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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有着这样一些标签：洋雷锋、教育圣徒、异类、偏执狂、失败者，这些标签源于人们对他的“传奇事迹”不同角度的解读。这一“传奇事迹”是：作为一个德国人，在中国广西的一个偏远深山村小支教长达16年，其间历经曲折、濒临生死，同时他还要面对政府、舆论以及家人的阻力和压力。
在别人眼里，他像一个苦行僧，不远千里，不辞劳苦，来到土壤贫瘠的中国乡村，顽强执着地栽种一个教育的信仰。而他却认为自己是平凡甚至无能的，他只是在实现自我精神的修悟和救赎。
他是卢安克。
“驱逐”风波
2010年，已经在广西支教10年的卢安克突然关闭博客。更有人发帖称这位热心中国教育的老外，有可能因为“没有做志愿者和教师的资格”而离开中国。一时间，关注教育的社会人士和网民舆论哗然。
卢安克对于关闭博客作出的说明则显得谦卑：
我不是本国人，还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但如果我放弃，我的学生又很难过。
卢安克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关注，与2009年央视《面对面》的专访有关。这一具备高收视率的国家权威媒体的采访报道，让这一奇人奇事公之于众，也让人们大致了解了这个洋雷锋来贫苦落后的中国农村坚守教育的心路历程。
1968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卢安克，小时候性格比较内向，与环境产生了巨大的隔阂。13岁的时候甚至想自杀。卢安克的父亲为救儿子，改行学教育，成了华德福小学的教师。
华德福教育是德国人鲁道夫·史代纳根据自创的人智学理论创建的。华德福教育，简单地说是一种以人为本，注重身体和心灵整体健康和谐发展的全人教育，强调从头、心、手整体出发，培养和谐完整的人。
在华德福学校里，卢安克得到了关爱、尊重和成长的自由。他在学校得到一个任务，负责礼堂灯光调试，这个任务使他找回自信，也让他找到了与世界交流的方式和渠道。
因为有这样的成长经历，卢安克对华德福教育极为推崇，也对帮助弱势群体和儿童教育非常热心。
1990年夏天，卢安克来中国旅游，其间他了解了中国农村儿童教育的情况，并对此产生兴趣。可以说这一次为期3个月的中国之旅改变卢安克的一生，也从一定程度上触动了中国农村教育体制。
“洋老师”进村
1992年夏天，卢安克来到中国东南大学留学，为了方便接触农村儿童教育，1993年2月转学到了广西农业大学。
1997以后，卢安克开始在广西的一些城镇开展教育活动。他在南宁一个残疾人学校教过德文，在阳朔一所中学教过英文，在溢洞镇中学教过地理和美术。
卢安克不愿意采用灌输式、题海式的中国传统教育方法，不想把学生的头脑“格式化”，在教学教法上注意灵活创新。然而，在被现行教育制度强势统治的城镇学校，这样另类的教育方式显然无法得到接受。卢安克觉得很孤立，只能离开。
2003年，卢安克来到了广西最穷的山区东兰县板烈村，他想在这个因为贫穷荒芜而不受应试教育管制的地方，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
板烈村离县城需要走几公里的山路，遇到下大雨，村里几个星期都见不到外人。这里的孩子70%都是留守儿童，大多数从4岁起就开始独立生活，到离家很远的学校上学。“这是个什么烂仔，把头发染成这颜色！”从没见过外国人的村里老人第一次见到卢安克时说。“
但过了一段时间，卢安克和村民们成了好朋友。
在板烈村板烈小学，卢安克一边进行儿童教育研究，一边将他的研究理论应用于实践。
他认为，在14岁以前的小孩不需要知道结果和知识，而是要懂得感受和创造，因为固定的结果和知识会替代和排斥孩子的感受，让孩子失去了心理反应过程，进而限制孩子的创造力。
为了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卢安克布置任务，学生按小组在外面观察植物的生长过程，用笔和纸来记录一种植物从萌芽、生长、开花、凋谢和结果的不同阶段。如果找不到包括所有阶段的植物，他们要在观察的过程中靠自己的想象力来想象未来的阶段。
