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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只上过小学二年级的杨润宏，自学法律，免费帮穷人打官司，已接手过上百起诉讼。这些经历，让他感到一种小人物间的守望相助的温暖——
15年前，一位农民工和一名律师坐上了出租车司机杨润宏的车，从此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律师在车上不停地抱怨这个官司钱太少，取证难，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农民工则面露难色，一根接一根地递烟，并承诺拿到赔偿金后，多付点律师费，最后干脆哭了起来。多年以后，这个画面仍不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杨润宏说，当时便做了一个决定：学习法律，专帮穷人打官司。这个只上到小学二年级的农村人竟然成功了，并且一干就是15年。
“就你写的这笔字，还打官司？”
将那律师和农民工送到目的地时，杨润宏已下了决心。他没有收取车费，说他愿意在他们打官司期间，给他们当司机，只付给他汽油钱就行。第二天，他花了16块钱买了两盒烟，送给那位律师，说：“我想跟你学打官司。”律师问他什么学历，只上到小学二年级的杨润宏有点心虚，使了使劲，说：“初中毕业！”几天后，律师给了他两本宪法书。
这两本书都有四五百页厚，杨润宏连字都不太能认全，只好求助小学毕业的妻子。每天早上，妻子给他读，他边重复，边背诵。一共两年时间，终于把这两本书读完，几乎背了下来。
“我本以为读完那两本书就可以打官司了，但真正实践的时候，却发现根本用不上。”
2000年清明节，他在汽车站等活，迎面走来一对40来岁的夫妻，男子伸过头来问路，女人跟在后面哭。一问得知，男子是一家玻璃厂的锅炉工，被锅炉盖砸中了头部，导致右耳耳聋，看病欠了很多债，现在工厂不管了，他们走投无路。
杨润宏主动说：“我帮你们打官司，不用你们出一分钱。”这成了杨润宏接下的第一个官司。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光立案他就跑了100多次，不是证据不足，就是诉状语句不通，最后，立案庭的法官看他可怜，终于给他立了案。
为了写好诉状，他去律师所找人帮忙，但律师说代写诉状要收100块钱。他舍不得，买了一盒烟，然后坐在律师桌子前不走，连续3天，最后律师烦了，就起草了一个格式递给他，说：“以后再也别来了。”杨润宏回家，按律师起草的格式，一点点往里填写内容。法官嘲笑他：“就你写的这笔字，说话这水平，还打官司？”并劝他“不要充大头”。杨润宏一开始还不服气，进入诉讼程序后，才发觉自己根本摸不清头绪，只好在开庭时又跑去请了一个律师，出一次庭，付费200元。不过，这起诉讼以胜利告终。14个月的诉讼后，受工伤的农民工获得了7万元赔偿费。那份判决书已字迹模糊，但杨润宏仍保留着。这位农民工拿出了3600元给杨润宏，以弥补杨润宏替他支付的做伤残鉴定、取证和请律师的费用。
从那之后，每当碰到农民工打车，他就主动和他们聊天，如果对方说到讨薪，或者负了工伤想要索赔，杨润宏就主动要求：“我来帮你打官司吧，一分钱不收，赢了是你的，输了是我的。”
10余年来，杨润宏几乎全是原告代理人，“全是占理的一方”。他说自己几乎没输过官司，但有时候发挥不好，争取来的利益比预期少了一些，内心会感到愧疚。
“和强势对话的平台”
2007年年末，他在医院门口拉到一个被割伤了动脉的农民工，名叫杨巨东，是他的老乡，要回家过年。杨润宏便给他留下电话：“如果需要律师援助，我可以免费帮忙。”几天后，杨巨东果然给他打来电话，问他：“工头跑了，没人管我，该怎么办？”杨润宏说：“我来帮你打官司。”这却成了杨润宏接手的最艰难的一个官司。从劳动仲裁委员会，直到区人民法院，先后开了5次庭，由于证据不足，前3次都败诉了，第3次败诉后，杨巨东对他说：“算了吧，不想打了，照这样子，打赢了也要不到钱。”
