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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不买严复的账
作为首屈一指的大译家，严复对自己的翻译颇为自信是顺理成章的。他曾在信中说：“……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可为者。”这话说来一点不托大：林纾译的那些小说，换个人也办得了，虽然未必那样文采斐然，若他翻译的 《原富》、《群己权界论》、《法意》 等大作，不是像他这样精通西学的，谁办得了？所以这个账当时的人应该大都是认的。
不是没有微词，《原富》的一些译法就在 《新民丛报》上引发过一场讨论，梁启超对严复以“计学”译economic（经济），对严过于追求译文的古雅，都有商榷之意。黄遵宪等人也有话说。
然而，都属“微词”。真正对严复不买账的，似乎只有王国维。
严复有狂傲之名，王国维则是谦谦君子，罗振玉曾请其译编 《农学报》，他自谓译才不如沈纮，就荐其任之，自己协助。但关乎学理，则当仁不让。
他在 《论新学语之输入》 一文中对严复就不大客气：“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赞其“工”是礼貌，责其“不当”才是重点。而且他拿来挑刺的，没准就是严的得意之笔，比如evolution译为“天演”，sympathy译为“善相感”，他之不以为然，溢于言表：“‘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昧，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
对严的好用古语，王国维也觉不足为训，他举的例子是严译space（空间）为“宇”，time（时间）为“宙”，“以外类此者不可胜举”。
王国维未曾一一指出，实因他所关注者不在一词一语之辨，而在译界之大势。
他最不耐的是严复不肯沿用日本人已有定名的译语，“进化”、“同情”、“时间”、“空间”这些都是。在他看来，“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自创新词，比日译还难懂，既然如此，干嘛不用？
只是当时王国维人微言轻，所说未必能扭转风气，但后来的翻译，确是走上了他希望的那个方向，严复自创的许多术语均败于日译，现代汉语词汇中日语出身者，委实不少，只是我们已习焉不察了。
钱钟书“骂人”
钱钟书是否说过“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的“骂人”话，已成一桩公案，而且注定会是无头案。杨绛先生曾撰文“追本溯源”以正视听，但很多人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无他，只因太像钱先生的口吻。从某个意义上说，叶公超是“懒”，吴宓是“笨”，陈福田是“俗”，此其一；“骂”其中一人，亦能见出“骂”者的才高气盛，然对三人排头并“骂”，似乎更特别地“钱钟书”，此其二。所以纵使有人道出此语版权别有所属，没准会有更多人认定，这活脱脱是钟书君的口吻。
钱钟书在为 《吴宓日记》 所写序中自承“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对当年的孟浪表示抱歉。其实，钱先生的读者虽然没几人有幸亲聆他臧否人物，对他的“取笔弄快”却是半点也不陌生。古今天纵其才的人物，其才气的发露，臧否人物也是一端。钱先生在 《林纾的翻译》 中将林翻译时不时擅自发挥的添写归为文章家的“技痒难熬”，让钱先生舍弃“取笔弄快”的愉悦，他肯定不爽。我们若从“骂人”的角度去读的话，会发现即使 《管锥编》、《谈艺录》 这样的著述，衡文论诗，疏证考订之间，亦不乏嘲骂调侃之语，口角波俏，逸趣横生。
