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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5年初秋，我从法国飞回北京，把行李箱换成野外大包，第二天清晨便和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汇合，一起飞往香格里拉。这里有从上海过来的摄影师吴元奇，我们三人马不停蹄，又沿着金沙江一路而上。烟尘滚滚，江水滔滔，望着比公路还要宽阔恢弘的江水，人总会生出一丝命运正处在汹涌激流之中的感触……5个小时后，我们到达德钦那仁村，这是离野生滇金丝猴种群最近的一个村落。
滇金丝猴是全世界除了人类之外，棲息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我们的任务是要拍摄这个物种的纪录片，工作已进行了几次，这次则是专为追踪野生滇金丝猴群。
已是月上树梢，藏地山区中夜的气息很清冷，还伴着燃烧薪柴的独有味道。肖林出来迎接我们，他比我们到得早。他个儿不高，但身型结实，含着沉沉的力量，看着就让人踏实。肖林是白马雪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16岁入职，一辈子无论工作和生活都围着滇金丝猴打转。我俩都不知道，这次的重逢，让我们突然决定一起冒险，去写一本关于他和滇金丝猴的书，而从采访到书的出版，居然用了4年。
第二天一早，我们6点钟就起床准备出发，肖林却不在，一问，原来他嫌弃我们睡得太多，早上4点便带着两个护林员上山了。
我们都自认长期跑野外，身轻体健，但是海拔4000多米的原始森林具有一种魔力，能吸走我们的全部气力，每迈一步都像在垂死挣扎。很快，摄影师吴元奇的全身就如从水中捞出来一般。半天的攀登之后，终于有了猴子的踪迹，首先是猴子的粪便，暗绿，软硬程度可大概判断猴群经过的时间。奚志农一路上捡着猴粪蛋，又一个个下了判断，“至少两天前”、“昨天的”……
还有，声音，护林员首先是用耳朵来辨别猴子的存在。突然，他的表情变得紧张起来，一再示意我们轻声、再轻声。野生滇金丝猴的听觉十分灵敏。护林员带着我们攀上了一块大岩石，石下便是深深的悬崖，30米开外的绿林中泛起了点点黑白相间的波纹，还有远远传来的动物的呼叫……这就是野生滇金丝猴群了，尽管我们努力把自己藏在森林之中，滇金丝猴还是得知了我们的存在，一呼而走。我们上下山林十几个小时，只是窥见了这些斑驳的黑白小点。
下山之后重遇肖林，才知道他早早就发现了猴群，飞快判断了下猴子可能的迁移路线，选了块峭壁间的岩石，就把自己塞进石缝里。“如果猴子从石头下面经过，我藏的角度绝对能出片子”，结果，猴子选择了从石头上面飞跃而走，这一次博弈，他在悬崖间等了几个小时，还是输给了猴子。
我们一天寻猴，谁都没能拍摄成功。夜晚宿在当地藏人的家中，大家谈笑依旧，几位男性喝着青稞酒，话匣子打开，奚志农和肖林谈起他俩的相识——上世纪90年代初的3年野外考察，那是人类第一次对滇金丝猴进行系统科考，有3个人长期以一个海拔4200米的小木屋为基地坚持科考，肖林便是其一。
三年野外生涯，他枕着狼嚎入梦，被大雪封锁了整整一冬，至今还留有腰椎间盘突出……突然，奚志农激情澎湃起来，提议我和肖林合作写一本书，肖林的人生轨迹，就是至今滇金丝猴研究的发展史，也是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历程，更能记录中国环境保护的曲折。“如果不把肖林的经历写出来，那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奚志农说时，眼睛红红的。
一本书最难的开端就这样定了下来，就是这个题材，就是这个方向，写！
肖林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为人豪迈，胸襟能容下天与地。他对书的写法没有任何预期，也从不干预，我只是把问题一个一个地抛出来。我跟着他出差、工作，我们行车中聊、宾馆聊、茶室聊、办公室聊……只要有空闲，便全程开着录音笔，有时看似漫漫闲谈，但一个个火花璀璨绽放。我激动无比，近20年的采访和写作经验告诉我，确实选对了人，选对了题材。这样的采访累计做了差不多两个月，如此的生活对我有无尽的吸引力，奔波于田间地头，一次次去感受真实的力量。
