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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一批批大案、要案曝光于天下，无论是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群众监督，人们既越来越感到这些监督的重要。
关键词：监督；政治体制
1 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的指导思想有关
监督的实质就是对腐败中最丑恶的东西的批判、揭露和斗争。而监督难、难监督的实质就是不敢监督，不想监督，不能监督，就是对丑恶的宽恕和软弱。
而之所以产生这一倾向，就是与在如何处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关系上始终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有关。即：在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的错误思想支配下，我们的社会始终有这样一个“传统”：过于重视“真善美”的发扬，而忽视了对“假恶丑”的惩治，甚至有意无意地将两者对立起来，因而尽管口头上也承认对惩治包括反腐败在内的“假恶丑”的重要，但实际上仅仅是将它作为“内部控制使用的对象”。在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思想支配之下，对放手反腐败、放手监督总是慎之又慎，总是迈不开步子。
2 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官德的滑坡密切相关
腐败是权力者的腐败，是权力者之间的腐败，是权力圈内的腐败，所以对腐败的“最最知情者”应该不是群众，而是同级的领导或下级的干部。只要广大的领导或干部都能起来监督、敢于监督，腐败肯定不至于蔓延、泛滥成风。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和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而现实呢?恰恰相反。从某种程度来说，腐败的发生就是由于缺乏当官者对当官者的监督。
由于领导干部中广泛存在“不敢监督、不好监督、不能监督、不想监督、不会监督”的心态，一些党内监督、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也就形同虚设，刑自然就上不了大夫，官场自然就会盛行“官官相护”的恶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监督不力，才“害”了一批心术不正的当官者，使他们从小腐败发展到大腐败，灰色腐败发展到黑色腐败，微小腐败发展到严重腐败。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党内监督制度。
3 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社会中流行的不良风气相关
对腐败的监督是人的一种政治行为，而人们对这种政治行为的积极参与程度及其表现则与整个社会流行什么样的风气相关。
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正在盛行着的不良社会风气——猖獗流行的“四张关系网”(家族关系网、权力关系网、金钱关系网和人情关系网)，在削弱、腐蚀、摧垮整个社会监督这种政治行为的发生。因而可以这样说；权力的腐败凭借这“四张关系网”而发展、泛滥，“四张关系网”在腐败的发展中也越来越坚固。
4 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就在于当今的腐败者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报复、镇压那些想对他们进行监督的“监督者”
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腐败者对“监督者”的打击报复现象非常严重，在一些地区甚至可以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如今的权力腐败者都是一些绝顶聪明的人，尤其是善于“弄权”，会将打击报复的事做得很绝，做到“滴水不漏”，做到让那些“监督者”即便是受了打击报复之后也会感到“有苦说不出来”，做到无处伸冤，做到让上级即使是想干预也无法干预。
在腐败者肆虐的单位中，那些正直的、想起来监督的“监督者”总是处于“少数”，总是处于“劣势”的状态，他们所过的日子一般比较“艰难”。一些权力腐败分子变着法儿要将“知情者”变成“不知情者”，变着法儿使那些想监督的“监督者”在还未有效地监督之前，就将他们统统打下去。
5 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有关
必须看到，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相比，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是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与整个社会改革的需要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很不相适应的。所以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11月9日指出“我们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同时，又深有体会地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不足：“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从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中清楚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一些落后的观念和做法不仅没有受到有力的批判，反而在改革的旗帜下借尸还魂。譬如，农村实行的“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获得成功，那是因为它适应了我国农村的小生产力的特点，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却被它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将它无条件地“嫁接”到现代城市、现代企业的管理之中，变成了“承包万能论”的鼓吹者和推广者。因为“承包制”本是源于20世纪初期的“泰勒制”，它无法适应现代城市和现代企业的发展，因而必然产生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于是，在我们这个封建思想极其浓厚的国度里，一些单位领导的“家长制”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了，大大强化了“老板意识”、“雇主意识”，大大淡化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大淡化了公仆意识，强化了个人行使权力的随意性、专权性，这也是当今腐败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因”。所以必须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以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企业的发展。