当然文学是较学术更好的“骂人”的载体，在小说中钱先生才算是真正放出手段，尽展骂人的艺术。他笔下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无一逃得过他的讥刺挖苦。早有论者说过，《围城》 里不是“愚人”即是“诬人”，或者既愚且诬，《围城》 序里说得更直截了当——都是“两足无毛动物”。我总觉得，制造一个众人登场的场合，拎过一干人来挨个挖苦过去，必是作者逸兴遄飞，下笔不能自休之时。大约有观众就有表演性，而钱先生最善将种种的表演变成出丑卖乖。《围城》里的几次“社交”不必说了，《人·兽·鬼》 中有 《猫》，作者差不多有一半笔墨花在客厅里的来客身上。以小说结构艺术来说，未可称善，然这里的旁逸斜出或者正是钱钟书的兴味所在。
早有人索隐过了，《猫》 写的是林徽因的客厅，人物皆有所本，未尝不可看作小说化的臧否人物。钱钟书通常只是一个“忍俊不禁”，其快感类于林黛玉的“见一个打趣一个”，故我们大可不必津津于对号入座。“骂人”之为艺术，常在其“艺术”的自足，就像“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我们首先当它是句隽语。
“风流”汪静之
新文学初期的人物中，有两个姓汪的都因写新诗而有名——汪敬熙，汪静之——听上去一字之差，我常会混淆。汪敬熙时在北大读经济系，新潮社的成员，后来留学美国，成为著名的生理心理学家，曾任中研院心理研究所的所长。“身后名”系于生理心理学，写新诗那茬没什么人提了。汪静之出名时还是个学生，其出名与胡适对这位小同乡（都是绩溪人） 的提拔不无关系，终其一生，他都只有“诗人”的名分，他大红了一阵后就无声无息了。但五四初期的文坛上若是“数风流人物”，肯定先会数到他，而不是汪敬熙。汪静之的诗集 《蕙的风》 乃是新诗中的第一部情诗集，有些现代文学史教材上将其与胡适 《尝试集》、郭沫若 《女神》 一起，当作新诗最初的代表，虽然我的印象中，诗集里的诗都没有汪敬熙的 《雪夜》 来得耐读。
直到1984年我们几个研究生在杭州访了汪静之之后，我才将二人对上号。而这时汪静之早已被人遗忘，对我们而言，他也只是个很无感的名字，要说“风流人物”，那是徐志摩吧？有个师妹好像写过有关文章，我们一伙人还跟着去了趟海宁，寻到徐志摩的墓，凭吊一番。富阳县也走了一遭，那是为了访郁达夫的故居。
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研究生经费居然够我们为时半月游学江浙。但我们谁也未曾想到去访访汪静之，虽然他还在。我们后来是听骆寒超老师的建议去访的汪静之。汪静之一点也不“人物”。他住的地方远离市中心，一栋老旧楼房的一楼，楼道里堆满杂物。一位老妇应的门，后来在屋里还见到一位，两位腰都有点佝偻了，也不知哪位是他太太。都不大吭声，我们在房间里谈话，她们其中的一位就坐在过道里摘菜。我们留意她们是有缘故的：《蕙的风》 就是写给他追求的女子，虽然求之不得；后来追到的是另一女子，因诗人已出名，他的太太也便像是故事中的人物了。 汪静之长得很矮小，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老头的样子，敝旧的衣服，好像还有点酒糟鼻。好像并不是我们有意八卦，他自己就说起他的情史，扳着手指数出好几个他追求过的女子。听他讲当年风流，我时不时地开小差，仿佛怎么也不能将眼前的糟老头子与当年大红大紫的诗人对上号。
那日从汪家出来，几个人一路都在笑。汪静之扳着手指历数他的恋人，谁排第一，谁排第二……排花榜似的，太有趣了。难得有位曾经的名人肯八卦自己。算起来他那时应该七十来岁，大概一向也就是那样一派天真。
三十年代，汪因为章依萍引荐到暨南大学教书，据说与许多“望之俨然”的教授相反，他是全然和学生打成一片的，有学生问 《蕙的风》 其名何来，他便滔滔不绝说他理想的爱人叫傅蕙兰，诗就是为她而写，求之不得的过程，原原本本地道出，连带着把与现夫人的情史也一五一十道来。课上学生与他驳难，或是搞恶作剧，他也不恼。未见其人时，学生对这位 《蕙的风》 作者自有所待，意中必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待见了面则难免失望，后来皆称之为“汪诗人”，就颇多调侃的意味了。
以那天趋访得来的印象，我不大好想象他怎么讲课。他授课倒庶几是诗人式的：他开的课叫《诗歌原理》，让学生每人买一部他的诗集，不大讲“理”，每讲原理则“就近取譬”，放声朗诵他的诗歌。他的情史也是可以在课上讲的，他要写的小说，他对现在女人哪里会谈情说爱的质疑，还有因学校减薪时常请假的理由“学校减薪打八折，我教书也打八折”的高论，也不妨在课上一说。率意如此，倒也颇受学生欢迎。假如不能从他这里得到多少知识，总也算是亲炙了诗人吧——以天真、童心为诗人定义的话，他应该算标准的诗人了。
