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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投入对公众环保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基于江西省的问卷调查，通过建立政府投入效应感知、环境知识、环境意识与生态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发现政府投入效应感知通过影响公众的环境知识与环境意识而间接影响公众的生态行为，影响路径系数为0.603。为此，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生态文明教育的投入，注重提高公众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
【关键词】政府投入效应 生态文明 环保行为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7.01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渐加剧。面对这一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及文化建设相同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发展思路。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场涉及市场机制、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全方位改革。对社会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及生态环保行为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公众生态环保行为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发现不足，解决问题，对我们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文献回顾与模型设计
社会公众的生态环保行为是一个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及地理学等多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对公众生态环保行为形成机制的一项最为常见也被广泛认可的解释是行为科学中的态度—行动理论。斯特恩将公众环保行为分为激进的环境行为、公共领域的非激进行为、私人领域环保行为以及其他环保行为四种类型，并指出不同类型环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总体上，斯特恩认为，影响公众环保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四类：个人态度因素，包括价值观、环境观、个人与社会规范、环境责任心等;个人生活惯习与生活方式;个人能力;以及对环保行为起推动或抑制作用的法律法规等政策影响。其中，政策因素主要是调节变量，个人态度与生活方式能够解释公众环保行为的大部分差异。[1]斯瓦茨等人则认为，公众环保行为是一种新的超越了传统个人利益关怀的“人地”关系，反映了对他人生活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心、对其他生物权利认可的全新价值观，主张从价值观入手测量公众的环保行为。国内学者对公众环保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沿循着社会地位—环保知识—环保意愿—环保行动的思路展开。王凤根据2006年横截面数据对陕西省公众环保行为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环保知识掌握程度、环保保护意识、性别、受教育程度对公众环保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贺爱忠等人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對城市居民环保行为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环保知识、环境问题感知、环保责任意识对环保行为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社会地位变量在不同假设路径中存在着显著差异。[3]
从公众生态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回顾来看，知识—意愿—行动这一分析模型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公众的环保行为做出解释，但是忽略了政府投入在其中的影响。正如斯特恩所指出的，政策因素对公众环保行为具有调节作用，我国公众的环保行为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也同样很显著。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居民总体教育程度偏低，公众对环保知识的了解大部分来自政府投入、社区宣传而非学校教育，公众环保意识与行为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政府依赖性。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建立政府投入效应感知量表，分析政府投入效应感知对环保知识、环保意识以及环保行为的影响。
量表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中的“政府投入效应感知”与“环保意识”变量属于主观态度类型，基于目前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要投入类型及公众对政府的态度，“政府投入效应感知”量表主要包括政府主导的公民生态教育、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处理水平感知以及政府在生态环保方面的实际效果感知三个方面。公民生态教育包括环保知识普及、环保意识宣传、环保政策法规等具体指标，环境问题处理水平感知包括公众参与及反映问题渠道建设、环境问题反馈处理效率、环保部门印象等指标，环保实际效果感知则包括环境效果评价、政府投入评价等指标，最终形成十一个二级指标。“环保意识”变量则主要采用洪大用等人根据美国学者邓拉普等人制定的环境关心量表NEP修订后的中国版量表（CNEP）进行测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江西省的问卷抽样调查，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案，分别在江西省多县市发放了25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实际回收有效问卷207份，有效问卷率为82.8%。
数据分析
样本基本数据分析。从调查结果来看，由于在调查中控制了性别比例，所以男性与女性的比例基本相同。受访者部分为高中学历，所占比例为30%，接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受访者比例较高，总体达到41%，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在调查中主要针对中青年的城市市民。受访者平均年龄为34.1岁，平均月收入为4217.3元。在环保知识测评中，分值范围为0～11分，市民的平均得分为6.4，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环保意识得分的分值范围为-22～22分，平均得分为9.9，这表明江西省市民的环保意识较高;具体到市民的环保行动方面，量表分值范围为0～18分，市民的平均得分为8.0，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与环保知识及环保意识方面存在一定的落差，这说明江西省市民在生态环保方面仍然存在知行不一的问题;在政府投入效应感知方面，分值范围在-20～20分，平均分值为3.7，受访市民总体上对政府在生态环境的投入感知较为正面。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以政府投入效应感知变量、环保知识变量、环保意识及环保行动变量建立递归回归方程模型，将政府投入效应感知与环保意识作为潜变量。政府投入效应感知潜变量以政府宣传感知、政府行动感知以及政府印象感知作为测量指标，环保意识潜变量以环保责任意识、环保行动意识、环保关心意识作为测量指标。环保知识与环保行动由于是客观指标，将其作为内在观察变量考虑。最终模型如图所示，观测变量数为8个，待估计参数值为22个，完全满足t法则的条件，即t
