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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2008—2012），张慧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对于专业的研究者来说，电影或者文学都是便于认识世界的一条通道。相对于1980年代的文学辉煌，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日渐成为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体的盛世年代，也就是被波兹曼命名为娱乐至死的年代。影视图像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传媒形式，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的模式，引发出深刻的文化变迁，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开始构造着现实世界和人们的情感结构。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影视图像也成为我们观察和了解一个社会和时代最直接和切实的触手。
阅读《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2008—2012）》，尽管随时可以遇到叙述逻辑、文化功能、中产阶级社会、时间到空间的转换等学术词语，但这本书却也不必看做一本正襟危坐的学术书，它更像一个“80后”当代中国青年的观察笔记或者说一份“80后”学人的问题档案。打破按照问题安排的章节，我们可以梳理出作者的一份从“县城”少年到“北京”青年的成长的履历，以及在成长过程中的观察和记忆。从唱着《在希望的田野》《雷锋之歌》，看着《不高兴和没头脑》《变形金刚》，受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少年，长大成人从县城到都市，经历从大学生到拥有一份固定收入的阶层的身份转变，跟随着时代一起看艺术片、贺岁片、功夫片、绚美大片，看好莱坞和宝莱坞，看草根英雄、选秀、法治晚会，看谍战片、主旋律片……看这个最好的时代，最糟糕的时代，孕育自己的不满和清醒。这是生命漂浮在时代万花筒上的吉光片羽，也是时光的碎片打在葱郁的树干上留下年轮。
既然是一个观察者自然需要一个位置，选择什么样的立场和位置发言，是言说者的前提，作者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匪兵的形象，也就是看客的位置，他说：“我更喜欢看客的位置，更喜欢那些兴致勃勃去看热闹的人们，他们参与演出，尽管不一定能留下名声（演员表中也没有他们的名字），但毕竟是一种对演出的介入，毕竟是去铭写历史的印痕，在这个意义上，看客是勇敢的匪兵。”这自然是希望自己能够用文字和记忆介入这个硕大无朋的媒体时代，铭写历史的印痕。铭写历史的印痕必然需要历史意识的自觉，每一个文化现象和敏感话题都不是凭空而生的，在反思大众媒体的前提下，张慧瑜打开了20世纪的历史视野，把问题摊开在时间的石板上充分晾晒，把现象背后的故事和看不见的手都找出来。在《“模范公民”韩寒》一文中，把韩寒的反体制、追溯僵硬体制的嬉笑怒骂，藐视权威链接到具有造反精神的红卫兵的基本特征。反体制的韩寒也并不外在于1950—1970年代的精神传统，可谓优秀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也算是倒韩的另一种方式，尤其是对历史想当然的姿态党们的一次调戏。
《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2008—2012）》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以文化研究的方法对“后奥运”时期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思考，通过详细解读电影、电视剧、电视栏目等大众文化的丰富内涵，来呈现2008年奥运会以来中国社会、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其实这句话多少有些误差，2008—2012这4年不过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变迁的后果，及其导致的人间世情话剧的集中上演。20世纪中国的历史视野，不仅仅是讲述一个现代中国的故事，而且也是包括五四以来的左翼思想资源再次回访，对1950—1970年代的历史的重新解读，对1980、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转向的深切体察。尤其是1950—1970年代这个时间段，作者格外重视，这30年是人民共和国的奠基时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20世纪乃至近代以来所有的可能性融为一体，放置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体制之下。如何认识这30年，就决定了如何讲述1980年代以来的故事，甚至重新定义了1950年代以前的历史。只有在明确了历史叙述的前提下，才可以在看似繁杂的影像的丛林中发现自己的问题，才有可能深入探讨当代中国的症候和问题：谁是社会的主体，谁应该是社会的主体，主流价值观在哪里分裂，又在哪里弥合。第三辑的《从“傻根”到许三多》《“我是草根我怕谁”》《“旧瓶”如何装“新酒”》《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等篇章都在追问脱离了1950—1970年代的所谓的僵化意识形态，我们在建立什么样的主流价值观，耦合了传统文化、民间伦理、法制理念、个人奋斗、公民权利、社会责任等文化资源的主流价值观，究竟有没有触及异常复杂的中国现实和沉默的大多数人的生存？
电影、电视剧、电视栏目等大众媒体的威力就在于它们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他们的文治武功的确已经初见功效，随着1990年代以来的城乡发展不平衡，无名和模糊的大众被甩出历史的轨道，抵抗和危险的力量被彬彬有礼的中产阶级趣味抹平收编，猫狗平等主义者的喧嚣和姿态党们越来越主导着世界的想象，草根们被观看被定型化，市场运作与政府宣传的殊途同归，各种叙事出来医治、弥合、协调、偿还、拼贴与重组，制造着皆大欢喜，和谐美满的迷梦。击破假面的努力，必须从根底上进行，张慧瑜始终惦念着底层和大多数无名者，戳破中产阶级主体社会的想象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演，必须有他们的声音。
文化研究容易让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解构的畅快，从繁复的问题迅速直达真相，但青年的血总是热的，匪兵自然要有匪语。当代中国现实之复杂和分化之细微还要更多冷静和沉着的考量，膏肓之体需要猛药自然也需要调养，况且来日方长。
