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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一部《中华史纲》进入大众的视野。这是一部写给普通读者看的“小书”，全书只有30万字。在30万字的篇幅内，把中华五千年历史都写进去，实在不是容易的事，不是对中国历史有全面、宏观掌握的大手笔，难以成其功。作者是蔡美彪。蔡美彪何许人也？
1995年，《中国通史》出版，全书共十册，其中前四册为范文澜生前完成，范文澜逝世后，由蔡美彪毅然担负起这项未竟的事业，于1995年完成后六册。范文澜是当代公认的史学大家、史学权威。但是，相比起范文澜的鼎鼎大名，蔡美彪的名字似乎不那么为人所知，至少不为史学界以外的普通大众所熟知。
近日，自称为“80后”的85岁学者蔡美彪携《学林旧事》走入普通大众的视野。这一部是蔡美彪对受教过的史学大家的回忆录。他学养深厚，一辈子大部分精力用在集体项目上，个人只是一些零散的文章，很少个人专著。这本书，或许会是了解蔡美彪和那些史学大家很好的一个入口。
《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4月版）是友人蔡美彪所著的回忆录，兼有书评、书序和讲话、答记者的学术采访等。我读过之后，觉得书中丰富的学术内涵，对了解学术史，对如何读书，如何治史，都有很大教益。我的读后感，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大家风范，学术珍馐”。
所谓“大家风范”，有两层意思：一是蔡美彪回忆他所接触过的许多史学大家，人品、学问确实都是大家风范；二是蔡先生在叙述中也表现出了大家风度。为什么称此书为“学术珍馐”呢？因为书中不仅介绍了许多学术大家的言行经历，内容本身就是学术史料，而且书中阐述了许多学术见解和观点，并有关于读书、研究学问的经验和心得。凡有志于读书、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的人，都能从中受到启迪。
亲炙学术大师风范
蔡美彪在《学林旧事》一书中，回忆了他与学术界许多前辈大师们的学术交往，包括南开学校的创始者严修（范孙）、甲骨学学者王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陈寅恪、陈垣、吕叔湘、向达、白寿彝、八思巴文学者包培和黎澍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书中介绍了学术大师们勤奋治学、潜心著述、笔耕不辍、淡泊名利、生活清苦的许多生动事例，叙述了他与前辈大师们的交往中亲历亲闻的情节，并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蔡美彪与史学大师吕振羽、白寿彝亦有过接触。他评价吕振羽道：吕氏以民族平等的观念开拓中国各民族历史的研究，吕氏的《中国民族史》是对中国各民族历史综合考察的最早著作。他盛赞白寿彝先生年过古稀，尚开创大型中国通史工程；年过九旬，还主持这一巨著，从筹划编书到陆续出版，版版操持，不辞辛劳。白老亲笔写信，请蔡美彪为该书第十四册（元史）内封题写书名。
蔡美彪还在书中介绍了他的历史启蒙老师王襄与郭沫若之间发生的一段故事。王襄曾出版有考释甲骨文的著作。郭沫若认为王书考释可疑，斥其为“作伪的传播者”。但王氏从容大度，不予声辩。其后有学者董作宾为王辩诬。郭沫若觉察自己失误后，在《卜辞通纂》中作了自我批评。后来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时，还邀请王襄参与其事。王辞世后，郭为其题写了墓碑。蔡书中说：“王老实心治学，人不知而不愠。郭老知错就改，不讳己过。两位前辈的学术风范，都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蔡美彪忆及，他在南开大学求学时曾写信向史学宗师陈垣求教元史，陈垣先生竟将其所著《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书和未刊一文的抄稿赠他阅读。20世纪50年代，他编纂元代碑拓时，陈垣先生又把所藏赵州柏林寺碑等拓本借给他，供其增补。向达先生非常乐于接待学生课外请益。50年代蔡美彪曾向向达先生求教元代白话碑拓，向达先生亲自检索蒙古国书12种的碑拓，并用工笔小楷抄写碑目作复。蔡美彪难忘学术大师们奖掖后学的精神。
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博学多才，并诲人不倦。他对《中国通史》书稿中的内容文字差错也曾直接指出纠正。《学林旧事》书中举有一例：范文澜编写的《中国通史》第二册中引述《晋书》中一段文字表达有讹误，吕先生将错处页码和核查的《晋书》篇名、版本、页码都详细写出，供编书者查核修改。
详述范文澜学术品行
蔡美彪长期在史学大家范文澜身边协助研究工作，后并继续完成其未竟的《中国通史》编纂任务。他对范文澜的生平历史和学术成就非常熟悉，故《学林旧事》一书中对范氏的学术造诣介绍最详：范文澜对经学、诸子、文学史和中国通史等研究均有贡献。范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撰写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可称开山之作。