杨润宏听后鼻子一酸，掉下了眼泪。他对杨巨东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干到底。”他说，他最不能忍受不公平的对待，不能理解为什么明明有理，却讲不通。杨润宏决定要把杨巨东的官司打下来。活也不拉了，他去临汾寻找杨巨东当年的工友，再通过工友找工友，直至找到包工头。第5次开庭后，杨巨东的工伤索赔诉讼终于胜诉了。杨巨东获得了77318元的赔偿。
张全树也是杨润宏的委托人之一。张全树说：“一个陌生的出租车司机说，要帮我打官司，谁会信啊。但对方说不要钱，好吧，那就试一试。”2009年6月，张全树在工作时左眼受伤失明。杨润宏帮他打赢了官司，获得了10多万元的赔偿。张全树说：“我受伤时还在试用期，没有合同，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特别困难。赔偿金算是帮我渡过了难关。我想要给杨润宏一些钱，但杨润宏坚决不要。”
“毕竟我是个农民”
当了十几年农民工律师，杨润宏的感受却是，老百姓的维权之路越来越难。他与法庭的人相熟，如今立案可以走律师通道，但常常看到贫穷的老百姓在立案时，被推来推去，想起当年的自己，心里更加不是滋味儿。他说：“我觉得法律应该是建立在人情基础上的，但现实好像不是。”
张全树现在在机油厂工作，逢年过节会跟妻子去看望杨润宏。杨巨东也来看过他，扛来了西红柿、苹果和小米，但这两年两人联系少了。杨巨东用赔偿金买了一辆拖拉机，回家务农。每当有人来看望，杨润宏会感到非常满足，他觉得这给予了他一种相互守望的温暖。
杨润宏渐渐有了名气，找他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他发现一个人的力量太过渺小，“毕竟我只是一个农民”。他不会拼音输入法，只能用鼠标输入，一份三四百字的诉状，要写两个多小时。“我希望身处黑暗中的人，都能走向光明。”他依然努力学习法律，每天必上中国普法网，一本绿皮的新华字典已被翻烂了。他说：“有条件的话，我也要考一个律师资格证，当一名真正的律师。”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责编 达溪河）
15年前，一位农民工和一名律师坐上了出租车司机杨润宏的车，从此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律师在车上不停地抱怨这个官司钱太少，取证难，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农民工则面露难色，一根接一根地递烟，并承诺拿到赔偿金后，多付点律师费，最后干脆哭了起来。多年以后，这个画面仍不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杨润宏说，当时便做了一个决定：学习法律，专帮穷人打官司。这个只上到小学二年级的农村人竟然成功了，并且一干就是15年。
“就你写的这笔字，还打官司？”
将那律师和农民工送到目的地时，杨润宏已下了决心。他没有收取车费，说他愿意在他们打官司期间，给他们当司机，只付给他汽油钱就行。第二天，他花了16块钱买了两盒烟，送给那位律师，说：“我想跟你学打官司。”律师问他什么学历，只上到小学二年级的杨润宏有点心虚，使了使劲，说：“初中毕业！”几天后，律师给了他两本宪法书。
这两本书都有四五百页厚，杨润宏连字都不太能认全，只好求助小学毕业的妻子。每天早上，妻子给他读，他边重复，边背诵。一共两年时间，终于把这两本书读完，几乎背了下来。
“我本以为读完那两本书就可以打官司了，但真正实践的时候，却发现根本用不上。”
2000年清明节，他在汽车站等活，迎面走来一对40来岁的夫妻，男子伸过头来问路，女人跟在后面哭。一问得知，男子是一家玻璃厂的锅炉工，被锅炉盖砸中了头部，导致右耳耳聋，看病欠了很多债，现在工厂不管了，他们走投无路。
杨润宏主动说：“我帮你们打官司，不用你们出一分钱。”这成了杨润宏接下的第一个官司。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光立案他就跑了100多次，不是证据不足，就是诉状语句不通，最后，立案庭的法官看他可怜，终于给他立了案。
