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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礼上，孙中山送给新娘的礼物不是钻戒，不是耳环，也不是什么其他的世俗首饰珠宝，它是一支手枪。孙中山说：“这枪配了二十颗子弹，十九颗给敌人准备，最后一颗，是危急时留给自己的。”当时，孙中山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
不久前，由何大章撰写的《宋庆龄往事》一书出版，该书生动翔实地讲述了宋庆龄档案背后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十九颗子弹给敌人准备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举行婚礼。在婚礼上，孙中山送给新娘的礼物不是钻戒，不是耳环，也不是什么其他的世俗首饰珠宝，它是一支手枪。孙中山说：“这枪配了二十颗子弹，十九颗给敌人准备，最后一颗，是危急时留给自己的。”当时，孙中山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
作为最重要的纪念品，宋庆龄终其一生都精心地收藏着这支手枪。1981年宋庆龄去世后，在廖承志的领导下筹备纪念宋庆龄的展览。秘书杜述周奉命到上海去接收一部分重要文物。在将这支枪带回北京时，根据当时的安全规定，他将二十发子弹交给上海市公安局。从此枪和子弹才分开。展览布置好，廖承志来审查。见到这支手枪，他关切地问：“这枪的子弹呢？”由此可见，宋庆龄的这支枪在当时的革命者中十分著名，而且枪和子弹从来不分开。革命者们对其是十分熟悉的。在过去的记载中，这支枪被说成是勃朗宁手枪。我们就一直延续这个说法。上世纪90年代末，一位到宋庆龄故居参观的外宾，认真地观察了这支枪。然后，他郑重地向我们提出，这枪不是勃朗宁而是德国毛瑟。我们这才注意到，枪身上标的的确是“毛瑟”。几十年来，这支枪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不仅是孙中山与宋庆龄爱情的见证，也体现了宋庆龄为革命不畏艰险的精神。
2003年，我们到新加坡做巡回展览。一天，我在“财富之泉’举办讲座。当讲到这支枪时，一位听众突然站起来，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说的不对。1915年不可能有这样小巧的毛瑟枪。”我说：“但枪上的确刻着‘毛瑟’字样。”他说：“那就是你们搞错了，这不是宋庆龄的那支枪。”我说：“这枪确实是宋庆龄的。我不是枪械专家。我很感谢您关注这件事。希望您能帮我们证实。’那位先生说：“我会证实的。我会请枪械专家来鉴定，证明你们是错的。”
第二天我叉在那里举办讲座。快要结束的时候。听众中站起一个人，正是昨天的那位先生。他当着所有的人向我赔礼道歉。原来，当天晚上他请了一位枪械专家特意来品鉴此枪，专家的证实结果是一这支枪确是“毛瑟”，而且正是1914年最新出品的，但这种型号很不常见。这位先生不仅再三为他的“无礼’，道歉，同时还将他专门复印的载有这支枪图样、数据的枪谱送给我。我深深地被他认真的态度所打动。孙中山将一支毛瑟手枪作为送给新娘的礼物并不寻常，宋庆龄深昧其意，并将其保存终生。一切一切，都体现出两位革命家不流凡俗，献身理想的个性品格。
他们始终保持着低标准
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具有深刻的平民思想。他们从未把自己同劳苦大众隔离开来。在生活上，他们始终保持着低标准。
1921年至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总统府在观音山麓。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当时正在执信纪念学校就读。执信学校就在总统府隔壁。看到廖梦醒很瘦，孙中山就让她每天中午12点到他们家一起吃午饭。孙中山基本上是素食。他们夫妇加上廖梦醒，三个人吃四小喋菜。孙中山只吃蔬菜或者鱼，甚至蛋类也不食用。桌上偶尔有些荤菜，那是特意为宋庆龄准备的。一次和廖仲恺聊天，孙中山又宣传起素食的好处。他说：“两根香蕉的营养价值顶得上一块牛排。”廖仲恺诙谐地回应：“那么，中国的牛排就长在树上了。”
