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未来机器人，克隆人将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外星文明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宝贝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对在不断攀涨的房价和不断曝光的食品危机里生存的人们，这些问题似乎是瞎操心。
无论是8月7日中国科幻小说最高奖“银河奖”颁奖典礼，还是8日由“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组织的首届“星云奖”，刘慈欣和韩松都是现场最受瞩目的人物。他们是国内“硬科幻”和“软科幻”——分别以重科技元素为主和重人文关怀为主，两派的欧美代表作家分别为凡尔纳和威尔斯——的领军人物，于此次共同获得星云奖最重头的奖项“最佳科幻／奇幻作家奖”。
但他们在获奖感言中同时使用了一个词：受之有愧。
刘慈欣认为首届荣誉更应该颁给老作家，尤其是已过世的郑文光(《飞向人马座》)、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等大师；韩松则事后在微博中写道：“我对把优秀作家奖同时授予我与大刘，不是太同意。一人足矣，大刘是中国科幻第一人，他做代表最好。我也写信推辞过，但他们认为需要宣传中国科幻成就，要我服从大局。”
“受之有愧”的另一含义是，中国科幻作家群在如此光怪陆离的创作环境里，似乎真的没有交出太好的作品。
一方面，当下的社会现实时时透出“科幻意味”，常比创作者的构思还要离奇，远远领先于作品之想象；另一方面，现实又迫人太切，沉重感在每一个角落渗透，使人很难腾挪出自由宽广的幻想空间。
因此，有人称科幻文学是“逃避的文学”，试图以几万光年后的图景稀释当下的焦虑和恐惧。
而这恰恰形成了科幻文学独有的魅力。韩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主流文学常常“搅到现实当中走不出来，越痛苦越不知道该怎么办。而科幻应对现实的办法是，创建一个新世界”。
在这些中国科幻文学创作者眼中，科幻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很直接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命题和困惑，关照了人们在科技时代感受到的荒谬和失落。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自上世纪初科幻小说从西方引入中国起，科幻文学从未被纯粹地作为大众文学种类来对待。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认为，任何题材、体例都需负担一定之教化作用。
科幻文学因与西方科学技术体系紧密相连的特质，在中国大转型的过程中更成为诸种力量争相利用的对象。于是，科幻文学也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100多年历史中承担过各种角色。
早期，它是“救国救民”的工具。20世纪初，甲午惨败、晚清破产，整个民族惶恐不安。一些精英人士意识到船坚炮利的重要，又深感将科学体系引入华夏大地的艰难缓慢，便看中科幻小说的“寓教于乐”功能，希望国人能借此培养起科学思维。
鲁迅在1902年便撰文道：“导中国人群以前进，必从科幻小说始。”梁启超也多次撰写科幻小说，并将自己在凋敝时代的宏图大愿和宪政构想统统托付其中。比如他1903年所写的《新中国未来记》，遥想公元1962年，万国太平会议在南京召开，各国大臣齐聚金陵，签署“太平条约”。
类似的努力很快被急剧动荡的局势所中断，尽管其间经过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宣扬，“科学”却始终没有在惯于儒法道禅思维的国人头脑中占据位置。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布要“向科学进军”、要“赶英超美”，科学连同科幻文学才又一次被人们记起。
科幻此时的使命是描画共产主义社会一也没有其他选择，那时全国人民对于未来的设想只此一种。《梦游太阳系》、《第二个月亮》、《火星建设者》等作品相继出现，由于在其时的现实里无法应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创作者们在笔下倾向于在外太空开拓新空间，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共建和谐的乌托邦。
未几，“文革”开始，满腔热忱的幻想者不得不为他们的各种展望付出代价。
今年已逾80高龄的科幻作家刘兴诗记得清楚：