《蕙的风》 即是以天真、大胆、直白的诗风出名的，讴歌恋爱而有几分童稚气。下面这几句据说传诵一时：“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就像看到他的人很难联想到“风流”、“浪漫”一类字眼，今人也很难想象这样的诗句当年能够“尽得风流”，一方面又被卫道士大加攻击。毕竟，那是“恋爱刚到中国的时候”，少男少女也许一读之下即生内心的悸动以至颤栗也说不定。
三十年代章依萍因 《枕上随笔》 中一句“懒人的春天啊！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被骂得狗血淋头，且有“摸屁股诗人”之号，其实原是汪静之所写，未发表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倒觉比 《蕙的风》 的浅白更有诗的意思，虽说格调不高，还谈不上美学意义上的颓废。
其实汪静之的人与诗是一点不颓废的。
张荫麟“专打天下硬汉”
“数风流人物”而造出的佳话，凡并称者，多半有主角有配角，居于后者往往只是陪衬，凑数而已。清华外文系“三杰”中之颜毓蘅，论名声、成就，远不能和钱钟书、曹禺相比，固在“龙虎狗”的排序中已见端倪，“四子”中的杨世恩则亦不能与朱湘、孙大雨等相提并论。
然凡事不可一概而论，“四才子”虽然也是八卦性质，四人中就没有一个弱的，学生时代即露圭角，日后则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钱钟书不必说，吴晗，史学名家，夏鼐，考古方面的权威。只有张荫麟英年早逝，未能尽展其才，然半部《中国史纲》已成经典，而当日的才名似更在吴、夏之上。张殁后，钱钟书作 《伤张荫麟》，有自注云：“吴雨僧师招饭于藤影荷声之馆，始与君晤，余赋诗有‘同门堂陛让先登，北能南秀忝并称’之语。”可知当时另有将张、钱二人并称的说法，较之“四才子”说可能是小范围流传 （因今人称引，尽出于钱诗），以南宗北宗大师喻二人，其推许更是不同寻常。钱钟书公开发为文章与诗，一向持论苛言，《伤张荫麟》 一诗则流露出惺惺相惜之意。若当年赋诗有酬酢成份，多年后重提“忝并称”之句，则说明他之乐于接受这样的并称。
张荫麟与钱一样，也是心高气傲之人。与他交情颇深的吴晗说他“批评人指斥人，毫不客气。他不喜欢交际应酬，更不会敷衍客套。朋友相处一熟，他总是忘形迹无拘束。辩论起来，更决不相让。”我们可从他二十年代的书评中领教他“毫不客气”的犀利。钱钟书有言，二十不狂是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没头脑。张荫麟书评的气盛言宜，正见出他的“志气”。其与钱钟书年轻时代书评相通处有二，一是词锋凌厉，不稍假借，二是并非柿子拣软的捏——正相反，端的是“专打天下硬汉”。钱初出茅庐即挑周作人等大人物的错，张荫麟“打击面”更大，冰心、苏雪林等辈犹其小焉者，张东荪、郭沫若、冯友兰、顾颉刚、胡适、梁启超等人均是他指谬纠错的对象。而且他不是盯着大人物偶然之失的小疵 （他考据功夫了得，然其评论予人印象深刻处却不在此，对枝节性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为他所不屑），若谓之“逞能”，则他的“逞能”必在大处落墨：有所攻均是往方法论、概念之类的要害处招呼，往往令对手难以招架。
张荫麟四面出击，所评论者覆盖文、史、哲三界多个领域，当真有“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味道。初试啼声，他就拿梁启超开刀，在 《学衡》 上发表的 《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 一文，就梁启超断 《老子》 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逐条批驳，时年十八岁。他批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指其误用“默证”且直斥其疑古文章近乎策论家之罔顾事实、但为我用：“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名动一时，他指其定义混乱，主观武断。郑振铎的文学研究更不在话下，在 《评 〈小说月报〉 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一文中，他对郑提出的“新途径”颇多讥诮，指其了无新意可言，“反有令人喷饭之处”。关于冯友兰的 《新对话》，他托戴东原之名指陈作者对朱熹的理解所据有误，且说冯的概念含混不清……
