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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斯·斯图亚特（1907—1984）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格里纳普县，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诗人，但国内关于他的介绍和译作却很少。他的作品主要描写肯塔基州东北的乡村生活。斯图亚特的短篇小说《爱》讲述了“我”和父亲在玉米地里看到一条即将产卵的母黑蛇，在父亲命令猎狗将其咬死的第二天，一条公黑蛇盘绕在死去的母蛇周围，仿佛在为伴侣的不幸而悲伤。父亲被此情景所触动，最终改变态度放走了公蛇。小说通篇简洁凝练，作者借叙述者“我”之口将故事向读者娓娓道来。本文将从叙事视角、叙事距离、叙事空间三个方面探讨小说的艺术审美特征，并试图挖掘小说所蕴含的主题意义。
一、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视角
斯图亚特的短篇小说《爱》中所运用的第一人称内聚焦这一限知视角使得读者通过叙述者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来观察体验故事，不但降低了故事的虚构性，而且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第一人称内聚焦通常涉及回顾性视角和体验性视角，小说中体验性视角的使用大于回顾性视角，这一视角安排增强了读者阅读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容易激起读者对母蛇遭遇的同情与怜悯。
小说《爱》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与人物聚焦者“我”重合，构成第一人称内聚焦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叙事视角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申丹，2010：88）。所以叙事视角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叙述时的角度，二是观察时的角度。叙述的角度涉及“谁说”，观察的角度涉及“谁看”。两者有时分离，有时重合。热奈特把聚焦分为三类：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1990：129—130）。小說《爱》中讲述故事的人与观察感知故事的人同为“我”，所以小说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和人物聚焦者“我”重合，构成第一人称内聚焦。“我”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当故事以 “我”的亲身经历展开时，读者随着叙述者“我”的切身体会而感同身受，在情感上容易引起与读者的共鸣。第一人称内聚焦属于限知视角，读者只可以窥探叙述者“我”的想法，却无法得知故事中父亲的内心。这样故事的虚构性被降到最低，而故事的真实性与可信性被更大程度地突显出来。
第一人称聚焦涉及回顾性视角和体验性视角，两者通常融合在一起。因为叙述者在叙述故事时故事往往是已经发生了的，而非做现时性报道。在小说《爱》中，开头叙述者便告诉我们故事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虽是回顾性视角，但小说实际上体验性视角的运用大于回顾性视角。“血从它弧度优美的喉咙喷射而出。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胳膊，像小球一样。”（斯图亚特：22—23）此处叙述者明显运用体验性视角。既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那么“我”便早就知道击中“我”胳膊的小球是蛇蛋。但叙述者没有直接告诉读者，而是带领读者仿佛亲身经历了母蛇被狗撕裂的场面。这样的安排加强了读者的内心震撼与对母蛇的同情效果，增强了下文读者对“我”成功劝说父亲放生公蛇后的情感体验。
小说《爱》中第一人称内聚焦这一视角的使用，不但降低了故事的虚构性，而且拉近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在情感上更容易产生共鸣。作者通过叙述者“我”来讲述“我”在玉米地上目睹的惨案来激起读者对母蛇遭遇的怜悯之情，从而呼吁我们保护动物、热爱生灵，并间接传达了作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思想。
二、动态变化的叙事距离
小说《爱》在叙事距离的调控方面，表现在叙述者与作者、叙述者与作品人物间的距离呈动态变化的局面上。叙述者与作者时近时远的距离，不仅表达了作者热爱土地、热爱自然的生态思想，而且讽刺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和以人类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思想。此外，叙述者与故事人物间距离的疏离共存在给读者带来戏剧性的审美体验的同时，也暗示了小说中父亲生态意识的觉醒。
