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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相关的高发癌症，只要提前对这些感染性疾病进行有效预防和控制，这类癌症将能够得到有效防控。
在很多人看来，癌症意味着死亡。谈癌色变，虽然医疗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公众对于癌症的恐惧心理并未减少。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立忠提出，癌症是可防可治的。作为一名分子生物学家，也是一名海归企业家，他的这一判断是基于中国的癌症特点，“我国很大一部分癌症是‘情人癌症’，就是感染性疾病相关的癌症。”
目前，欧美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癌症防控措施，将感染性疾病相关癌症病例在新发癌症中的占比降到了4%，而我国这一占比仍高达近30%。
据估算，我国每年花在癌症治疗上的费用超过千亿元，沉重的癌症负担已成为我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因素，成为实现全民健康中国梦的最大瓶颈。
“我国很大一部分癌症患者，因为对癌症可防可治缺乏科学认识，失去了求生意志。”戴立忠说，“逢癌必死”，成为很多人最直观的判断。
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癌症是一种可预防的慢性病，其中1/3可以预防，1/3可以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达到治愈，1/3不可治愈，但通过适当治疗可以控制，获得较好的生活质量进而延长生存。
但目前，我国癌症治疗的无效率高达75%，2015年我国癌症五年生存率仅为36.9%，而欧美发达国家癌症五年生存率已达60%～70%。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乔友林研究发现，我国总体癌症死亡中57.4%其实是可预防与避免的，明显高于全球35%的平均水平。
其中，与感染性疾病和烟草有关的癌症风险分别为29%和22%，这两项风险如果得到控制，就能够减少51%的风险。
在感染性疾病相关的癌症中，我国最常见的感染致癌因子是乙型/丙型肝炎病毒、人乳头瘤病毒、幽门螺旋杆菌、EB病毒，它們可分别导致我国目前高发的肝癌、宫颈癌、胃癌和鼻咽癌。
“感染性疾病相关的高发癌症，只要提前对这些感染性疾病进行有效预防和控制，这类癌症将能够得到有效防控。”戴立忠表示。
2017年美国癌症年度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美国癌症死亡率下降25%，重要原因就是癌症早期筛查的普及。
戴立忠说，我国癌症诊治的一个重要误区是重治疗、轻预防。我国医保费用报销只针对已发生疾病的治疗环节，体检基本是自费的，所以大多数人不会主动体检。“虽然有些人会参加单位组织的体检，但一般是一些常规检查，很多重大疾病没有纳入常规体检项目。”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要达到同样健康标准，所需预防投入与治疗费比例为1：8.5，即预防上多投入1元，治疗费就可少花8.5元。
戴立忠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癌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早期癌症治愈率可达80%～90%，早防早诊早治已是国际公认的对抗癌症的最有效手段。
近年来，我国实施了“癌症早诊早治”等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高发癌症防控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
但是，项目覆盖面还较窄，筛查的癌症仅包括肺癌、乳腺癌、大肠癌、上消化道癌和肝癌5种，目前覆盖省份仅20个。
戴立忠建议将这一项目扩大到全国，所筛查的癌症增加胃癌、宫颈癌、鼻咽癌等感染性疾病相关癌症，并加大癌症筛查人群数量，扩大癌症早期筛查和早防早诊早治覆盖面。
“目前，感染性疾病相关的癌症能够通过精准的分子诊断等新型技术得到提前预防，但我国这一领域发展起步相对较晚，新型健康惠民技术普及率并不太高。”戴立忠指出。
据他分析，欧美发达国家因为感染性疾病而导致的癌症在新发癌症中的比例仅4%，就是因为大规模采用了这些新技术、新方法进行筛查预防。
比如，作为女性最大杀手之一的宫颈癌，完全能够通过采用先进的分子诊断技术（HPV）进行提前预防，而且能治愈，早期发现的治愈率接近100%。
他建议，我国加快推进分子诊断等新型技术在肝癌、宫颈癌、鼻咽癌等感染性疾病相关癌症防诊治中的应用和普及，并进一步加强精准医学的支持力度，设立专项科研经费，开展疑难高发癌症防诊治专项重点攻关。
此外，支持癌症早期筛查检测、癌前病变诊疗等技术研究和早期诊断试剂、预防性疫苗等创新品种研发，降低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
戴立忠发现，我国癌症防诊治上还存在着肿瘤专科机构分布不均衡、先进的精准诊疗实验室缺乏、人员水平发展不均等问题。
据统计，至2015年底，我国共有416个肿瘤登记处，覆盖人口约4.3亿。相比美国、丹麦、瑞士和芬兰等国全民登记的情况，我国肿瘤登记处数量和覆盖人群仍有较大差距。
他建议，进一步健全省、市、县三级癌症防治体系，建立涵盖全国所有医院的肿瘤发病登记系统，开展恶性肿瘤登记，掌握癌症发病与死亡现状，为癌症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另外，按照人口及区域布局，在各地市建立3～5个肿瘤防治中心，在各区（县、市）至少建立1个精准诊疗实验室，提高区域癌症防诊治服务能力和水平。