张荫麟不是钱钟书式的幽默家，不过辞锋锐利之外，也时或令人莞尔。比如评郭沫若译 《浮士德》，他说“郭君在近今白话文学作家中，文字尚为明晰可解者”（此语看似肯定，实则将“近今白话文学作家”之文风一笔扫倒），话锋一转，即对译者自诩的“尽善之努力”大加挖苦：“此种不苟之精神，吾人甚乐为表彰。然据后序中所自述，郭君之成此书，不过初译费时一暑假，改译‘仅仅只有十天’。倚马可待，固足自豪，然观其译本中谬误之多，吾人毋宁劝郭君不必如此匆匆。人生虽促，然不宜在此等处省时间也。”对冰心等女作家，亦是挖苦到家，他干脆把文坛的捧女作家拟为袁枚辈搜罗女弟子以自娱的行为，而对 《真善美》 杂志上的女才子之文，直斥为“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 antal rubbish”，“以充国文课卷，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 如此“毒舌”，如此“恶攻”，并未招来任何打压：张一无以酷评“逆袭”之意，也未见有人指其以骂名人搏出位。这就见出彼时的争鸣氛围。学界大佬们的气度则更令人怀想，梁启超被挑眼后反而对张的才华大加赞扬，冯友兰对张的挑战、揶揄亦不以为忤，放下师辈的身段与张有来有往的讨论。—— 求之于今日，岂可得乎？
冯友兰的大手笔
冯友兰为西南联大写的纪念碑文是一篇震铄古今的大文章。有人这样评道：“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
你道“有人”为谁？是冯友兰自己。晚年追忆平生，撰此碑文乃是他平生一件得意事：“余中年为古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
事实上冯友兰的文章早就受到推许，试想西南联大那样一个文人墨客汇聚的地方，放着闻一多、朱自清、钱穆、刘文典一干人，若不是早有文名，也轮不到他来做。冯友兰以哲学家名世，但他那一辈的人早年都有很好的文言文训练，中年后他又揣摸精研古文，且在这上面有“自期”，这才写得一笔好文章。不仅是文言文，他的白话文章简洁畅晓，也足以让大多数新文学家汗颜，读《中国哲学史》便知。纪念碑文和这部书，一文言一白话，都是大手笔。此所以李慎之在冯友兰去世后的悼文中，高度评价他的学术成就之外，特别提到他的文章：“冯先生是一个运用语言的大师，在以白话文写哲理文章方面，其才能可以说是冠绝一时。冯先生的书特别好读，已是学者的公论。因此读冯先生的书不但可以了解中国哲学的精华，而且可以学会做文章的本领。”
不过冯友兰先生对自家文章，最自负的恐怕还是他的古文。《中国哲学简史》、“贞元六书”虽戛戛独造，却毕竟是学术论著，不能将文章之美发挥尽致。碑铭、陈情表之类的文章则古来就是高手驰骋，能见高下的文体。此处说到“陈情表”，盖因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之外，1943年冯就时局上书蒋介石的陈情书，也被推为“当代大手笔”。其时西南联大国民党员教授会议要给蒋介石上书于时局有所建言，公推冯友兰执笔。冯文写就，众教授读罢均大为称赏，雷海宗且对冯说：“即使你写的书都失传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信中肯定有立宪的要求，据说蒋介石看后“大为动容，为之泪下”，甚且有推行立宪之意 （参看 《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是不是读书人的一厢情愿，不得而知，但此陈情书的情理俱到，言辞恳切可以想见。
可惜，这样一篇至文，居然失传了。