《北方的云》展望人工控制天气的技术，因为书名有“北方”两个字，被认为是“美化苏修”；《蓝色列车》写海底隧道，被认为“恶毒地把社会主义铁路沉下海底”；《游牧城》由蒙古放牧方式有感而发，被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巩固的基础，可以搬来搬去”。
最荒谬的是《地下水电站》，一种意见认为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建设在漆黑一片的地下”，另一种意见认为是“打算对新社会进行地下特务工作”；未发表的《死城的传说》则因一句“在沙漠里向西北方向寻找一座金字塔形大沙山”遭到凶狠的批斗。批斗者以超越科幻作家的想象力解读出，“西”是美国，“金字塔”是“五角大楼”，这是作家“企图叛国投敌，充当特务”的绝对罪证……
“我是真为科幻流过血的。”刘兴诗对本刊记者回忆道，那时他因为被认定是特务而遭铁棍打、匕首刺，打得头破血流，下决心再不写科幻小说了。
1976年“四人帮”垮台，改革开放开始，利技再次翻身，一跃被尊为第一生产力。但科幻小说却没能逃过“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并因对“未来走姓资还是姓社”的道路难以断定，不得不一再调整身段，成为主打儿童市场的科普读物。《飞向人马座》、《小灵通漫游未来》、《霹雳贝贝》等风靡一时。
“写科幻的比(混)黑社会还要边缘”
新世纪，中国利幻文学可以回归本位了。
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的出现，意识形态干扰的减退，使科幻创作者们终于可以重拾最初、最纯粹的对宇宙的兴趣，做温家宝总理提倡的“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一类人。
然而新的问题是，没有人要看科幻了。
曾经号称全世界销量最大的科幻杂志，四川成都的《科幻世界》，早已从创刊时期的20万册发行量，下降到现在号称的10万册；被称为目前国内最高水平的科幻小说——刘慈欣的《三体》的一二两部合起来销量也不过10万册；
在美国电影从《变形金刚》、《星球大战》到《黑客帝国》、《阿凡达》席卷全球的时代，国内的科幻影视还停留在《霹雳贝贝》(1988)、《大气层消失》(1990)的记忆上——《长江七号》、《机器侠》之类虽也有科技元素，但其概念之简单、科幻在其中作用之附属，实在让人很难宣称它们已填补了中国科幻电影的空白。
至于未来机器人、克隆人将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外星文明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宇宙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对在不断攀涨的房价和不断曝光的食品危机里生存的人们，这些问题似乎是瞎操心。
最具戏剧效果的是1997年，《科幻世界》杂志销量突然猛冲到40万册。而原因并非大家突然对科幻产生了兴趣，而是这年该杂志7月号的两篇小说不经意间押中了当年的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这几年是一个更加市场化、全球化、功利化的时代，大家沉不下心来。以房地产和外贸出口等其他投资来带动经济的增长，整个中国变得非常浮躁。”供职于新华社的韩松对本刊记者说，这 不仅影响科幻作品的受众群，创作者也饱受其苦，“年轻一代作家忙于生存，容易浮躁、急功近利”。
写科幻作品不赚钱，这是创作者们遇到的最大问题。这使8月8日那天的研讨会听上去像一片悲歌。会开完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依然没什么可行的答案。
“去年香港有个调查，港人现在平均一年只读三本书，而且没有一本是小说。”香港科幻作家谭剑感慨，倪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他为了出版一部科幻长篇要花费十年时间找出版社，“在香港，写科幻的比(混)黑社会还要边缘。”
为此他不得不采取更市场化的手段，插图动漫化、情节悬疑化、科技简单化。但这让不少老一辈作家担心，怕科幻文学自此失去关怀社会的使命感，成为以科技元素为点缀的娱乐小说。
“这有点可笑，”面对上面的种种担心，刘慈欣在研讨会行将结束时忍不住抗议，“30年前我们就在讨论这些问题。这30年里我们进步了多少?”
在他看来，现在的科幻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基本毫无进步，市场占有率则远远不如30年前的状况，“这种状况，你以为我不悲凉吗?……生存问题不解决，谈其他的都没有意义。
为什么不能有市场占有率，深层一点的原因是科幻创作者们坚持抱有精英意识。我说‘精英意识’并不是褒义词，精英不意味着深刻。现在大家抱着这种精英态度与大众越来越远，你不关心大众，大众怎么会关心你?”
