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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长期从事水资源开发利用、大江大河治理、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科研和教学工作，为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和水利水电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被称作“工作狂”，从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拉瓦西到长江中上游的葛洲坝、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都有他频频出现的身影。从英俊青年到暮年老者，他不变的身份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2002年5月1日，他遍布全国各地的学生们，汇集了一本50多万字的论文集《江河颂》，献给了他。他就是中国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工程教育学家，中国工程院和科学院院士——张光斗先生。2013年6月21日，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01岁。回首先生一生，以脚为尺量山水，用生命见证了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开拓与发展。
国在家园在 报效一颗心
1912年，张光斗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市的一户普通人家。父亲张荔洲在福山镇海关任职员，母亲操持家务，兄弟4个，全家靠父亲的微薄薪金收入维持温饱。1924年张光斗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学习，后经交通大学预科升入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习结构工程。1934年大学毕业后，他考取了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的留美公费生。
出国前，张光斗到国内各水利机构和工地实习，看到各地洪涝灾害频繁，水利事业不兴，人民生活艰苦。这些极大地激发了他为民造福、奋发求学的决心。1935年7月，他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水利工程。1936年5月，获硕士学位，暑期到美国垦务局实习。同年9月，到哈佛大学学习工程力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张光斗在美国刚刚获得工程力学硕士学位，并已得到在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当“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入他的耳中，张光斗再也无法在美国宁静地读书，他说：“如果国都亡了，我念书还有什么用？”就这样，他辞谢了美国导师的再三挽留，毅然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1937年的深秋，25岁的张光斗回到祖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回国后的张光斗，立即投身祖国的水电建设事业中，1937年11月-1940年6月，张光斗在四川长寿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任设计课长。1940年7月-1942年12月，在四川万县任渡河水力发电工程处主任，先后在四川建成了一批小型水电站，为长寿和万县的军工生产提供了电力，支援了抗日战争。这期间，由张光斗负责设计的桃花溪、下清渊硐、仙女硐等水电站，虽装机容量很小，只有600-3000千瓦，但这是中国人民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设计、施工建成的第一批水电站，为抗战大后方的兵工厂雪中送炭，更为日后我国水电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婉拒橄榄枝 效力新中国
1943年3月，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派张光斗去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局和垦务局考察并学习大型水电站的工程技术。到美国后，他吃住在工地，白天在工地向有经验的工程师、工人请教，边看边问边学；晚上收工后把白天所看到和了解到的感性知识从理论上进一步钻研。日积月累、年复一年，通过不懈的坚持和努力，张光斗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1945年4月，资源委员发出回国令，要张光斗参加三峡工程的筹建工作。回国后，张光斗被任命为全国水利发电工程总处总工程师，参加三峡工程的勘测和规划工作，并与负责三峡工程设计的美国垦务局工程师进行技术上的联系。张光斗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修建三峡工程是不可能的，主张先建设一批中型水电站。在他的促进下相继成立了岷江、黄河上游、资水、翁江、钱塘江、古田、华中等8个水电勘测处、队和上清渊硐及古田溪2个水电工程处。在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大量水电站地址的宝贵资料。
1947年底，当时美国联邦能源委员会来华工作的柯登总工程师即将回国，他劝张光斗举家迁往美国，并答应代办签证、代付路费并安排在美工作，如果张光斗同意，还可在美国合办工程顾问公司。可张光斗表示：“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养育和培养了我，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我有责任为祖国的建设效力。”
1948年下半年，张光斗婉言谢绝台湾朋友邀他赴台工作的盛情，坚持留在南京，并力劝总处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留待解放。当时，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电业处给总处来文，要求把技术档案和资料图纸装箱转运台湾，张光斗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协助下，将这批技术档案和资料巧妙地保存了下来，为新中国水电工程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技术资料。
受邀赴清华 毕生教育情
1949年10月，应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的邀请，张光斗先生携妻带子北上，赴清华大学任教，从此亦开始了他与清华大学、与教育事业的毕生情缘。在这里，他曾迎接了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成立；创建了国内的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在这里，他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培养了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
直至今日，张光斗先生的学生、清华大学水电系老教授谷兆祺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先生带着他们去官厅水库实习的情景：“当时官厅水库正在施工，由北京到官厅，每天只有一趟夜车，从清华园晚上上火车，于凌晨二三点到沙城土木车站，再搭汽车去工地。火车到土木小车站，站台上只有一间小房，泥地，几平方米，连一个小凳子、一块砖头都没有。半夜三更到了小站，也没法去找工地运输队，全队就在小车站上席地而坐，靠墙休息，夏天蚊叮虫咬，冬天屋外寒风刺骨。先生当时近40岁，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每次都精神抖擞地带领大家前往工地。”
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是张光斗教育理念的灵魂。学生们交上来的论文，如果没有经过实验论证或工程实践检验，他会立刻退回。他告诫学生们：“在水利工程上，绝不能单纯依赖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水是流动而变化的，即使你已经设计了100座大坝，第101座对于你依然是一个‘零’”。在课堂上，若学生按照书本一五一十地回答问题，他最多给3分；若学生有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即便很不成熟，他也一定给5分。他说，在工程技术领域，如果没有创新，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
