，她又得到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访问研究机会。
东西方鲜明的文化差异令她着迷。在一次讨论《小二黑结婚》时，一名美国学生的意见让她大吃一惊，那位女生最喜欢的人物是三仙姑。在一般中国人看来，这个40多岁、守寡多年还涂脂抹粉的农村妇女显然是个“坏女人”，但在这位美国女生看来，三仙姑有权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却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欺压，是个令人同情的角色。
回国后，乐黛云在多位教授的支持下，先在深圳大学，后在北大开创了比较文学学科。当时的学生们评价说，“仿佛郭襄开创了峨嵋派一样”。对于乐黛云的学术研究，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诚有一句非常精妙的概括，她做的是“有生命热度的学术”。
70岁时，乐黛云退休，用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来形容一点不夸张，可是当她第一次拿到退休工资时，“想到不再是教师，不再有自己的学生了，心中仍不免凄凄惶惶”。这时候，90岁的季羡林安慰她说：“70岁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我的很多书都是在70岁以后才写成的。”季老的话给了她无穷的动力，退休11年来，她从没有停下过工作。
乐黛云是幸运的，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思考社会，她始终有一个同行者——丈夫汤一介。两人在北大读书时认识，毕业时结婚，后都在北大任教。汤家是书香世家，汤一介的父亲、一代国学大师汤用彤，与陈寅恪、吴宓并称为“哈佛三杰”。汤一介自己也是哲学大家，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性格上，汤一介内敛沉静，乐黛云外向开朗，一动一静，相濡以沫60余年。汤一介这样描述两人的爱情：“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但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他们已将这一段话确定为他们将来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