范文澜具有理论勇气，同时具有严谨的学风。他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他同意吴玉章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并作过论证，成为“西周封建说”的积极倡导者。尽管后来毛泽东倾向于赞同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但范文澜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变。斯大林提出资本主义出现后，部族才变成民族的观点。范文澜根据中国历史实际分析，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而在秦汉时期汉族已具有斯大林所说的民族特征，中国已成为统一的国家，汉民族即已形成。有些学者指责范老背离斯大林学说，而他坚持不悔。范老还突破了以往将中国概念仅限于中原汉族地区的框架，主张秦以后“汉族和当时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国，就是中国”，“各族的祖先也就成了各族的共同祖先——伯祖和叔祖”。
范老倡导治学态度要甘于寂寞，不慕虚名，要有坐冷板凳和享冷猪头祭供（即准备死后成名）的“二冷”精神。
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做到“平实”，符合实际，持论平允。他反对虚浮之风，“反对放空炮”。1958年，陈伯达大讲“厚今薄古”时，范老提出，要加强研究今史，同时也要研究古史，“不可为‘偏风’所迷误”。
范老勤奋，淡泊名利。他在延安时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50年代他请求不担任中国科学院领导职务，后来又请求解除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职务，只领导一个研究组，专事写作。他夏日工作到日落，比普通工作人员工作时间还长。他生活俭朴，甚至没有什么藏书。人家送他的书，他转送所图书室，需要时再借阅。他出版过百余万字著作，从没有领过稿费。
发表珍贵学术见解
《学林旧事》不仅止于回忆“学术旧事”，作者在叙述中还提出了一些精到的学术见解。 蔡美彪对王国维与章太炎的政治态度和学术观点作了比较：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夕主编《民报》，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但在学术上倡导古文经学和“国学”，即封建时代的旧学，辛亥革命后脱离革命，成为传播旧学术的“国学泰斗”。而王国维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先进的治学方法，在学术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成就远远超过了章太炎。但在政治思想上，王国维恪守封建伦常，殉清自尽，不免令人惋惜。其根源在于，他的生活圈子狭小，政治上的友朋多是守旧遗老，缺乏接触新思想的机会。
蔡美彪在评介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优点时，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只有把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活动地区，都列入中国历史地图的范围，才能完整体现中国历史疆域的变迁过程；图集选择政权比较稳定、文献记载较为详明的年代作为标准年代，绘制地图，同时增绘经历过重大变化的年代的地图作参照，这样可以反映疆域政区的变化。他同时指出图集中的缺点：历史上统一时期的地图编绘较详，而诸国并列的分裂时期编绘过于简略。这些都是深入堂奥之论。
蔡美彪借评论史学宗师陈垣编《道家金石略》一书，阐述金石学的旨趣，援引了陈垣先生“抄书易，抄碑难。抄碑易，校碑难”的名言，结合他本人编《元代白话碑集录》，对碑拓收集编录的经验，道出了金石研究编目、校雠的辛苦。
蔡美彪先生对元史、蒙古史研究有素。他在书中阐述了蒙古史既属于中国史研究的范围，又是世界史研究的范围。他期盼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蒙古史学。
蔡美彪还借回忆介绍语言学大师吕叔湘的风范，介绍了吕先生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乱用已不通用的繁体字，故作姿态造病句等语言文字混乱现象的批评。他补充了一例：电视体育新闻中播报某场冰球赛、某场足球赛“降下帷幕”。他讽刺道：“空阔的球场，帷幕从天而降，不知是怎样一种景象！”
《学林旧事》一书中还对地方志编纂如何提高质量、统一规格、积累资料和合并机构等有中肯的论述，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的进展和前景有深入的阐述。
传承前辈优良学统
在前辈学术大师们面前，蔡美彪是后辈学人。但在今天，在历史学领域，蔡美彪也称得上是一位学术大家了。他的《学林旧事》一书，可视为引领后辈学人承续先辈优良学术传统的读物。
