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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媒体报道的两个教育案例，引起了笔者对教育及信念的一些思考。
2012年10月12日，南方都市报：福田中学高三学生王坤琪，2岁时被确诊为脑瘫综合二级伤残（最高级别伤残），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仍不会走路。2006年从湖北转入深圳就学，第一次英语考试只考了20分。由于家长精心照顾、老师耐心教育，他成为学校的优秀学生。高二全年级成绩第一名，高三第一学期全年级第二名，150分的英语试卷，他能拿148分，被同学们称为“琪神”。
2012年10月12日晚，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一位来自黑龙江鹤岗市的加油站女工郑亚波和她15岁的智障儿童，把三百位梦想观察团成员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个15岁的孩子，出生四个月时因脑积水导致脑瘫，九岁时仍不会说话。做医生的父亲因为失望，在孩子四岁那年离开了母子二人。这位单亲母亲，含辛茹苦独自抚养脑瘫的儿子，听说弹钢琴有助于脑瘫儿恢复，十年如一日自学音乐，陪儿子练琴，使本来严重智障的儿子，顺利读到了小学五年级，并且能弹唱优美的乐曲。
这两个智障儿童不仅智力恢复良好，而且都很阳光，他们的康复，可以称之为奇迹。可是这类奇迹在我们周围并不少见。它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奇迹反复验证了一条信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何谓“信念”？现代汉语词典：“信念”是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和信念紧紧关联的还有“信仰”，“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很显然，信仰包涵着信念，信仰是信念的高级表现形态，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高层次的精神指向。这两个词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但现实生活中坚守信念、坚定信仰的人仍然不多。上述案例中的两位创造奇迹的母亲，是坚守教育信念的典型，她们坚定的信念无非就是“爱能改变一切”、“有付出就有回报”之类吧。作为血脉相连的母子，不放弃，不抛弃，数十年如一日坚守着朴实的信念，确实不容易。作为社会个体，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坚定信念则更加难能可贵。纷繁复杂的社会，充斥着太多的诱惑和干扰。特别是在文化和传统已然毁灭，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绝对的权力，加上市场化的经济运作叠加的时候，最基本的信念和信仰也可能土崩瓦解。而一旦底线不保，就意味着常识不保。常识不保，必然乱象丛生。
当下新的“读书无用论”泛滥，最近几年每年几十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尽管直接的原因也许来自就业的困境，但“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念的失守是不容置疑的；出于自我保护抑或所谓“正面教育原则”，“教师讨好学生”成风，以至教师是否拥有批评学生的权利还作为社会话题公开探讨；从幼儿园开始，唯恐输在起跑线上，各种特长培训层出不穷，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学生不得不反复接受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的教育；为了一场年年都有的高考，连父母去世的消息都可以对学生隐瞒……诸如此类的教育乱象，恐怕全世界无出其右者。
上个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中国输出的出国留学人数达到全世界留学生总量的14%，位居世界第一，而且越来越低龄化，直接出国读中学的人数大幅增长。这说明什么？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人口基数最大，输出最多也很正常；中国人富起来了将子女送出国门是自然选择云云。那么请关注两个基本事实：其一，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基数之说不能成立；其二，有资料显示：1960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排名世界第78位，2010年排名第127位。所谓富裕起来了，那只是极少数人的事，与普通大众无关。相当部分出国留学者，都有移民的意向。出国留学人数的快速增长是典型的对教育用脚投票。
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尖锐批评，改革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由政府牵头的教育改革已历数轮。最近一轮始于1996年的课程改革，已经过去16年，恕我武断，从整体来看失败已成定局。16年的改革并没有挽救中国教育式微的局面，使教育走出乱象丛生的怪圈，倒有愈演愈烈之势。16年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的完整周期。当年清华大学从创办到成为世界有名的学府也不过10年时间。改革何以失败？原因也许很复杂，但最根本的反思应该指向两点：一是教育问题的真正根源，二是改革的路径和程序。
