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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认识问题，曾长期作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被正面提及，但随着两国关系近年来的种种摩擦与震荡，这种基础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固，双方主流人士日益感到需要用新的思路和模式来发展两国关系，以淡化历史问题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存在。2003年前后中国知识界的“对日新思维”大讨论和2005年底开始的日本社会的“反思”潮流，均是这种动向的反映。
2007年，对中日两国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说是“历史之年”亦不为过：邦交正常化35周年，7·7事变和南京大屠杀70周年；再往远了说，是日本派遣“遣隋使”（小野妹子）1400周年。现实层面，自日本首相安倍去年访华激活中日外交的死水之后，新年伊始，两国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外交互访，更多的重头戏还在后头：2月，李肇星外长访日；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而安倍首相据说今夏还会访华。
如此频繁的外交穿梭，能否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所谓“战略互惠关系”的高度，不仅取决于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主流社会的共识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历史问题能否实现“软着陆”；而后者则又取决于对历史的认识能否超越国界。
历史研究“去政治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近35年，从最初的短暂蜜月到不乏猜忌与谩骂的漫长磨合期，直到双方干脆别过脸去的事实表明，两国国民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偏差。这种偏差的成因极其复杂，既有源于历史、文化方面的因素，也有基于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特别是冷战及后冷战时期严峻多变的地缘政治矛盾而生的影响，许多不同层面、不同指向的要素纵横交织，错综叠加，给以大众传媒为主渠道的对对方国家的“理解”造成相当的困扰。
当意识到历史认识的距离仅靠“友好”的标榜难以缩短的时候，两国国民都非常失落。不仅如此，源于历史认识的问题在某种情绪化反动的作用下进一步发展，升级为所谓“政冷经热”的结构性矛盾，不仅动摇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且在安保、经贸等国家根本利益层面造成了两败俱伤的情形。这种状况，又反过来引发了双方各自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相互对立，白白贻误甚至葬送了在“经热”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可能形成共同战略利益的机运，令两国有识之士为之焦虑。
一线转机出现在安倍首相访华之后。在去年10月北京峰会上，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打出了“让政治与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把中日关系推向更高层次”的口号，并承诺年内启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随后，在11月河内APEC会议上，中国外长李肇星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就细节问题进一步磋商，使其得以具体化。不久，双方成立了由中日两国各10名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下设“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两个课题小组，由中日双方轮流主持，拟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的2008年内发表有关研究成果，向社会公开。12月26日，该学术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首轮学术会议，标志着这项举世瞩目的学术项目正式起跑。
尽管此前曾有过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研究、编纂《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和日韩两国历史共同研究等尝试，但由东亚两个最重要国家的政府牵头并主导，致力于如此大规模的学术共同研究尚属首次，其意义已超出纯学术研究的范围，因而受到中日两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该项研究能否顺利推进，取得成功，不仅关系到中日两个邻国将以何种心态在21世纪共处，其影响的“溢出效应”还会辐射东亚乃至整个国际社会。
