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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脸谱１９４９～２００９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主要是自我塑造的过程，而不是说别人需要你是什么样，就能是什么样。如果一个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很高，那它的国际形象也一定很好。中国不是世界政府，它不需要对全世界人民负责，而只需要对自己的老百姓负责。
国际形象是由国内形象决定的
《南风窗》：在您看来，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和发展?以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外国人到底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目前的现状的?
王缉思：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的封闭状态，外国人对中国的内政无从了解，有限的印象来自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些作为，还有就是从香港、台湾地区搜集的情报。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上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很多国际上的左派认为中国是一个敢怒敢言、敢于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独树一帜的国家。而对中国内政的不了解让不少人对中国产生了乌托邦式的浪漫情怀。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有能力动员人民达到任何政治目的。“文革”的发生更是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红卫兵、毛选、革命的狂热……这一切是符合当年所描述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时代特征的。
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解冻，美国人来到中国，开始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并非想象中青面獠牙的怪物，中国不同于苏联的僵化顽固，中国人更有个性、有幽默感，是可以打交道的。
到了今天，全世界的人们对中国能如此快速地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增长都感到非常吃惊和钦佩，中国能大范围地消除贫困、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进程那么快，这都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正面评价。
除此之外，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五花八门：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具有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阶段的一些不好的特征，如贫富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等；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新模式，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并不适用于中国。按西方的标准，中国的政治自由程度并不能令人满意，但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给予人们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这种自由和不自由的情况是夹杂存在的。而中国的经济成就和这种政治体制是否有必然的关系，外国人也是众说纷纭。有人对中国的体制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也有人表示赞同和羡慕。比如我今年5月到津巴布韦开会，有津巴布韦的政治家就表示希望学习中国多党合作的经验，把津巴布韦的反对党改造成中国的民主党派。
总之，外国人对中国现状的评价太多种多样了，这些评价往往基于个人的立场，莫衷一是，应有尽有，很难归纳为一种或几种看法。就是在美国人里面，社会各界的看法也往往不尽相同：商界希望中国保持这种政治和经济分离的现状，以方便做生意；而政界的一些人则往往有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时代已经变了，在一个大体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外国人关心的是中国崛起后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国内政策对其他国家利益的影响。
《南风窗》：在这个过程中，决定这种演变的动力是什么?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是由西方的需要决定的，比如在“文革”后期中国百废持兴的时候，西方出于冷战的需要，把中国的形象塑造得很好；反过来，冷战结束后，西方不再需要中国，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威胁论”却甚嚣尘上。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王缉思：中国国际形象演变的动力就是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常说外因依据内因起作用，中国的情况变了，外国人的看法自然也就变了口至于你说的那些情况，我部分同意。任何国家看待外国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的，西方看待中国的视角并不特殊，中国也不例外。比如中国以前看苏联，就是从反霸的立场和需要出发的，并不是客观完整地看待苏联的所作所为；中国看待美国、看待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也向来如此，都是根据自己当时的利益和政治需要。
至于西方，1980年代对中国的大幅度修改对内政策有所期待，于是中国的形象很好；到了1990年代以后，国家对各方面的控制有加強的趋势，全球化冲击的负面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的形象自然复杂了很多。
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主要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因为这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别人的评价也变了；而不是说别人需要你是什么样，就能是什么样。后一种想法的危险性在于，它把国家形象的塑造权完全交给了西方，这样一来，国内事做好也没用，索性不做了。
西方媒体“妖魔化”一切人
《南风窗》：前几年，关于“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不绝于耳，许多人认为这是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阴谋，您怎么看?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的国际形象被扭曲的情况?
王缉思：我想说的是，西方媒体不仅“妖魔化”中国，它实际上“妖魔化”一切人，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也不例外，这是由西方媒体的特点决定的。我们需要考察的是，西方媒体有没有对中国进行特殊的“妖魔化”?