有人曾形象地比喻：中国的改革，尤如装着许多青蛙的大布袋，青蛙原本是被束着的一串串，有一只“改革之手”，伸进布袋解开了绳索，青蛙即刻舒展筋骨动了起来，但遗憾的是，袋口始终被那只手紧紧地攥着，青蛙没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口袋里的秩序却比之前更乱。这既是中国式改革的真实图景，也是教育改革的缩影。如果把青蛙比做教育，试想想“口袋里的教育”有多少改革的空间？再怎么折腾，都不可能获得新生。所以教育的根子问题是教育由谁来主宰的问题。教育作为公共事业，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全体国民，政府是全体国民的管家，在教育面前，政府应该有严格的权力边际。教育一旦成为党派和政府的囊中之物，必定成为政治的附庸。一旦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和专家治学、专家治教、校长治校。教育就不可能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教育，必然是没有灵魂的教育，是工具化的教育、功利化的教育，岂有不乱之理？这也是中国教育“千人一面”、“千校一面”的根本原因。
中国教育和意识形态的特殊关系，使教育改革变得异常敏感、复杂和沉重。公共知识分子反思教育问题普遍投鼠忌器，最“根子”的问题往往被有意模糊和淡化。尽管这份敏感、复杂和沉重非社会变革不能承载，但是任何体制制度的变革和个体的觉醒从来都是硬币的两面，不可或缺。当执政党也公开承认政治改革势在必行的时候，教育改革如果还习惯于绕着走，进行隔靴搔痒的技术改良，那才是真正的无可救药。作为个体，如果能着眼于教育的具体问题，作出一点一滴的努力，改变便成为“现在进行时”，量变的积累，必然促成质变，这种信念必须毫不动摇。
看透教育的根子问题，改革教育的程序和路径就变得清晰明朗起来。有专家指出：教育改革不仅要“去行政化”，还要“去科学化，去功利化”。笔者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去行政化”主要解决由谁来主导教育。政府对教育的职责主要是保障和服务，而不是具体的教育行为干预，教育应该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实现教育家办教育、专家治学、校长治校；“去科学化”要让教育从知识技能本位回归“树人”的本位，注重人格的塑造，培养人的尊严，传播普世的价值观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大力倡导人文精神，加强人文学科教育等；“去功利化”则主要纠正教育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的取向，按照教育的规律办教育，防止教育市场化、产业化倾向，保障基础教育普惠、公平、均衡发展等等。这“三去”应该成为教育改革的大众方针和国民教育的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三去”事涉文化的自觉和重建，抽象而宏大，同时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教育的改革必须“不积跬步，不择细流”，只有每一个国民，秉持教育的基本常识，把最基础的工作做好，才有文化的自觉和重建。笔者多次听著名教育家魏书生老师谈论教育，他感慨最多的是：现有的教育理论，足以让教育有声有色，教育缺少的不是理论创新，而是行动实践。前文中那两位创造奇迹的母亲，不正是用行动在证明，即便在现有体制框架下，个体的努力仍然可以成就个体的辉煌嘛？如果有千千万万坚守教育信念的人在不懈努力，又何愁教育走不出困境呢！
（作者单位：深圳市福田小学）
责任编辑 萧 田
2012年10月12日，南方都市报：福田中学高三学生王坤琪，2岁时被确诊为脑瘫综合二级伤残（最高级别伤残），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仍不会走路。2006年从湖北转入深圳就学，第一次英语考试只考了20分。由于家长精心照顾、老师耐心教育，他成为学校的优秀学生。高二全年级成绩第一名，高三第一学期全年级第二名，150分的英语试卷，他能拿148分，被同学们称为“琪神”。
2012年10月12日晚，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一位来自黑龙江鹤岗市的加油站女工郑亚波和她15岁的智障儿童，把三百位梦想观察团成员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个15岁的孩子，出生四个月时因脑积水导致脑瘫，九岁时仍不会说话。做医生的父亲因为失望，在孩子四岁那年离开了母子二人。这位单亲母亲，含辛茹苦独自抚养脑瘫的儿子，听说弹钢琴有助于脑瘫儿恢复，十年如一日自学音乐，陪儿子练琴，使本来严重智障的儿子，顺利读到了小学五年级，并且能弹唱优美的乐曲。
这两个智障儿童不仅智力恢复良好，而且都很阳光，他们的康复，可以称之为奇迹。可是这类奇迹在我们周围并不少见。它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奇迹反复验证了一条信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何谓“信念”？现代汉语词典：“信念”是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和信念紧紧关联的还有“信仰”，“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很显然，信仰包涵着信念，信仰是信念的高级表现形态，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高层次的精神指向。这两个词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但现实生活中坚守信念、坚定信仰的人仍然不多。上述案例中的两位创造奇迹的母亲，是坚守教育信念的典型，她们坚定的信念无非就是“爱能改变一切”、“有付出就有回报”之类吧。作为血脉相连的母子，不放弃，不抛弃，数十年如一日坚守着朴实的信念，确实不容易。作为社会个体，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坚定信念则更加难能可贵。纷繁复杂的社会，充斥着太多的诱惑和干扰。特别是在文化和传统已然毁灭，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绝对的权力，加上市场化的经济运作叠加的时候，最基本的信念和信仰也可能土崩瓦解。而一旦底线不保，就意味着常识不保。常识不保，必然乱象丛生。
