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天，杨晓升先生发信息来，问我能不能读一读他新写的小说。我立即答应了。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呢？一个文学杂志的主编又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呢？我很有些好奇。
很快，我就在邮箱里看到了他的中篇小说《寻找叶丽雅》。篇幅不短，将近四万字。为了有效地阅读，我将它打印了出来。
他提倡“好读小说”，作法不自毙，自己写起小说来，也身体力行。
他的这篇小说很好读，一口气就读完了。结构严整，叙事利落，语言干净，显示出一种诚实的态度和朴实的风格，通篇没有任何令人厌倦的游笔和芜累。
就题材和故事来看，这篇小说没有任何传奇性，甚至可以说，它所讲述的内容，就是司空见惯的旧题材和老故事。小说中所发生的这种没名堂的事情，在现实中可谓屡见不鲜，比比皆是。
然而，杨晓升却硬是将没名堂的事情写出了名堂，且能紧紧地吸引着读者，使你读起来欲罢不能。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篇小说有一种强大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因为，它有写实文学才会有的可信度和真实感。
杨晓升的小说跟许多小说家的小说大不相同。他将报告文学的写作经验，引入小说叙事，体现出一种成熟的写实意识和叙事能力，从而营造出巨大的吸引力和强烈的感染力。
我将他的这种模式和风格的小说，命名为“报告小说”。
对这种模式和风格的小说来讲，现实感和事实感高于一切。事实先于虚构，经验先于想象，是它的绝对原则。它本能地排斥那种极度主观主义的写作，排斥那种虚假而不诚实的写作。
事实上，这种模式的小说写作，早已有之，并不新鲜。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系列小说，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1939——1941）》及姊妹篇《战争与回忆（1941——1945）》两部小说，格罗斯曼的《一切都在流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属于报告小说的文体。杨晓升的《身不由己》《介入》和《红包》等小说，都可归入这类小说的范畴。
事实上，报告小说并不是一种主观性的建构，而是一种被动性的选择，是小说的一种实迫处此的境遇。不是作者在写小说，而是现实通过作者来写小说。作者成了现实之手。现实成了第一作者，而小说家不过是第二作者。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有一个观点：对小说写作来讲，中国当下的现实生活已经进入了“反叙事”阶段。在曲折性、冲突性、极端性、超常性等很多方面，生活已经超出了作家的正常想象的边界。面对这样的叙事内容，既往的叙事逻辑和叙事经验，完全无力应对了。想象和虚构是多余的，强化冲突的技巧和策略，也是多余的。也就是说，现实已经将自己小说化和传奇化了。它已经进入了“自叙事”状态。这令小说家深感自卑和焦虑。他除了按照现实自己的事理逻辑来叙事别无选择。
小说家突破这一困局的叙事手段，就是将写作拉回写实一维，强化它的写实性和真实感。简单地说，就是强化小说写作对日常生活的“似真性”，建构一种别样形态的“报告小说”。唯有这种直接贴近生活的写实性，才能弥合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分裂，才有可能剥离层层虚假的表象，最大程度地呈现生活的真相。
《寻找叶丽雅》便是一篇标准的报告小说。
杨晓升用“报告性”强化小说的“似真性”，用“小说性”来强化叙事的表现力和吸引力。
悬念是小说叙事的重要修辞手段。无悬念的叙事，就像无波澜的河流，就像无起伏的山脉，是会令人沉闷和倦怠的。《寻找叶丽雅》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叶丽雅死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她是“怎么死的”？如此一來，叙事便有了巨大的驱动力。
“寻找叶丽雅”即寻找叶丽雅的死因，就是寻找真相。
没有比探知真相的冲动更吸引人的了。
叶丽雅的短暂人生，是一出令人唏嘘的悲剧。这个悲剧由两个层面构成：它既是家庭悲剧，也是社会悲剧。