学校里喜欢戏水的学生想建一个游泳池，卢安克就让学生自己去考察，然后一起设计修建。参与修建的老师为卢安克对孩子动手能力的要求感叹不已。“我们是想着怎么快点做好，他是想着孩子的感受。”他希望培养的是孩子创造性地处理一件事情的能力，而不是完成一个任务的能力。
卢安克还叫来远在国外的摄影师哥哥，和孩子们一起拍摄了一部电视剧《和平剑》，这也是他的一种教育方法。他发现村里的孩子接触的文化媒体很单一，很多孩子都迷恋崇拜电视里的古惑仔，并进行效仿，变得很粗鲁暴力。而《和平剑》的主题是宽容、和平和去功利性。电视剧拍完后，卢安克给每一个参与演出的孩子都刻了一张光盘，这张光盘从此成为孩子们娱乐文化的重要资源。孩子们看着电视里的自己，很兴奋，这是他们在童年经历里少有的“感到自己很厉害”的体验。
板烈村的孩子因为贫穷孤独、缺失关爱，大多缺乏自信，自尊感薄弱。卢安克像父亲一样去关心他们，抓住孩子的些微闪光点去鼓励他们，小心呵护培育他们的自尊自信和价值感。
告别卢安克
卢安克说板烈村里有他的命，离开了，他的命就没有了。但他的命运注定曲折。
2004年，卢安克在送哥哥回国的路上翻车并受伤，同行的另一个人当场死亡。他被送到附近的农家等待救治，不知情的主人请他看电视，他一动不动，腿上流着血，说：我不看，我的朋友刚才死了……
2006年，卢安克注册的德国鲁道夫·施泰纳教育友好协会驻中国办事处到期，他的中国居留证也到期了，为方便留在中国做研究，他打算加入中国国籍。但根据有关规定，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2007年4月份开始，卢安克获得了中国共青团国际志愿者的身份，成了广西惟一的国际志愿者。
在这期间，卢安克在板烈村过着一种近乎苦行的乡村教师生活。他不喝酒不吃肉，每年一两千元的生活费由父母资助。谈及自己的父母，卢安克说：以前，父母对于我也有一些期望和想象，就像大部分家长一样。他们当时也希望我能有自己的收入、自己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甚至有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家。可是幸好有一天他们发现：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为了实现社会保险等目标，我会失去我的理想。
除了教书，卢安克也翻译一些德语教育书籍，如《超出私心的成长》，写自己的教育思想与故事，如《是什么给我力量》。他还配合一些电视台拍摄了一些表现留守儿童教育生活的纪录片，如《留守娃》、《归属》。剩下的时间，他用来写博客，写他的教育思考，写留守儿童的教育情况。
卢安克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面对别人的“封神”膜拜或是恶意质疑，他很平静，我只是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2010年以后，卢安克的去向一直不清晰，也引发很多人猜度。直到2012年，卢安克主动联系三年前采访过他的央视《面对面》主持人柴静，说他可能要离开了。于是有了一期节目《告别卢安克》。
原来卢安克结婚了，妻子也曾是一位留守儿童教育志愿者，是对中国农村教育的共同理想让两人走到了一起，两人曾说要将一生奉献于此。但随着年龄增长和迫于各方压力，妻子及其家人要求卢安克离开农村，回到城市，找一份可以养家的工作。
卢安克曾说自己不适合婚姻恋爱，因为他不想有目的地去成为一个被社会捆绑的被期待的人，而只想跟着自己的心，去做“需要做的事”。然而他向妻子妥协了，因为他的软弱。
离开那天，学生都知道卢安克要走，但因为不知道卢老师的离开会是永久的，所以学生都忙着自己的事情。卢安克上了车，送行的孩子和学校渐渐远去，终于看不见，卢安克突然哭了起来，“在嗓子很痛的哭之中起来了一首我再也脱不掉的旋律”，是他和孩子们一起拍的纪录片《归属》的片头曲。
卢安克花费长时间的陪伴、关爱以及共同学习生活为孩子们建立起来的归属感，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自己的离开而再次失去。
归去来
卢安克到了长沙，进入了让他倍感陌生和不适的社会。
他很理解妻子作为女人需要一个稳定的家，但他认为自己也需要一个家，“只不过不是属于我的家，而是我属于它。板烈村就是我的家”。