他希望科幻文学界少谈主义，多做事情，并表示自己将为市场做一定妥协：加强故事性；减少科学论述；尽量不用普通人看不懂的理论。
“单靠激光照排和杂交水稻是不够的”
几乎所有的中国“科幻迷”都在期待刘慈欣《三体-3》的面世，身为山西娘子关水电站工程师的他回答：“要看工作状况。单位领导给的工作多，就慢写，给的少，就快写。”
其他的创作者的情况也基本如此。他们多是IT行业的程序员、理工科项目的工程师、在读的理工科硕士、博士。
此次成都聚会，国内略有名气的科幻作者几乎悉数到场，尽管也不过二三十人。两天里觥筹交错的愉悦和全国各地赶来的读者们的热情，亦不能冲淡始终挥之不去的悲凉味道。
“这次人最全!”有好几位与会者兴致高昂地对本刊记者说，之后又往往补一句，“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由于国内科幻文学市场的低迷，很少有人能纯粹靠稿费支撑生活。能出版单行本屈指可数，出版了也大多销量不佳；购买其图书版权改编为影视、游戏作品的几乎为零；科幻领域的作家、作品几乎完全不被主流文学界、评论界所接纳。
“一个国家的科幻文学水平反映着该国的科技发展水平。”8月7日“银河奖”的颁奖典礼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致辞道。
如今，科幻世界里的四个“新世界”都基本探索完了。
“空间世界、时间世界、电脑虚拟世界、大脑本身的世界(都探索完了)。第五个世界在哪里?到现在都还没找到。”韩松认为，全球范围内的科幻都相对进入一个创作滥俗的阶段。而中国尤甚，始终处于模仿欧美的程度，自身没有重大科学发展的刺激，“单靠激光照排和杂交水稻是不够的。”
市场低迷，前路困难，唯坚持用心写作是创作者们力所能及的应对方案。
正如此次凭长篇小说《时空追缉》赢得“银河奖”最高奖的作家江波所言：“宇宙是注定要消亡的，人类身在其中又必须反抗。这反抗就是生活的意义。”
这反抗似乎也是中国科幻写作的意义。
无论是8月7日中国科幻小说最高奖“银河奖”颁奖典礼，还是8日由“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组织的首届“星云奖”，刘慈欣和韩松都是现场最受瞩目的人物。他们是国内“硬科幻”和“软科幻”——分别以重科技元素为主和重人文关怀为主，两派的欧美代表作家分别为凡尔纳和威尔斯——的领军人物，于此次共同获得星云奖最重头的奖项“最佳科幻／奇幻作家奖”。
但他们在获奖感言中同时使用了一个词：受之有愧。
刘慈欣认为首届荣誉更应该颁给老作家，尤其是已过世的郑文光(《飞向人马座》)、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等大师；韩松则事后在微博中写道：“我对把优秀作家奖同时授予我与大刘，不是太同意。一人足矣，大刘是中国科幻第一人，他做代表最好。我也写信推辞过，但他们认为需要宣传中国科幻成就，要我服从大局。”
“受之有愧”的另一含义是，中国科幻作家群在如此光怪陆离的创作环境里，似乎真的没有交出太好的作品。
一方面，当下的社会现实时时透出“科幻意味”，常比创作者的构思还要离奇，远远领先于作品之想象；另一方面，现实又迫人太切，沉重感在每一个角落渗透，使人很难腾挪出自由宽广的幻想空间。
因此，有人称科幻文学是“逃避的文学”，试图以几万光年后的图景稀释当下的焦虑和恐惧。
而这恰恰形成了科幻文学独有的魅力。韩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主流文学常常“搅到现实当中走不出来，越痛苦越不知道该怎么办。而科幻应对现实的办法是，创建一个新世界”。
在这些中国科幻文学创作者眼中，科幻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很直接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命题和困惑，关照了人们在科技时代感受到的荒谬和失落。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自上世纪初科幻小说从西方引入中国起，科幻文学从未被纯粹地作为大众文学种类来对待。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认为，任何题材、体例都需负担一定之教化作用。