（选自《东鳞西爪集》/余斌 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版）
作为首屈一指的大译家，严复对自己的翻译颇为自信是顺理成章的。他曾在信中说：“……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可为者。”这话说来一点不托大：林纾译的那些小说，换个人也办得了，虽然未必那样文采斐然，若他翻译的 《原富》、《群己权界论》、《法意》 等大作，不是像他这样精通西学的，谁办得了？所以这个账当时的人应该大都是认的。
不是没有微词，《原富》的一些译法就在 《新民丛报》上引发过一场讨论，梁启超对严复以“计学”译economic（经济），对严过于追求译文的古雅，都有商榷之意。黄遵宪等人也有话说。
然而，都属“微词”。真正对严复不买账的，似乎只有王国维。
严复有狂傲之名，王国维则是谦谦君子，罗振玉曾请其译编 《农学报》，他自谓译才不如沈纮，就荐其任之，自己协助。但关乎学理，则当仁不让。
他在 《论新学语之输入》 一文中对严复就不大客气：“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赞其“工”是礼貌，责其“不当”才是重点。而且他拿来挑刺的，没准就是严的得意之笔，比如evolution译为“天演”，sympathy译为“善相感”，他之不以为然，溢于言表：“‘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昧，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
对严的好用古语，王国维也觉不足为训，他举的例子是严译space（空间）为“宇”，time（时间）为“宙”，“以外类此者不可胜举”。
王国维未曾一一指出，实因他所关注者不在一词一语之辨，而在译界之大势。
他最不耐的是严复不肯沿用日本人已有定名的译语，“进化”、“同情”、“时间”、“空间”这些都是。在他看来，“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自创新词，比日译还难懂，既然如此，干嘛不用？
只是当时王国维人微言轻，所说未必能扭转风气，但后来的翻译，确是走上了他希望的那个方向，严复自创的许多术语均败于日译，现代汉语词汇中日语出身者，委实不少，只是我们已习焉不察了。
钱钟书“骂人”
钱钟书是否说过“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的“骂人”话，已成一桩公案，而且注定会是无头案。杨绛先生曾撰文“追本溯源”以正视听，但很多人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无他，只因太像钱先生的口吻。从某个意义上说，叶公超是“懒”，吴宓是“笨”，陈福田是“俗”，此其一；“骂”其中一人，亦能见出“骂”者的才高气盛，然对三人排头并“骂”，似乎更特别地“钱钟书”，此其二。所以纵使有人道出此语版权别有所属，没准会有更多人认定，这活脱脱是钟书君的口吻。
钱钟书在为 《吴宓日记》 所写序中自承“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对当年的孟浪表示抱歉。其实，钱先生的读者虽然没几人有幸亲聆他臧否人物，对他的“取笔弄快”却是半点也不陌生。古今天纵其才的人物，其才气的发露，臧否人物也是一端。钱先生在 《林纾的翻译》 中将林翻译时不时擅自发挥的添写归为文章家的“技痒难熬”，让钱先生舍弃“取笔弄快”的愉悦，他肯定不爽。我们若从“骂人”的角度去读的话，会发现即使 《管锥编》、《谈艺录》 这样的著述，衡文论诗，疏证考订之间，亦不乏嘲骂调侃之语，口角波俏，逸趣横生。
当然文学是较学术更好的“骂人”的载体，在小说中钱先生才算是真正放出手段，尽展骂人的艺术。他笔下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无一逃得过他的讥刺挖苦。早有论者说过，《围城》 里不是“愚人”即是“诬人”，或者既愚且诬，《围城》 序里说得更直截了当——都是“两足无毛动物”。我总觉得，制造一个众人登场的场合，拎过一干人来挨个挖苦过去，必是作者逸兴遄飞，下笔不能自休之时。大约有观众就有表演性，而钱先生最善将种种的表演变成出丑卖乖。《围城》里的几次“社交”不必说了，《人·兽·鬼》 中有 《猫》，作者差不多有一半笔墨花在客厅里的来客身上。以小说结构艺术来说，未可称善，然这里的旁逸斜出或者正是钱钟书的兴味所在。