他一直都尝试回到这个家，当他以无欲无求，从心而行的人生哲学在板烈村生活了16年之后，山外面现实功利的社会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致命的困境。他的妻子曾努力地帮助他适应现实社会。她安排卢安克去企业上班，但卢安克没有能力“帮老板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率”，所以两个星期后只好辞职。这时候卢安克的居留许可证到期，除非继续在与留守儿童相关的组织工作，否则就不能留在中国。而卢安克的妻子不同意卢安克继续置身于农村教育工作而远离社会和家庭，于是卢安克无奈“流亡”到了越南。
卢安克知道妻子希望自己像一般中国男人那样，成为一个体面、有责任、有能力的权威和英雄，但自己做不到。他认为一个人只能从属于精神，即他的内心，否则他就是一个废物的身体。而他的精神就是板烈村，就是留守儿童的教育。
在越南，卢安克看不到任何出路，陷入了对于自我的痛苦省思，甚至患了时段性的精神分裂症。他觉得自己在别人眼中的“超能”，正是自己的无能，他“无能争取利益，无能做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他羡慕那些可以行动的人。
最后在朋友和哥哥的帮助下，卢安克找到了重新行动的力量：家庭只是借口，其实我可以选择不这么做，可以选择去听自己的心。
通过旅游签证，卢安克重新回到了板烈村。“但除了与学生的关系之外，什么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他已经失去在那里从教的资格，然而从外面“流亡”归来的卢安克已经很知足：只要允许我呆在一个熟悉的小地方，一个不需要剥夺别人的地方，我就满足（在企业，外国人只能剥夺别人）。
近日，在湖南长沙梦创公益发展中心的官网上出现了关于聘任卢安克为专职顾问的公开声明，对卢安克的职位描述是负责乡村支教志愿者的培训及课堂教学指导工作。卢安克也开通了新浪微博，注册地点为湖南长沙，他在微博里比较寡言，多转发一些有关自己书的信息或是天使支教组织的活动。
16年的异国乡村教师生涯，卢克安体现的是一个多维度命题：什么样的教育更符合人性、现实以及未来，社会的教育公平以及经济公平问题，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
而对于卢安克，这是一条自我救赎之路，他流浪在板烈村与社会之间，忍受着精神与肉体，强大与懦弱，执着与妥协的矛盾折磨。卢安克并不是救世主，他是自己的精神圣徒
在别人眼里，他像一个苦行僧，不远千里，不辞劳苦，来到土壤贫瘠的中国乡村，顽强执着地栽种一个教育的信仰。而他却认为自己是平凡甚至无能的，他只是在实现自我精神的修悟和救赎。
他是卢安克。
“驱逐”风波
2010年，已经在广西支教10年的卢安克突然关闭博客。更有人发帖称这位热心中国教育的老外，有可能因为“没有做志愿者和教师的资格”而离开中国。一时间，关注教育的社会人士和网民舆论哗然。
卢安克对于关闭博客作出的说明则显得谦卑：
我不是本国人，还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但如果我放弃，我的学生又很难过。
卢安克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关注，与2009年央视《面对面》的专访有关。这一具备高收视率的国家权威媒体的采访报道，让这一奇人奇事公之于众，也让人们大致了解了这个洋雷锋来贫苦落后的中国农村坚守教育的心路历程。
1968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卢安克，小时候性格比较内向，与环境产生了巨大的隔阂。13岁的时候甚至想自杀。卢安克的父亲为救儿子，改行学教育，成了华德福小学的教师。
华德福教育是德国人鲁道夫·史代纳根据自创的人智学理论创建的。华德福教育，简单地说是一种以人为本，注重身体和心灵整体健康和谐发展的全人教育，强调从头、心、手整体出发，培养和谐完整的人。
在华德福学校里，卢安克得到了关爱、尊重和成长的自由。他在学校得到一个任务，负责礼堂灯光调试，这个任务使他找回自信，也让他找到了与世界交流的方式和渠道。
因为有这样的成长经历，卢安克对华德福教育极为推崇，也对帮助弱势群体和儿童教育非常热心。
1990年夏天，卢安克来中国旅游，其间他了解了中国农村儿童教育的情况，并对此产生兴趣。可以说这一次为期3个月的中国之旅改变卢安克的一生，也从一定程度上触动了中国农村教育体制。