关键词：监督；政治体制
1 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的指导思想有关
监督的实质就是对腐败中最丑恶的东西的批判、揭露和斗争。而监督难、难监督的实质就是不敢监督，不想监督，不能监督，就是对丑恶的宽恕和软弱。
而之所以产生这一倾向，就是与在如何处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关系上始终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有关。即：在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的错误思想支配下，我们的社会始终有这样一个“传统”：过于重视“真善美”的发扬，而忽视了对“假恶丑”的惩治，甚至有意无意地将两者对立起来，因而尽管口头上也承认对惩治包括反腐败在内的“假恶丑”的重要，但实际上仅仅是将它作为“内部控制使用的对象”。在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思想支配之下，对放手反腐败、放手监督总是慎之又慎，总是迈不开步子。
2 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官德的滑坡密切相关
腐败是权力者的腐败，是权力者之间的腐败，是权力圈内的腐败，所以对腐败的“最最知情者”应该不是群众，而是同级的领导或下级的干部。只要广大的领导或干部都能起来监督、敢于监督，腐败肯定不至于蔓延、泛滥成风。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和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而现实呢?恰恰相反。从某种程度来说，腐败的发生就是由于缺乏当官者对当官者的监督。
由于领导干部中广泛存在“不敢监督、不好监督、不能监督、不想监督、不会监督”的心态，一些党内监督、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也就形同虚设，刑自然就上不了大夫，官场自然就会盛行“官官相护”的恶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监督不力，才“害”了一批心术不正的当官者，使他们从小腐败发展到大腐败，灰色腐败发展到黑色腐败，微小腐败发展到严重腐败。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党内监督制度。
3 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社会中流行的不良风气相关
对腐败的监督是人的一种政治行为，而人们对这种政治行为的积极参与程度及其表现则与整个社会流行什么样的风气相关。
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正在盛行着的不良社会风气——猖獗流行的“四张关系网”(家族关系网、权力关系网、金钱关系网和人情关系网)，在削弱、腐蚀、摧垮整个社会监督这种政治行为的发生。因而可以这样说；权力的腐败凭借这“四张关系网”而发展、泛滥，“四张关系网”在腐败的发展中也越来越坚固。
4 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就在于当今的腐败者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报复、镇压那些想对他们进行监督的“监督者”
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腐败者对“监督者”的打击报复现象非常严重，在一些地区甚至可以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如今的权力腐败者都是一些绝顶聪明的人，尤其是善于“弄权”，会将打击报复的事做得很绝，做到“滴水不漏”，做到让那些“监督者”即便是受了打击报复之后也会感到“有苦说不出来”，做到无处伸冤，做到让上级即使是想干预也无法干预。
在腐败者肆虐的单位中，那些正直的、想起来监督的“监督者”总是处于“少数”，总是处于“劣势”的状态，他们所过的日子一般比较“艰难”。一些权力腐败分子变着法儿要将“知情者”变成“不知情者”，变着法儿使那些想监督的“监督者”在还未有效地监督之前，就将他们统统打下去。
5 监督难、难监督的产生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有关
必须看到，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相比，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是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与整个社会改革的需要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很不相适应的。所以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11月9日指出“我们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同时，又深有体会地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不足：“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从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中清楚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一些落后的观念和做法不仅没有受到有力的批判，反而在改革的旗帜下借尸还魂。譬如，农村实行的“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获得成功，那是因为它适应了我国农村的小生产力的特点，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却被它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将它无条件地“嫁接”到现代城市、现代企业的管理之中，变成了“承包万能论”的鼓吹者和推广者。因为“承包制”本是源于20世纪初期的“泰勒制”，它无法适应现代城市和现代企业的发展，因而必然产生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于是，在我们这个封建思想极其浓厚的国度里，一些单位领导的“家长制”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了，大大强化了“老板意识”、“雇主意识”，大大淡化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大淡化了公仆意识，强化了个人行使权力的随意性、专权性，这也是当今腐败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因”。所以必须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以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