蔡美彪在《学林旧事》一书中，回忆前辈学术大师们的学术品格风范时，也表现出他自己的优良学风。他敬重师长前辈，对于受教过的师长敬念不忘，对于受益过的学术大师深怀感念。从书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学术事业的忠诚，以及好学、敬业、谦逊、虚怀若谷的气度。他记得，他入北大当研究生时，汤用彤教授专门教导过他：一定不要多听课，做学问要靠自己多读书。他从亲身亲历中得到验证。他回忆自己编《元代白话碑集录》时，因院系调整时北大搬迁到原先的燕京大学，碑拓装入麻袋来不及清理，无法借阅校订，出版后发现存在漏误事，直言不讳。
从此书可以看出，蔡美彪既具有宏远的学术眼光，也有着扎实细致的治学态度。书中诸文内容丰富平实，文字严谨合体。读者能从中获取许多教益。
他在书中赞扬：吴玉章“功成不受赏，高节卓不群”的风格，范文澜视禄位如浮云，全身心地奉献给学术事业，黎澍治学的独立精神和助人为乐的高风亮节等，都是勉励学人要为探求真理，弘扬学术，贡献自己的才思。
他特别对年轻学人提出忠告：认真读书，建立坚实的研究基础；立大志，做难题，攀高峰；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这些都是对青年学人由衷的指导。
因为蔡美彪先生是1949年后大陆历史学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所以他的《学林旧事》一书中对1949年后大陆历史学研究的情况，提供了大量学术资料信息。书中对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到《中国通史》各版本的编辑出版历程，对中国史学会的建立和重要活动，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对《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辑过程，对中国元史的研究历程和蒙古史研究的成绩以及蒙古史学会的工作，对《历史研究》的创办编辑35年历程和近代史研究所50年的历史回顾等，留下丰富的学术史记载。
（本文编辑 谢宁）
新 书 廊
《好懂好用的教育心理学：解决学生学习的10个困惑》，赵希斌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28.00元
该书用教育心理学的知识解释了如何激发学习动力、提高学习成绩、养成良好的学习与行为习惯、优化师生和亲子关系等问题，探讨了使教育和学习更有效的方法与途径。
《从报表看企业——数字背后的秘密》，张新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36.00元
该书从管理者视角出发，以开创性的“八看”分析框架为路径，从战略、经营资产管理与竞争力、效益和质量、价值、成本决定机制、财务状况质量、风险与前景等方面入手，对企业财务报表进行透视。该书作者以深厚的专业功底，提炼出富有代表性的案例，引领读者突破艰深术语阻碍，穿越重重数字迷雾，解读财务报表中最有含金量的信息。
1995年，《中国通史》出版，全书共十册，其中前四册为范文澜生前完成，范文澜逝世后，由蔡美彪毅然担负起这项未竟的事业，于1995年完成后六册。范文澜是当代公认的史学大家、史学权威。但是，相比起范文澜的鼎鼎大名，蔡美彪的名字似乎不那么为人所知，至少不为史学界以外的普通大众所熟知。
近日，自称为“80后”的85岁学者蔡美彪携《学林旧事》走入普通大众的视野。这一部是蔡美彪对受教过的史学大家的回忆录。他学养深厚，一辈子大部分精力用在集体项目上，个人只是一些零散的文章，很少个人专著。这本书，或许会是了解蔡美彪和那些史学大家很好的一个入口。
《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4月版）是友人蔡美彪所著的回忆录，兼有书评、书序和讲话、答记者的学术采访等。我读过之后，觉得书中丰富的学术内涵，对了解学术史，对如何读书，如何治史，都有很大教益。我的读后感，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大家风范，学术珍馐”。
所谓“大家风范”，有两层意思：一是蔡美彪回忆他所接触过的许多史学大家，人品、学问确实都是大家风范；二是蔡先生在叙述中也表现出了大家风度。为什么称此书为“学术珍馐”呢？因为书中不仅介绍了许多学术大家的言行经历，内容本身就是学术史料，而且书中阐述了许多学术见解和观点，并有关于读书、研究学问的经验和心得。凡有志于读书、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的人，都能从中受到启迪。
亲炙学术大师风范
蔡美彪在《学林旧事》一书中，回忆了他与学术界许多前辈大师们的学术交往，包括南开学校的创始者严修（范孙）、甲骨学学者王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陈寅恪、陈垣、吕叔湘、向达、白寿彝、八思巴文学者包培和黎澍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书中介绍了学术大师们勤奋治学、潜心著述、笔耕不辍、淡泊名利、生活清苦的许多生动事例，叙述了他与前辈大师们的交往中亲历亲闻的情节，并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蔡美彪与史学大师吕振羽、白寿彝亦有过接触。他评价吕振羽道：吕氏以民族平等的观念开拓中国各民族历史的研究，吕氏的《中国民族史》是对中国各民族历史综合考察的最早著作。他盛赞白寿彝先生年过古稀，尚开创大型中国通史工程；年过九旬，还主持这一巨著，从筹划编书到陆续出版，版版操持，不辞辛劳。白老亲笔写信，请蔡美彪为该书第十四册（元史）内封题写书名。
