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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软实力
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新加坡和相邻的马六甲了，只不过史书里最早称呼新加坡为淡马锡。600多年前，从上海附近太仓出发的郑和船队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远洋阵营。其中，郑和船队七次经南海至印度洋，有五次选择在马六甲进行淡水补充和人员休整。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在这里建立海军据点，只是建立了当时的贸易枢纽。于是，后来有近千万中国人由新加坡抵达南洋各地，包括李光耀的曾祖父。
作为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本人几乎不提他家族源于中国。他在新加坡执政时也不提倡华文教育，还曾经花很大力气强调“占人口74%比例的华人不是中国后裔，而是新加坡人”。他关于华人以及中国地位的一些言论，经常被如今的华人社团领袖和更加年轻一代的中国网民批评;但中国领导人很宽容地认为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关系的缔造者和推动者，他的逝世是新加坡也是亚洲的损失。如果就李光耀同时代的一些政局和乱局相比，新加坡有他是十分幸运的。
这个世界还有不少类似新加坡的袖珍国家，身边则有强悍的邻国;往往都被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殖民过，甚至还和强悍的邻居一度是统一的国家。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对和谐的分治邻居外，只要有英国殖民者留下纷争伏笔的地方都不会太平。如1959年新加坡进一步取得自治地位之后，同年5月举行第一次大选。李光耀创建和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51个立法议院议席中赢得了43席;6月5日，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政府宣誓就职，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接着在1963年9月，新加坡脱离了英国的统治正式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可是，没两年就和中央政府闹翻了。新加坡随即独立建国并寻求国际承认，于1965年9月21日加入了联合国，同年10月加入英联邦。独立期间至今，这块土地未发生战火！
其他地方怎么样呢？科威特上个世纪60年代在英国授意下，从伊拉克独立出来，在萨达姆时期曾被武力兼并、随后爆发海湾战争;巨额石油财富充当了美国、沙特等盟军的军费。地中海明珠塞浦路斯地缘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同时能够经略亚、非、欧;在英国佬的折腾下，独立后就内战，最后变成了分别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为主体的两个武装割据政权。印度洋明珠斯里兰卡，也是如此。
老殖民主义者都一样，喜欢插手或直接武装干涉其所谓的“势力范围”。法国在临近新加坡的柬埔寨、越南;葡萄牙在邻近新加坡的东帝汶、印尼，都直接点燃战火、政变、内乱和暗杀。这些不幸，都没有在新加坡发生过;因为这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时代。这位英国高等学府的优等生，以知英知新（即知彼知己）的智慧清除了老殖民主义者重返的土壤;并铸就了堪称世界一流的新加坡软实力。
新加坡模式可复制？
李光耀的软实力构思，是最早进入哈佛大学研究视野的亚洲案例。其核心理念也有相应的闪光点，首先是打造一个高薪养廉的高效政府。他担任总理以及其内阁部长的工资，是全世界最高的;而新加坡也是在经济起飞阶段唯一没有发生大面积腐败的国家，对腐败零容忍就是其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主张。其次，吸引全球范围优秀人才为新加坡所用。或给予国籍、或给予居住权、或给予研发型资助;并推崇政府机构、主力企业直接和西方一流大学、跨国公司实体性合作。再次，在大力招商引资的同步阶段，强力推进环境治理和污染预防。不存在跨国资本转移到新加坡而输进污染的情况，据笔者所掌握的后发国家现代化案例，新加坡是真正未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的国家。而这样的老路，韩国、波兰和墨西哥这些经济优等生都走过;但新加坡却一直是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市国家。第四，积极并创造性地谋求国际话语权的营建。这一方面是争取国际组织落户新加坡，如东盟秘书处和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就安营在新加坡;另一方面是争取大型国际会议或关键对话论坛在新加坡举行，如关于东亚安全问题的香格里拉峰会和首次“汪辜会谈”等，都为新加坡赢得了国际声誉。而李光耀本人也是位很勤奋的演说家和撰稿人，经常抛出独具风格的警世之作;退休之后也不逊于基辛格。
软实力的运用方面，李光耀比同时代的很多政治家要显得高明;他的主场实际上在中国。和那些企图在中国推销普世价值的西方“祖师爷”不同，李光耀向中国领导人推介的是新加坡模式中的局部治理经验，而且中国方面觉得操作性强又比较管用。历史条件又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务实地战略决策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批学习目标是亚洲“四小龙”而非西方国家之后，只有一次机会即1978年末造访了唯一的一条小龙——新加坡。当年在新加坡，立国才13年的李光耀把摆脱贫困的经验和盘托出，包括如何吸引跨国公司、如何组建合资企业、如何设立工业开发区、如何推进廉租房建设以及公共绿化等课题。
用今天的话语系统来表述的话，这些课题的新加坡答案是可复制的。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发现：新加坡紧靠海港的裕廊，昔日是一片荒地和沼泽，通过利用外资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成片开发，建成一个占地5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完备的工业区，又通过利用外资建成的3座大型炼油厂，以及钢铁、石化、造船等一批现代化工厂。尤为可贵的是，新加坡在大力引进外国资金、技术、人才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成功地抵制了来自西方国家的负面影响，保持了国家的凝聚力、民族的和睦、社会的安定和固有文化的尊严。新加坡经验，仿佛是颗定心丸。1988年，中国面临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困扰;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李光耀时说：中国改革缺乏经验，但本领是可以学会的，其中包括向新加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