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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然间，曾在国内野蛮生长的网贷平台，如今还在运营的仅剩下29家。这一数字经由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透露出来，立刻引发强烈关注，不过短短数年，中国的互金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2014年“互联网金融”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互金行业迎来了政策窗口期，一时间，互联网金融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按照社科院发布的《2015年互联网金融发展总报告》，2014年，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实现快速扩张，全年交易规模达到8.08万亿元，同比增长50.3%。P2P网贷平台新增575家，业务也扩展到票据、保理、二手车、供应链金融等细分领域。“宝宝”类理财产品数量达到79个，规模突破1.5万亿元。
相对于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监管却严重滞后，成为新的隐忧。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将互联网金融业务分为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以及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六大类，确定了各类业态的业务边界和监管的责任主体。
为了防范风险积累，整顿规范金融秩序，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对第三方支付、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等进行分类专项整治。
来自银保监会的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12月底，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下降至343家，相比2018年底减少了732家。截至2020年3月31日，中国实际在运营网络借贷机构139家，比2019年初下降86%，而到了8月初，这一数字变成了29家。
就在8月上旬，一位来自地方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也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行业正在风险出清，现阶段我们更多地专注在网贷的清退转型过程中。”而来自该协会的一位P2P平台创始人，也因当前时点过于敏感而婉拒了采访要求。
“严监管时代到来，标志着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进入下半场，向规范有序发展，洗牌也在加速。”拉卡拉研究院院长高艳平说。
被洗牌的不光是P2P平台，一些曾热衷于各类金融牌照的互联网企业纷纷开始强调其科技属性，利用AI、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赋能传统金融机构。京东金融和蚂蚁金服在分别更名为“京东数字科技集团”和“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今年又先后宣布上市计划。
“金融科技的下半场已经到来！”早在2018年，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北京互金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黄震就做出这样的判断，他认为，当前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是基于技术渗透到技术溢出的大转折。
2015年，在国内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时，京东金融就第一个提出“金融科技”概念。“事实上中国并不缺少一家科技能力很强的金融机构。京东数科的核心能力在于科技，是要利用科技去做企业服务，包括为金融机构、为更广大的实体产业提供科技服务。”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说。
资料来源松开资料 制图/韩春燕
“它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要做科技，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沈建光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2018年7月加盟京东金融的情景，依然很兴奋。“从银行进到科技公司，从科技的角度看行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运行，感觉思路一下子开阔了，研究的领域也拓宽了，数字科技的应用非常广泛。”
“和传统的金融不同，科技金融的借贷业务都是在线上完成，根据场景和数据来搭建风控模型。后来，我们发现，在金融上的这套实践，其实可以解决普惠的问题，逐步向金融科技转变。”沈建光说。
成立七年来，京东数科构建由数据驱动的风险定价模型，并在数据基础上大量应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图像识别与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形成强大的风险定价能力。此外，进一步挖掘数据优势，在反欺诈、防套现、防洗钱及用户洞察等关键细分领域塑造核心能力。2018年11月，京东金融正式升级为京东数科，金融科技成为重点业务板块之一。
