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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是一部探讨二战罪行的作品，作品中有很多留白，需要讀者进行参与并加入讨论。本文从叙述学的角度分析叙述者米夏为什么在叙述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可以从文本中找出答案，有的处于一种有待讨论的状态，笔者并把问题的提出作为出发点，分析作品的叙述特色。
关键词：《朗读者》；叙述学；二战罪行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3--01
时间的消逝，空间的变换使记忆变得愈加模糊。叙述作为一种补偿手段，可以用来对抗时间，将记忆永久的保存。同时，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可以学会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以往不敢面对的和竭力逃避的事情，“讲述者可以达到思想上的宣泄和净化，叙述者在感情受到重创、失去生活意义的情况下，通过‘讲述’可以重新面对生活。”[1]《朗读者》中的叙述者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道出了叙述原因，“我想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仅是为了借此将她摆脱……我们的故事正在从我这儿悄悄溜走。于是，我想通过抒怀命笔来索取记忆……”[2]“我们的生活层层叠叠……以至于我们老是在新鲜的遭际中碰触到过去的旧痕，而过去既完美无缺也不功成身退，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眼前的现实中。”[3]
《朗读者》是本哈德·施林克最轰动的作品，它被译成35种语言，并被改编为电影。小说中讲述了叙述者“我”——15岁的米夏在一次突发疾病中受到了36岁女人汉娜的帮助，从此“我”和汉娜开始交往，而后汉娜突然不辞而别，在几年后的纳粹审判法庭上“我”与她再次重逢。汉娜为掩藏自己的秘密，维护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与自由，被迫承认了法庭及其他人对她的指控，而被判终身监禁。十八年后，汉娜的赦免申请被批准，在米夏去接她处于的清晨她自杀了。叙述文本分为三个章节，第一个章节是叙述者米夏对往昔与汉娜之间恋爱的回忆。在叙述中，叙述者饱含申请的讲述了一个情窦初开的15岁少年以及他的爱人汉娜之间发生的点点滴滴。第二章是叙述者叙述在法庭上重遇米娜，米娜在此时已是一个被法庭审判的纳粹成员，在这一章中，叙述者抛开了第一章中感性的充满个人色彩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法律学生的理性客观的语言。第三章，也是叙述文本的结尾，叙述者讲述了他自己为了完成汉娜的心愿所做的事情以及叙述的原因。
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读者不难发现，叙述者在叙述时，不断抛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有答案有的没有答案，而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在叙述中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叙述者米夏在一次旅行途中给汉娜留下了字条，而因为汉娜不识字，导致了她与米夏的争吵，焦急的米夏一头雾水，在心里不断地发问“难道，刮来了一阵风，把字条吹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难道刚才的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她发的脾气……这一切都只是一场阴差阳错吗？”[4] “如果我真的搜索下去呢？继续搜索我遗失的字条呢？继续搜索她狂怒的原因呢？继续搜索我无助的根源呢？”[5]这样的发问在小说中有很多次，而事情的真相是叙述者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晰的，叙述者通过类似的问题不断给读者以线索，让读者参与进叙述的过程中，共同探讨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在多次的提示与类似问题重复后，读者与叙述者一起发现了属于汉娜的秘密，而对于叙述者在前文提出的种种问题，后面也都给出了答案。“我对于羞耻之情也不陌生，深知这些正是许多不断行为的根子，例如，躲躲闪闪、防卫过渡、遮遮掩掩，假面伪装和出言伤人等等。”[6]叙述者在叙述中不断地铺垫，对汉娜的种种行为提出质疑，而在他知道了事情真相后就都恍然大悟了，所有的一切行为都是因为羞耻而做出的过激表现。
对于另外一种类型的问题，叙述者明显是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字里行间里是对一个问题正面或者负面的辩驳，使读者处于一种摇摆的境地，不得不深入的思考问题，而答案却始终模棱两可。作为一个司法学生，米夏对于纳粹的行为所持的态度为“一定要揭露罪人和控诉罪行”[7]。而在受审者为汉娜是，理智的司法学生米夏想的却是“是不是因为她们最终要被送到奥斯维辛去？是不是她想让这段最后的时光好受些？……这就是为什么她汉娜要挑选那些纤弱细嫩的姑娘的原因。没有别的原因，也根本不可能有。”[8]对于叙述者米夏了解的汉娜，她不可能是参与了纳粹丑恶行径的人，而事实上汉娜却是参与其中。叙述者字里行间里的矛盾心理体现无余。叙述者也给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只是执行命令的纳粹人员是否有罪？人是独立的个体，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因此处于对道德的考虑，不应该受制于纳粹的命令，做出杀人等十恶不赦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社会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个人的意识形态，对于生活于特定背景下的人很难跳出他所处于的意识形态，只能被动的遵从和服从，汉娜就是这样的一类人，只懂得服从，做的事情也只是尽了自己的责任，正如她所说“我们队她们有责任。”[9]
叙述者在叙述的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有的问题可以叙述中找到答案，这是叙述者在引导读者参与进文本中，共同构建文本；有的问题没有答案，叙述者想通过这样的问题引导读者进行独立的思考，对纳粹的行为进行进一步的反思。
注释：
[1]Nagel， James. “Brett und the other women in the sun also rises”. Ed. Donaldson， Scott.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mingway.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90页。
[2]朗读者，第222页。
[3]同上。
[4]朗读者，第59页。
[5]朗读者，第60页。
[6]朗读者，第135页。
[7]朗读者，第95页。
[8]朗读者，第120页。
[9]朗读者，第130页。
参考文献：
[1]Nagel， James：“Brett und the other women in the sun also rises”. Ed. Donaldson， Scott.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mingway.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