叶丽雅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父亲不知所往，母亲独力将她拉扯大，供她读完大学。但是，母亲将自己对她的爱，变成了绝对性质的剥夺和占有——她出于向身边的人显摆的目的，准确地说，出于自卑和虚荣的心理，通过以死相威胁的方式，剥夺了女儿选择留在北京的自由，将她拉回了自己身边，拉回到社会风气和文明水准严重滞后的家乡。她的糊涂和颟顸，是毁灭女儿爱情和幸福的一个原因。
但是，小说的重点不在揭示家庭内部的冲突，而在叙写叶丽雅悲剧的社会内容。具体地说，在批判权力的任性、跋扈和凶暴，或者说，在揭示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缺乏制约的权力必然沦为可怕的邪恶，必然给无助的弱者带来巨大的伤害和无尽的痛苦。
权力的贪婪和任性，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节制地攫取金钱，一是无节制地发泄肉欲。在一个结构封闭却又等级秩序严格的单位里，女性通常就成为主管领导的骚扰对象和侵害对象。
叶丽雅从北京的名校毕业后，分到了家乡县级市的公安局工作。这是一个性质特殊的部门。它有半军事化的性质，上下级之间等级秩序森然，是一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这种关系容易助长主管领导的专断性格和霸道作风。叶丽雅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第二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然而，她的努力给她招来了嫉妒，而她的美丽则给她惹来了灾难。她成了公安局张局长的骚扰对象。她想调动工作，但是最终都被张局长给搅黄了。她在对女同学李春梅诉苦的时候，“一脸的委屈，既沮丧又绝望，眼睛里汩着泪珠，滴溜溜地打转，那样子像极了被拴着绳子等待宰割的羔羊，看着都让人心疼。”最后的结果，是她坠楼身亡。她被公安局迅速强行火化，且定性为“抑郁症跳楼自杀”。叶丽雅母亲拒绝接受二十万元抚恤金。她要为女儿讨回公道，但却处处碰壁，哭诉无门，最后竟然不知所终，从人间蒸发了。
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叶丽雅悲剧的严重性质。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意外性灾难，而是一种必然会大量发生的不幸。缺乏制约的权力是傲慢的，也是肆无忌惮的。面对前来了解叶丽雅死因的“我”和妻子，张局长“勃然大怒，他鼓着眼睛咆哮：‘嚯，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竟然敢冲老子这么说话？反了你们！滚，再不滚信不信老子拘了你们！’他手一挥驱赶着我俩。他话音刚落，几位穿警服的人闻讯出现在我俩跟前。见此情形，晓雪血往上涌，怒不可遏，她还想反击，我却强压住心中怒火，赶紧按住她的肩膀，推着她往外走……”事实上，张局长的恶，不是一个人的恶，而是官官相护的体制性之恶。所以，“我”和妻子范晓雪在调查叶丽雅死亡真相时所面对的，就不是一个张局长，而是近乎无物之阵的权力体系。面对这样的体系，任何无权阶级的个人，都是弱小和无助的，仿若以卵击石，仿若羸羊搏猛虎。他们会受到权力的威胁和报复。权力的报复是无选择的，裹胁式的，一切都是以最大可能地制造震慑和恐怖为目的。“我”在家乡的亲人几乎全都受到了威胁和恐吓。因此，“我”和妻子范晓雪虽然来自北京，属于顶级大报的记者，也只得乖乖偃旗息鼓，举手投降。 文学是正义的事业。凡在正义之火熄灭的地方，断无产生伟大文学的可能。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问题，就是勇气和正义感的普遍丧失。装睡的作家太多了。捣浆糊的作家太多了。市侩一样的作家太多了。装神弄鬼的作家太多了。他们怯懦而狡狯。他们能赢得鲜花和奖赏，能赢得庸俗意义上的成功，却很难写出真正伟大的作品，也很难赢得人们由衷的尊敬和赞美。
然而，问题意识和正义感是杨晓升的报告文学写作的重要特点，也是他的小说写作的基本态度。他的报告文学写作的焦点，紧紧对着中国社会的问题，紧紧盯着人们流泪的眼睛和流血的伤口。《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和挑战》《中国教育，还等什么》《只有一个孩子》《六月风暴》《失独：中国家庭之痛》，所涉及的全都是国家视野的大问题，也都是与人民的生存和福祉密切相关的大事情，而他在写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尖锐的问题意识，亢直的写作勇气，也远非那些装睡和装深沉的作家所能比并。