“洋老师”进村
1992年夏天，卢安克来到中国东南大学留学，为了方便接触农村儿童教育，1993年2月转学到了广西农业大学。
1997以后，卢安克开始在广西的一些城镇开展教育活动。他在南宁一个残疾人学校教过德文，在阳朔一所中学教过英文，在溢洞镇中学教过地理和美术。
卢安克不愿意采用灌输式、题海式的中国传统教育方法，不想把学生的头脑“格式化”，在教学教法上注意灵活创新。然而，在被现行教育制度强势统治的城镇学校，这样另类的教育方式显然无法得到接受。卢安克觉得很孤立，只能离开。
2003年，卢安克来到了广西最穷的山区东兰县板烈村，他想在这个因为贫穷荒芜而不受应试教育管制的地方，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
板烈村离县城需要走几公里的山路，遇到下大雨，村里几个星期都见不到外人。这里的孩子70%都是留守儿童，大多数从4岁起就开始独立生活，到离家很远的学校上学。“这是个什么烂仔，把头发染成这颜色！”从没见过外国人的村里老人第一次见到卢安克时说。“
但过了一段时间，卢安克和村民们成了好朋友。
在板烈村板烈小学，卢安克一边进行儿童教育研究，一边将他的研究理论应用于实践。
他认为，在14岁以前的小孩不需要知道结果和知识，而是要懂得感受和创造，因为固定的结果和知识会替代和排斥孩子的感受，让孩子失去了心理反应过程，进而限制孩子的创造力。
为了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卢安克布置任务，学生按小组在外面观察植物的生长过程，用笔和纸来记录一种植物从萌芽、生长、开花、凋谢和结果的不同阶段。如果找不到包括所有阶段的植物，他们要在观察的过程中靠自己的想象力来想象未来的阶段。
学校里喜欢戏水的学生想建一个游泳池，卢安克就让学生自己去考察，然后一起设计修建。参与修建的老师为卢安克对孩子动手能力的要求感叹不已。“我们是想着怎么快点做好，他是想着孩子的感受。”他希望培养的是孩子创造性地处理一件事情的能力，而不是完成一个任务的能力。
卢安克还叫来远在国外的摄影师哥哥，和孩子们一起拍摄了一部电视剧《和平剑》，这也是他的一种教育方法。他发现村里的孩子接触的文化媒体很单一，很多孩子都迷恋崇拜电视里的古惑仔，并进行效仿，变得很粗鲁暴力。而《和平剑》的主题是宽容、和平和去功利性。电视剧拍完后，卢安克给每一个参与演出的孩子都刻了一张光盘，这张光盘从此成为孩子们娱乐文化的重要资源。孩子们看着电视里的自己，很兴奋，这是他们在童年经历里少有的“感到自己很厉害”的体验。
板烈村的孩子因为贫穷孤独、缺失关爱，大多缺乏自信，自尊感薄弱。卢安克像父亲一样去关心他们，抓住孩子的些微闪光点去鼓励他们，小心呵护培育他们的自尊自信和价值感。
告别卢安克
卢安克说板烈村里有他的命，离开了，他的命就没有了。但他的命运注定曲折。
2004年，卢安克在送哥哥回国的路上翻车并受伤，同行的另一个人当场死亡。他被送到附近的农家等待救治，不知情的主人请他看电视，他一动不动，腿上流着血，说：我不看，我的朋友刚才死了……
2006年，卢安克注册的德国鲁道夫·施泰纳教育友好协会驻中国办事处到期，他的中国居留证也到期了，为方便留在中国做研究，他打算加入中国国籍。但根据有关规定，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2007年4月份开始，卢安克获得了中国共青团国际志愿者的身份，成了广西惟一的国际志愿者。
在这期间，卢安克在板烈村过着一种近乎苦行的乡村教师生活。他不喝酒不吃肉，每年一两千元的生活费由父母资助。谈及自己的父母，卢安克说：以前，父母对于我也有一些期望和想象，就像大部分家长一样。他们当时也希望我能有自己的收入、自己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甚至有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家。可是幸好有一天他们发现：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为了实现社会保险等目标，我会失去我的理想。
除了教书，卢安克也翻译一些德语教育书籍，如《超出私心的成长》，写自己的教育思想与故事，如《是什么给我力量》。他还配合一些电视台拍摄了一些表现留守儿童教育生活的纪录片，如《留守娃》、《归属》。剩下的时间，他用来写博客，写他的教育思考，写留守儿童的教育情况。