对于像京东数科这样，从更名到业务布局的变化，黄震认为用“去金融化”来定义有失偏颇，而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黄震表示，金融和科技的双向融合，形成一个创新的领域，如果偏向于金融，就成为科技金融或者互联网金融，如果偏向技术，就被称之为金融科技，主要还是服务于金融，“所以这是一体两面，其实质还是金融和科技的融合”。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初涉金融便是从第三方支付开始。如今，整个第三方支付行业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包括以银行、微信支付、支付宝为代表的账户侧，以银联、网联为代表的清结算端，以及以银联商务、拉卡拉为代表的收单侧，共同为个人、商户提供收付款服务。
易观发布的2020年一季度《中国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市场季度监测报告》显示，支付宝和腾讯金融仍然名列前二，两者的市场份额达到了93.89%，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
仅仅用了一天时间，支付宝就完成了在美团App里“失而复得”的“奇幻漂流”。目前，在美团App的支付选项中，美团月付排在首位，微信支付和银联支付等紧随其后，而支付宝则被折叠在最末，不易被用户发现。
这一波操作看上去意图明显，通过试探支付宝与用户的反应，为美团在支付市场的发展做铺垫。而在这场博弈中，支付宝的地位稳如磐石，美团似乎并未占到便宜。
风波背后，是中國支付市场的激烈厮杀。
第三方支付之所以成为各互联网企业必争之地，一方面，涉及用户量大的行业，无论是电子商务还是生活服务，最终都要落实到买单、收款、付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支付;另一方面，没有支付做基础，整个平台的商业体系也将大大受损。如果依赖外部支付渠道支撑，任何一家平台都无法建立完整的金融生态。第三方支付已成为企业进入互联网金融的钥匙。 以滴滴金融为例，目前主要的获客方式是对滴滴出行平台内的用户精细化运营，提供定制化的普惠金融服务。从信用、保障、钱包三大角度，滴滴金融衍生出了以滴水贷为代表的互联网信贷服务，提供车险等财产保障服务，提供意外险、重疾险、百万医疗等健康保险服务，根据不同场景提供场景险等定制服务，为用户提供支付、理财等钱包增值服务。
但是，第三方支付这种“躺赢”模式却带来巨大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商业银行面对金融科技公司大量沉淀资金的诱惑，采用“过顶传球”的方式与其合作，打破了原有四方模式，丢掉支付服务入口，导致线上线下出现巨大费率差与套利空间，整个支付市场被扭曲。
201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文要求支付机构将一定比例的客户备付金交存至指定机构专用存款账户。同时，切断支付机构与银行的直连，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全部接入银联或网联系统。
随着备付金红利的消失，第三方支付机构面临转型，定位为金融基础设施是较为普遍的方式，从To C转为To B。但从整个金融业务来看，支付已成为支付机构的基础能力，用户可以通过支付获得理财、保险等金融服务，“场景 支付 金融”也成为部分支付机构金融化转型的方向。
“从行业内部发展来看，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脱离金融标签，打出科技旗号，金融科技成为舞台主角，随着消费互联网逐步向产业互联网过渡，To B成为金融科技机构新的厮杀战场。”高艳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行业期盼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深层应用、覆盖更广阔的长尾群体。
在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发布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中，提出要强化金融科技的合理应用，其中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分布式数据库和网络身份认证体系等，对于科技企业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而具备这些技术能力，能够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全面赋能的，在中国依然只有BATJ等几家头部互联网企业，在金融科技的下半场，技术提供能力的差异是否会带来新的垄斷？
对此，沈建光并不认同，“表面上，头部企业覆盖可能更全面，但在某些细分领域，一些小企业可能会做得更精更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联合更多的合作方，最终实现共赢。”沈建光举例说，比如有的企业擅长做IT服务，并且有一定的客户积累。有的企业擅长形态识别，即使戴着口罩也能识别出来。就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优势互补。
在沈建光看来，未来金融科技一定是要回归本质，金融归金融，科技归科技。金融科技的确可以助力各类金融机构改进产品设计流程、提升金融服务体验，但不会从本质上改变金融业务。
“大企业既有资金实力，也有技术优势，同时也积累了数据资源和用户资源，导流进入金融领域是极容易变现的。”黄震表示，目前监管层和业界的确有这样的顾虑和担心，中国的监管层也在做一些研究和准备工作。