《寻找叶丽雅》就是一篇伸张正义的小说。小说中的大报记者范晓雪就是正义感的化身。在丈夫的眼里，她是一个有情怀的人：“逛街见到乞讨者或上访者，她都要慷慨解囊，甚至停下来询问、安慰几句，为此她还作了来京上访者系列报道，认为上访者络绎不绝，根子在地方，是当地干部不作为或乱作为，解决不好矛盾让上访者源源不断来到北京，为此她在系列报道还下了结语，说中国当下的严重问题在于教育干部而非百姓，她语出惊人的这个系列报道受到了报社领导的表扬，还获得了当年的中国新闻一等奖。”然而，在强大而任性的权力腐败面前，她的“情怀”虽然显得如此无奈和无力，但有此情怀，暗夜就有了一星亮光，冬天也就不至于太过寒冷。
第一人称的叙事强化了小说的抒情性和见证的意味。爱和爱莫能助的痛苦是这篇小说的情感底色，而反讽则是它的基调。杨晓升通过强烈的对照来强化小说的反讽修辞。“我”与叶丽雅往日的美好爱情与叶丽雅在单位遭遇的性骚扰构成了对比性的反讽；“我”和范晓雪寻找叶丽雅死亡真相的热情与官员们的冷漠和凶暴构成了对比性的反讽；范晓雪的单纯与官场的世故构成了对比性的反讽。小说还通过对梦境的描写来进行反讽。到了最后，寻找叶丽雅死亡真相的努力，都归于无望。“我”体验到了自己的无力和渺小，于是便做了这样一个梦：“我梦见自己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却忽然变成了侏儒，原本合身得體的衣裤和鞋子，突然间变得无比宽松，以至于走起路来晃晃荡荡，身子也莫名其妙矮了下来，还不停萎缩。原本我与身高相当的人一前一后走着，眼睛平视着前面的人的后脑勺，可不一会我的鼻子却矮到只能闻着他屁股；而原先与我左右并肩走着的人，我的脑袋此时却已经沦落到只与他们齐胯高。我的身材忽然间如此奇怪变形，惹得大街上前后左右数不清的陌生人围观，无数双惊诧的目光争先恐后地注视着我，让我毛骨悚然。”接下来，他又做了一个被人抛入汪洋大海的噩梦。在这样的梦境里，杨晓升象征性地表现出了人物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精神上的痛苦，以及遭受到的人格扭曲，营造出了很强的反讽效果。
总之，杨晓升的报告小说叙事是值得关注的探索。他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热情和正义感，都是当下的文学中特别需要的精神力量。我们需要这种朴实而勇敢的写作，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家，能以“报告小说”的形式，积极地介入到叙写现实生活的小说叙事中来。
2017年9月24日，北新桥
责任编辑 李琪珉
很快，我就在邮箱里看到了他的中篇小说《寻找叶丽雅》。篇幅不短，将近四万字。为了有效地阅读，我将它打印了出来。
他提倡“好读小说”，作法不自毙，自己写起小说来，也身体力行。
他的这篇小说很好读，一口气就读完了。结构严整，叙事利落，语言干净，显示出一种诚实的态度和朴实的风格，通篇没有任何令人厌倦的游笔和芜累。
就题材和故事来看，这篇小说没有任何传奇性，甚至可以说，它所讲述的内容，就是司空见惯的旧题材和老故事。小说中所发生的这种没名堂的事情，在现实中可谓屡见不鲜，比比皆是。
然而，杨晓升却硬是将没名堂的事情写出了名堂，且能紧紧地吸引着读者，使你读起来欲罢不能。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篇小说有一种强大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因为，它有写实文学才会有的可信度和真实感。
杨晓升的小说跟许多小说家的小说大不相同。他将报告文学的写作经验，引入小说叙事，体现出一种成熟的写实意识和叙事能力，从而营造出巨大的吸引力和强烈的感染力。
我将他的这种模式和风格的小说，命名为“报告小说”。
对这种模式和风格的小说来讲，现实感和事实感高于一切。事实先于虚构，经验先于想象，是它的绝对原则。它本能地排斥那种极度主观主义的写作，排斥那种虚假而不诚实的写作。
事实上，这种模式的小说写作，早已有之，并不新鲜。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系列小说，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1939——1941）》及姊妹篇《战争与回忆（1941——1945）》两部小说，格罗斯曼的《一切都在流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属于报告小说的文体。杨晓升的《身不由己》《介入》和《红包》等小说，都可归入这类小说的范畴。