事实上，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我们本来没有必要过分关注。一些本来在西方没有什么影响的对于中国的报道，国内某些媒体却说西方“热议”中国，这实际上夸大了事实。我每天都在看纽约时报、NEWSWEEK等西方网站，再对比我们的国际报道，可以明确地说，西方媒体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视中国，有关中国的报道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西方媒体的报道重点还是国内新闻，到了国际领域，又有国际金融、朝鲜、伊朗、巴基斯坦等更为棘手的问题，因此除了西藏、台湾等少数议题出现突发事件外，中国在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热点。当然，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影响很大，有关中国经济和外贸的报道大量增加了。但如果你看西方的媒体时不看别的，专门看有关中国的报道，特别关注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的话，自然会产生西方正在“妖魔化”甚至围堵中国的印象。
至于国家形象的扭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必定是因为中国的自我形象和别人的评价之间出现了反差：我认为我是这样的，你却说是那样的。但这种现象往往并不是别人有意的扭曲，而是因为对同一事件的理解和解读不同所致。比如汶川地震，我们会更关注地震中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而西方媒体会更关注死亡学生的人数、校舍倒塌等情况。它们对本国类似消息的报道，也是负面为主；比如改革开放30年，我们会大力宣传这30年的成绩和变化，而西方媒体也许会更多报道那些还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他们的种种说法，其实不用太在意。
《南风窗》：国内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尽如人意，是因为宣传的力度不够，技巧不足，或者国力还不够强大，是这样吗?对一个国家来说，塑造国际形象的关键是什么?
王缉思：一个国家塑造国家形象的关键是自我形象，国内形象，是一个能否让国内 的老百姓满意的问题。如果一个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很高，那它的国际形象也一定很好。国内民众不满意，却有好的国际形象，这基本上不可能。国内老百姓满意，外国人不满意，第一不大可能，第二完全可以不予理睬。中国不是世界政府，它不需要对全世界人民负责，而只需要对自己的老百姓负责。如果中国的老百姓对三鹿奶粉这类的事情很满意，没有怨言的话，那西方的报道才真算是“扭曲”了中国的形象。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身正不怕影子斜”，中国有太多的谚语概括这种情况。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主要是自我塑造的过程，而不是说别人需要你是什么样，就能是什么样。如果一个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很高，那它的国际形象也一定很好。中国不是世界政府，它不需要对全世界人民负责，而只需要对自己的老百姓负责。
国际形象是由国内形象决定的
《南风窗》：在您看来，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和发展?以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外国人到底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目前的现状的?
王缉思：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的封闭状态，外国人对中国的内政无从了解，有限的印象来自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些作为，还有就是从香港、台湾地区搜集的情报。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上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很多国际上的左派认为中国是一个敢怒敢言、敢于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独树一帜的国家。而对中国内政的不了解让不少人对中国产生了乌托邦式的浪漫情怀。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有能力动员人民达到任何政治目的。“文革”的发生更是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红卫兵、毛选、革命的狂热……这一切是符合当年所描述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时代特征的。
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解冻，美国人来到中国，开始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并非想象中青面獠牙的怪物，中国不同于苏联的僵化顽固，中国人更有个性、有幽默感，是可以打交道的。
到了今天，全世界的人们对中国能如此快速地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增长都感到非常吃惊和钦佩，中国能大范围地消除贫困、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进程那么快，这都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正面评价。
除此之外，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五花八门：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具有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阶段的一些不好的特征，如贫富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等；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新模式，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并不适用于中国。按西方的标准，中国的政治自由程度并不能令人满意，但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给予人们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这种自由和不自由的情况是夹杂存在的。而中国的经济成就和这种政治体制是否有必然的关系，外国人也是众说纷纭。有人对中国的体制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也有人表示赞同和羡慕。比如我今年5月到津巴布韦开会，有津巴布韦的政治家就表示希望学习中国多党合作的经验，把津巴布韦的反对党改造成中国的民主党派。