早有人索隐过了，《猫》 写的是林徽因的客厅，人物皆有所本，未尝不可看作小说化的臧否人物。钱钟书通常只是一个“忍俊不禁”，其快感类于林黛玉的“见一个打趣一个”，故我们大可不必津津于对号入座。“骂人”之为艺术，常在其“艺术”的自足，就像“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我们首先当它是句隽语。
“风流”汪静之
新文学初期的人物中，有两个姓汪的都因写新诗而有名——汪敬熙，汪静之——听上去一字之差，我常会混淆。汪敬熙时在北大读经济系，新潮社的成员，后来留学美国，成为著名的生理心理学家，曾任中研院心理研究所的所长。“身后名”系于生理心理学，写新诗那茬没什么人提了。汪静之出名时还是个学生，其出名与胡适对这位小同乡（都是绩溪人） 的提拔不无关系，终其一生，他都只有“诗人”的名分，他大红了一阵后就无声无息了。但五四初期的文坛上若是“数风流人物”，肯定先会数到他，而不是汪敬熙。汪静之的诗集 《蕙的风》 乃是新诗中的第一部情诗集，有些现代文学史教材上将其与胡适 《尝试集》、郭沫若 《女神》 一起，当作新诗最初的代表，虽然我的印象中，诗集里的诗都没有汪敬熙的 《雪夜》 来得耐读。
直到1984年我们几个研究生在杭州访了汪静之之后，我才将二人对上号。而这时汪静之早已被人遗忘，对我们而言，他也只是个很无感的名字，要说“风流人物”，那是徐志摩吧？有个师妹好像写过有关文章，我们一伙人还跟着去了趟海宁，寻到徐志摩的墓，凭吊一番。富阳县也走了一遭，那是为了访郁达夫的故居。
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研究生经费居然够我们为时半月游学江浙。但我们谁也未曾想到去访访汪静之，虽然他还在。我们后来是听骆寒超老师的建议去访的汪静之。汪静之一点也不“人物”。他住的地方远离市中心，一栋老旧楼房的一楼，楼道里堆满杂物。一位老妇应的门，后来在屋里还见到一位，两位腰都有点佝偻了，也不知哪位是他太太。都不大吭声，我们在房间里谈话，她们其中的一位就坐在过道里摘菜。我们留意她们是有缘故的：《蕙的风》 就是写给他追求的女子，虽然求之不得；后来追到的是另一女子，因诗人已出名，他的太太也便像是故事中的人物了。 汪静之长得很矮小，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老头的样子，敝旧的衣服，好像还有点酒糟鼻。好像并不是我们有意八卦，他自己就说起他的情史，扳着手指数出好几个他追求过的女子。听他讲当年风流，我时不时地开小差，仿佛怎么也不能将眼前的糟老头子与当年大红大紫的诗人对上号。
那日从汪家出来，几个人一路都在笑。汪静之扳着手指历数他的恋人，谁排第一，谁排第二……排花榜似的，太有趣了。难得有位曾经的名人肯八卦自己。算起来他那时应该七十来岁，大概一向也就是那样一派天真。
三十年代，汪因为章依萍引荐到暨南大学教书，据说与许多“望之俨然”的教授相反，他是全然和学生打成一片的，有学生问 《蕙的风》 其名何来，他便滔滔不绝说他理想的爱人叫傅蕙兰，诗就是为她而写，求之不得的过程，原原本本地道出，连带着把与现夫人的情史也一五一十道来。课上学生与他驳难，或是搞恶作剧，他也不恼。未见其人时，学生对这位 《蕙的风》 作者自有所待，意中必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待见了面则难免失望，后来皆称之为“汪诗人”，就颇多调侃的意味了。
以那天趋访得来的印象，我不大好想象他怎么讲课。他授课倒庶几是诗人式的：他开的课叫《诗歌原理》，让学生每人买一部他的诗集，不大讲“理”，每讲原理则“就近取譬”，放声朗诵他的诗歌。他的情史也是可以在课上讲的，他要写的小说，他对现在女人哪里会谈情说爱的质疑，还有因学校减薪时常请假的理由“学校减薪打八折，我教书也打八折”的高论，也不妨在课上一说。率意如此，倒也颇受学生欢迎。假如不能从他这里得到多少知识，总也算是亲炙了诗人吧——以天真、童心为诗人定义的话，他应该算标准的诗人了。
