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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阅读原书。2.在复印版的行间、页边上草译，记下疑难词和妙手偶得的译法。3.对照草译，在电脑上完整译出，解决此前的疑难。4.对照多年翻译积累而成的清单进行核查，包括容易写错的字、词和希望改掉的地方。5.预览全书。6.打印初稿，和原书对校一次。7.阅读两遍，交稿。8.检查出版社每次排校出的稿子。9.出版后再读，加上读者的反馈，记下需要改动的地方，争取在重印或者再版时改。
这是孙仲旭总结的翻译步骤。他强调，“每一次读译稿，都可以大胆改动，只要不背离原文的意思。”照这样的办法，每月译两万字出头，每天平均不到一千，最多译到九千，但不算之前草译和之后校对的时间。照这样的办法——直到他决定结束自己41岁的生命之前——他译书37本（其中11种是再版），以英美文学为主，包括《一九八四》《动物农场》《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名作，共约四百万汉字。
他的突然离世，像一记闷拳。一时间，纪念他的文章像伤病一样蔓延。许多依靠文学聊慰生活的人，这才发现，那个替他们送信的人，其实也深深陷在生活里面。孙仲旭只能业余从事翻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翻译就彻底成了一门清贫的行当，人们难以单纯靠它维持生活。
读者觉得和他亲密，还有一个原因。孙仲旭总在网上写点文章，观影记、购书记、书评、译者序等等。另有两个一直续写的题目。《碎片，全是碎片》，是笔记式的散记，摘抄一段书，翻译一些英文，也记一点日记，比如最让读者心有戚戚的，他和儿子相处的点滴。另一个《Naming Words》（为词语命名），他每个月列上一长串的中文词语，算是某种练习，像要穷尽汉语。
不应该猜测他的死因。人之所以需要文学和艺术，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不死的，孙仲旭也一样。探究人性幽微，正是无止境的过程，没有人能得出一个确凿的答案。就像他第一次读到《麦田里的守望者》，立刻感到和主人公霍尔顿息息相通。恰是塞林格生日的这天，他决定重译此书，成为自己翻译生涯的起点。
《别擦掉这些名字》是他翻译的《第三大道的这间酒馆：约翰·麦克纳尔蒂纽约故事集》中的一篇。里面讲了一位风流的房客，在鸡尾酒会上结识一些孤独的老太太，问她们借钱。他在放电话机的墙上写了好几个名字，好让不同的人来找的时候，房东太太能够反应过来——卡文迪什先生、兰塞特先生、摩伦西先生、德考西先生、巴尔的摩先生，其实都是一个人。作者、译者和人物们的关系，恐怕也是这样，秘密一般交织在一起。
“译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请别拿气质说事儿”，孙仲旭也许不会同意把他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放在一起，“世界上两个人的气质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又不可能绝对南辕北辙，多少会有共同的部分。”这其中共同的部分，就是孙仲旭们创造的世界。
2004年，他读到耶茨的《十一种孤独》，虽然喜欢，但不打算下笔。他知道自己容易“入戏”，在看书或翻译的过程中，时常痛苦不已。鼓励他的是卡夫卡的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应该阅读那些伤害我们和捅我们一刀的书。”然后孙仲旭乐观地说，“现在有了耶茨这碗酒垫底，我觉得再凄苦的作品我也不怕译了。”译者就是暴露在这样的旷野。文学与世界，希望与危险，他们都先于自己的读者，站在前面。
这是孙仲旭总结的翻译步骤。他强调，“每一次读译稿，都可以大胆改动，只要不背离原文的意思。”照这样的办法，每月译两万字出头，每天平均不到一千，最多译到九千，但不算之前草译和之后校对的时间。照这样的办法——直到他决定结束自己41岁的生命之前——他译书37本（其中11种是再版），以英美文学为主，包括《一九八四》《动物农场》《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名作，共约四百万汉字。
他的突然离世，像一记闷拳。一时间，纪念他的文章像伤病一样蔓延。许多依靠文学聊慰生活的人，这才发现，那个替他们送信的人，其实也深深陷在生活里面。孙仲旭只能业余从事翻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翻译就彻底成了一门清贫的行当，人们难以单纯靠它维持生活。
读者觉得和他亲密，还有一个原因。孙仲旭总在网上写点文章，观影记、购书记、书评、译者序等等。另有两个一直续写的题目。《碎片，全是碎片》，是笔记式的散记，摘抄一段书，翻译一些英文，也记一点日记，比如最让读者心有戚戚的，他和儿子相处的点滴。另一个《Naming Words》（为词语命名），他每个月列上一长串的中文词语，算是某种练习，像要穷尽汉语。
不应该猜测他的死因。人之所以需要文学和艺术，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不死的，孙仲旭也一样。探究人性幽微，正是无止境的过程，没有人能得出一个确凿的答案。就像他第一次读到《麦田里的守望者》，立刻感到和主人公霍尔顿息息相通。恰是塞林格生日的这天，他决定重译此书，成为自己翻译生涯的起点。
《别擦掉这些名字》是他翻译的《第三大道的这间酒馆：约翰·麦克纳尔蒂纽约故事集》中的一篇。里面讲了一位风流的房客，在鸡尾酒会上结识一些孤独的老太太，问她们借钱。他在放电话机的墙上写了好几个名字，好让不同的人来找的时候，房东太太能够反应过来——卡文迪什先生、兰塞特先生、摩伦西先生、德考西先生、巴尔的摩先生，其实都是一个人。作者、译者和人物们的关系，恐怕也是这样，秘密一般交织在一起。
“译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请别拿气质说事儿”，孙仲旭也许不会同意把他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放在一起，“世界上两个人的气质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又不可能绝对南辕北辙，多少会有共同的部分。”这其中共同的部分，就是孙仲旭们创造的世界。
2004年，他读到耶茨的《十一种孤独》，虽然喜欢，但不打算下笔。他知道自己容易“入戏”，在看书或翻译的过程中，时常痛苦不已。鼓励他的是卡夫卡的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应该阅读那些伤害我们和捅我们一刀的书。”然后孙仲旭乐观地说，“现在有了耶茨这碗酒垫底，我觉得再凄苦的作品我也不怕译了。”译者就是暴露在这样的旷野。文学与世界，希望与危险，他们都先于自己的读者，站在前面。