小说中叙事距离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叙述者与作者之间。根据韦恩·布斯，叙事距离主要体现在叙述者身上，通过叙述者的情感、道德、智力等方面展示出来，主要表现为叙述者与隐含作者、读者还有作品人物之间的距离。（布斯：175—177）叙事距离往往并非单一停滞，而是动态变化的。小说《爱》中叙述者“我”与作者及隐含作者的距离既相近又时而远离。叙述者为第一人称时，这种天然的代入感让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叙事距离无限缩小（胡小玲2015：49）。纵观全文小说《爱》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价值观念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布斯认为隐含作者是作者的第二个自我，那么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蕴含着作者的道德意识。斯图亚特曾赞美他家乡的那片土地犹如肌肤般亲近（David，2003：14）。文中隐隐透露出的美丽乡村气息，以及叙述者对蛇这一普遍被认为是邪恶的生灵产生怜爱之情，表达了作者热爱土地、热爱自然之情。
但小说中叙述者与作者的距离并非总是那么近。第一人称内聚焦属于限知视角，它带有的主观性导致了叙述者有时并不是那么值得信赖。《爱》中“我”既扮演故事中的特定角色，又承担着向读者讲述故事的功能，那么“我”所描写的只是“我”所感知和看到的，“我”所表达的只是“我”自己的内心想法。“这就是生活，弱肉强食，即使在人类之间，也是如此。狗杀死蛇，鸟儿杀死蝴蝶。人类征服一切，为取乐而杀戮。” 这是“我”看到猎狗撕裂母蛇后的心理活动。此处叙述者与作者的距离变大。“人类征服一切，为取乐而杀戮”，这与作者热爱自然的道德信念相悖，所以此处叙述者“我”又与作者拉开距离成为不可靠叙述，因而导致反讽。作者讽刺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思想，并且抨击了对动物进行不负责任的猎杀行为。
其次小说中对叙事距离的调控也体现在叙述者与故事人物间的疏离共存中。小说《爱》中叙述者“我”与父亲之间的情感价值距离是由远及近转换的。故事开头“我”与父亲持相反态度。父亲讨厌蛇，并指使自家猎狗将其咬死。而“我”站在保护蛇的立场上劝说父亲黑蛇无毒。父亲与“我”之间的价值距离使得读者对父亲的行为产生质疑与不满。后来父亲在“我”的劝说下被两条蛇的爱情所感动并放走公蛇，实现了父亲与“我”的价值距离的一致。父亲从憎恨蛇到对蛇的放生，体现出了小说题目“爱”的深刻含义。作者不仅描写两条蛇之间的爱情，更试图言说一种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大爱。父亲态度的转变体现着叙述者与作品人物间距离的变化，这一安排暗示了父亲生态意识的觉醒，给予了作者对人与动物间关系的积极思考。 三、具有象征意义的叙事空间
小说《爱》在叙事空间的建构中赋予了其深刻的象征含义。小说中的物理空间是故事发生的地点—玉米地，这一地域性的物理空间不但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而且象征着在这片土地上人类与动物之间因生存而产生的矛盾冲突最终会通过人性的温暖得以解决。小说叙事的心理空间通过主人公即叙述者“我”的心理活动所建构。 “我”对母蛇遭遇所流露出的同情与无奈和对母蛇与分娩的女性相类比，表达了作者“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理念。
小说塑造的“玉米地”这一物理空间，不仅具有地域性的指示意义，而且蕴含着作者对人与自然界复杂关系的思考和对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向往。米歇尔·德塞都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指出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空间实践，他强调物质空间与隐喻空间的结合。（程锡麟，2007：26）物理空间不仅是一种物质性器皿，它往往承载社会中隐性的复杂关系。小说开篇讲述了“我”和父亲在新开垦的玉米地里，为防止牛群践踏玉米地，准备做一个栅栏。这一开头蕴含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人类为了利益不断“新开垦”土地，而牛群为了生存不得不踏足“属于人类的土地”。一道栅栏便成了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相处的屏障。被松鼠吃掉种子从而枯萎脱水的玉米苗也是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界存在着矛盾的真实写照。从空间上来看，小说的故事情节 “昨天”和“今天”发生在同一地理场所，即玉米地。在这片土地上，“昨天”的情景是“牛群啃玉米，松鼠吃谷粒，父亲因私利而杀害无害的母蛇”。“今天”的情景是“公蛇被拯救，父亲被感动，人性的光芒焕发四射”。在这片土地上，过去存在着人与动物相对立的情景，但在今天，随着人性的回归，人类打破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藩篱并达到与自然界其他生物和谐共处的状态。