卢安克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面对别人的“封神”膜拜或是恶意质疑，他很平静，我只是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2010年以后，卢安克的去向一直不清晰，也引发很多人猜度。直到2012年，卢安克主动联系三年前采访过他的央视《面对面》主持人柴静，说他可能要离开了。于是有了一期节目《告别卢安克》。
原来卢安克结婚了，妻子也曾是一位留守儿童教育志愿者，是对中国农村教育的共同理想让两人走到了一起，两人曾说要将一生奉献于此。但随着年龄增长和迫于各方压力，妻子及其家人要求卢安克离开农村，回到城市，找一份可以养家的工作。
卢安克曾说自己不适合婚姻恋爱，因为他不想有目的地去成为一个被社会捆绑的被期待的人，而只想跟着自己的心，去做“需要做的事”。然而他向妻子妥协了，因为他的软弱。
离开那天，学生都知道卢安克要走，但因为不知道卢老师的离开会是永久的，所以学生都忙着自己的事情。卢安克上了车，送行的孩子和学校渐渐远去，终于看不见，卢安克突然哭了起来，“在嗓子很痛的哭之中起来了一首我再也脱不掉的旋律”，是他和孩子们一起拍的纪录片《归属》的片头曲。
卢安克花费长时间的陪伴、关爱以及共同学习生活为孩子们建立起来的归属感，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自己的离开而再次失去。
归去来
卢安克到了长沙，进入了让他倍感陌生和不适的社会。
他很理解妻子作为女人需要一个稳定的家，但他认为自己也需要一个家，“只不过不是属于我的家，而是我属于它。板烈村就是我的家”。
他一直都尝试回到这个家，当他以无欲无求，从心而行的人生哲学在板烈村生活了16年之后，山外面现实功利的社会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致命的困境。他的妻子曾努力地帮助他适应现实社会。她安排卢安克去企业上班，但卢安克没有能力“帮老板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率”，所以两个星期后只好辞职。这时候卢安克的居留许可证到期，除非继续在与留守儿童相关的组织工作，否则就不能留在中国。而卢安克的妻子不同意卢安克继续置身于农村教育工作而远离社会和家庭，于是卢安克无奈“流亡”到了越南。
卢安克知道妻子希望自己像一般中国男人那样，成为一个体面、有责任、有能力的权威和英雄，但自己做不到。他认为一个人只能从属于精神，即他的内心，否则他就是一个废物的身体。而他的精神就是板烈村，就是留守儿童的教育。
在越南，卢安克看不到任何出路，陷入了对于自我的痛苦省思，甚至患了时段性的精神分裂症。他觉得自己在别人眼中的“超能”，正是自己的无能，他“无能争取利益，无能做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他羡慕那些可以行动的人。
最后在朋友和哥哥的帮助下，卢安克找到了重新行动的力量：家庭只是借口，其实我可以选择不这么做，可以选择去听自己的心。
通过旅游签证，卢安克重新回到了板烈村。“但除了与学生的关系之外，什么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他已经失去在那里从教的资格，然而从外面“流亡”归来的卢安克已经很知足：只要允许我呆在一个熟悉的小地方，一个不需要剥夺别人的地方，我就满足（在企业，外国人只能剥夺别人）。
近日，在湖南长沙梦创公益发展中心的官网上出现了关于聘任卢安克为专职顾问的公开声明，对卢安克的职位描述是负责乡村支教志愿者的培训及课堂教学指导工作。卢安克也开通了新浪微博，注册地点为湖南长沙，他在微博里比较寡言，多转发一些有关自己书的信息或是天使支教组织的活动。
16年的异国乡村教师生涯，卢克安体现的是一个多维度命题：什么样的教育更符合人性、现实以及未来，社会的教育公平以及经济公平问题，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
而对于卢安克，这是一条自我救赎之路，他流浪在板烈村与社会之间，忍受着精神与肉体，强大与懦弱，执着与妥协的矛盾折磨。卢安克并不是救世主，他是自己的精神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