[2]方小莉：叙述理论与实践——从经典叙述学到符号叙述学。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
[3]本哈德·施林克（钱定平译）：朗读者。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关键词：《朗读者》；叙述学；二战罪行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3--01
时间的消逝，空间的变换使记忆变得愈加模糊。叙述作为一种补偿手段，可以用来对抗时间，将记忆永久的保存。同时，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可以学会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以往不敢面对的和竭力逃避的事情，“讲述者可以达到思想上的宣泄和净化，叙述者在感情受到重创、失去生活意义的情况下，通过‘讲述’可以重新面对生活。”[1]《朗读者》中的叙述者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道出了叙述原因，“我想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仅是为了借此将她摆脱……我们的故事正在从我这儿悄悄溜走。于是，我想通过抒怀命笔来索取记忆……”[2]“我们的生活层层叠叠……以至于我们老是在新鲜的遭际中碰触到过去的旧痕，而过去既完美无缺也不功成身退，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眼前的现实中。”[3]
《朗读者》是本哈德·施林克最轰动的作品，它被译成35种语言，并被改编为电影。小说中讲述了叙述者“我”——15岁的米夏在一次突发疾病中受到了36岁女人汉娜的帮助，从此“我”和汉娜开始交往，而后汉娜突然不辞而别，在几年后的纳粹审判法庭上“我”与她再次重逢。汉娜为掩藏自己的秘密，维护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与自由，被迫承认了法庭及其他人对她的指控，而被判终身监禁。十八年后，汉娜的赦免申请被批准，在米夏去接她处于的清晨她自杀了。叙述文本分为三个章节，第一个章节是叙述者米夏对往昔与汉娜之间恋爱的回忆。在叙述中，叙述者饱含申请的讲述了一个情窦初开的15岁少年以及他的爱人汉娜之间发生的点点滴滴。第二章是叙述者叙述在法庭上重遇米娜，米娜在此时已是一个被法庭审判的纳粹成员，在这一章中，叙述者抛开了第一章中感性的充满个人色彩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法律学生的理性客观的语言。第三章，也是叙述文本的结尾，叙述者讲述了他自己为了完成汉娜的心愿所做的事情以及叙述的原因。
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读者不难发现，叙述者在叙述时，不断抛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有答案有的没有答案，而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在叙述中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叙述者米夏在一次旅行途中给汉娜留下了字条，而因为汉娜不识字，导致了她与米夏的争吵，焦急的米夏一头雾水，在心里不断地发问“难道，刮来了一阵风，把字条吹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难道刚才的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她发的脾气……这一切都只是一场阴差阳错吗？”[4] “如果我真的搜索下去呢？继续搜索我遗失的字条呢？继续搜索她狂怒的原因呢？继续搜索我无助的根源呢？”[5]这样的发问在小说中有很多次，而事情的真相是叙述者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晰的，叙述者通过类似的问题不断给读者以线索，让读者参与进叙述的过程中，共同探讨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在多次的提示与类似问题重复后，读者与叙述者一起发现了属于汉娜的秘密，而对于叙述者在前文提出的种种问题，后面也都给出了答案。“我对于羞耻之情也不陌生，深知这些正是许多不断行为的根子，例如，躲躲闪闪、防卫过渡、遮遮掩掩，假面伪装和出言伤人等等。”[6]叙述者在叙述中不断地铺垫，对汉娜的种种行为提出质疑，而在他知道了事情真相后就都恍然大悟了，所有的一切行为都是因为羞耻而做出的过激表现。
对于另外一种类型的问题，叙述者明显是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字里行间里是对一个问题正面或者负面的辩驳，使读者处于一种摇摆的境地，不得不深入的思考问题，而答案却始终模棱两可。作为一个司法学生，米夏对于纳粹的行为所持的态度为“一定要揭露罪人和控诉罪行”[7]。而在受审者为汉娜是，理智的司法学生米夏想的却是“是不是因为她们最终要被送到奥斯维辛去？是不是她想让这段最后的时光好受些？……这就是为什么她汉娜要挑选那些纤弱细嫩的姑娘的原因。没有别的原因，也根本不可能有。”[8]对于叙述者米夏了解的汉娜，她不可能是参与了纳粹丑恶行径的人，而事实上汉娜却是参与其中。叙述者字里行间里的矛盾心理体现无余。叙述者也给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只是执行命令的纳粹人员是否有罪？人是独立的个体，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因此处于对道德的考虑，不应该受制于纳粹的命令，做出杀人等十恶不赦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社会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个人的意识形态，对于生活于特定背景下的人很难跳出他所处于的意识形态，只能被动的遵从和服从，汉娜就是这样的一类人，只懂得服从，做的事情也只是尽了自己的责任，正如她所说“我们队她们有责任。”[9]
叙述者在叙述的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有的问题可以叙述中找到答案，这是叙述者在引导读者参与进文本中，共同构建文本；有的问题没有答案，叙述者想通过这样的问题引导读者进行独立的思考，对纳粹的行为进行进一步的反思。
注释：
[1]Nagel， James. “Brett und the other women in the sun also rises”. Ed. Donaldson， Scott.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mingway.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90页。
[2]朗读者，第222页。
[3]同上。
[4]朗读者，第59页。
[5]朗读者，第60页。
[6]朗读者，第135页。
[7]朗读者，第95页。
[8]朗读者，第120页。
[9]朗读者，第130页。
参考文献：
[1]Nagel， James：“Brett und the other women in the sun also rises”. Ed. Donaldson， Scott.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mingway.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
[2]方小莉：叙述理论与实践——从经典叙述学到符号叙述学。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
[3]本哈德·施林克（钱定平译）：朗读者。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