事实上，报告小说并不是一种主观性的建构，而是一种被动性的选择，是小说的一种实迫处此的境遇。不是作者在写小说，而是现实通过作者来写小说。作者成了现实之手。现实成了第一作者，而小说家不过是第二作者。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有一个观点：对小说写作来讲，中国当下的现实生活已经进入了“反叙事”阶段。在曲折性、冲突性、极端性、超常性等很多方面，生活已经超出了作家的正常想象的边界。面对这样的叙事内容，既往的叙事逻辑和叙事经验，完全无力应对了。想象和虚构是多余的，强化冲突的技巧和策略，也是多余的。也就是说，现实已经将自己小说化和传奇化了。它已经进入了“自叙事”状态。这令小说家深感自卑和焦虑。他除了按照现实自己的事理逻辑来叙事别无选择。
小说家突破这一困局的叙事手段，就是将写作拉回写实一维，强化它的写实性和真实感。简单地说，就是强化小说写作对日常生活的“似真性”，建构一种别样形态的“报告小说”。唯有这种直接贴近生活的写实性，才能弥合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分裂，才有可能剥离层层虚假的表象，最大程度地呈现生活的真相。
《寻找叶丽雅》便是一篇标准的报告小说。
杨晓升用“报告性”强化小说的“似真性”，用“小说性”来强化叙事的表现力和吸引力。
悬念是小说叙事的重要修辞手段。无悬念的叙事，就像无波澜的河流，就像无起伏的山脉，是会令人沉闷和倦怠的。《寻找叶丽雅》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叶丽雅死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她是“怎么死的”？如此一來，叙事便有了巨大的驱动力。
“寻找叶丽雅”即寻找叶丽雅的死因，就是寻找真相。
没有比探知真相的冲动更吸引人的了。
叶丽雅的短暂人生，是一出令人唏嘘的悲剧。这个悲剧由两个层面构成：它既是家庭悲剧，也是社会悲剧。
叶丽雅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父亲不知所往，母亲独力将她拉扯大，供她读完大学。但是，母亲将自己对她的爱，变成了绝对性质的剥夺和占有——她出于向身边的人显摆的目的，准确地说，出于自卑和虚荣的心理，通过以死相威胁的方式，剥夺了女儿选择留在北京的自由，将她拉回了自己身边，拉回到社会风气和文明水准严重滞后的家乡。她的糊涂和颟顸，是毁灭女儿爱情和幸福的一个原因。
但是，小说的重点不在揭示家庭内部的冲突，而在叙写叶丽雅悲剧的社会内容。具体地说，在批判权力的任性、跋扈和凶暴，或者说，在揭示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缺乏制约的权力必然沦为可怕的邪恶，必然给无助的弱者带来巨大的伤害和无尽的痛苦。
权力的贪婪和任性，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节制地攫取金钱，一是无节制地发泄肉欲。在一个结构封闭却又等级秩序严格的单位里，女性通常就成为主管领导的骚扰对象和侵害对象。
叶丽雅从北京的名校毕业后，分到了家乡县级市的公安局工作。这是一个性质特殊的部门。它有半军事化的性质，上下级之间等级秩序森然，是一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这种关系容易助长主管领导的专断性格和霸道作风。叶丽雅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第二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然而，她的努力给她招来了嫉妒，而她的美丽则给她惹来了灾难。她成了公安局张局长的骚扰对象。她想调动工作，但是最终都被张局长给搅黄了。她在对女同学李春梅诉苦的时候，“一脸的委屈，既沮丧又绝望，眼睛里汩着泪珠，滴溜溜地打转，那样子像极了被拴着绳子等待宰割的羔羊，看着都让人心疼。”最后的结果，是她坠楼身亡。她被公安局迅速强行火化，且定性为“抑郁症跳楼自杀”。叶丽雅母亲拒绝接受二十万元抚恤金。她要为女儿讨回公道，但却处处碰壁，哭诉无门，最后竟然不知所终，从人间蒸发了。