垄断并非无法破解，只要找到创新点，也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甚至可能会让创新企业快速成长。此外，金融科技的领域非常广泛，如果能够抓住一些小的细分领域，做专做精也会形成核心竞争优势。但是，如果没有配套的生态支持，可能最后依然会被大企业收购。
在金融科技的下半场中，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就是开放银行。开放银行是指银行与场景问的相互开放，以api作为抓手，实现服务共享的一种模式。银行和其他各方能够在共享信息服务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合作，最终给客户带来更加高效贴合的服务体验。
和英美等国通过立法、建立标准等方式，由政府引导的开放方式不同，中国开放银行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早在2005年，中国工商银行就与支付宝达成网银支付业务合作，2007年，中国建设银行等银行与支付宝开始探索为淘宝卖家提供小额信贷。2011年和2013年，银行与支付宝分别达成快捷支付和移动支付的合作推广，更是改变了老百姓的生活消费方式。如今，中国的银行与金融科技平台通过互联网信贷联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实现金融的“普惠”。
除了和金融科技平台合作，中国平安和中工建交农五大银行都已建立自己的科技子公司。但对于一些中小银行和城商行来说，却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就指出，开放银行让金融业务越来越便利，却导致用户向少数能提供最优体验的银行靠拢，反而会消解很多银行产品的用户价值，淘汰更多的银行。“不开放，是等死;开放，却是找死。开放银行，正陷入囚徒困境”。
京东数科区域机构合作部就是负责全国所有的中小银行的合作，相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因为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很难以一个终局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情，大家都可能没有办法知道最终会怎么样。”
“互联网银行和传统银行的关系应该是互补合作的。”微众银行相关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解释说，传统金融机构具有网点众多、客户经理团队成熟等优势能力和丰富的行业经验。新型金融机构则在科技能力、产品设计和大数据能力等方面有独特之处，通过连接合作伙伴、进行创新来实现普惠金融，从而对传统金融起到补充的作用。二者合作和互补，利用各自优势，实现双赢。
一方面，银行机构可在金融科技的帮助下，持续优化算法模型、不断增强计算能力、获取海量多维数据信息，深入洞察客户的当前和潜在需求，有效管理风险并及时提供可靠的服务，从而提升效率、规模和用户体验，降低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金融科技的合理应用可以促进银行从过去以扩充物理网点、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为导向的“重资产”模式，转变为以技术、人才、知识产权为导向的“轻资产”模式，提高资产质量和流转效率，从而进一步提升资产回报率以及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
此外，金融科技技术还有助于银行扩大客群覆盖面或触达率，通过直销银行、数字银行、开放银行等多样化的创新模式，达成服务普惠金融客户和切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愿景。
在黄震看来，金融科技下半场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从技术维度，如果说上半场主要是互联网技术，那么下半场更多的是创新技术。像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涌现和加入到驱动金融创新的领域中。因此，如果能够掌握好新的金融科技，在垂直领域中发现一道生机，掌握一门技术，或许就能有立足之地。
从监管维度来看，上半场互联网金融几乎是野蛮生长，没有牌照的企业也能在金融领域中分一杯羹。而早早入场的互联网巨头，都拿到了各种金融牌照。对此，几家互联网企业都认为并不影响其科技属性，“要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好的科技服务，必须先了解客户，有金融业务的尝试和体验，这样才能得到金融机构的信任。”
黄震也对此表示理解，最初的时候，这些互联网企业的战略方向是要走向金融，但是以科技创新来驱动，本质和初心没有变。一旦拿到金融牌照以后，更加不会放弃和金融进行切割，无论从国家战略层面，还是金融监管、市场环境层面，都是鼓励金融科技，倡导以科技创新来驱动金融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用金融的利润赚取科技的利润，拿金融企业上市去套取科技企业的市值”。
但是到了下半场，如果没有牌照，没有得到有关的标准，或接口的允许，是进不了金融科技领域来提供服务的。“在严监管周期的下半场，牌照就是合规的决定书，几乎能决定企业的生死，至少几年内都会如此。”黄震说。
目前，中国已经明确提出，所有的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实施牌照管理，所以科技企业拿到牌照后，一定会非常珍惜，因为这是它可以进入金融领域的一个通行证。至于科技如何介入金融，黄震透露，目前监管部门也在进行一些规划，标准的制定和有关法律的研究。
从融资维度，能够持续的融资将决定下半场的思路，金融科技的创业者必须有资本意识。因此，在金融科技下半场，不是简单的有技术、有客户，或者有数据，就能够得到持续发展。这三个维度，三个方面的工作都是决定下半场能否胜出的关键。