科幻文学因与西方科学技术体系紧密相连的特质，在中国大转型的过程中更成为诸种力量争相利用的对象。于是，科幻文学也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100多年历史中承担过各种角色。
早期，它是“救国救民”的工具。20世纪初，甲午惨败、晚清破产，整个民族惶恐不安。一些精英人士意识到船坚炮利的重要，又深感将科学体系引入华夏大地的艰难缓慢，便看中科幻小说的“寓教于乐”功能，希望国人能借此培养起科学思维。
鲁迅在1902年便撰文道：“导中国人群以前进，必从科幻小说始。”梁启超也多次撰写科幻小说，并将自己在凋敝时代的宏图大愿和宪政构想统统托付其中。比如他1903年所写的《新中国未来记》，遥想公元1962年，万国太平会议在南京召开，各国大臣齐聚金陵，签署“太平条约”。
类似的努力很快被急剧动荡的局势所中断，尽管其间经过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宣扬，“科学”却始终没有在惯于儒法道禅思维的国人头脑中占据位置。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布要“向科学进军”、要“赶英超美”，科学连同科幻文学才又一次被人们记起。
科幻此时的使命是描画共产主义社会一也没有其他选择，那时全国人民对于未来的设想只此一种。《梦游太阳系》、《第二个月亮》、《火星建设者》等作品相继出现，由于在其时的现实里无法应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创作者们在笔下倾向于在外太空开拓新空间，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共建和谐的乌托邦。
未几，“文革”开始，满腔热忱的幻想者不得不为他们的各种展望付出代价。
今年已逾80高龄的科幻作家刘兴诗记得清楚：
《北方的云》展望人工控制天气的技术，因为书名有“北方”两个字，被认为是“美化苏修”；《蓝色列车》写海底隧道，被认为“恶毒地把社会主义铁路沉下海底”；《游牧城》由蒙古放牧方式有感而发，被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巩固的基础，可以搬来搬去”。
最荒谬的是《地下水电站》，一种意见认为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建设在漆黑一片的地下”，另一种意见认为是“打算对新社会进行地下特务工作”；未发表的《死城的传说》则因一句“在沙漠里向西北方向寻找一座金字塔形大沙山”遭到凶狠的批斗。批斗者以超越科幻作家的想象力解读出，“西”是美国，“金字塔”是“五角大楼”，这是作家“企图叛国投敌，充当特务”的绝对罪证……
“我是真为科幻流过血的。”刘兴诗对本刊记者回忆道，那时他因为被认定是特务而遭铁棍打、匕首刺，打得头破血流，下决心再不写科幻小说了。
1976年“四人帮”垮台，改革开放开始，利技再次翻身，一跃被尊为第一生产力。但科幻小说却没能逃过“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并因对“未来走姓资还是姓社”的道路难以断定，不得不一再调整身段，成为主打儿童市场的科普读物。《飞向人马座》、《小灵通漫游未来》、《霹雳贝贝》等风靡一时。
“写科幻的比(混)黑社会还要边缘”
新世纪，中国利幻文学可以回归本位了。
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的出现，意识形态干扰的减退，使科幻创作者们终于可以重拾最初、最纯粹的对宇宙的兴趣，做温家宝总理提倡的“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一类人。
然而新的问题是，没有人要看科幻了。
曾经号称全世界销量最大的科幻杂志，四川成都的《科幻世界》，早已从创刊时期的20万册发行量，下降到现在号称的10万册；被称为目前国内最高水平的科幻小说——刘慈欣的《三体》的一二两部合起来销量也不过10万册；
在美国电影从《变形金刚》、《星球大战》到《黑客帝国》、《阿凡达》席卷全球的时代，国内的科幻影视还停留在《霹雳贝贝》(1988)、《大气层消失》(1990)的记忆上——《长江七号》、《机器侠》之类虽也有科技元素，但其概念之简单、科幻在其中作用之附属，实在让人很难宣称它们已填补了中国科幻电影的空白。