《蕙的风》 即是以天真、大胆、直白的诗风出名的，讴歌恋爱而有几分童稚气。下面这几句据说传诵一时：“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就像看到他的人很难联想到“风流”、“浪漫”一类字眼，今人也很难想象这样的诗句当年能够“尽得风流”，一方面又被卫道士大加攻击。毕竟，那是“恋爱刚到中国的时候”，少男少女也许一读之下即生内心的悸动以至颤栗也说不定。
三十年代章依萍因 《枕上随笔》 中一句“懒人的春天啊！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被骂得狗血淋头，且有“摸屁股诗人”之号，其实原是汪静之所写，未发表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倒觉比 《蕙的风》 的浅白更有诗的意思，虽说格调不高，还谈不上美学意义上的颓废。
其实汪静之的人与诗是一点不颓废的。
张荫麟“专打天下硬汉”
“数风流人物”而造出的佳话，凡并称者，多半有主角有配角，居于后者往往只是陪衬，凑数而已。清华外文系“三杰”中之颜毓蘅，论名声、成就，远不能和钱钟书、曹禺相比，固在“龙虎狗”的排序中已见端倪，“四子”中的杨世恩则亦不能与朱湘、孙大雨等相提并论。
然凡事不可一概而论，“四才子”虽然也是八卦性质，四人中就没有一个弱的，学生时代即露圭角，日后则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钱钟书不必说，吴晗，史学名家，夏鼐，考古方面的权威。只有张荫麟英年早逝，未能尽展其才，然半部《中国史纲》已成经典，而当日的才名似更在吴、夏之上。张殁后，钱钟书作 《伤张荫麟》，有自注云：“吴雨僧师招饭于藤影荷声之馆，始与君晤，余赋诗有‘同门堂陛让先登，北能南秀忝并称’之语。”可知当时另有将张、钱二人并称的说法，较之“四才子”说可能是小范围流传 （因今人称引，尽出于钱诗），以南宗北宗大师喻二人，其推许更是不同寻常。钱钟书公开发为文章与诗，一向持论苛言，《伤张荫麟》 一诗则流露出惺惺相惜之意。若当年赋诗有酬酢成份，多年后重提“忝并称”之句，则说明他之乐于接受这样的并称。
张荫麟与钱一样，也是心高气傲之人。与他交情颇深的吴晗说他“批评人指斥人，毫不客气。他不喜欢交际应酬，更不会敷衍客套。朋友相处一熟，他总是忘形迹无拘束。辩论起来，更决不相让。”我们可从他二十年代的书评中领教他“毫不客气”的犀利。钱钟书有言，二十不狂是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没头脑。张荫麟书评的气盛言宜，正见出他的“志气”。其与钱钟书年轻时代书评相通处有二，一是词锋凌厉，不稍假借，二是并非柿子拣软的捏——正相反，端的是“专打天下硬汉”。钱初出茅庐即挑周作人等大人物的错，张荫麟“打击面”更大，冰心、苏雪林等辈犹其小焉者，张东荪、郭沫若、冯友兰、顾颉刚、胡适、梁启超等人均是他指谬纠错的对象。而且他不是盯着大人物偶然之失的小疵 （他考据功夫了得，然其评论予人印象深刻处却不在此，对枝节性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为他所不屑），若谓之“逞能”，则他的“逞能”必在大处落墨：有所攻均是往方法论、概念之类的要害处招呼，往往令对手难以招架。
张荫麟四面出击，所评论者覆盖文、史、哲三界多个领域，当真有“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味道。初试啼声，他就拿梁启超开刀，在 《学衡》 上发表的 《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 一文，就梁启超断 《老子》 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逐条批驳，时年十八岁。他批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指其误用“默证”且直斥其疑古文章近乎策论家之罔顾事实、但为我用：“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名动一时，他指其定义混乱，主观武断。郑振铎的文学研究更不在话下，在 《评 〈小说月报〉 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一文中，他对郑提出的“新途径”颇多讥诮，指其了无新意可言，“反有令人喷饭之处”。关于冯友兰的 《新对话》，他托戴东原之名指陈作者对朱熹的理解所据有误，且说冯的概念含混不清……