自2014年“互联网金融”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互金行业迎来了政策窗口期，一时间，互联网金融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按照社科院发布的《2015年互联网金融发展总报告》，2014年，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实现快速扩张，全年交易规模达到8.08万亿元，同比增长50.3%。P2P网贷平台新增575家，业务也扩展到票据、保理、二手车、供应链金融等细分领域。“宝宝”类理财产品数量达到79个，规模突破1.5万亿元。
相对于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监管却严重滞后，成为新的隐忧。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将互联网金融业务分为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以及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六大类，确定了各类业态的业务边界和监管的责任主体。
为了防范风险积累，整顿规范金融秩序，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对第三方支付、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等进行分类专项整治。
来自银保监会的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12月底，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下降至343家，相比2018年底减少了732家。截至2020年3月31日，中国实际在运营网络借贷机构139家，比2019年初下降86%，而到了8月初，这一数字变成了29家。
就在8月上旬，一位来自地方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也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行业正在风险出清，现阶段我们更多地专注在网贷的清退转型过程中。”而来自该协会的一位P2P平台创始人，也因当前时点过于敏感而婉拒了采访要求。
“严监管时代到来，标志着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进入下半场，向规范有序发展，洗牌也在加速。”拉卡拉研究院院长高艳平说。
被洗牌的不光是P2P平台，一些曾热衷于各类金融牌照的互联网企业纷纷开始强调其科技属性，利用AI、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赋能传统金融机构。京东金融和蚂蚁金服在分别更名为“京东数字科技集团”和“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今年又先后宣布上市计划。
“金融科技的下半场已经到来！”早在2018年，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北京互金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黄震就做出这样的判断，他认为，当前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是基于技术渗透到技术溢出的大转折。
从做金融到做科技，从To C到To B
2015年，在国内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时，京东金融就第一个提出“金融科技”概念。“事实上中国并不缺少一家科技能力很强的金融机构。京东数科的核心能力在于科技，是要利用科技去做企业服务，包括为金融机构、为更广大的实体产业提供科技服务。”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说。
世界各地对开放银行探索历程
“它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要做科技，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沈建光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2018年7月加盟京东金融的情景，依然很兴奋。“从银行进到科技公司，从科技的角度看行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运行，感觉思路一下子开阔了，研究的领域也拓宽了，数字科技的应用非常广泛。”
“和传统的金融不同，科技金融的借贷业务都是在线上完成，根据场景和数据来搭建风控模型。后来，我们发现，在金融上的这套实践，其实可以解决普惠的问题，逐步向金融科技转变。”沈建光说。
成立七年来，京东数科构建由数据驱动的风险定价模型，并在数据基础上大量应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图像识别与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形成强大的风险定价能力。此外，进一步挖掘数据优势，在反欺诈、防套现、防洗钱及用户洞察等关键细分领域塑造核心能力。2018年11月，京东金融正式升级为京东数科，金融科技成为重点业务板块之一。
