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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学学者吕大乐在《四代香港人》（2007年）一书中提出，战后的香港人可以分为四个世代：生长于二战之前的是第一代，二战后至1965年出生的是第二代，1966年至1975年出生的是第三代，1975年之后出生的是第四代。我很不认同这四个世代的年期分段，但以为用老、中、青、少来看二战后的香港社会、文化以至摄影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个简单易明的理念框架。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香港摄影历史，我们又可以怎样来认识它呢？
书写历史必须要以研究历史为基础，只是认真研究香港摄影历史的人一直绝无仅有，许多重要的课题，例如新闻摄影的历史至今仍然是近乎一片空白，更遑论其他细节了。目前，书写完整翔实的香港摄影史还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以下所述的，是我这些年来的初步观察和分析，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些整体的印象；虽然不免粗疏，总算也是聊胜于无。
1839年8月，摄影术的发明在法国首都巴黎公布于世，仅仅几年之后，距离欧洲遥遥万里的远东中国南部沿海的小岛香港，在1845年6月就有了首家的照相馆。推其原因，除了摄影术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扩张而迅速传遍世界之外，也是满清政府和大英帝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为殖民地，令欧美商人纷纷聚居在香港的缘故。最早来香港的摄影师都是使用达盖尔版的，他们主要是为在香港的西方人于露天摄制人像；然而由于在香港的欧美居民其实只是几百人，没有多少生意，再加上1840年代香港的经济并非有预期中的好景，结果几家先行的照相馆都铩羽而归。到1850年后再来香港碰运气的，就只剩下那种短暂居留的游方摄影师了。他们类似张艺谋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的那位补碗匠，过着穿洋过海找顾客的生活，在香港的某家酒店租用天台来为顾客拍摄人像照片，数星期后估计都差不多了，就乘船再往厦门、上海等地去了。
摄影在香港真正萌芽生根的岁月，当在1860年左右。一方面固然是湿版摄影的发明令照片生产的成本降低，于是较多顾客可以负担人像照片的价格；但更重要的是西方社会兴起了旅游照片热潮，正好遇着中国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被迫全面开放，吸引了欧美摄影师们前来以香港为基地，再到内地拍摄。这种兼营人像照片和旅游摄影的商业模式十分成功，于是香港就再出现了照相馆。香港华人中也有见利心喜的，他们先从外国摄影师处学得了摄影技术，再摄制同类以外籍顾客为对象的照片，以售价更为低廉为策略进行市场竞争。这样下来大约十多年的时间，香港的摄影行业渐渐就由华人来主导了，像华芳等规模较大的华人照相馆，甚至有聘用外籍摄影师来服务外国人顾客。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摄影在香港的发展又有了较大的转变。第一，经过数十年后，香港的华人居民已经对照片相当熟悉，加上经济发展财富累积，愈来愈多的华人走进了照相馆拍照。这样一来香港的照相馆就不需再集中在岛上西方人居住的中环区，而是散布于华人居住的上环和湾仔，以至扩散到在《北京条约》后成为香港殖民地部分的九龙半岛，特别是人口稠密的油麻地。第二，国际旅游业进一步发展之下外国人来香港旅游的也愈多，另一方面邮递服务也日趋发达；照相馆在继续销售内地和香港的风景照片给旅港游客的同时，也将摄影图像供应给出版商印制明信片。自此之后，明信片就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照片，成为香港形象传播于国际的主要途径。第三，这时候的摄影科技已经进入了干版的时期，而且也有了较为轻巧的手提照相机在香港出售。以摄影作为业余爱好的出现是艺术摄影的先声：香港的艺术摄影展览，目前找到最早的记录是1888年10月26日，一个名为照相机俱乐部（Camera Club）的团体，在香港大会堂展出了90幅摄影作品。
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攻陷香港这30年间，香港的社会、民生以至文化都经历了多次的动荡和变化；在摄影上来说，人像摄影和风景照片仍然是照相馆的主要业务，但慢慢已发展出销售摄影器材与胶卷冲洗放大等新的业务，甚至开始有专门经营此两项业务店铺的出现。由于网点式的图像印刷技术渐渐成熟，香港的报刊也开始刊登新闻照片：那时似乎没有专业的新闻摄影记者，照片有些是注明由某某照相馆提供的，而照相馆也有售卖这些照片。及至1930年代中后期，报纸每天刊登照片的数量已是为数不少，其中如《南强日报》等更加会在周末加印图片特辑来吸引读者，而市面上也有几种以照片为主的图片新闻刊物发售。最后，艺术摄影方面，1926年，潘达微组织的“景社”是当年华南的首個华人艺术摄影团体，成员作品有些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奈何潘氏短命三年后就已病逝，而“景社”的活动也随即沉寂，香港艺术摄影再度归外国人带动。其中英文报纸《士蔑西报》在1931年开始主办一年一度的摄影比赛是全香港摄影者的焦点所在，更重要的是1937年香港摄影学会成立，进一步推动了渐渐成形的沙龙摄影的发展。
至于香港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至1950年的香港摄影历史，我基本上未做过研究也没有看过足够的参考数据，所以实在不敢多说。稍听说过的有日伪政权的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推行了香港居民要有身份照片的制度以便管理，他们也举办一些摄影比赛来宣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最后，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投降之后，香港摄影学会迅速恢复活动，并在翌年举办了首次香港国际沙龙摄影展览。