首先采访的是三年考察部分，之前已经听奚志农讲了无数次，但他当年上山的次数并不多，而在当时坚守科研的肖林的记忆中，这段生活充满凶险、艰辛、欣慰、奇迹。他曾经和狼相对而视，却发现那只是一只饿得几乎走不动的狼，在他面前带着绝望转身离去;他还住过一个鬣羚粪蛋聚集的洞穴，竟然舒服得如同五星级宾馆;还有经历一整个冬天的冰雪封锁和食物匮乏后，他疯了似的冲到山下，抓了一把刺手的荨麻叶子，迫不及待地就煮了一锅来吃……简直就是一个藏族版的“荒野生存”。
两次采访，累计20天，我们的话题都围绕着这三年考察。很多记忆已经模糊，肖林又带来了当年的日记本，伴着肖林一次次的哽咽，我们仔细搜寻着过去抖下的碎屑……关上录音笔，我知道，这本书成了，仅仅这一段内容就可以成就整本书，而最终成文，这一段占了书稿的几乎四分之一，也是大家阅读感受最强烈的一章。
2015年，卡瓦格博羊年大转山。我当年的研究生论文为藏族的山崇拜，做论文期间就转了十几座藏地圣山，卡瓦格博外转更是一直心心向往。“跟我们单位的人去转吧”，肖林主动提出来。最有难度的外转，我们只用了5天时间，脚上走出了疱，却沉浸在巨大的幸福感中。 转山之后，大家集体到西藏芒康休整。肖林带着我和另外两名女客去看了芒康的盐田，他给我讲开了小时候遇到芒康人来换盐的故事。到了芒康的天主教大教堂，也是西藏自治区唯一现存的大教堂里，他又讲开了当年考察时，他和同事钟泰两人从这里上山寻猴的经历。天啊，这些精彩片段他之前从未提及，如果没有现场的刺激，估计这几段内容就湮灭了。
还有那个芒康大教堂，后来我偶然查了法文资料，才发现这个教堂就是当年滇金丝猴发现者、法国传教士毕天荣（Felix Biet）参与建造的。顺藤摸瓜，又去查毕天荣的法文资料，原来我竟然去过他的家乡小镇Langre，那是一个在农业大区中兀然凸起的山丘上的古镇，一直被法国人视为最寒冷的北方小镇。毕天荣的三个兄弟也都做了传教士，全部远赴亚洲任职，几乎都病死他乡。多年后，他们的侄子成为诗人，而他最著名的一句诗便是：“远行，就是一部分自我的死去。”此时，我才体会到这个题材的广度，人类和一个物种的故事总是波澜曲折，是一个个生命的咏叹调。
接下來的采访围绕着当年德钦政府砍伐木材，破坏了滇金丝猴栖息地的这段“森林保卫战”。当时中央政府处理得很是及时，而以“自然之友”为代表的民间团体的推动力量也不可小视，更有了1999年第一届大学生绿色营的远征。毫不夸张地说，保护滇金丝猴的这段历史点燃了中国环境意识的“绿色之火”。这段历史我很熟悉，认识不少当年的亲历者，自己也是因为绿色营的感召，在大学时期加入了民间环境保护。这一段无论采访或是写作都非常顺利，只是把一个公众事件转成了肖林个人叙述的私人视角。
我将这本书定位为“一个藏族人的自然心灵史”。肖林的人生故事很精彩，但那属于外部，我一直想将笔触再深入些，抵达他的内心，还有藏族文化之中。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毕业论文为藏文化中的山崇拜。在藏文化的宇宙观中，山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内涵丰富的文化概念，而我看到的汉语文章中，除了专业人类学文章，通俗文字中的藏文化阐释充满了误解，最常见的：“神”和“圣”二字在藏文化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而汉文中，神山圣山，神湖圣湖经常混为一谈。
我希望这本书值得推敲，文字可以质朴通俗，但内容必须遵循严格的学术观念，充分尊重藏文化。如果再有可能，我希望藏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即对自然的敬畏和慈悲能触动并启发读者。这一点在疫情危机的此刻，更值得大家思考，如果我们都敬畏自然和野生动物，至少不去食用，新型冠状病毒也不会危及人类自身。人类学中有人专门研究萨满教，而全世界无论哪个萨满教，理解的钥匙都在于人类遵守与自然的界限，只要不去触犯自然之神，自然也不会降下病痛，这在今天看来像是一个现实寓言。