对于像京东数科这样，从更名到业务布局的变化，黄震认为用“去金融化”来定义有失偏颇，而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黄震表示，金融和科技的双向融合，形成一个创新的领域，如果偏向于金融，就成为科技金融或者互联网金融，如果偏向技术，就被称之为金融科技，主要还是服务于金融，“所以这是一体两面，其实质还是金融和科技的融合”。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初涉金融便是从第三方支付开始。如今，整个第三方支付行业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包括以银行、微信支付、支付宝为代表的账户侧，以银联、网联为代表的清结算端，以及以银联商务、拉卡拉为代表的收单侧，共同为个人、商户提供收付款服务。
易观发布的2020年一季度《中国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市场季度监测报告》显示，支付宝和腾讯金融仍然名列前二，两者的市场份额达到了93.89%，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
仅仅用了一天时间，支付宝就完成了在美团App里“失而复得”的“奇幻漂流”。目前，在美团App的支付选项中，美团月付排在首位，微信支付和银联支付等紧随其后，而支付宝则被折叠在最末，不易被用户发现。
这一波操作看上去意图明显，通过试探支付宝与用户的反应，为美团在支付市场的发展做铺垫。而在这场博弈中，支付宝的地位稳如磐石，美团似乎并未占到便宜。
风波背后，是中國支付市场的激烈厮杀。
第三方支付之所以成为各互联网企业必争之地，一方面，涉及用户量大的行业，无论是电子商务还是生活服务，最终都要落实到买单、收款、付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支付;另一方面，没有支付做基础，整个平台的商业体系也将大大受损。如果依赖外部支付渠道支撑，任何一家平台都无法建立完整的金融生态。第三方支付已成为企业进入互联网金融的钥匙。 以滴滴金融为例，目前主要的获客方式是对滴滴出行平台内的用户精细化运营，提供定制化的普惠金融服务。从信用、保障、钱包三大角度，滴滴金融衍生出了以滴水贷为代表的互联网信贷服务，提供车险等财产保障服务，提供意外险、重疾险、百万医疗等健康保险服务，根据不同场景提供场景险等定制服务，为用户提供支付、理财等钱包增值服务。
金融科技技术还有助于银行扩大客群覆盖面或触达率，通过直销银行、数字银行、开放银行等多样化的创新模式，达成服务普惠金融客户和切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愿景。
但是，第三方支付这种“躺赢”模式却带来巨大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商业银行面对金融科技公司大量沉淀资金的诱惑，采用“过顶传球”的方式与其合作，打破了原有四方模式，丢掉支付服务入口，导致线上线下出现巨大费率差与套利空间，整个支付市场被扭曲。
201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文要求支付机构将一定比例的客户备付金交存至指定机构专用存款账户。同时，切断支付机构与银行的直连，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全部接入银联或网联系统。
随着备付金红利的消失，第三方支付机构面临转型，定位为金融基础设施是较为普遍的方式，从To C转为To B。但从整个金融业务来看，支付已成为支付机构的基础能力，用户可以通过支付获得理财、保险等金融服务，“场景 支付 金融”也成为部分支付机构金融化转型的方向。
“从行业内部发展来看，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脱离金融标签，打出科技旗号，金融科技成为舞台主角，随着消费互联网逐步向产业互联网过渡，To B成为金融科技机构新的厮杀战场。”高艳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行业期盼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深层应用、覆盖更广阔的长尾群体。
更开放的生态，还是更激烈的竞争
在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发布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中，提出要强化金融科技的合理应用，其中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分布式数据库和网络身份认证体系等，对于科技企业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而具备这些技术能力，能够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全面赋能的，在中国依然只有BATJ等几家头部互联网企业，在金融科技的下半场，技术提供能力的差异是否会带来新的垄斷？
对此，沈建光并不认同，“表面上，头部企业覆盖可能更全面，但在某些细分领域，一些小企业可能会做得更精更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联合更多的合作方，最终实现共赢。”沈建光举例说，比如有的企业擅长做IT服务，并且有一定的客户积累。有的企业擅长形态识别，即使戴着口罩也能识别出来。就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优势互补。
在沈建光看来，未来金融科技一定是要回归本质，金融归金融，科技归科技。金融科技的确可以助力各类金融机构改进产品设计流程、提升金融服务体验，但不会从本质上改变金融业务。
“大企业既有资金实力，也有技术优势，同时也积累了数据资源和用户资源，导流进入金融领域是极容易变现的。”黄震表示，目前监管层和业界的确有这样的顾虑和担心，中国的监管层也在做一些研究和准备工作。
垄断并非无法破解，只要找到创新点，也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甚至可能会让创新企业快速成长。此外，金融科技的领域非常广泛，如果能够抓住一些小的细分领域，做专做精也会形成核心竞争优势。但是，如果没有配套的生态支持，可能最后依然会被大企业收购。