为了写好诉状，他去律师所找人帮忙，但律师说代写诉状要收100块钱。他舍不得，买了一盒烟，然后坐在律师桌子前不走，连续3天，最后律师烦了，就起草了一个格式递给他，说：“以后再也别来了。”杨润宏回家，按律师起草的格式，一点点往里填写内容。法官嘲笑他：“就你写的这笔字，说话这水平，还打官司？”并劝他“不要充大头”。杨润宏一开始还不服气，进入诉讼程序后，才发觉自己根本摸不清头绪，只好在开庭时又跑去请了一个律师，出一次庭，付费200元。不过，这起诉讼以胜利告终。14个月的诉讼后，受工伤的农民工获得了7万元赔偿费。那份判决书已字迹模糊，但杨润宏仍保留着。这位农民工拿出了3600元给杨润宏，以弥补杨润宏替他支付的做伤残鉴定、取证和请律师的费用。
从那之后，每当碰到农民工打车，他就主动和他们聊天，如果对方说到讨薪，或者负了工伤想要索赔，杨润宏就主动要求：“我来帮你打官司吧，一分钱不收，赢了是你的，输了是我的。”
10余年来，杨润宏几乎全是原告代理人，“全是占理的一方”。他说自己几乎没输过官司，但有时候发挥不好，争取来的利益比预期少了一些，内心会感到愧疚。
“和强势对话的平台”
2007年年末，他在医院门口拉到一个被割伤了动脉的农民工，名叫杨巨东，是他的老乡，要回家过年。杨润宏便给他留下电话：“如果需要律师援助，我可以免费帮忙。”几天后，杨巨东果然给他打来电话，问他：“工头跑了，没人管我，该怎么办？”杨润宏说：“我来帮你打官司。”这却成了杨润宏接手的最艰难的一个官司。从劳动仲裁委员会，直到区人民法院，先后开了5次庭，由于证据不足，前3次都败诉了，第3次败诉后，杨巨东对他说：“算了吧，不想打了，照这样子，打赢了也要不到钱。”
杨润宏听后鼻子一酸，掉下了眼泪。他对杨巨东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干到底。”他说，他最不能忍受不公平的对待，不能理解为什么明明有理，却讲不通。杨润宏决定要把杨巨东的官司打下来。活也不拉了，他去临汾寻找杨巨东当年的工友，再通过工友找工友，直至找到包工头。第5次开庭后，杨巨东的工伤索赔诉讼终于胜诉了。杨巨东获得了77318元的赔偿。
张全树也是杨润宏的委托人之一。张全树说：“一个陌生的出租车司机说，要帮我打官司，谁会信啊。但对方说不要钱，好吧，那就试一试。”2009年6月，张全树在工作时左眼受伤失明。杨润宏帮他打赢了官司，获得了10多万元的赔偿。张全树说：“我受伤时还在试用期，没有合同，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特别困难。赔偿金算是帮我渡过了难关。我想要给杨润宏一些钱，但杨润宏坚决不要。”
“毕竟我是个农民”
当了十几年农民工律师，杨润宏的感受却是，老百姓的维权之路越来越难。他与法庭的人相熟，如今立案可以走律师通道，但常常看到贫穷的老百姓在立案时，被推来推去，想起当年的自己，心里更加不是滋味儿。他说：“我觉得法律应该是建立在人情基础上的，但现实好像不是。”
张全树现在在机油厂工作，逢年过节会跟妻子去看望杨润宏。杨巨东也来看过他，扛来了西红柿、苹果和小米，但这两年两人联系少了。杨巨东用赔偿金买了一辆拖拉机，回家务农。每当有人来看望，杨润宏会感到非常满足，他觉得这给予了他一种相互守望的温暖。
杨润宏渐渐有了名气，找他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他发现一个人的力量太过渺小，“毕竟我只是一个农民”。他不会拼音输入法，只能用鼠标输入，一份三四百字的诉状，要写两个多小时。“我希望身处黑暗中的人，都能走向光明。”他依然努力学习法律，每天必上中国普法网，一本绿皮的新华字典已被翻烂了。他说：“有条件的话，我也要考一个律师资格证，当一名真正的律师。”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责编 达溪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