说回《守山》。在和肖林的数次采访中，关于藏文化的自然部分如何展开一直是我非常头疼的部分，也许是我之前的理论知识过多，一直找不到可以承载的故事。直到采访第二年，肖林所在的白马雪山保护局德钦分局给了我一次执笔报告的机会。这个机会本意是想给我报销一次采访所需的往返交通费，也让我拿上点稿酬，毕竟采访写作的两年无甚收入。而这次报告的内容为“白马雪山藏文化与环境保护”，正是书中最缺少资料的部分。
我每天都跟着保护区的斯那此理和奔子栏的张所长穿行在保护区内的藏族村落，找村里的老人聊天。按照人类学调查的框架，我列出了一系列问题，采访的次数多了，张所长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直接替我发问：“你们村儿的山神是哪几座，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故事，讲吧。”这样的态度让人好笑，与我做田野调查时，青海杂多和囊谦的藏族人的态度如出一辙。如同一个外人走进华北农村，带着录音笔和笔记，一本正经地要打听当地土地爷的故事一样，颇为谐趣。
德钦分局还带我去拜访过几次东竹林寺的活佛和格西，如意料之中，绝大多数的采访无甚意义，因为我自己并未用藏文学佛，对方的汉语水平也有限，很难找到理解的阀门。直到最后一次，采访的格西英文水平很高，他居然用英文把我点明白了，一些我从做论文时就模糊的概念也一并解释清楚，真是久旱逢甘霖。
如肖林所说，直到今日，还有不少环境保护组织总是提议从藏文化那里拿来可以“利用”的部分，来改善汉文化中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但这样的视野真是短浅。任何一个文化都是一个整体，只重器官不知灵魂，只能落个照虎画猫。《守山》中的藏文化部分只是我最有把握的部分，而藏文化的博大，乃至采访中还有很多精彩之处让人恨不得拍手喝彩，或俯身跪地，但因不能确认内容的严谨，而我水平也有限，故没有写进书中。
就是这样，一点点找寻，一点点拼图，这本书慢慢成型，时间用得很长，采访和写作两年多。我从写作之初，便把这本书定位为“非虚构文学”或“自然文学”，既然是文学，就要有人的坚持、挣扎、徘徊、悔恨……一次，肖林突然遥望白马雪山，说：“这辈子就是跟这座大山的恩恩怨怨。”“恩恩怨怨”四个字一下子打开了我的写作思路，我就是要写他和这座大山的种种纠结，恨过这座山，爱上这座山，最后超越了私人情绪，甚至超越生死的界限。他和他的同事会在巡山的间隙，约定着死后一起把骨灰洒在白马雪山之中……
而藏文中“神山”的种种叫法中，其一个可直翻成“地之主”，这个概念借到此书，对于肖林和他的同事，以及之后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的守山人，白马雪山便是他们的“主人”，他们为了雪山、为了自然，“自甘为奴”。我在行文叙事中，随着故事线的推进，也融入了这条人与大山的感情线。肖林读后没有提出异议，我想，我的阐释得到了他的认同。在外人看来，肖林坚韧顽强，在他自己眼中，他是个从小就老实，长大之后就成了死认一个目标的野牦牛，而我的眼中，他最珍贵的是心中那从未被驯服的野性。
我坚持用藏文把一些重要的地点和概念写出来，这是学人类学时留下的习惯，语言是打通文化差异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而这个坚持让肖林忙活了不少次，来回请各种人来帮忙写藏语，我们一开始都把这件事情看简单了，其实现在很多人的藏语水平并不高，折腾了几遍才最终落定。
肖林和我在成书过程中，遭到过不少周围人的善意嘲笑：不就是一本书吗，怎么还没写完？接触过的出版社都觉得题材虽好，但估计没有市场，所以一直观望。肖林和我两个人像是做着人生一件不得不完成的功课，写完之后能不能出版，有没有人来买都不重要，主要是怕这辈子会留有遗憾。两年采访加写作，一年修改，书稿三年完结，最后出版又走了一年流程。
如果说有鼓励，那就是初稿完成后发给过几个亲近的朋友，他们几乎都是一口气读完，没有什么咬文嚼字的评论，只是大声告诉我，他们很震撼。纯野外环境中的奇遇，快乐单纯的藏族乡土生活，研究灵长类对于人类的意义……大山里长出的真实故事，总是极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