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叶丽雅悲剧的严重性质。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意外性灾难，而是一种必然会大量发生的不幸。缺乏制约的权力是傲慢的，也是肆无忌惮的。面对前来了解叶丽雅死因的“我”和妻子，张局长“勃然大怒，他鼓着眼睛咆哮：‘嚯，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竟然敢冲老子这么说话？反了你们！滚，再不滚信不信老子拘了你们！’他手一挥驱赶着我俩。他话音刚落，几位穿警服的人闻讯出现在我俩跟前。见此情形，晓雪血往上涌，怒不可遏，她还想反击，我却强压住心中怒火，赶紧按住她的肩膀，推着她往外走……”事实上，张局长的恶，不是一个人的恶，而是官官相护的体制性之恶。所以，“我”和妻子范晓雪在调查叶丽雅死亡真相时所面对的，就不是一个张局长，而是近乎无物之阵的权力体系。面对这样的体系，任何无权阶级的个人，都是弱小和无助的，仿若以卵击石，仿若羸羊搏猛虎。他们会受到权力的威胁和报复。权力的报复是无选择的，裹胁式的，一切都是以最大可能地制造震慑和恐怖为目的。“我”在家乡的亲人几乎全都受到了威胁和恐吓。因此，“我”和妻子范晓雪虽然来自北京，属于顶级大报的记者，也只得乖乖偃旗息鼓，举手投降。 文学是正义的事业。凡在正义之火熄灭的地方，断无产生伟大文学的可能。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问题，就是勇气和正义感的普遍丧失。装睡的作家太多了。捣浆糊的作家太多了。市侩一样的作家太多了。装神弄鬼的作家太多了。他们怯懦而狡狯。他们能赢得鲜花和奖赏，能赢得庸俗意义上的成功，却很难写出真正伟大的作品，也很难赢得人们由衷的尊敬和赞美。
然而，问题意识和正义感是杨晓升的报告文学写作的重要特点，也是他的小说写作的基本态度。他的报告文学写作的焦点，紧紧对着中国社会的问题，紧紧盯着人们流泪的眼睛和流血的伤口。《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和挑战》《中国教育，还等什么》《只有一个孩子》《六月风暴》《失独：中国家庭之痛》，所涉及的全都是国家视野的大问题，也都是与人民的生存和福祉密切相关的大事情，而他在写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尖锐的问题意识，亢直的写作勇气，也远非那些装睡和装深沉的作家所能比并。
《寻找叶丽雅》就是一篇伸张正义的小说。小说中的大报记者范晓雪就是正义感的化身。在丈夫的眼里，她是一个有情怀的人：“逛街见到乞讨者或上访者，她都要慷慨解囊，甚至停下来询问、安慰几句，为此她还作了来京上访者系列报道，认为上访者络绎不绝，根子在地方，是当地干部不作为或乱作为，解决不好矛盾让上访者源源不断来到北京，为此她在系列报道还下了结语，说中国当下的严重问题在于教育干部而非百姓，她语出惊人的这个系列报道受到了报社领导的表扬，还获得了当年的中国新闻一等奖。”然而，在强大而任性的权力腐败面前，她的“情怀”虽然显得如此无奈和无力，但有此情怀，暗夜就有了一星亮光，冬天也就不至于太过寒冷。
第一人称的叙事强化了小说的抒情性和见证的意味。爱和爱莫能助的痛苦是这篇小说的情感底色，而反讽则是它的基调。杨晓升通过强烈的对照来强化小说的反讽修辞。“我”与叶丽雅往日的美好爱情与叶丽雅在单位遭遇的性骚扰构成了对比性的反讽；“我”和范晓雪寻找叶丽雅死亡真相的热情与官员们的冷漠和凶暴构成了对比性的反讽；范晓雪的单纯与官场的世故构成了对比性的反讽。小说还通过对梦境的描写来进行反讽。到了最后，寻找叶丽雅死亡真相的努力，都归于无望。“我”体验到了自己的无力和渺小，于是便做了这样一个梦：“我梦见自己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却忽然变成了侏儒，原本合身得體的衣裤和鞋子，突然间变得无比宽松，以至于走起路来晃晃荡荡，身子也莫名其妙矮了下来，还不停萎缩。原本我与身高相当的人一前一后走着，眼睛平视着前面的人的后脑勺，可不一会我的鼻子却矮到只能闻着他屁股；而原先与我左右并肩走着的人，我的脑袋此时却已经沦落到只与他们齐胯高。我的身材忽然间如此奇怪变形，惹得大街上前后左右数不清的陌生人围观，无数双惊诧的目光争先恐后地注视着我，让我毛骨悚然。”接下来，他又做了一个被人抛入汪洋大海的噩梦。在这样的梦境里，杨晓升象征性地表现出了人物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精神上的痛苦，以及遭受到的人格扭曲，营造出了很强的反讽效果。
总之，杨晓升的报告小说叙事是值得关注的探索。他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热情和正义感，都是当下的文学中特别需要的精神力量。我们需要这种朴实而勇敢的写作，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家，能以“报告小说”的形式，积极地介入到叙写现实生活的小说叙事中来。
2017年9月24日，北新桥
责任编辑 李琪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