宋庆龄曾经说过：在那个时候，“我们每个月的开销从来不会超过300元，这其中包括衣食开销”。抗战时期，宋庆龄的饮食更是简单。1939年冬天，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陪同叶挺军长从重庆飞到香港。来到宋庆龄的住处，他们看到的孙夫人衣着朴素，做饭没有专职的厨师，生活十分俭省。宋庆龄见到叶挺，兴奋异常，特意从她弟弟宋子安家里借来一位厨师做了一桌菜，款待新四军的使者。也是在香港，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战募集款物。李湄在《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一书中曾写道：一次“保盟”的工资晚发了几天，通讯员潘标就去问廖梦醒。廖梦醒说：“阿标，你怎么那么快就把钱用完了？”潘标说：“这很难说的，因为热天在街上走，要喝汽水呀。”廖梦醒惊讶地说：“得了！我们都不舍得喝汽水呀！”
那时，大的屈臣氏汽水2角一瓶。后来，潘标从为宋庆龄做饭的女工那里得知，孙夫人每顿的菜金也就是港币两角。2002年，我曾与潘标谈起此事。时隔几十年，他还感叹地说：“我们都无法想象，每顿两毛钱，她是怎么吃的！”解放以后，宋庆龄有了专门的厨师，但伙食仍十分简单，都由厨师安排。早餐是米粥或牛奶，两片面包加一点儿果酱或酱小菜。她曾在致王安娜的信中说：“我这里有两听番石榴酱，一听给你，一听给廖梦醒。这是一种热带水果酱，我很喜欢用它来抹烤面包。”
午饭是一荤、一素、一汤。中、西、日式菜都爱吃，特别喜欢豆腐。主食为米饭、面包，配一道杏仁茶或布丁作点心。晚餐大多是面条、馄饨或鱼生粥等。她自己再加吃一些水果。厨师张有告诉我，宋庆龄每月的伙食费是40元人民币，从她的工资中直接拨给伙房。晚年居住北京的时候，宋庆龄在主楼一层的小餐厅用餐。陪她一起用餐的是她的两位女秘书黎沛华和刘一庸。上世纪60年代后期，宋庆龄开始在楼上卧室单独用餐了。只要看一看她用餐时坐的沙发和圆形的小茶几，就知道她的饭食是多么简单。
当然，宋庆龄在饮食中，也有偏爱的东西。例如，由于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她喜欢吃玉米加点黄油。她最喜欢吃“芝士”。她曾在给林国才的信中画了一幅图，要他“按图索骥”带些回来。因为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她也喜欢日本酱菜。对于调料，宋庆龄很讲究。她曾请高醇芳从法国给她买回正宗的芥末。宋庆龄很念旧，一餐一饮不忘母亲。在上海，餐厅里挂着倪太夫人的画像。在北京，倪太夫人留给她的胡椒瓶，总是摆在餐桌上。
她的很多饮食习惯是从孙中山先生那里学来的。例如，她爱吃粽子一类的甜食。就在逝世前两年，她还让人从上海带来一些糯米，自己动手和保姆一起做粽子，然后分送给罗叔章等朋友。
不久前，由何大章撰写的《宋庆龄往事》一书出版，该书生动翔实地讲述了宋庆龄档案背后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十九颗子弹给敌人准备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举行婚礼。在婚礼上，孙中山送给新娘的礼物不是钻戒，不是耳环，也不是什么其他的世俗首饰珠宝，它是一支手枪。孙中山说：“这枪配了二十颗子弹，十九颗给敌人准备，最后一颗，是危急时留给自己的。”当时，孙中山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
作为最重要的纪念品，宋庆龄终其一生都精心地收藏着这支手枪。1981年宋庆龄去世后，在廖承志的领导下筹备纪念宋庆龄的展览。秘书杜述周奉命到上海去接收一部分重要文物。在将这支枪带回北京时，根据当时的安全规定，他将二十发子弹交给上海市公安局。从此枪和子弹才分开。展览布置好，廖承志来审查。见到这支手枪，他关切地问：“这枪的子弹呢？”由此可见，宋庆龄的这支枪在当时的革命者中十分著名，而且枪和子弹从来不分开。革命者们对其是十分熟悉的。在过去的记载中，这支枪被说成是勃朗宁手枪。我们就一直延续这个说法。上世纪90年代末，一位到宋庆龄故居参观的外宾，认真地观察了这支枪。然后，他郑重地向我们提出，这枪不是勃朗宁而是德国毛瑟。我们这才注意到，枪身上标的的确是“毛瑟”。几十年来，这支枪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不仅是孙中山与宋庆龄爱情的见证，也体现了宋庆龄为革命不畏艰险的精神。
2003年，我们到新加坡做巡回展览。一天，我在“财富之泉’举办讲座。当讲到这支枪时，一位听众突然站起来，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说的不对。1915年不可能有这样小巧的毛瑟枪。”我说：“但枪上的确刻着‘毛瑟’字样。”他说：“那就是你们搞错了，这不是宋庆龄的那支枪。”我说：“这枪确实是宋庆龄的。我不是枪械专家。我很感谢您关注这件事。希望您能帮我们证实。’那位先生说：“我会证实的。我会请枪械专家来鉴定，证明你们是错的。”
