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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去世前，喜欢把亲信叫到孔策沃别墅来陪他吃饭。于是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就成了这里的常客。老臣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则日益受到冷落。1953年3月1日夜间，斯大林突发急病，生命垂危。贝利亚和马林科夫闻讯后匆匆赶来，见领袖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贝利亚呵斥仆人：“干嘛大惊小怪的？他不是睡得好好的吗。不要惊动斯大林同志。”随即扬长而去。病人摔倒13个小时后，医生方才赶来进行抢救。
领袖弥留之际，他的“战友们”正在克里姆林宫忙着瓜分权力。最后议决是由马林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名列苏联部长会议四位副主席之首，并兼任内务部（由原内务部和国安部合并而成）部长。其余三位部长会议副主席依次为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部长，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部长。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书记。
众“战友”中，数贝利亚最为活跃。只见他频频出招，咄咄逼人——这绝非偶然。贝利亚的地位最为稳固，因为整个国安系统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谁控制了国家安全系统，就实际上保证了自己在苏联领导层中的关键作用。内务部和国安部的合并，似乎完全排除了未经贝利亚批准搜集针对他本人情报的可能性，而且他手中握有关于同僚昔日活动的全部材料，完全可以像原来一样监视同僚的活动。国安系统拥有自己的军队、法官和拘禁地、工业企业，从而可以介入任何内政问题，并通过特工机关介入外交问题——贝利亚所追求的目标是充当国家领导人的角色。
贝利亚又是当时领导层中消息最为灵通的人，他对于政治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苏联同其他国家关系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均了如指掌。他掌握了关于国内政局、民众心态以至任何风吹草动的准确信息。
贝利亚成了决意实施改革的第一人。身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他，出人意料地积极介入那些并不属于他管辖范围的国家生活领域，开始了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游戏。他深知为获得国内外的支持，就要提出建设性的政治纲领，以便立即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贝利亚释放了莫洛托夫之妻——波林娜·热姆丘任娜，并亲自将她交到莫洛托夫手中；他建议实行大赦，120万名刑期在5年以下的非政治犯获释；公开宣布为“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平反，他为战后若干案件的受害者平反，就为自己在同权力竞争者的斗争中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贝利亚还插手外交事务。他倡议实行两德统一，建立一个统一和中立的德意志国家；坚持必须实现苏南关系正常化，起草了致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信件，信中建议举行两国全权代表——两国安全机关代表的秘密会晤，来共同商讨这个问题。
经过种种斡旋，贝利亚在国内的威望迅速攀升，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均相形见绌，望尘莫及。贝利亚在同僚面前傲气十足，颐指气使，开会时不让别人说话，自己进行讨论、总结，随意打断别人的发言，甚至恶语伤人。此外，他已经开始对同僚进行窃听。
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贝利亚自以为胜券在握，万无一失，然而主席团内还有强劲的对手在。新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可谓树大根深，地位稳固。此外，身为苏共中央书记的赫鲁晓夫也不可小觑，他取得了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的支持。
在若干人眼中，贝利亚日益成为一个危险人物，大家对他既恨又怕。在苏联的军队高层看来，贝利亚同样是个危险的敌人，因为对于党政官员和经济领导人来说，内务机关是很危险的。总而言之，对于所有人而言，贝利亚都是一个威胁的象征，一个按照他的意志“让你在劳改营里灰飞烟灭”（贝利亚语）的象征。
众“战友”尽管分歧甚大，眼下却有一个联合起来的基础。随着平反冤假错案的进行，贝利亚日益成为党内高层心目中的危险人物，他们深谙此人的冒险主义性格，完全有理由会利用其手中的档案材料——首先是那些留有他们亲笔签名字迹的处决名单来搞掉他们——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行动。
首先由赫鲁晓夫挑头，分别做每个人的工作。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都没费什么周折就达成了共识。谁知到伏罗希洛夫那里，却卡了壳。赫鲁晓夫刚刚跨进办公室的门槛，伏罗希洛夫就把贝利亚猛夸一通——只得改由马林科夫出面。伏罗希洛夫弄清“战友们”的真实意图后，禁不住跟马林科夫拥抱接吻，泪流满面——原来伏罗希洛夫知道办公室安有窃听装置，不得不说假话。
众人决定在部长会议开会时逮捕贝利亚。他们对抓捕行动进行了精心策划和仔细研究，而且严守秘密。部长会议的例会于1953年6月26日中午开始举行，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在会上讲话，然后宣布逮捕贝利亚。以朱可夫为首的军人进入会议室，结果有惊无险——贝利亚未作任何反抗即束手就擒。
贝利亚的被捕，为实施苏共政策转变、摒弃专制主义遗产、启动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可能。然而，苏共中央主席团丝毫没有同斯大林体制一刀两断。贝利亚批斯大林，是企图摆脱对于大清洗的罪责，竭力表明离开斯大林照样可以管理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而他的那些战友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非斯大林化的问题。恰 恰相反，他们拼命为斯大林的罪行辩护，把责任都往贝利亚身上推。