张荫麟不是钱钟书式的幽默家，不过辞锋锐利之外，也时或令人莞尔。比如评郭沫若译 《浮士德》，他说“郭君在近今白话文学作家中，文字尚为明晰可解者”（此语看似肯定，实则将“近今白话文学作家”之文风一笔扫倒），话锋一转，即对译者自诩的“尽善之努力”大加挖苦：“此种不苟之精神，吾人甚乐为表彰。然据后序中所自述，郭君之成此书，不过初译费时一暑假，改译‘仅仅只有十天’。倚马可待，固足自豪，然观其译本中谬误之多，吾人毋宁劝郭君不必如此匆匆。人生虽促，然不宜在此等处省时间也。”对冰心等女作家，亦是挖苦到家，他干脆把文坛的捧女作家拟为袁枚辈搜罗女弟子以自娱的行为，而对 《真善美》 杂志上的女才子之文，直斥为“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 antal rubbish”，“以充国文课卷，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 如此“毒舌”，如此“恶攻”，并未招来任何打压：张一无以酷评“逆袭”之意，也未见有人指其以骂名人搏出位。这就见出彼时的争鸣氛围。学界大佬们的气度则更令人怀想，梁启超被挑眼后反而对张的才华大加赞扬，冯友兰对张的挑战、揶揄亦不以为忤，放下师辈的身段与张有来有往的讨论。—— 求之于今日，岂可得乎？
冯友兰的大手笔
冯友兰为西南联大写的纪念碑文是一篇震铄古今的大文章。有人这样评道：“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
你道“有人”为谁？是冯友兰自己。晚年追忆平生，撰此碑文乃是他平生一件得意事：“余中年为古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
事实上冯友兰的文章早就受到推许，试想西南联大那样一个文人墨客汇聚的地方，放着闻一多、朱自清、钱穆、刘文典一干人，若不是早有文名，也轮不到他来做。冯友兰以哲学家名世，但他那一辈的人早年都有很好的文言文训练，中年后他又揣摸精研古文，且在这上面有“自期”，这才写得一笔好文章。不仅是文言文，他的白话文章简洁畅晓，也足以让大多数新文学家汗颜，读《中国哲学史》便知。纪念碑文和这部书，一文言一白话，都是大手笔。此所以李慎之在冯友兰去世后的悼文中，高度评价他的学术成就之外，特别提到他的文章：“冯先生是一个运用语言的大师，在以白话文写哲理文章方面，其才能可以说是冠绝一时。冯先生的书特别好读，已是学者的公论。因此读冯先生的书不但可以了解中国哲学的精华，而且可以学会做文章的本领。”
不过冯友兰先生对自家文章，最自负的恐怕还是他的古文。《中国哲学简史》、“贞元六书”虽戛戛独造，却毕竟是学术论著，不能将文章之美发挥尽致。碑铭、陈情表之类的文章则古来就是高手驰骋，能见高下的文体。此处说到“陈情表”，盖因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之外，1943年冯就时局上书蒋介石的陈情书，也被推为“当代大手笔”。其时西南联大国民党员教授会议要给蒋介石上书于时局有所建言，公推冯友兰执笔。冯文写就，众教授读罢均大为称赏，雷海宗且对冯说：“即使你写的书都失传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信中肯定有立宪的要求，据说蒋介石看后“大为动容，为之泪下”，甚且有推行立宪之意 （参看 《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是不是读书人的一厢情愿，不得而知，但此陈情书的情理俱到，言辞恳切可以想见。
可惜，这样一篇至文，居然失传了。
（选自《东鳞西爪集》/余斌 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