蔡美彪还在书中介绍了他的历史启蒙老师王襄与郭沫若之间发生的一段故事。王襄曾出版有考释甲骨文的著作。郭沫若认为王书考释可疑，斥其为“作伪的传播者”。但王氏从容大度，不予声辩。其后有学者董作宾为王辩诬。郭沫若觉察自己失误后，在《卜辞通纂》中作了自我批评。后来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时，还邀请王襄参与其事。王辞世后，郭为其题写了墓碑。蔡书中说：“王老实心治学，人不知而不愠。郭老知错就改，不讳己过。两位前辈的学术风范，都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蔡美彪忆及，他在南开大学求学时曾写信向史学宗师陈垣求教元史，陈垣先生竟将其所著《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书和未刊一文的抄稿赠他阅读。20世纪50年代，他编纂元代碑拓时，陈垣先生又把所藏赵州柏林寺碑等拓本借给他，供其增补。向达先生非常乐于接待学生课外请益。50年代蔡美彪曾向向达先生求教元代白话碑拓，向达先生亲自检索蒙古国书12种的碑拓，并用工笔小楷抄写碑目作复。蔡美彪难忘学术大师们奖掖后学的精神。
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博学多才，并诲人不倦。他对《中国通史》书稿中的内容文字差错也曾直接指出纠正。《学林旧事》书中举有一例：范文澜编写的《中国通史》第二册中引述《晋书》中一段文字表达有讹误，吕先生将错处页码和核查的《晋书》篇名、版本、页码都详细写出，供编书者查核修改。
详述范文澜学术品行
蔡美彪长期在史学大家范文澜身边协助研究工作，后并继续完成其未竟的《中国通史》编纂任务。他对范文澜的生平历史和学术成就非常熟悉，故《学林旧事》一书中对范氏的学术造诣介绍最详：范文澜对经学、诸子、文学史和中国通史等研究均有贡献。范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撰写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可称开山之作。
范文澜具有理论勇气，同时具有严谨的学风。他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他同意吴玉章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并作过论证，成为“西周封建说”的积极倡导者。尽管后来毛泽东倾向于赞同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但范文澜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变。斯大林提出资本主义出现后，部族才变成民族的观点。范文澜根据中国历史实际分析，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而在秦汉时期汉族已具有斯大林所说的民族特征，中国已成为统一的国家，汉民族即已形成。有些学者指责范老背离斯大林学说，而他坚持不悔。范老还突破了以往将中国概念仅限于中原汉族地区的框架，主张秦以后“汉族和当时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国，就是中国”，“各族的祖先也就成了各族的共同祖先——伯祖和叔祖”。
范老倡导治学态度要甘于寂寞，不慕虚名，要有坐冷板凳和享冷猪头祭供（即准备死后成名）的“二冷”精神。
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做到“平实”，符合实际，持论平允。他反对虚浮之风，“反对放空炮”。1958年，陈伯达大讲“厚今薄古”时，范老提出，要加强研究今史，同时也要研究古史，“不可为‘偏风’所迷误”。
范老勤奋，淡泊名利。他在延安时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50年代他请求不担任中国科学院领导职务，后来又请求解除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职务，只领导一个研究组，专事写作。他夏日工作到日落，比普通工作人员工作时间还长。他生活俭朴，甚至没有什么藏书。人家送他的书，他转送所图书室，需要时再借阅。他出版过百余万字著作，从没有领过稿费。
发表珍贵学术见解
《学林旧事》不仅止于回忆“学术旧事”，作者在叙述中还提出了一些精到的学术见解。 蔡美彪对王国维与章太炎的政治态度和学术观点作了比较：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夕主编《民报》，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但在学术上倡导古文经学和“国学”，即封建时代的旧学，辛亥革命后脱离革命，成为传播旧学术的“国学泰斗”。而王国维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先进的治学方法，在学术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成就远远超过了章太炎。但在政治思想上，王国维恪守封建伦常，殉清自尽，不免令人惋惜。其根源在于，他的生活圈子狭小，政治上的友朋多是守旧遗老，缺乏接触新思想的机会。