在很多人看来，癌症意味着死亡。谈癌色变，虽然医疗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公众对于癌症的恐惧心理并未减少。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立忠提出，癌症是可防可治的。作为一名分子生物学家，也是一名海归企业家，他的这一判断是基于中国的癌症特点，“我国很大一部分癌症是‘情人癌症’，就是感染性疾病相关的癌症。”
目前，欧美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癌症防控措施，将感染性疾病相关癌症病例在新发癌症中的占比降到了4%，而我国这一占比仍高达近30%。
据估算，我国每年花在癌症治疗上的费用超过千亿元，沉重的癌症负担已成为我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因素，成为实现全民健康中国梦的最大瓶颈。
克服“逢癌必死”心理
“我国很大一部分癌症患者，因为对癌症可防可治缺乏科学认识，失去了求生意志。”戴立忠说，“逢癌必死”，成为很多人最直观的判断。
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癌症是一种可预防的慢性病，其中1/3可以预防，1/3可以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达到治愈，1/3不可治愈，但通过适当治疗可以控制，获得较好的生活质量进而延长生存。
但目前，我国癌症治疗的无效率高达75%，2015年我国癌症五年生存率仅为36.9%，而欧美发达国家癌症五年生存率已达60%～70%。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乔友林研究发现，我国总体癌症死亡中57.4%其实是可预防与避免的，明显高于全球35%的平均水平。
其中，与感染性疾病和烟草有关的癌症风险分别为29%和22%，这两项风险如果得到控制，就能够减少51%的风险。
在感染性疾病相关的癌症中，我国最常见的感染致癌因子是乙型/丙型肝炎病毒、人乳头瘤病毒、幽门螺旋杆菌、EB病毒，它們可分别导致我国目前高发的肝癌、宫颈癌、胃癌和鼻咽癌。
“感染性疾病相关的高发癌症，只要提前对这些感染性疾病进行有效预防和控制，这类癌症将能够得到有效防控。”戴立忠表示。
早防早诊早治
2017年美国癌症年度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美国癌症死亡率下降25%，重要原因就是癌症早期筛查的普及。
戴立忠说，我国癌症诊治的一个重要误区是重治疗、轻预防。我国医保费用报销只针对已发生疾病的治疗环节，体检基本是自费的，所以大多数人不会主动体检。“虽然有些人会参加单位组织的体检，但一般是一些常规检查，很多重大疾病没有纳入常规体检项目。”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要达到同样健康标准，所需预防投入与治疗费比例为1：8.5，即预防上多投入1元，治疗费就可少花8.5元。
戴立忠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癌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早期癌症治愈率可达80%～90%，早防早诊早治已是国际公认的对抗癌症的最有效手段。
近年来，我国实施了“癌症早诊早治”等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高发癌症防控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
但是，项目覆盖面还较窄，筛查的癌症仅包括肺癌、乳腺癌、大肠癌、上消化道癌和肝癌5种，目前覆盖省份仅20个。
戴立忠建议将这一项目扩大到全国，所筛查的癌症增加胃癌、宫颈癌、鼻咽癌等感染性疾病相关癌症，并加大癌症筛查人群数量，扩大癌症早期筛查和早防早诊早治覆盖面。
加强精准诊疗
“目前，感染性疾病相关的癌症能够通过精准的分子诊断等新型技术得到提前预防，但我国这一领域发展起步相对较晚，新型健康惠民技术普及率并不太高。”戴立忠指出。
据他分析，欧美发达国家因为感染性疾病而导致的癌症在新发癌症中的比例仅4%，就是因为大规模采用了这些新技术、新方法进行筛查预防。
比如，作为女性最大杀手之一的宫颈癌，完全能够通过采用先进的分子诊断技术（HPV）进行提前预防，而且能治愈，早期发现的治愈率接近100%。
他建议，我国加快推进分子诊断等新型技术在肝癌、宫颈癌、鼻咽癌等感染性疾病相关癌症防诊治中的应用和普及，并进一步加强精准医学的支持力度，设立专项科研经费，开展疑难高发癌症防诊治专项重点攻关。
此外，支持癌症早期筛查检测、癌前病变诊疗等技术研究和早期诊断试剂、预防性疫苗等创新品种研发，降低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
戴立忠发现，我国癌症防诊治上还存在着肿瘤专科机构分布不均衡、先进的精准诊疗实验室缺乏、人员水平发展不均等问题。
据统计，至2015年底，我国共有416个肿瘤登记处，覆盖人口约4.3亿。相比美国、丹麦、瑞士和芬兰等国全民登记的情况，我国肿瘤登记处数量和覆盖人群仍有较大差距。
他建议，进一步健全省、市、县三级癌症防治体系，建立涵盖全国所有医院的肿瘤发病登记系统，开展恶性肿瘤登记，掌握癌症发病与死亡现状，为癌症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另外，按照人口及区域布局，在各地市建立3～5个肿瘤防治中心，在各区（县、市）至少建立1个精准诊疗实验室，提高区域癌症防诊治服务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