回到本文开篇所说的世代论，前任香港艺术馆总馆长朱锦鸾在2004年初的一个座谈会中，提出香港社会演化史的理论，大意是香港由开埠以来，先后经历了四次演化：从起先的移民社会，迭次经历了难民社会和居民社会，现正逐渐朝向公民社会发展。比照这个架构，从1841年至1950年之间的香港摄影历史，应该是属于移民社会的阶段。古谚有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愿这100多年来的发展历史，可以成为香港摄影走进公民时代的踏脚石。
（作者为摄影史学者，策展人，香港艺术学院高级讲师及摄影学科统筹。）
书写历史必须要以研究历史为基础，只是认真研究香港摄影历史的人一直绝无仅有，许多重要的课题，例如新闻摄影的历史至今仍然是近乎一片空白，更遑论其他细节了。目前，书写完整翔实的香港摄影史还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以下所述的，是我这些年来的初步观察和分析，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些整体的印象；虽然不免粗疏，总算也是聊胜于无。
1839年8月，摄影术的发明在法国首都巴黎公布于世，仅仅几年之后，距离欧洲遥遥万里的远东中国南部沿海的小岛香港，在1845年6月就有了首家的照相馆。推其原因，除了摄影术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扩张而迅速传遍世界之外，也是满清政府和大英帝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为殖民地，令欧美商人纷纷聚居在香港的缘故。最早来香港的摄影师都是使用达盖尔版的，他们主要是为在香港的西方人于露天摄制人像；然而由于在香港的欧美居民其实只是几百人，没有多少生意，再加上1840年代香港的经济并非有预期中的好景，结果几家先行的照相馆都铩羽而归。到1850年后再来香港碰运气的，就只剩下那种短暂居留的游方摄影师了。他们类似张艺谋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的那位补碗匠，过着穿洋过海找顾客的生活，在香港的某家酒店租用天台来为顾客拍摄人像照片，数星期后估计都差不多了，就乘船再往厦门、上海等地去了。
摄影在香港真正萌芽生根的岁月，当在1860年左右。一方面固然是湿版摄影的发明令照片生产的成本降低，于是较多顾客可以负担人像照片的价格；但更重要的是西方社会兴起了旅游照片热潮，正好遇着中国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被迫全面开放，吸引了欧美摄影师们前来以香港为基地，再到内地拍摄。这种兼营人像照片和旅游摄影的商业模式十分成功，于是香港就再出现了照相馆。香港华人中也有见利心喜的，他们先从外国摄影师处学得了摄影技术，再摄制同类以外籍顾客为对象的照片，以售价更为低廉为策略进行市场竞争。这样下来大约十多年的时间，香港的摄影行业渐渐就由华人来主导了，像华芳等规模较大的华人照相馆，甚至有聘用外籍摄影师来服务外国人顾客。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摄影在香港的发展又有了较大的转变。第一，经过数十年后，香港的华人居民已经对照片相当熟悉，加上经济发展财富累积，愈来愈多的华人走进了照相馆拍照。这样一来香港的照相馆就不需再集中在岛上西方人居住的中环区，而是散布于华人居住的上环和湾仔，以至扩散到在《北京条约》后成为香港殖民地部分的九龙半岛，特别是人口稠密的油麻地。第二，国际旅游业进一步发展之下外国人来香港旅游的也愈多，另一方面邮递服务也日趋发达；照相馆在继续销售内地和香港的风景照片给旅港游客的同时，也将摄影图像供应给出版商印制明信片。自此之后，明信片就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照片，成为香港形象传播于国际的主要途径。第三，这时候的摄影科技已经进入了干版的时期，而且也有了较为轻巧的手提照相机在香港出售。以摄影作为业余爱好的出现是艺术摄影的先声：香港的艺术摄影展览，目前找到最早的记录是1888年10月26日，一个名为照相机俱乐部（Camera Club）的团体，在香港大会堂展出了90幅摄影作品。
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攻陷香港这30年间，香港的社会、民生以至文化都经历了多次的动荡和变化；在摄影上来说，人像摄影和风景照片仍然是照相馆的主要业务，但慢慢已发展出销售摄影器材与胶卷冲洗放大等新的业务，甚至开始有专门经营此两项业务店铺的出现。由于网点式的图像印刷技术渐渐成熟，香港的报刊也开始刊登新闻照片：那时似乎没有专业的新闻摄影记者，照片有些是注明由某某照相馆提供的，而照相馆也有售卖这些照片。及至1930年代中后期，报纸每天刊登照片的数量已是为数不少，其中如《南强日报》等更加会在周末加印图片特辑来吸引读者，而市面上也有几种以照片为主的图片新闻刊物发售。最后，艺术摄影方面，1926年，潘达微组织的“景社”是当年华南的首個华人艺术摄影团体，成员作品有些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奈何潘氏短命三年后就已病逝，而“景社”的活动也随即沉寂，香港艺术摄影再度归外国人带动。其中英文报纸《士蔑西报》在1931年开始主办一年一度的摄影比赛是全香港摄影者的焦点所在，更重要的是1937年香港摄影学会成立，进一步推动了渐渐成形的沙龙摄影的发展。
至于香港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至1950年的香港摄影历史，我基本上未做过研究也没有看过足够的参考数据，所以实在不敢多说。稍听说过的有日伪政权的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推行了香港居民要有身份照片的制度以便管理，他们也举办一些摄影比赛来宣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最后，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投降之后，香港摄影学会迅速恢复活动，并在翌年举办了首次香港国际沙龙摄影展览。
回到本文开篇所说的世代论，前任香港艺术馆总馆长朱锦鸾在2004年初的一个座谈会中，提出香港社会演化史的理论，大意是香港由开埠以来，先后经历了四次演化：从起先的移民社会，迭次经历了难民社会和居民社会，现正逐渐朝向公民社会发展。比照这个架构，从1841年至1950年之间的香港摄影历史，应该是属于移民社会的阶段。古谚有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愿这100多年来的发展历史，可以成为香港摄影走进公民时代的踏脚石。
（作者为摄影史学者，策展人，香港艺术学院高级讲师及摄影学科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