当下新的“读书无用论”泛滥，最近几年每年几十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尽管直接的原因也许来自就业的困境，但“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念的失守是不容置疑的；出于自我保护抑或所谓“正面教育原则”，“教师讨好学生”成风，以至教师是否拥有批评学生的权利还作为社会话题公开探讨；从幼儿园开始，唯恐输在起跑线上，各种特长培训层出不穷，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学生不得不反复接受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的教育；为了一场年年都有的高考，连父母去世的消息都可以对学生隐瞒……诸如此类的教育乱象，恐怕全世界无出其右者。
上个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中国输出的出国留学人数达到全世界留学生总量的14%，位居世界第一，而且越来越低龄化，直接出国读中学的人数大幅增长。这说明什么？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人口基数最大，输出最多也很正常；中国人富起来了将子女送出国门是自然选择云云。那么请关注两个基本事实：其一，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基数之说不能成立；其二，有资料显示：1960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排名世界第78位，2010年排名第127位。所谓富裕起来了，那只是极少数人的事，与普通大众无关。相当部分出国留学者，都有移民的意向。出国留学人数的快速增长是典型的对教育用脚投票。
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尖锐批评，改革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由政府牵头的教育改革已历数轮。最近一轮始于1996年的课程改革，已经过去16年，恕我武断，从整体来看失败已成定局。16年的改革并没有挽救中国教育式微的局面，使教育走出乱象丛生的怪圈，倒有愈演愈烈之势。16年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的完整周期。当年清华大学从创办到成为世界有名的学府也不过10年时间。改革何以失败？原因也许很复杂，但最根本的反思应该指向两点：一是教育问题的真正根源，二是改革的路径和程序。
有人曾形象地比喻：中国的改革，尤如装着许多青蛙的大布袋，青蛙原本是被束着的一串串，有一只“改革之手”，伸进布袋解开了绳索，青蛙即刻舒展筋骨动了起来，但遗憾的是，袋口始终被那只手紧紧地攥着，青蛙没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口袋里的秩序却比之前更乱。这既是中国式改革的真实图景，也是教育改革的缩影。如果把青蛙比做教育，试想想“口袋里的教育”有多少改革的空间？再怎么折腾，都不可能获得新生。所以教育的根子问题是教育由谁来主宰的问题。教育作为公共事业，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全体国民，政府是全体国民的管家，在教育面前，政府应该有严格的权力边际。教育一旦成为党派和政府的囊中之物，必定成为政治的附庸。一旦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和专家治学、专家治教、校长治校。教育就不可能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教育，必然是没有灵魂的教育，是工具化的教育、功利化的教育，岂有不乱之理？这也是中国教育“千人一面”、“千校一面”的根本原因。
中国教育和意识形态的特殊关系，使教育改革变得异常敏感、复杂和沉重。公共知识分子反思教育问题普遍投鼠忌器，最“根子”的问题往往被有意模糊和淡化。尽管这份敏感、复杂和沉重非社会变革不能承载，但是任何体制制度的变革和个体的觉醒从来都是硬币的两面，不可或缺。当执政党也公开承认政治改革势在必行的时候，教育改革如果还习惯于绕着走，进行隔靴搔痒的技术改良，那才是真正的无可救药。作为个体，如果能着眼于教育的具体问题，作出一点一滴的努力，改变便成为“现在进行时”，量变的积累，必然促成质变，这种信念必须毫不动摇。
看透教育的根子问题，改革教育的程序和路径就变得清晰明朗起来。有专家指出：教育改革不仅要“去行政化”，还要“去科学化，去功利化”。笔者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去行政化”主要解决由谁来主导教育。政府对教育的职责主要是保障和服务，而不是具体的教育行为干预，教育应该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实现教育家办教育、专家治学、校长治校；“去科学化”要让教育从知识技能本位回归“树人”的本位，注重人格的塑造，培养人的尊严，传播普世的价值观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大力倡导人文精神，加强人文学科教育等；“去功利化”则主要纠正教育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的取向，按照教育的规律办教育，防止教育市场化、产业化倾向，保障基础教育普惠、公平、均衡发展等等。这“三去”应该成为教育改革的大众方针和国民教育的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三去”事涉文化的自觉和重建，抽象而宏大，同时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教育的改革必须“不积跬步，不择细流”，只有每一个国民，秉持教育的基本常识，把最基础的工作做好，才有文化的自觉和重建。笔者多次听著名教育家魏书生老师谈论教育，他感慨最多的是：现有的教育理论，足以让教育有声有色，教育缺少的不是理论创新，而是行动实践。前文中那两位创造奇迹的母亲，不正是用行动在证明，即便在现有体制框架下，个体的努力仍然可以成就个体的辉煌嘛？如果有千千万万坚守教育信念的人在不懈努力，又何愁教育走不出困境呢！
（作者单位：深圳市福田小学）
责任编辑 萧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