总之，外国人对中国现状的评价太多种多样了，这些评价往往基于个人的立场，莫衷一是，应有尽有，很难归纳为一种或几种看法。就是在美国人里面，社会各界的看法也往往不尽相同：商界希望中国保持这种政治和经济分离的现状，以方便做生意；而政界的一些人则往往有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时代已经变了，在一个大体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外国人关心的是中国崛起后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国内政策对其他国家利益的影响。
《南风窗》：在这个过程中，决定这种演变的动力是什么?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是由西方的需要决定的，比如在“文革”后期中国百废持兴的时候，西方出于冷战的需要，把中国的形象塑造得很好；反过来，冷战结束后，西方不再需要中国，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威胁论”却甚嚣尘上。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王缉思：中国国际形象演变的动力就是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常说外因依据内因起作用，中国的情况变了，外国人的看法自然也就变了口至于你说的那些情况，我部分同意。任何国家看待外国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的，西方看待中国的视角并不特殊，中国也不例外。比如中国以前看苏联，就是从反霸的立场和需要出发的，并不是客观完整地看待苏联的所作所为；中国看待美国、看待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也向来如此，都是根据自己当时的利益和政治需要。
至于西方，1980年代对中国的大幅度修改对内政策有所期待，于是中国的形象很好；到了1990年代以后，国家对各方面的控制有加強的趋势，全球化冲击的负面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的形象自然复杂了很多。
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主要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因为这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别人的评价也变了；而不是说别人需要你是什么样，就能是什么样。后一种想法的危险性在于，它把国家形象的塑造权完全交给了西方，这样一来，国内事做好也没用，索性不做了。
西方媒体“妖魔化”一切人
《南风窗》：前几年，关于“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不绝于耳，许多人认为这是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阴谋，您怎么看?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的国际形象被扭曲的情况?
王缉思：我想说的是，西方媒体不仅“妖魔化”中国，它实际上“妖魔化”一切人，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也不例外，这是由西方媒体的特点决定的。我们需要考察的是，西方媒体有没有对中国进行特殊的“妖魔化”?
事实上，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我们本来没有必要过分关注。一些本来在西方没有什么影响的对于中国的报道，国内某些媒体却说西方“热议”中国，这实际上夸大了事实。我每天都在看纽约时报、NEWSWEEK等西方网站，再对比我们的国际报道，可以明确地说，西方媒体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视中国，有关中国的报道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西方媒体的报道重点还是国内新闻，到了国际领域，又有国际金融、朝鲜、伊朗、巴基斯坦等更为棘手的问题，因此除了西藏、台湾等少数议题出现突发事件外，中国在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热点。当然，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影响很大，有关中国经济和外贸的报道大量增加了。但如果你看西方的媒体时不看别的，专门看有关中国的报道，特别关注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的话，自然会产生西方正在“妖魔化”甚至围堵中国的印象。
至于国家形象的扭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必定是因为中国的自我形象和别人的评价之间出现了反差：我认为我是这样的，你却说是那样的。但这种现象往往并不是别人有意的扭曲，而是因为对同一事件的理解和解读不同所致。比如汶川地震，我们会更关注地震中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而西方媒体会更关注死亡学生的人数、校舍倒塌等情况。它们对本国类似消息的报道，也是负面为主；比如改革开放30年，我们会大力宣传这30年的成绩和变化，而西方媒体也许会更多报道那些还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他们的种种说法，其实不用太在意。
《南风窗》：国内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尽如人意，是因为宣传的力度不够，技巧不足，或者国力还不够强大，是这样吗?对一个国家来说，塑造国际形象的关键是什么?
王缉思：一个国家塑造国家形象的关键是自我形象，国内形象，是一个能否让国内 的老百姓满意的问题。如果一个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很高，那它的国际形象也一定很好。国内民众不满意，却有好的国际形象，这基本上不可能。国内老百姓满意，外国人不满意，第一不大可能，第二完全可以不予理睬。中国不是世界政府，它不需要对全世界人民负责，而只需要对自己的老百姓负责。如果中国的老百姓对三鹿奶粉这类的事情很满意，没有怨言的话，那西方的报道才真算是“扭曲”了中国的形象。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身正不怕影子斜”，中国有太多的谚语概括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