可是，一项学术研究的政治意味再浓，也不代表该项研究就得遵从政治的指挥棒，为片面曲解的政治现实服务。我们注意到，去年，在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此前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历史讳莫如深的中国官方媒体开始完整复述历史；而试用于上海等地学校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其突出文化、文明史的“修正主义”倾向广为西方媒体所关注……这些大环境的点滴变化，或许有助于缩小双方学者在意识形态和历史观上的差距，增进相互理解。至于有一种担心认为，这次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学术委员会中日方代表几乎是清一色的“实证主义”历史学者，这会导致两国在对某些重大历史事实（诸如“卢沟桥事变”中谁开的第一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统计等）的认定问题上蹈入“定量”与“实证”的窠臼，而弱化甚至虚化战争罪行的性质及其对受害国国民心灵、情感的伤害，笔者以为，这种担心其实仍是出于泛政治化的思维。其实，学术研究就是还历史本来面目，至于其它现实需要，包括慰安妇索赔、被掳劳工索赔、靖国参拜等问题，仍可通过另外的管道着力解决，不必给一个原本清晰单纯的逻辑添加不必要的政治负担。
警惕“历史修正主义”
与此同时，我们却有必要警惕日本极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借此机会发酵，影响艰难起步、正步入正轨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
去年夏天，围绕日本前首相小泉的靖国参拜和隶属于靖国神社的战争博物馆“遊就馆”的历史记述问题——该馆的一些展板，尤其是有关太平洋战争的展示内容，明显粉饰、美化军国日本，诋毁美国参战的动机——曾爆发过一场美国对日本的“舆论反制”，作为特殊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被要求对部分“可能引起误解”的陈列内容及其解说词做相应的“手术”。
经过4个月的“调整”，靖国神社当局终于交出了答卷。新年伊始，“遊就馆”首次向社会公开了调整、变更后的展示内容。除了关于太平洋战争的起因，所谓罗斯福总统为实现美国经济复兴而蓄意把日本逼上梁山的“历史”描述被改写外，对某些与中国有关的记述也作了局部性修正。
不过，这种局部“改进”仍留有尾巴。例如，原题为《罗斯福的大战略》的展板题目改为《罗斯福外交与美国的参战》，虽然弱化了以前所谓的苦于经济萧条的美国通过逼迫日本开战而达成“胜利计划”的阴谋论，但仍保留了罗斯福总统曾诱导“对日非难”的国际舆论的“事实”，并指美确有挑拨日本、策动战争的意图。再如，对“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的记述，馆方虽作了部分调整，但仍未触及中方历来主张的“屠杀”措辞。
而且，一些实质性修改其实是避重就轻。例如，关于“芦沟桥事件”（7·7事变）何以发展至中日全面战争的原因问题，原先的“拒绝日中和平的中国方面的意图”被弱化为“中国方面的反日机运”，而“中国正规军对日本军的非法进攻”的措辞也被删除，但在关键的事变起因问题上，馆方仍未有退让，认为系因“中国方面对日军的枪击”，“上海事变”（8·13淞沪会战）则系出于“中国方面的挑衅”。
此外，少数修改甚至小有退步。例如，对“满洲事变”（9·18事变）问题，原先的“关东军图谋对满洲全域进行军事占领”的记述，被改为“（满洲事变）乃关东军所引起”；“关东军建立了满洲国”被修改为“扶持满洲国建国”，均有推卸责任的嫌疑。
就此次遊就馆展示内容的调整问题，韩国宋旻淳外交通商相曾明确向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表示“关注”，但“日韩合并”等有关朝鲜半岛的记述却未做任何变更。这也充分说明，旨在应付美国、以求敷衍过关的权宜性应对，“惠及”中国是附带性的，基本上属于类似“搂草打兔子”式的行动，而韩国、朝鲜则根本没入靖国神社当局的“法眼”。所以，一向力挺靖国神社和“参拜派”的日本大报《产经新闻》不无欣慰地说：“尽管有关中国的记述也被修改，但‘主张日本立场’的展示方针却得以维持。”就是说，对靖国神社来说，这场来自美国的修改动议是虚惊一场，在不得已做了一个元气无伤的“手术”之后，已平安无事。
但即便是这种形式上的小儿科“妥协”，还是令日本极右翼势力感到愤懑，他们骂靖国神社和一些虽持保守立场但却亲美的学者“媚美”。这深刻折射出日本社会在历史观上的分裂，也暗喻了表面坚不可摧的日美关系深层的不和谐——在“总保守化”的日本政坛，“普通国家”论上走得最远的就是既反中、又反美的所谓“右翼”。他们从根本上否定战后美国主导的、建立在东京审判基础上的民主主义价值体系；他们自称“历史修正主义”（History Revisionism），主张“南京屠杀不存在”论、“慰安妇问题阴谋论”（即认为系国内外反日势力的阴谋）。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今天的日本，制约这种势力的力量越来越弱；给人的感觉是，“右翼”大有接近“政治正确”，在政治上咸鱼翻身的态势。
在此大背景下，遊就馆对展示内容动“手术”，未尝不是“历史修正主义”抖的一个“包袱”，借此试探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反应。但是，这个“包袱”确实不好玩，不仅不好玩，也给正在紧锣密鼓落实中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平添了一重不确定性。事实上，同样的研究曾先期在日韩两国之间实施，但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学术共识，不得不在200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书中“各自表述”。而比日韩分歧更为严重的是，中日之间不仅存在根深蒂固的历史观上的分割，在其之上，还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凡此种种，让人们在对共同研究事业保持善意期待的同时，对其前途却无法不忧心忡忡。