在金融科技的下半场中，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就是开放银行。开放银行是指银行与场景问的相互开放，以api作为抓手，实现服务共享的一种模式。银行和其他各方能够在共享信息服务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合作，最终给客户带来更加高效贴合的服务体验。
和英美等国通过立法、建立标准等方式，由政府引导的开放方式不同，中国开放银行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早在2005年，中国工商银行就与支付宝达成网银支付业务合作，2007年，中国建设银行等银行与支付宝开始探索为淘宝卖家提供小额信贷。2011年和2013年，银行与支付宝分别达成快捷支付和移动支付的合作推广，更是改变了老百姓的生活消费方式。如今，中国的银行与金融科技平台通过互联网信贷联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实现金融的“普惠”。
除了和金融科技平台合作，中国平安和中工建交农五大银行都已建立自己的科技子公司。但对于一些中小银行和城商行来说，却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就指出，开放银行让金融业务越来越便利，却导致用户向少数能提供最优体验的银行靠拢，反而会消解很多银行产品的用户价值，淘汰更多的银行。“不开放，是等死;开放，却是找死。开放银行，正陷入囚徒困境”。
京东数科区域机构合作部就是负责全国所有的中小银行的合作，相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因为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很难以一个终局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情，大家都可能没有办法知道最终会怎么样。”
“互联网银行和传统银行的关系应该是互补合作的。”微众银行相关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解释说，传统金融机构具有网点众多、客户经理团队成熟等优势能力和丰富的行业经验。新型金融机构则在科技能力、产品设计和大数据能力等方面有独特之处，通过连接合作伙伴、进行创新来实现普惠金融，从而对传统金融起到补充的作用。二者合作和互补，利用各自优势，实现双赢。
一方面，银行机构可在金融科技的帮助下，持续优化算法模型、不断增强计算能力、获取海量多维数据信息，深入洞察客户的当前和潜在需求，有效管理风险并及时提供可靠的服务，从而提升效率、规模和用户体验，降低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金融科技的合理应用可以促进银行从过去以扩充物理网点、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为导向的“重资产”模式，转变为以技术、人才、知识产权为导向的“轻资产”模式，提高资产质量和流转效率，从而进一步提升资产回报率以及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
此外，金融科技技术还有助于银行扩大客群覆盖面或触达率，通过直销银行、数字银行、开放银行等多样化的创新模式，达成服务普惠金融客户和切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愿景。
下半场的决胜关键：创新、牌照和融资
在黄震看来，金融科技下半场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从技术维度，如果说上半场主要是互联网技术，那么下半场更多的是创新技术。像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涌现和加入到驱动金融创新的领域中。因此，如果能够掌握好新的金融科技，在垂直领域中发现一道生机，掌握一门技术，或许就能有立足之地。
从监管维度来看，上半场互联网金融几乎是野蛮生长，没有牌照的企业也能在金融领域中分一杯羹。而早早入场的互联网巨头，都拿到了各种金融牌照。对此，几家互联网企业都认为并不影响其科技属性，“要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好的科技服务，必须先了解客户，有金融业务的尝试和体验，这样才能得到金融机构的信任。”
黄震也对此表示理解，最初的时候，这些互联网企业的战略方向是要走向金融，但是以科技创新来驱动，本质和初心没有变。一旦拿到金融牌照以后，更加不会放弃和金融进行切割，无论从国家战略层面，还是金融监管、市场环境层面，都是鼓励金融科技，倡导以科技创新来驱动金融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用金融的利润赚取科技的利润，拿金融企业上市去套取科技企业的市值”。
但是到了下半场，如果没有牌照，没有得到有关的标准，或接口的允许，是进不了金融科技领域来提供服务的。“在严监管周期的下半场，牌照就是合规的决定书，几乎能决定企业的生死，至少几年内都会如此。”黄震说。
目前，中国已经明确提出，所有的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实施牌照管理，所以科技企业拿到牌照后，一定会非常珍惜，因为这是它可以进入金融领域的一个通行证。至于科技如何介入金融，黄震透露，目前监管部门也在进行一些规划，标准的制定和有关法律的研究。
从融资维度，能够持续的融资将决定下半场的思路，金融科技的创业者必须有资本意识。因此，在金融科技下半场，不是简单的有技术、有客户，或者有数据，就能够得到持续发展。这三个维度，三个方面的工作都是决定下半场能否胜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