第二天我叉在那里举办讲座。快要结束的时候。听众中站起一个人，正是昨天的那位先生。他当着所有的人向我赔礼道歉。原来，当天晚上他请了一位枪械专家特意来品鉴此枪，专家的证实结果是一这支枪确是“毛瑟”，而且正是1914年最新出品的，但这种型号很不常见。这位先生不仅再三为他的“无礼’，道歉，同时还将他专门复印的载有这支枪图样、数据的枪谱送给我。我深深地被他认真的态度所打动。孙中山将一支毛瑟手枪作为送给新娘的礼物并不寻常，宋庆龄深昧其意，并将其保存终生。一切一切，都体现出两位革命家不流凡俗，献身理想的个性品格。
他们始终保持着低标准
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具有深刻的平民思想。他们从未把自己同劳苦大众隔离开来。在生活上，他们始终保持着低标准。
1921年至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总统府在观音山麓。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当时正在执信纪念学校就读。执信学校就在总统府隔壁。看到廖梦醒很瘦，孙中山就让她每天中午12点到他们家一起吃午饭。孙中山基本上是素食。他们夫妇加上廖梦醒，三个人吃四小喋菜。孙中山只吃蔬菜或者鱼，甚至蛋类也不食用。桌上偶尔有些荤菜，那是特意为宋庆龄准备的。一次和廖仲恺聊天，孙中山又宣传起素食的好处。他说：“两根香蕉的营养价值顶得上一块牛排。”廖仲恺诙谐地回应：“那么，中国的牛排就长在树上了。”
宋庆龄曾经说过：在那个时候，“我们每个月的开销从来不会超过300元，这其中包括衣食开销”。抗战时期，宋庆龄的饮食更是简单。1939年冬天，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陪同叶挺军长从重庆飞到香港。来到宋庆龄的住处，他们看到的孙夫人衣着朴素，做饭没有专职的厨师，生活十分俭省。宋庆龄见到叶挺，兴奋异常，特意从她弟弟宋子安家里借来一位厨师做了一桌菜，款待新四军的使者。也是在香港，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战募集款物。李湄在《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一书中曾写道：一次“保盟”的工资晚发了几天，通讯员潘标就去问廖梦醒。廖梦醒说：“阿标，你怎么那么快就把钱用完了？”潘标说：“这很难说的，因为热天在街上走，要喝汽水呀。”廖梦醒惊讶地说：“得了！我们都不舍得喝汽水呀！”
那时，大的屈臣氏汽水2角一瓶。后来，潘标从为宋庆龄做饭的女工那里得知，孙夫人每顿的菜金也就是港币两角。2002年，我曾与潘标谈起此事。时隔几十年，他还感叹地说：“我们都无法想象，每顿两毛钱，她是怎么吃的！”解放以后，宋庆龄有了专门的厨师，但伙食仍十分简单，都由厨师安排。早餐是米粥或牛奶，两片面包加一点儿果酱或酱小菜。她曾在致王安娜的信中说：“我这里有两听番石榴酱，一听给你，一听给廖梦醒。这是一种热带水果酱，我很喜欢用它来抹烤面包。”
午饭是一荤、一素、一汤。中、西、日式菜都爱吃，特别喜欢豆腐。主食为米饭、面包，配一道杏仁茶或布丁作点心。晚餐大多是面条、馄饨或鱼生粥等。她自己再加吃一些水果。厨师张有告诉我，宋庆龄每月的伙食费是40元人民币，从她的工资中直接拨给伙房。晚年居住北京的时候，宋庆龄在主楼一层的小餐厅用餐。陪她一起用餐的是她的两位女秘书黎沛华和刘一庸。上世纪60年代后期，宋庆龄开始在楼上卧室单独用餐了。只要看一看她用餐时坐的沙发和圆形的小茶几，就知道她的饭食是多么简单。
当然，宋庆龄在饮食中，也有偏爱的东西。例如，由于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她喜欢吃玉米加点黄油。她最喜欢吃“芝士”。她曾在给林国才的信中画了一幅图，要他“按图索骥”带些回来。因为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她也喜欢日本酱菜。对于调料，宋庆龄很讲究。她曾请高醇芳从法国给她买回正宗的芥末。宋庆龄很念旧，一餐一饮不忘母亲。在上海，餐厅里挂着倪太夫人的画像。在北京，倪太夫人留给她的胡椒瓶，总是摆在餐桌上。
她的很多饮食习惯是从孙中山先生那里学来的。例如，她爱吃粽子一类的甜食。就在逝世前两年，她还让人从上海带来一些糯米，自己动手和保姆一起做粽子，然后分送给罗叔章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