小说叙事的心理空间是通过主人公“我”的心理活动所建构的。“心理空间一般指抽象的精神空间，在叙事作品中以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呈现。”（赵晨霞，2016：26）小说《爱》塑造的心理空间通过故事的叙述者即主人公“我”的心理活动呈现出来。“我”作为一个孩童，对父亲无故残害动物这一行为的思考体现了主人公对人性的反思。当“我”察觉母蛇被猎狗咬住但并没有攻击猎狗的意图时，“我”在想“它（蛇）为什么会爬到這黑土地上来”。“我”的心理活动表征出“我”对怀孕的母蛇即将被杀死的命运的无奈和惋惜。之后，“我”又将蛇为保护自己的孩子的行为同女性分娩时的痛苦联系起来，想到她们为了拯救孩子将怎样竭力抗争。心理空间是人的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投射，动物的行为激起了主人公对人性的共鸣，动物界的母爱同人类的母爱一样伟大。作者把蛇与人进行类比，表明人类与动物同为地球上的生灵，他们是平等互通的，表达了作者“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观。
小说中作者塑造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都具有深刻的内涵意义。小说叙事的物理空间“玉米地”不仅是地域上的指称，它还象征着作者对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希冀。小说的心理空间在表征作者对人性思考的同时，也暗含了作者“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观。
四、结论
小说《爱》中作者对叙事策略的精心安排，不仅在形式上增强了小说的艺术审美特征，而且在主题上有助于表达小说的思想意蕴。小说中第一人称内聚焦体验性视角的运用、动态变化的叙事距离安排和富有象征含义的叙事空间，不仅给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带来戏剧性审美体验，而且表达了作者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否定，对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希望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理念。总而言之，通过探讨斯图亚特短篇小说《爱》中的叙事策略，可以发现小说不仅描绘了两条蛇之间的爱情故事，作者更试图通过动物间的爱来唤醒人与自然间的爱。
一、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视角
斯图亚特的短篇小说《爱》中所运用的第一人称内聚焦这一限知视角使得读者通过叙述者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来观察体验故事，不但降低了故事的虚构性，而且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第一人称内聚焦通常涉及回顾性视角和体验性视角，小说中体验性视角的使用大于回顾性视角，这一视角安排增强了读者阅读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容易激起读者对母蛇遭遇的同情与怜悯。
小说《爱》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与人物聚焦者“我”重合，构成第一人称内聚焦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叙事视角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申丹，2010：88）。所以叙事视角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叙述时的角度，二是观察时的角度。叙述的角度涉及“谁说”，观察的角度涉及“谁看”。两者有时分离，有时重合。热奈特把聚焦分为三类：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1990：129—130）。小說《爱》中讲述故事的人与观察感知故事的人同为“我”，所以小说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和人物聚焦者“我”重合，构成第一人称内聚焦。“我”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当故事以 “我”的亲身经历展开时，读者随着叙述者“我”的切身体会而感同身受，在情感上容易引起与读者的共鸣。第一人称内聚焦属于限知视角，读者只可以窥探叙述者“我”的想法，却无法得知故事中父亲的内心。这样故事的虚构性被降到最低，而故事的真实性与可信性被更大程度地突显出来。