在清华园，体格瘦削思维却异常“强健”的张光斗先生，是令学生们崇敬与着迷的。面对一张张青春而充满求知欲的面孔，张光斗先生说过最动情的一句话就是：“做一个好的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正直、爱国、为人民做事。”这已成为几代学生的座右铭。张光斗先生的学生中，许多人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栋梁之才，其中有16位两院院士，5位国家级设计大师，以及为数众多的高级工程师、教授。
国在家园在 报效一颗心
1912年，张光斗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市的一户普通人家。父亲张荔洲在福山镇海关任职员，母亲操持家务，兄弟4个，全家靠父亲的微薄薪金收入维持温饱。1924年张光斗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学习，后经交通大学预科升入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习结构工程。1934年大学毕业后，他考取了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的留美公费生。
出国前，张光斗到国内各水利机构和工地实习，看到各地洪涝灾害频繁，水利事业不兴，人民生活艰苦。这些极大地激发了他为民造福、奋发求学的决心。1935年7月，他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水利工程。1936年5月，获硕士学位，暑期到美国垦务局实习。同年9月，到哈佛大学学习工程力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张光斗在美国刚刚获得工程力学硕士学位，并已得到在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当“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入他的耳中，张光斗再也无法在美国宁静地读书，他说：“如果国都亡了，我念书还有什么用？”就这样，他辞谢了美国导师的再三挽留，毅然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1937年的深秋，25岁的张光斗回到祖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回国后的张光斗，立即投身祖国的水电建设事业中，1937年11月-1940年6月，张光斗在四川长寿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任设计课长。1940年7月-1942年12月，在四川万县任渡河水力发电工程处主任，先后在四川建成了一批小型水电站，为长寿和万县的军工生产提供了电力，支援了抗日战争。这期间，由张光斗负责设计的桃花溪、下清渊硐、仙女硐等水电站，虽装机容量很小，只有600-3000千瓦，但这是中国人民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设计、施工建成的第一批水电站，为抗战大后方的兵工厂雪中送炭，更为日后我国水电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婉拒橄榄枝 效力新中国
1943年3月，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派张光斗去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局和垦务局考察并学习大型水电站的工程技术。到美国后，他吃住在工地，白天在工地向有经验的工程师、工人请教，边看边问边学；晚上收工后把白天所看到和了解到的感性知识从理论上进一步钻研。日积月累、年复一年，通过不懈的坚持和努力，张光斗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1945年4月，资源委员发出回国令，要张光斗参加三峡工程的筹建工作。回国后，张光斗被任命为全国水利发电工程总处总工程师，参加三峡工程的勘测和规划工作，并与负责三峡工程设计的美国垦务局工程师进行技术上的联系。张光斗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修建三峡工程是不可能的，主张先建设一批中型水电站。在他的促进下相继成立了岷江、黄河上游、资水、翁江、钱塘江、古田、华中等8个水电勘测处、队和上清渊硐及古田溪2个水电工程处。在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大量水电站地址的宝贵资料。
1947年底，当时美国联邦能源委员会来华工作的柯登总工程师即将回国，他劝张光斗举家迁往美国，并答应代办签证、代付路费并安排在美工作，如果张光斗同意，还可在美国合办工程顾问公司。可张光斗表示：“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养育和培养了我，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我有责任为祖国的建设效力。”
1948年下半年，张光斗婉言谢绝台湾朋友邀他赴台工作的盛情，坚持留在南京，并力劝总处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留待解放。当时，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电业处给总处来文，要求把技术档案和资料图纸装箱转运台湾，张光斗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协助下，将这批技术档案和资料巧妙地保存了下来，为新中国水电工程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技术资料。
受邀赴清华 毕生教育情
1949年10月，应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的邀请，张光斗先生携妻带子北上，赴清华大学任教，从此亦开始了他与清华大学、与教育事业的毕生情缘。在这里，他曾迎接了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成立；创建了国内的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在这里，他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培养了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
直至今日，张光斗先生的学生、清华大学水电系老教授谷兆祺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先生带着他们去官厅水库实习的情景：“当时官厅水库正在施工，由北京到官厅，每天只有一趟夜车，从清华园晚上上火车，于凌晨二三点到沙城土木车站，再搭汽车去工地。火车到土木小车站，站台上只有一间小房，泥地，几平方米，连一个小凳子、一块砖头都没有。半夜三更到了小站，也没法去找工地运输队，全队就在小车站上席地而坐，靠墙休息，夏天蚊叮虫咬，冬天屋外寒风刺骨。先生当时近40岁，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每次都精神抖擞地带领大家前往工地。”
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是张光斗教育理念的灵魂。学生们交上来的论文，如果没有经过实验论证或工程实践检验，他会立刻退回。他告诫学生们：“在水利工程上，绝不能单纯依赖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水是流动而变化的，即使你已经设计了100座大坝，第101座对于你依然是一个‘零’”。在课堂上，若学生按照书本一五一十地回答问题，他最多给3分；若学生有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即便很不成熟，他也一定给5分。他说，在工程技术领域，如果没有创新，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
在清华园，体格瘦削思维却异常“强健”的张光斗先生，是令学生们崇敬与着迷的。面对一张张青春而充满求知欲的面孔，张光斗先生说过最动情的一句话就是：“做一个好的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正直、爱国、为人民做事。”这已成为几代学生的座右铭。张光斗先生的学生中，许多人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栋梁之才，其中有16位两院院士，5位国家级设计大师，以及为数众多的高级工程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