2007年，对中日两国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说是“历史之年”亦不为过：邦交正常化35周年，7·7事变和南京大屠杀70周年；再往远了说，是日本派遣“遣隋使”（小野妹子）1400周年。现实层面，自日本首相安倍去年访华激活中日外交的死水之后，新年伊始，两国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外交互访，更多的重头戏还在后头：2月，李肇星外长访日；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而安倍首相据说今夏还会访华。
如此频繁的外交穿梭，能否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所谓“战略互惠关系”的高度，不仅取决于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主流社会的共识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历史问题能否实现“软着陆”；而后者则又取决于对历史的认识能否超越国界。
历史研究“去政治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近35年，从最初的短暂蜜月到不乏猜忌与谩骂的漫长磨合期，直到双方干脆别过脸去的事实表明，两国国民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偏差。这种偏差的成因极其复杂，既有源于历史、文化方面的因素，也有基于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特别是冷战及后冷战时期严峻多变的地缘政治矛盾而生的影响，许多不同层面、不同指向的要素纵横交织，错综叠加，给以大众传媒为主渠道的对对方国家的“理解”造成相当的困扰。
当意识到历史认识的距离仅靠“友好”的标榜难以缩短的时候，两国国民都非常失落。不仅如此，源于历史认识的问题在某种情绪化反动的作用下进一步发展，升级为所谓“政冷经热”的结构性矛盾，不仅动摇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且在安保、经贸等国家根本利益层面造成了两败俱伤的情形。这种状况，又反过来引发了双方各自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相互对立，白白贻误甚至葬送了在“经热”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可能形成共同战略利益的机运，令两国有识之士为之焦虑。
一线转机出现在安倍首相访华之后。在去年10月北京峰会上，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打出了“让政治与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把中日关系推向更高层次”的口号，并承诺年内启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随后，在11月河内APEC会议上，中国外长李肇星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就细节问题进一步磋商，使其得以具体化。不久，双方成立了由中日两国各10名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下设“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两个课题小组，由中日双方轮流主持，拟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的2008年内发表有关研究成果，向社会公开。12月26日，该学术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首轮学术会议，标志着这项举世瞩目的学术项目正式起跑。
尽管此前曾有过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研究、编纂《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和日韩两国历史共同研究等尝试，但由东亚两个最重要国家的政府牵头并主导，致力于如此大规模的学术共同研究尚属首次，其意义已超出纯学术研究的范围，因而受到中日两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该项研究能否顺利推进，取得成功，不仅关系到中日两个邻国将以何种心态在21世纪共处，其影响的“溢出效应”还会辐射东亚乃至整个国际社会。