率先试图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人，居然是斯大林最忠实的战友。客观地说，日后苏共二十大之后采取的措施，不过是1953年贝利亚提出的倡议的继续而已。
（摘自《同舟共进》）
领袖弥留之际，他的“战友们”正在克里姆林宫忙着瓜分权力。最后议决是由马林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名列苏联部长会议四位副主席之首，并兼任内务部（由原内务部和国安部合并而成）部长。其余三位部长会议副主席依次为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部长，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部长。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书记。
众“战友”中，数贝利亚最为活跃。只见他频频出招，咄咄逼人——这绝非偶然。贝利亚的地位最为稳固，因为整个国安系统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谁控制了国家安全系统，就实际上保证了自己在苏联领导层中的关键作用。内务部和国安部的合并，似乎完全排除了未经贝利亚批准搜集针对他本人情报的可能性，而且他手中握有关于同僚昔日活动的全部材料，完全可以像原来一样监视同僚的活动。国安系统拥有自己的军队、法官和拘禁地、工业企业，从而可以介入任何内政问题，并通过特工机关介入外交问题——贝利亚所追求的目标是充当国家领导人的角色。
贝利亚又是当时领导层中消息最为灵通的人，他对于政治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苏联同其他国家关系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均了如指掌。他掌握了关于国内政局、民众心态以至任何风吹草动的准确信息。
贝利亚成了决意实施改革的第一人。身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他，出人意料地积极介入那些并不属于他管辖范围的国家生活领域，开始了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游戏。他深知为获得国内外的支持，就要提出建设性的政治纲领，以便立即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贝利亚释放了莫洛托夫之妻——波林娜·热姆丘任娜，并亲自将她交到莫洛托夫手中；他建议实行大赦，120万名刑期在5年以下的非政治犯获释；公开宣布为“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平反，他为战后若干案件的受害者平反，就为自己在同权力竞争者的斗争中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贝利亚还插手外交事务。他倡议实行两德统一，建立一个统一和中立的德意志国家；坚持必须实现苏南关系正常化，起草了致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信件，信中建议举行两国全权代表——两国安全机关代表的秘密会晤，来共同商讨这个问题。
经过种种斡旋，贝利亚在国内的威望迅速攀升，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均相形见绌，望尘莫及。贝利亚在同僚面前傲气十足，颐指气使，开会时不让别人说话，自己进行讨论、总结，随意打断别人的发言，甚至恶语伤人。此外，他已经开始对同僚进行窃听。
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贝利亚自以为胜券在握，万无一失，然而主席团内还有强劲的对手在。新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可谓树大根深，地位稳固。此外，身为苏共中央书记的赫鲁晓夫也不可小觑，他取得了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的支持。
在若干人眼中，贝利亚日益成为一个危险人物，大家对他既恨又怕。在苏联的军队高层看来，贝利亚同样是个危险的敌人，因为对于党政官员和经济领导人来说，内务机关是很危险的。总而言之，对于所有人而言，贝利亚都是一个威胁的象征，一个按照他的意志“让你在劳改营里灰飞烟灭”（贝利亚语）的象征。
众“战友”尽管分歧甚大，眼下却有一个联合起来的基础。随着平反冤假错案的进行，贝利亚日益成为党内高层心目中的危险人物，他们深谙此人的冒险主义性格，完全有理由会利用其手中的档案材料——首先是那些留有他们亲笔签名字迹的处决名单来搞掉他们——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行动。
首先由赫鲁晓夫挑头，分别做每个人的工作。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都没费什么周折就达成了共识。谁知到伏罗希洛夫那里，却卡了壳。赫鲁晓夫刚刚跨进办公室的门槛，伏罗希洛夫就把贝利亚猛夸一通——只得改由马林科夫出面。伏罗希洛夫弄清“战友们”的真实意图后，禁不住跟马林科夫拥抱接吻，泪流满面——原来伏罗希洛夫知道办公室安有窃听装置，不得不说假话。
众人决定在部长会议开会时逮捕贝利亚。他们对抓捕行动进行了精心策划和仔细研究，而且严守秘密。部长会议的例会于1953年6月26日中午开始举行，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在会上讲话，然后宣布逮捕贝利亚。以朱可夫为首的军人进入会议室，结果有惊无险——贝利亚未作任何反抗即束手就擒。
贝利亚的被捕，为实施苏共政策转变、摒弃专制主义遗产、启动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可能。然而，苏共中央主席团丝毫没有同斯大林体制一刀两断。贝利亚批斯大林，是企图摆脱对于大清洗的罪责，竭力表明离开斯大林照样可以管理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而他的那些战友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非斯大林化的问题。恰 恰相反，他们拼命为斯大林的罪行辩护，把责任都往贝利亚身上推。
率先试图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人，居然是斯大林最忠实的战友。客观地说，日后苏共二十大之后采取的措施，不过是1953年贝利亚提出的倡议的继续而已。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