第一人称聚焦涉及回顾性视角和体验性视角，两者通常融合在一起。因为叙述者在叙述故事时故事往往是已经发生了的，而非做现时性报道。在小说《爱》中，开头叙述者便告诉我们故事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虽是回顾性视角，但小说实际上体验性视角的运用大于回顾性视角。“血从它弧度优美的喉咙喷射而出。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胳膊，像小球一样。”（斯图亚特：22—23）此处叙述者明显运用体验性视角。既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那么“我”便早就知道击中“我”胳膊的小球是蛇蛋。但叙述者没有直接告诉读者，而是带领读者仿佛亲身经历了母蛇被狗撕裂的场面。这样的安排加强了读者的内心震撼与对母蛇的同情效果，增强了下文读者对“我”成功劝说父亲放生公蛇后的情感体验。
小说《爱》中第一人称内聚焦这一视角的使用，不但降低了故事的虚构性，而且拉近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在情感上更容易产生共鸣。作者通过叙述者“我”来讲述“我”在玉米地上目睹的惨案来激起读者对母蛇遭遇的怜悯之情，从而呼吁我们保护动物、热爱生灵，并间接传达了作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思想。
二、动态变化的叙事距离
小说《爱》在叙事距离的调控方面，表现在叙述者与作者、叙述者与作品人物间的距离呈动态变化的局面上。叙述者与作者时近时远的距离，不仅表达了作者热爱土地、热爱自然的生态思想，而且讽刺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和以人类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思想。此外，叙述者与故事人物间距离的疏离共存在给读者带来戏剧性的审美体验的同时，也暗示了小说中父亲生态意识的觉醒。
小说中叙事距离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叙述者与作者之间。根据韦恩·布斯，叙事距离主要体现在叙述者身上，通过叙述者的情感、道德、智力等方面展示出来，主要表现为叙述者与隐含作者、读者还有作品人物之间的距离。（布斯：175—177）叙事距离往往并非单一停滞，而是动态变化的。小说《爱》中叙述者“我”与作者及隐含作者的距离既相近又时而远离。叙述者为第一人称时，这种天然的代入感让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叙事距离无限缩小（胡小玲2015：49）。纵观全文小说《爱》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价值观念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布斯认为隐含作者是作者的第二个自我，那么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蕴含着作者的道德意识。斯图亚特曾赞美他家乡的那片土地犹如肌肤般亲近（David，2003：14）。文中隐隐透露出的美丽乡村气息，以及叙述者对蛇这一普遍被认为是邪恶的生灵产生怜爱之情，表达了作者热爱土地、热爱自然之情。
但小说中叙述者与作者的距离并非总是那么近。第一人称内聚焦属于限知视角，它带有的主观性导致了叙述者有时并不是那么值得信赖。《爱》中“我”既扮演故事中的特定角色，又承担着向读者讲述故事的功能，那么“我”所描写的只是“我”所感知和看到的，“我”所表达的只是“我”自己的内心想法。“这就是生活，弱肉强食，即使在人类之间，也是如此。狗杀死蛇，鸟儿杀死蝴蝶。人类征服一切，为取乐而杀戮。” 这是“我”看到猎狗撕裂母蛇后的心理活动。此处叙述者与作者的距离变大。“人类征服一切，为取乐而杀戮”，这与作者热爱自然的道德信念相悖，所以此处叙述者“我”又与作者拉开距离成为不可靠叙述，因而导致反讽。作者讽刺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思想，并且抨击了对动物进行不负责任的猎杀行为。
其次小说中对叙事距离的调控也体现在叙述者与故事人物间的疏离共存中。小说《爱》中叙述者“我”与父亲之间的情感价值距离是由远及近转换的。故事开头“我”与父亲持相反态度。父亲讨厌蛇，并指使自家猎狗将其咬死。而“我”站在保护蛇的立场上劝说父亲黑蛇无毒。父亲与“我”之间的价值距离使得读者对父亲的行为产生质疑与不满。后来父亲在“我”的劝说下被两条蛇的爱情所感动并放走公蛇，实现了父亲与“我”的价值距离的一致。父亲从憎恨蛇到对蛇的放生，体现出了小说题目“爱”的深刻含义。作者不仅描写两条蛇之间的爱情，更试图言说一种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大爱。父亲态度的转变体现着叙述者与作品人物间距离的变化，这一安排暗示了父亲生态意识的觉醒，给予了作者对人与动物间关系的积极思考。 三、具有象征意义的叙事空间