可是，一项学术研究的政治意味再浓，也不代表该项研究就得遵从政治的指挥棒，为片面曲解的政治现实服务。我们注意到，去年，在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此前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历史讳莫如深的中国官方媒体开始完整复述历史；而试用于上海等地学校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其突出文化、文明史的“修正主义”倾向广为西方媒体所关注……这些大环境的点滴变化，或许有助于缩小双方学者在意识形态和历史观上的差距，增进相互理解。至于有一种担心认为，这次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学术委员会中日方代表几乎是清一色的“实证主义”历史学者，这会导致两国在对某些重大历史事实（诸如“卢沟桥事变”中谁开的第一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统计等）的认定问题上蹈入“定量”与“实证”的窠臼，而弱化甚至虚化战争罪行的性质及其对受害国国民心灵、情感的伤害，笔者以为，这种担心其实仍是出于泛政治化的思维。其实，学术研究就是还历史本来面目，至于其它现实需要，包括慰安妇索赔、被掳劳工索赔、靖国参拜等问题，仍可通过另外的管道着力解决，不必给一个原本清晰单纯的逻辑添加不必要的政治负担。
警惕“历史修正主义”
与此同时，我们却有必要警惕日本极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借此机会发酵，影响艰难起步、正步入正轨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
去年夏天，围绕日本前首相小泉的靖国参拜和隶属于靖国神社的战争博物馆“遊就馆”的历史记述问题——该馆的一些展板，尤其是有关太平洋战争的展示内容，明显粉饰、美化军国日本，诋毁美国参战的动机——曾爆发过一场美国对日本的“舆论反制”，作为特殊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被要求对部分“可能引起误解”的陈列内容及其解说词做相应的“手术”。
经过4个月的“调整”，靖国神社当局终于交出了答卷。新年伊始，“遊就馆”首次向社会公开了调整、变更后的展示内容。除了关于太平洋战争的起因，所谓罗斯福总统为实现美国经济复兴而蓄意把日本逼上梁山的“历史”描述被改写外，对某些与中国有关的记述也作了局部性修正。
不过，这种局部“改进”仍留有尾巴。例如，原题为《罗斯福的大战略》的展板题目改为《罗斯福外交与美国的参战》，虽然弱化了以前所谓的苦于经济萧条的美国通过逼迫日本开战而达成“胜利计划”的阴谋论，但仍保留了罗斯福总统曾诱导“对日非难”的国际舆论的“事实”，并指美确有挑拨日本、策动战争的意图。再如，对“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的记述，馆方虽作了部分调整，但仍未触及中方历来主张的“屠杀”措辞。
而且，一些实质性修改其实是避重就轻。例如，关于“芦沟桥事件”（7·7事变）何以发展至中日全面战争的原因问题，原先的“拒绝日中和平的中国方面的意图”被弱化为“中国方面的反日机运”，而“中国正规军对日本军的非法进攻”的措辞也被删除，但在关键的事变起因问题上，馆方仍未有退让，认为系因“中国方面对日军的枪击”，“上海事变”（8·13淞沪会战）则系出于“中国方面的挑衅”。
此外，少数修改甚至小有退步。例如，对“满洲事变”（9·18事变）问题，原先的“关东军图谋对满洲全域进行军事占领”的记述，被改为“（满洲事变）乃关东军所引起”；“关东军建立了满洲国”被修改为“扶持满洲国建国”，均有推卸责任的嫌疑。
就此次遊就馆展示内容的调整问题，韩国宋旻淳外交通商相曾明确向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表示“关注”，但“日韩合并”等有关朝鲜半岛的记述却未做任何变更。这也充分说明，旨在应付美国、以求敷衍过关的权宜性应对，“惠及”中国是附带性的，基本上属于类似“搂草打兔子”式的行动，而韩国、朝鲜则根本没入靖国神社当局的“法眼”。所以，一向力挺靖国神社和“参拜派”的日本大报《产经新闻》不无欣慰地说：“尽管有关中国的记述也被修改，但‘主张日本立场’的展示方针却得以维持。”就是说，对靖国神社来说，这场来自美国的修改动议是虚惊一场，在不得已做了一个元气无伤的“手术”之后，已平安无事。
但即便是这种形式上的小儿科“妥协”，还是令日本极右翼势力感到愤懑，他们骂靖国神社和一些虽持保守立场但却亲美的学者“媚美”。这深刻折射出日本社会在历史观上的分裂，也暗喻了表面坚不可摧的日美关系深层的不和谐——在“总保守化”的日本政坛，“普通国家”论上走得最远的就是既反中、又反美的所谓“右翼”。他们从根本上否定战后美国主导的、建立在东京审判基础上的民主主义价值体系；他们自称“历史修正主义”（History Revisionism），主张“南京屠杀不存在”论、“慰安妇问题阴谋论”（即认为系国内外反日势力的阴谋）。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今天的日本，制约这种势力的力量越来越弱；给人的感觉是，“右翼”大有接近“政治正确”，在政治上咸鱼翻身的态势。
在此大背景下，遊就馆对展示内容动“手术”，未尝不是“历史修正主义”抖的一个“包袱”，借此试探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反应。但是，这个“包袱”确实不好玩，不仅不好玩，也给正在紧锣密鼓落实中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平添了一重不确定性。事实上，同样的研究曾先期在日韩两国之间实施，但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学术共识，不得不在200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书中“各自表述”。而比日韩分歧更为严重的是，中日之间不仅存在根深蒂固的历史观上的分割，在其之上，还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凡此种种，让人们在对共同研究事业保持善意期待的同时，对其前途却无法不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