【关键词】政府投入效应 生态文明 环保行为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7.01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渐加剧。面对这一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及文化建设相同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发展思路。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场涉及市场机制、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全方位改革。对社会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及生态环保行为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公众生态环保行为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发现不足，解决问题，对我们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文献回顾与模型设计
社会公众的生态环保行为是一个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及地理学等多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对公众生态环保行为形成机制的一项最为常见也被广泛认可的解释是行为科学中的态度—行动理论。斯特恩将公众环保行为分为激进的环境行为、公共领域的非激进行为、私人领域环保行为以及其他环保行为四种类型，并指出不同类型环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总体上，斯特恩认为，影响公众环保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四类：个人态度因素，包括价值观、环境观、个人与社会规范、环境责任心等;个人生活惯习与生活方式;个人能力;以及对环保行为起推动或抑制作用的法律法规等政策影响。其中，政策因素主要是调节变量，个人态度与生活方式能够解释公众环保行为的大部分差异。[1]斯瓦茨等人则认为，公众环保行为是一种新的超越了传统个人利益关怀的“人地”关系，反映了对他人生活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心、对其他生物权利认可的全新价值观，主张从价值观入手测量公众的环保行为。国内学者对公众环保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沿循着社会地位—环保知识—环保意愿—环保行动的思路展开。王凤根据2006年横截面数据对陕西省公众环保行为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环保知识掌握程度、环保保护意识、性别、受教育程度对公众环保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贺爱忠等人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對城市居民环保行为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环保知识、环境问题感知、环保责任意识对环保行为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社会地位变量在不同假设路径中存在着显著差异。[3]
从公众生态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回顾来看，知识—意愿—行动这一分析模型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公众的环保行为做出解释，但是忽略了政府投入在其中的影响。正如斯特恩所指出的，政策因素对公众环保行为具有调节作用，我国公众的环保行为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也同样很显著。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居民总体教育程度偏低，公众对环保知识的了解大部分来自政府投入、社区宣传而非学校教育，公众环保意识与行为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政府依赖性。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建立政府投入效应感知量表，分析政府投入效应感知对环保知识、环保意识以及环保行为的影响。
量表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中的“政府投入效应感知”与“环保意识”变量属于主观态度类型，基于目前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要投入类型及公众对政府的态度，“政府投入效应感知”量表主要包括政府主导的公民生态教育、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处理水平感知以及政府在生态环保方面的实际效果感知三个方面。公民生态教育包括环保知识普及、环保意识宣传、环保政策法规等具体指标，环境问题处理水平感知包括公众参与及反映问题渠道建设、环境问题反馈处理效率、环保部门印象等指标，环保实际效果感知则包括环境效果评价、政府投入评价等指标，最终形成十一个二级指标。“环保意识”变量则主要采用洪大用等人根据美国学者邓拉普等人制定的环境关心量表NEP修订后的中国版量表（CNEP）进行测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江西省的问卷抽样调查，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案，分别在江西省多县市发放了25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实际回收有效问卷207份，有效问卷率为82.8%。
数据分析
样本基本数据分析。从调查结果来看，由于在调查中控制了性别比例，所以男性与女性的比例基本相同。受访者部分为高中学历，所占比例为30%，接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受访者比例较高，总体达到41%，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在调查中主要针对中青年的城市市民。受访者平均年龄为34.1岁，平均月收入为4217.3元。在环保知识测评中，分值范围为0～11分，市民的平均得分为6.4，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环保意识得分的分值范围为-22～22分，平均得分为9.9，这表明江西省市民的环保意识较高;具体到市民的环保行动方面，量表分值范围为0～18分，市民的平均得分为8.0，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与环保知识及环保意识方面存在一定的落差，这说明江西省市民在生态环保方面仍然存在知行不一的问题;在政府投入效应感知方面，分值范围在-20～20分，平均分值为3.7，受访市民总体上对政府在生态环境的投入感知较为正面。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以政府投入效应感知变量、环保知识变量、环保意识及环保行动变量建立递归回归方程模型，将政府投入效应感知与环保意识作为潜变量。政府投入效应感知潜变量以政府宣传感知、政府行动感知以及政府印象感知作为测量指标，环保意识潜变量以环保责任意识、环保行动意识、环保关心意识作为测量指标。环保知识与环保行动由于是客观指标，将其作为内在观察变量考虑。最终模型如图所示，观测变量数为8个，待估计参数值为22个，完全满足t法则的条件，即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