蔡美彪在评介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优点时，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只有把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活动地区，都列入中国历史地图的范围，才能完整体现中国历史疆域的变迁过程；图集选择政权比较稳定、文献记载较为详明的年代作为标准年代，绘制地图，同时增绘经历过重大变化的年代的地图作参照，这样可以反映疆域政区的变化。他同时指出图集中的缺点：历史上统一时期的地图编绘较详，而诸国并列的分裂时期编绘过于简略。这些都是深入堂奥之论。
蔡美彪借评论史学宗师陈垣编《道家金石略》一书，阐述金石学的旨趣，援引了陈垣先生“抄书易，抄碑难。抄碑易，校碑难”的名言，结合他本人编《元代白话碑集录》，对碑拓收集编录的经验，道出了金石研究编目、校雠的辛苦。
蔡美彪先生对元史、蒙古史研究有素。他在书中阐述了蒙古史既属于中国史研究的范围，又是世界史研究的范围。他期盼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蒙古史学。
蔡美彪还借回忆介绍语言学大师吕叔湘的风范，介绍了吕先生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乱用已不通用的繁体字，故作姿态造病句等语言文字混乱现象的批评。他补充了一例：电视体育新闻中播报某场冰球赛、某场足球赛“降下帷幕”。他讽刺道：“空阔的球场，帷幕从天而降，不知是怎样一种景象！”
《学林旧事》一书中还对地方志编纂如何提高质量、统一规格、积累资料和合并机构等有中肯的论述，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的进展和前景有深入的阐述。
传承前辈优良学统
在前辈学术大师们面前，蔡美彪是后辈学人。但在今天，在历史学领域，蔡美彪也称得上是一位学术大家了。他的《学林旧事》一书，可视为引领后辈学人承续先辈优良学术传统的读物。
蔡美彪在《学林旧事》一书中，回忆前辈学术大师们的学术品格风范时，也表现出他自己的优良学风。他敬重师长前辈，对于受教过的师长敬念不忘，对于受益过的学术大师深怀感念。从书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学术事业的忠诚，以及好学、敬业、谦逊、虚怀若谷的气度。他记得，他入北大当研究生时，汤用彤教授专门教导过他：一定不要多听课，做学问要靠自己多读书。他从亲身亲历中得到验证。他回忆自己编《元代白话碑集录》时，因院系调整时北大搬迁到原先的燕京大学，碑拓装入麻袋来不及清理，无法借阅校订，出版后发现存在漏误事，直言不讳。
从此书可以看出，蔡美彪既具有宏远的学术眼光，也有着扎实细致的治学态度。书中诸文内容丰富平实，文字严谨合体。读者能从中获取许多教益。
他在书中赞扬：吴玉章“功成不受赏，高节卓不群”的风格，范文澜视禄位如浮云，全身心地奉献给学术事业，黎澍治学的独立精神和助人为乐的高风亮节等，都是勉励学人要为探求真理，弘扬学术，贡献自己的才思。
他特别对年轻学人提出忠告：认真读书，建立坚实的研究基础；立大志，做难题，攀高峰；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这些都是对青年学人由衷的指导。
因为蔡美彪先生是1949年后大陆历史学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所以他的《学林旧事》一书中对1949年后大陆历史学研究的情况，提供了大量学术资料信息。书中对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到《中国通史》各版本的编辑出版历程，对中国史学会的建立和重要活动，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对《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辑过程，对中国元史的研究历程和蒙古史研究的成绩以及蒙古史学会的工作，对《历史研究》的创办编辑35年历程和近代史研究所50年的历史回顾等，留下丰富的学术史记载。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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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懂好用的教育心理学：解决学生学习的10个困惑》，赵希斌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28.00元
该书用教育心理学的知识解释了如何激发学习动力、提高学习成绩、养成良好的学习与行为习惯、优化师生和亲子关系等问题，探讨了使教育和学习更有效的方法与途径。
《从报表看企业——数字背后的秘密》，张新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36.00元
该书从管理者视角出发，以开创性的“八看”分析框架为路径，从战略、经营资产管理与竞争力、效益和质量、价值、成本决定机制、财务状况质量、风险与前景等方面入手，对企业财务报表进行透视。该书作者以深厚的专业功底，提炼出富有代表性的案例，引领读者突破艰深术语阻碍，穿越重重数字迷雾，解读财务报表中最有含金量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