小说《爱》在叙事空间的建构中赋予了其深刻的象征含义。小说中的物理空间是故事发生的地点—玉米地，这一地域性的物理空间不但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而且象征着在这片土地上人类与动物之间因生存而产生的矛盾冲突最终会通过人性的温暖得以解决。小说叙事的心理空间通过主人公即叙述者“我”的心理活动所建构。 “我”对母蛇遭遇所流露出的同情与无奈和对母蛇与分娩的女性相类比，表达了作者“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理念。
小说塑造的“玉米地”这一物理空间，不仅具有地域性的指示意义，而且蕴含着作者对人与自然界复杂关系的思考和对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向往。米歇尔·德塞都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指出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空间实践，他强调物质空间与隐喻空间的结合。（程锡麟，2007：26）物理空间不仅是一种物质性器皿，它往往承载社会中隐性的复杂关系。小说开篇讲述了“我”和父亲在新开垦的玉米地里，为防止牛群践踏玉米地，准备做一个栅栏。这一开头蕴含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人类为了利益不断“新开垦”土地，而牛群为了生存不得不踏足“属于人类的土地”。一道栅栏便成了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相处的屏障。被松鼠吃掉种子从而枯萎脱水的玉米苗也是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界存在着矛盾的真实写照。从空间上来看，小说的故事情节 “昨天”和“今天”发生在同一地理场所，即玉米地。在这片土地上，“昨天”的情景是“牛群啃玉米，松鼠吃谷粒，父亲因私利而杀害无害的母蛇”。“今天”的情景是“公蛇被拯救，父亲被感动，人性的光芒焕发四射”。在这片土地上，过去存在着人与动物相对立的情景，但在今天，随着人性的回归，人类打破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藩篱并达到与自然界其他生物和谐共处的状态。
小说叙事的心理空间是通过主人公“我”的心理活动所建构的。“心理空间一般指抽象的精神空间，在叙事作品中以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呈现。”（赵晨霞，2016：26）小说《爱》塑造的心理空间通过故事的叙述者即主人公“我”的心理活动呈现出来。“我”作为一个孩童，对父亲无故残害动物这一行为的思考体现了主人公对人性的反思。当“我”察觉母蛇被猎狗咬住但并没有攻击猎狗的意图时，“我”在想“它（蛇）为什么会爬到這黑土地上来”。“我”的心理活动表征出“我”对怀孕的母蛇即将被杀死的命运的无奈和惋惜。之后，“我”又将蛇为保护自己的孩子的行为同女性分娩时的痛苦联系起来，想到她们为了拯救孩子将怎样竭力抗争。心理空间是人的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投射，动物的行为激起了主人公对人性的共鸣，动物界的母爱同人类的母爱一样伟大。作者把蛇与人进行类比，表明人类与动物同为地球上的生灵，他们是平等互通的，表达了作者“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观。
小说中作者塑造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都具有深刻的内涵意义。小说叙事的物理空间“玉米地”不仅是地域上的指称，它还象征着作者对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希冀。小说的心理空间在表征作者对人性思考的同时，也暗含了作者“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观。
四、结论
小说《爱》中作者对叙事策略的精心安排，不仅在形式上增强了小说的艺术审美特征，而且在主题上有助于表达小说的思想意蕴。小说中第一人称内聚焦体验性视角的运用、动态变化的叙事距离安排和富有象征含义的叙事空间，不仅给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带来戏剧性审美体验，而且表达了作者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否定，对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希望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理念。总而言之，通过探讨斯图亚特短篇小说《爱》中的叙事策略，可以发现小说不仅描绘了两条蛇之间的爱情故事，作者更试图通过动物间的爱来唤醒人与自然间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