至于未来机器人、克隆人将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外星文明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宇宙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对在不断攀涨的房价和不断曝光的食品危机里生存的人们，这些问题似乎是瞎操心。
最具戏剧效果的是1997年，《科幻世界》杂志销量突然猛冲到40万册。而原因并非大家突然对科幻产生了兴趣，而是这年该杂志7月号的两篇小说不经意间押中了当年的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这几年是一个更加市场化、全球化、功利化的时代，大家沉不下心来。以房地产和外贸出口等其他投资来带动经济的增长，整个中国变得非常浮躁。”供职于新华社的韩松对本刊记者说，这 不仅影响科幻作品的受众群，创作者也饱受其苦，“年轻一代作家忙于生存，容易浮躁、急功近利”。
写科幻作品不赚钱，这是创作者们遇到的最大问题。这使8月8日那天的研讨会听上去像一片悲歌。会开完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依然没什么可行的答案。
“去年香港有个调查，港人现在平均一年只读三本书，而且没有一本是小说。”香港科幻作家谭剑感慨，倪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他为了出版一部科幻长篇要花费十年时间找出版社，“在香港，写科幻的比(混)黑社会还要边缘。”
为此他不得不采取更市场化的手段，插图动漫化、情节悬疑化、科技简单化。但这让不少老一辈作家担心，怕科幻文学自此失去关怀社会的使命感，成为以科技元素为点缀的娱乐小说。
“这有点可笑，”面对上面的种种担心，刘慈欣在研讨会行将结束时忍不住抗议，“30年前我们就在讨论这些问题。这30年里我们进步了多少?”
在他看来，现在的科幻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基本毫无进步，市场占有率则远远不如30年前的状况，“这种状况，你以为我不悲凉吗?……生存问题不解决，谈其他的都没有意义。
为什么不能有市场占有率，深层一点的原因是科幻创作者们坚持抱有精英意识。我说‘精英意识’并不是褒义词，精英不意味着深刻。现在大家抱着这种精英态度与大众越来越远，你不关心大众，大众怎么会关心你?”
他希望科幻文学界少谈主义，多做事情，并表示自己将为市场做一定妥协：加强故事性；减少科学论述；尽量不用普通人看不懂的理论。
“单靠激光照排和杂交水稻是不够的”
几乎所有的中国“科幻迷”都在期待刘慈欣《三体-3》的面世，身为山西娘子关水电站工程师的他回答：“要看工作状况。单位领导给的工作多，就慢写，给的少，就快写。”
其他的创作者的情况也基本如此。他们多是IT行业的程序员、理工科项目的工程师、在读的理工科硕士、博士。
此次成都聚会，国内略有名气的科幻作者几乎悉数到场，尽管也不过二三十人。两天里觥筹交错的愉悦和全国各地赶来的读者们的热情，亦不能冲淡始终挥之不去的悲凉味道。
“这次人最全!”有好几位与会者兴致高昂地对本刊记者说，之后又往往补一句，“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由于国内科幻文学市场的低迷，很少有人能纯粹靠稿费支撑生活。能出版单行本屈指可数，出版了也大多销量不佳；购买其图书版权改编为影视、游戏作品的几乎为零；科幻领域的作家、作品几乎完全不被主流文学界、评论界所接纳。
“一个国家的科幻文学水平反映着该国的科技发展水平。”8月7日“银河奖”的颁奖典礼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致辞道。
如今，科幻世界里的四个“新世界”都基本探索完了。
“空间世界、时间世界、电脑虚拟世界、大脑本身的世界(都探索完了)。第五个世界在哪里?到现在都还没找到。”韩松认为，全球范围内的科幻都相对进入一个创作滥俗的阶段。而中国尤甚，始终处于模仿欧美的程度，自身没有重大科学发展的刺激，“单靠激光照排和杂交水稻是不够的。”
市场低迷，前路困难，唯坚持用心写作是创作者们力所能及的应对方案。
正如此次凭长篇小说《时空追缉》赢得“银河奖”最高奖的作家江波所言：“宇宙是注定要消亡的，人类身在其中又必须反抗。这反抗就是生活的意义。”
这反抗似乎也是中国科幻写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