作者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刘昕亭）
对于专业的研究者来说，电影或者文学都是便于认识世界的一条通道。相对于1980年代的文学辉煌，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日渐成为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体的盛世年代，也就是被波兹曼命名为娱乐至死的年代。影视图像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传媒形式，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的模式，引发出深刻的文化变迁，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开始构造着现实世界和人们的情感结构。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影视图像也成为我们观察和了解一个社会和时代最直接和切实的触手。
阅读《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2008—2012）》，尽管随时可以遇到叙述逻辑、文化功能、中产阶级社会、时间到空间的转换等学术词语，但这本书却也不必看做一本正襟危坐的学术书，它更像一个“80后”当代中国青年的观察笔记或者说一份“80后”学人的问题档案。打破按照问题安排的章节，我们可以梳理出作者的一份从“县城”少年到“北京”青年的成长的履历，以及在成长过程中的观察和记忆。从唱着《在希望的田野》《雷锋之歌》，看着《不高兴和没头脑》《变形金刚》，受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少年，长大成人从县城到都市，经历从大学生到拥有一份固定收入的阶层的身份转变，跟随着时代一起看艺术片、贺岁片、功夫片、绚美大片，看好莱坞和宝莱坞，看草根英雄、选秀、法治晚会，看谍战片、主旋律片……看这个最好的时代，最糟糕的时代，孕育自己的不满和清醒。这是生命漂浮在时代万花筒上的吉光片羽，也是时光的碎片打在葱郁的树干上留下年轮。
既然是一个观察者自然需要一个位置，选择什么样的立场和位置发言，是言说者的前提，作者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匪兵的形象，也就是看客的位置，他说：“我更喜欢看客的位置，更喜欢那些兴致勃勃去看热闹的人们，他们参与演出，尽管不一定能留下名声（演员表中也没有他们的名字），但毕竟是一种对演出的介入，毕竟是去铭写历史的印痕，在这个意义上，看客是勇敢的匪兵。”这自然是希望自己能够用文字和记忆介入这个硕大无朋的媒体时代，铭写历史的印痕。铭写历史的印痕必然需要历史意识的自觉，每一个文化现象和敏感话题都不是凭空而生的，在反思大众媒体的前提下，张慧瑜打开了20世纪的历史视野，把问题摊开在时间的石板上充分晾晒，把现象背后的故事和看不见的手都找出来。在《“模范公民”韩寒》一文中，把韩寒的反体制、追溯僵硬体制的嬉笑怒骂，藐视权威链接到具有造反精神的红卫兵的基本特征。反体制的韩寒也并不外在于1950—1970年代的精神传统，可谓优秀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也算是倒韩的另一种方式，尤其是对历史想当然的姿态党们的一次调戏。
《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2008—2012）》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以文化研究的方法对“后奥运”时期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思考，通过详细解读电影、电视剧、电视栏目等大众文化的丰富内涵，来呈现2008年奥运会以来中国社会、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其实这句话多少有些误差，2008—2012这4年不过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变迁的后果，及其导致的人间世情话剧的集中上演。20世纪中国的历史视野，不仅仅是讲述一个现代中国的故事，而且也是包括五四以来的左翼思想资源再次回访，对1950—1970年代的历史的重新解读，对1980、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转向的深切体察。尤其是1950—1970年代这个时间段，作者格外重视，这30年是人民共和国的奠基时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20世纪乃至近代以来所有的可能性融为一体，放置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体制之下。如何认识这30年，就决定了如何讲述1980年代以来的故事，甚至重新定义了1950年代以前的历史。只有在明确了历史叙述的前提下，才可以在看似繁杂的影像的丛林中发现自己的问题，才有可能深入探讨当代中国的症候和问题：谁是社会的主体，谁应该是社会的主体，主流价值观在哪里分裂，又在哪里弥合。第三辑的《从“傻根”到许三多》《“我是草根我怕谁”》《“旧瓶”如何装“新酒”》《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等篇章都在追问脱离了1950—1970年代的所谓的僵化意识形态，我们在建立什么样的主流价值观，耦合了传统文化、民间伦理、法制理念、个人奋斗、公民权利、社会责任等文化资源的主流价值观，究竟有没有触及异常复杂的中国现实和沉默的大多数人的生存？
电影、电视剧、电视栏目等大众媒体的威力就在于它们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他们的文治武功的确已经初见功效，随着1990年代以来的城乡发展不平衡，无名和模糊的大众被甩出历史的轨道，抵抗和危险的力量被彬彬有礼的中产阶级趣味抹平收编，猫狗平等主义者的喧嚣和姿态党们越来越主导着世界的想象，草根们被观看被定型化，市场运作与政府宣传的殊途同归，各种叙事出来医治、弥合、协调、偿还、拼贴与重组，制造着皆大欢喜，和谐美满的迷梦。击破假面的努力，必须从根底上进行，张慧瑜始终惦念着底层和大多数无名者，戳破中产阶级主体社会的想象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演，必须有他们的声音。
文化研究容易让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解构的畅快，从繁复的问题迅速直达真相，但青年的血总是热的，匪兵自然要有匪语。当代中国现实之复杂和分化之细微还要更多冷静和沉着的考量，膏肓之体需要猛药自然也需要调养，况且来日方长。
作者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